| 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像（下-2） |
| 送交者: 章诒和 2003年08月23日17:14:11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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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这一年，按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社会总动员，开始狠挖阶级敌人，抓现行反革命。我必须返回成都的工作单位。离京前夕，我去和康同璧母女告别。 “小愚，你为什么要走呢？陪着你爸爸妈妈多好！”康同璧边说边摇头，分明流露出不满。 我不知道该向老人家如何解释自己的危险处境，罗仪风见我面带难色，便对母亲说：“小愚的工作单位在四川，在北京住了那么久，当然要回去一下，至少该把这几个月的工资拿回来。” “去，把工资拿来，再回北京。回来还住在我家，我随时都欢迎。你领回的工资，留着自己用。再不，送给爸爸妈妈，我这里仍旧是吃住免费。我这个人是施恩不图报。” 我们三个人都笑了。我答应康同璧，一旦把杂务事料理好，立即返京并仍住在她这里。 老人很满意我的回答。随即伸出一个手指，问：“你去一个礼拜，好吗？” 见我没有反应，又伸出两个手指，问：“要不，去两个礼拜？” 见我仍无反应，便再加上一个手指，直声直气地问：“三个礼拜，你总够了吧？” 罗仪风朝我眨巴眼睛，我忙说：“康老，要不了三个礼拜，我就回来了。”老太太乐了，高兴得双手拍巴掌。 其实，我很明白自己的返川之途是凶多吉少，一踏入川剧团的大门，即会被革命群众专政。斗我，关我，怎么收拾我都行。我舍得自己的命，却舍不得父母。父母比天大，比命重。只要想到年迈的父亲，我便心神不定，很悲哀，很迷茫。和康同璧的相对宁静安稳比较，我简直不敢揣测父亲本已不多的未来。难以克制内心忧伤与恐惧的我，低声对罗仪凤说：“我这一走，不知道爸爸以后的日子会怎样？” 尽管把耳朵凑过来，康同璧仍然听不清我的话。她迫不及待问女儿：“小愚在说些什么？” 罗仪凤用粤语大声地重复了我的话，她听懂后，一只手拍着自己的胸膛，说：“小愚，你放心地去吧！你的爸爸只要不生病，今后就不会出问题。我敢打包票！”她的口气坚定无比。 我感谢她的快慰之语，却情不自禁地问：“康老，您凭为什么这样说？又还敢打包票。” 老人说：“是命运告诉我的。先父的经历，证明了命运是存在的。你大概知道戊戌变法的事情吧？” 我点头，道：“中学历史课就讲了，大学又讲了一遍。我还根据谭嗣同狱中题壁的情节，写了一折戏呢。”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老人随即大声背诵出谭嗣同那首写在监舍墙壁上的绝命诗。 她叫我移坐到她的身边，又叫女儿给自己倒上一小杯水。见此情状，估计这是要跟我认真谈谈了。果然，她开始了关于康有为命运的讲述：“戊戌年（1898）的八月先父变法失败，假如我还没有记错的话，是初六清早发生的政变。皇上（光绪皇帝）被囚，西太后临朝听政，下谕抓维新人士，南海先生是情罪重大的首犯。他恰恰在这一天的上午11点钟，把自己的行李从招商局的海晏轮搬下来，改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离开天津。荣禄派飞鹰兵舰追，飞鹰兵舰的速度比重庆号快一倍。可是走到半路，兵舰的煤不够了，只好折回天津。小愚，你说这是不是命定？初八船过烟台，先父上岸买了水果。荣禄向上海道、烟台道发出‘截搜重庆号，密拿康有为’的密电。恰好烟台道有事外出，随手把电报塞进了口袋。等他掏出一看，马上返回烟台时，重庆号已经开走。小愚，你说这又是不是命定？上海道得到密旨，连日亲自坐镇吴淞，凡来自天津方向的轮船都要上去搜查。上海的维新党人士看见许多兵勇守在那里，以为康有为这一回是死定了，大家痛哭而返。可就在这个时候，船上一个叫普兰德的英国人用对照片的方法找到先父，把一道‘皇上已崩，急捕康有为，就地正法’的电旨拿给他看了。然后，这个英国领事馆的人，让先父马上和自己一起坐小轮船登上英国兵舰。刚上了兵舰，上海道派来搜拿小船便靠了重庆轮。小愚，这又是不是命定？先父在船上情绪很坏，以为皇上已被西太后和荣禄杀掉了，便也想去死。在船上他写了一首诗，我现在还能背出来——‘忽灑龙翳太阴，紫微移坐帝星沉。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先父做完诗，又写家书，和大家诀别。那个英国人看到这个样子，就说：‘皇帝的死讯还没有证实，请康先生忍死须臾。’在英国两艘兵舰的护送下，先父到了香港，知道了皇上还活着的消息。所以，后来先父对我们家人说，这次脱险他有十一个可死的机会，只要碰上一个就没有性命了。” 讲到这里，康同璧举起手指像数数一样地说：“小愚，你看南海先生有多少可死的机会。假如皇上不催他立即离京，那一定是死了。假如西太后的政变早一天发生，那一定是死了。假如迟一天出京，那就会在南海会馆被捕，一定死了。假如在天津住客栈，搭不上轮船，那一定死了。假如乘的是招商局的海晏轮，英国领事馆的人就无法救他，那一定死了。假如追他的飞鹰兵舰不是因为缺煤折回天津，那一定死了。假如烟台道不外出，接到电报就派兵截拿，那一定死了。假如那个英国人不派兵舰护送，半路被截，那一定死了。——小愚，你看先父就有这样多的可死机会而不死，不是冥冥中有鬼神护佑，是什么？我说这就叫命运，叫命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 接着，老人霍地起来站到我跟前，说：“不要看现在你爸爸倒霉，他的命终归会好。别看红太阳现在红，连他的夫人也红，将来这一家人的命，都不会好的。小愚，你不要笑，我说的是真话，老实话，正经话。”我的确笑了，却笑得有些勉强。 康同璧觉得我似乎不大相信她的断语，便神色严肃、拍着胸口大声地说：“你爸爸命中注定，不会有事的！除非章先生他自己不想活了。你放心地去成都吧，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你遇到困难，还有我呢！”显然，老人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忘记了终日吃豆腐乳的处境，忘记了夜间起身艰难挪步的年纪，更忘记了外面的红色恐怖。我流着眼泪，扑在了她的肩上，仿佛在恶风扑面、腥雨满地的时候，有人护卫我，向我张开了双臂。 是的，一切死生之说、任何存亡之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却又难以预知。后来的事情，恰如康同璧所言：一年之后，父亲死于病。终极原因是自己不想活，是包括亲人在内都难以理解的心灵创痛，精神孤独，以及耻辱，疲惫，消沉。这使得他决意告别这个已是一无所求的纷繁世界。生命之于父亲，真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字眼，胸中填满了痛苦与悲愤，走了。而这，不正是康同璧所说的命运或命定吗？ 我返回成都，即被革委会关押，失去了行动自由。（19）69年秋，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我，抱定最后能看上母亲一眼，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的决心，半夜翻墙逃出川剧团私设的牢房，纵身跳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站在车厢厕所过道，两天不吃不喝不合眼，回到了北京。当晚母亲告诉我，在父亲去世（1969年5月17日）后的三个月，即1969年8月17日康同璧病逝。 老太太最初不过是患感冒，先在家中调养。不想，病越来越重，便送进医院，搁在了观察室。窄窄的床铺正好对着门口，穿堂风儿吹个不歇，过往之人走个不停。罗仪凤一再恳求，是否可以转到病房。 院方的人白了她一眼，回答说：“你母亲不就是个社会名流嘛，这么呆着就行了。” 几天后，康同璧死在了观察室。 记得一次闲聊，罗仪凤对我讲起西方的一则故事。她说，在一座大楼里，住着许多国家的人，有英国人，法国人，犹太人，德国人，还有中国人。一天夜里，大楼突然起火。只见英国人去救妻子，德国人去救女儿，法国人去找情人，犹太人去拿钱袋。而中国人呢，却背着老母亲向楼下快跑。——她的故事惹得我哈哈大笑。笑后，忽然觉得我的罗姨，不正是在中国政治风暴中，驮着母亲疲劳奔跑的人吗？现在，母亲从她的背上滑落下来，她或许可以喘口气，歇歇脚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我潜逃回京的短暂日子里，经母亲周密安排，我见到了罗仪凤。时隔一年多，她形容尽变，变成了一个老妇。两鬓和眼窝深陷，脸孔呈铅色。本已瘦弱的她，仿佛全身仅由骨头和神经构成似的。特别是那双曾经美丽的眼睛，像撂荒百年的土坡，全无润泽之光。算来她恐怕还不到六十岁，这岁数在国外正是好吃好玩的好时光。革命之于她，真的如自己所言——可谓经脉尽断哪！ 她直勾勾地看着我，说：“小愚，我们见面了。可你没了爹，我没了娘。” 我俩抱头恸哭。她只坐了半个时辰，即起身告辞。 母亲留饭，她谢绝了。说：“走这一趟路，只为看看小愚。” 母亲执意送罗仪凤到公共汽车站，回来后对我说：“可怜仪凤，走路比我还要慢，说话的精神也没有了。” 让我不解的是，罗仪凤本人好像未受到什么政治迫害，怎么变得如此孱弱，凄凉？ 母亲说：“康老死后，仪凤的哥哥还是渺无音信。革命政权规定所有私房的产权一律交公，那么租给外交部官员的房租收入，也没了。断了经济来源的她，粗茶淡饭，节俭度日。在辞退帮工的时候，家里的男佣老郭和二陈提出，要仪凤每人给三千元安置费，否则就闹到居委会去。康家哪有钱？仪凤胆小，不敢得罪工农兵和街道的人，明知是敲诈，也只得忍气吞声。为了凑这六千块，她都快急疯了，白天找人托卖家具、衣服、杂物；夜里焦虑，失眠，哭泣。泡在这样的苦日子里，她能不老吗？到了冬季，仪凤自己已烧不动锅炉，只好烧壶开水，灌个暖水袋抱在怀里。过着这样的穷日子，她能不老吗？再说，以往所有的生活内容及全部的社会关系，都断了。好比终日坐在一口枯井里。所以，仪凤的老，是从心老开始的。” 母亲的话，像一根根钢针刺痛着我的心。而此刻的罗仪凤可能坐在电车里，躲避着别人的注视把脸朝着车外，死寂般的眼睛望着变换的街景，想着渺茫的未来…… 整个晚上，我都在竭力思索，力图给我的罗姨寻出一条新的生路。结果，什么也没有想出。旧梦已逝，新梦不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她是做不出新梦的。她的处生之道，为新社会所不容。而新政权所倡导的整齐划一的生活、观念及思维方式，又把她的心灵最后一条缝儿，都封没塞绝。这样的特定人物及其生存情境，不禁使我联想中国历史上的遗民。难怪研究明清之际士大夫问题的学者说，中国历史上“遗民多有祈死，待死，以生为死者”。⑤而父亲说，康氏母女是中国最后的贵族，看来也是不错的。 我不知罗仪凤什么时候去世的。后来得知：在“文革”后期，因街道积极分子和男佣的检举，罗仪凤曾被关押，令其交代与司徒雷登的反革命关系。因为她16岁考入燕京，年纪最轻，功课最好，深得这位洋校长的赏识。罗仪凤早就说自己是惊弓之鸟，怕的就是政治。我想，正是中国酷烈的政治折了她的寿。况且，灵魂高贵的人往往脆弱。 1978年春，我平反出狱，回到了北京。 一年的除夕，母亲带我去新源里聂绀弩家，给聂老做寿。中午，吃罢寿面，母亲即刻告辞。我很纳闷儿：母亲往常要呆很久，今天为什么例外？ 离开聂家，母亲便告诉我：“托人找到了罗仪凤后来居住的地址，好像就在这附近，今天咱们一定要去看看。” 母亲一路走，一路问，根据字条上写的楼号、单元号及门牌号码，我俩终于来到了一栋普通居民住宅楼的底层。这个楼很旧，公共通道里的光线暗淡。按动门铃后，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妪开了门。 我惊呼：“这不是林女士吗？！” “你是小愚吧？” 除了满头白发，林女士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变。那时她不显年轻，现在也不觉衰老。她对我母亲礼貌又谦恭，犹如当年对待康同璧一样。 她告诉我们：“康老和罗小姐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保存着。”说罢，转身打开房间里面的一扇门。 原来这是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房。里面的这间屋子，比外屋略大一些。家具，皮箱和杂物堆满了整个空间，一直堆到天花板。我仔细辨认这些旧物，想找到一件小东西，留做纪念。突然，我看到了那张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那曾经摆着豆腐乳和烤馒头片的餐桌，那放着一小碗燕窝等我去喝的餐桌。蓦地，一阵隐痛浮上心来。 “你今后怎么处理这些旧物？”母亲问林女士。 她答：“不处理，我等着，等着康家的亲属。康家的人不来，我就这么守着。” 和林女士分手的时候，她向我们深鞠一躬，并连连道谢。 回到家中，心情无论如何也好不起来。晚上，全家吃过年夜饭，围着九寸黑白电视机看节目。我的眼睛在看，心却飞到了东四十条何家口。“瀚海漂流燕，乍归来，依依难认，旧家庭院。”我想起了那里的柴扉，石板路，御赐太平花，被挖走的榆叶梅，被开水浇死的玫瑰，还有我睡的窄窄小木床…… 夜里我和母亲并排躺下。母亲累了，可我毫无睡意。 我问母亲：“那东四十条何家口的大宅院，是康同璧自己的房子，属于私产。林女士应该在那里替康老和罗姨守护遗物。” 母亲说：“那宅院早让别人占了。” “谁占了？”我问。 “叶道英。” “是叶剑英的弟弟吗？” “是的。” 我喊道：“他凭什么占康家的私房？” “江山都是人家的，还说什么房子。” “混帐。”我翻身爬起，在监狱里学会的脏话，不知怎地竟脱口而出。 母亲厉色呵斥，命令我改掉狱中恶习。我乖乖地躺下，望着漆黑的天空，最后一次见到的罗仪凤那灯干油尽的样子，就在眼前摇来晃去。我心想，如果罗仪凤像我能学会骂人，她一定会像我一样活着。 我曾打听康氏母女骨灰的下落。得到的信息是：由康同璧儿子出资，由政协出面，将康同璧母女安葬在福田公墓。那时儿子已经坐上了轮椅，无法飘洋过海参加母亲和妹妹的葬礼。而她们母女所保留的康有为的遗墨、手稿、藏书，其中包括那套珍贵的《大藏经》，按照康同璧生前的遗愿全部无偿地交给了国家。 事情到此，总算有了一个“入土为安”的结尾。但我转而又想：康同璧在北平和平解放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是有贡献的，再说人家母女把上等宅院和珍贵藏书都上缴了，捐献了，怎么一块不足三尺见方的墓穴加两个骨灰盒，还要远在美国的儿子出资？难道康同璧的资历和贡献，还抵不上我们的一个副局级干部？ 在已无神圣与纯粹可言的今天，受人敬重的康同璧是一种绝响；我能去敬重并感受她，是一种福祉。 注释①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六节载：“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研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孑身独行，省亲于印度，以19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近得其寄诗二首，自跋云：‘侍大人游舍卫祗林，坏殿颓垣，佛法已劫。然支那女士来游者，同璧为第一人。’诗云：‘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灵鹫高峰照暮霞，凄迷塔树万人家。恒河落日滔滔尽，祗树雷音付落花。’” 注释② 载涛（1887—1970）姓爱新觉罗，字野云，满洲正黄旗人。1890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同年晋为不人八分辅国公。1902年袭贝勒。1908年12月加郡王衔；同月与铁良等任总司稽察。清廷新设禁卫军，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1909年6月管理军谘处事务。1910年2月赴日、美、英、法、德、意、奥、俄八国考察陆军，5月派任赴英国专使大臣。1911年5月任军谘大臣；其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1月，与载洵等组织宗社党；3月宗社党解散。1917年7月张勋复辟，溥仪任为禁卫军司令；同月复辟失败。1918年徐世昌任为将军。1927年6月任翊卫使。1931年1月，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1949年后，历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70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注释③ 储安平《英国采风录》第73-74页。1949年观察社出版。 注释④ 赵君迈（1901-1988）湖南衡山人。毕业于日本成城中学，后赴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和诺维支骑兵学校。1928年回国，加入中国国民党。1930年任浙江教导团团长。1936年任财政部税警视察长。抗战期间，任湖南省盐务局局长，衡阳市市长兼警备司令。1942年被选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1945年任吉林长春市市长。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2、3、4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7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注释⑤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345页。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2年8—11月于守愚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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