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輿論高度讚揚了日本民眾大難面前保持良好的社會公德和秩序,同時又深深質疑日本政府在應對核電站危機和救災方面表現出的低效率和束手無策。很多人奇怪,這樣高素質的國民為什麼沒有一個堅強有力的政府呢?日本國內則有不少人指責菅直人政權的無能導致了事態惡化。這實在有點冤枉了菅直人。他的確沒有體現出把握全局的領導能力,但這不是他個人素質的問題,因為日本從來沒有過具備這種領導能力的政治家。而且,國民素質的高和政治能力的低看上去有些矛盾,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

我們稱讚日本民眾講公德守秩序時,有意識無意識地在和我們中國人自己做比較。中國人不守公共秩序早已聞名中外,無論坐公交車還是搶購緊缺商品,人們無不爭先恐後蜂擁而上。而日本人呢?受災後在饑寒交迫的情況下依然有秩序地領取救濟物資。即便是出現有人餓死或因缺醫少藥病死的狀況,也沒有人出來鬧事。

有人試圖用經濟發達程度、教育水平或法治意識的不同來解釋中日之間的這些差異。然而這根本就解釋不通。日本人守秩序不是今天才開始的,在戰敗初期缺衣少食的年代裡人們一樣井井有條,經濟發達前如此,發達後亦如此。在東京,有好幾個慈善團體為露宿街頭的貧民發放食物的據點。這些貧民晚上睡在紙箱裡,渾身散發着難聞的味道。他們的生老病死無人關注,人們見到他們都要躲避三分。就是一群被日本社會遺棄的人,到了發放食物的時間,他們也會排着整整齊齊的隊來領取。通常有上百人的現場,聽不到喧譁和打鬧的聲音, 也根本不需要什麼人來維持秩序。在中國,大學生能不能做到這個水平都值得懷疑。所謂教育水平的高低與守不守秩序沒有什麼關係。

那麼,應該怎樣理解社會公德方面的中日差距呢?我覺得可以用“常規遊戲法”來解釋這個問題。打個比方,一個農民家庭出身的孩子由於經濟原因上大學很困難,他可以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接父母的班繼續當農民或進城做農民工,還有一個選擇是讓父母節衣縮食並舉債供他上學。更簡單地說,一個是接受命運,一個是改變命運。前者是“常規遊戲法”,後者則是“超常規遊戲法”。 日本人特別崇尚的是“常規遊戲法”,而中國人則比較欣賞“超常規遊戲法”。

為什麼“常規遊戲法”能使日本人守規矩呢? 所謂“常規”包括兩個部分, 一個是為維護正常秩序而確立的規則,還有一個是生活現狀,具體說就是自然形成的、被大多數人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準。這兩個部分相互關聯, 對生活現狀的認可是守規則的基礎。因為破壞規則的人目的往往在於改變現狀。日本人對“常規遊戲法”的崇尚集中表現在他們接受命運並致力於維護現狀上。這跟我們中國人總是試圖改變命運形成鮮明的對比。

前些時候有篇報道介紹了一部名為《含淚活着》的紀錄片。主人公丁尚彪在日本打了十五年黑工, 供女兒拿到了紐約州立大學醫學博士。現在, 丁尚彪在上海購置了寬敞的新居，女兒也已在上海擁有一份令人羨慕的高薪工作。丁尚彪正醞釀着寫自傳,記述自己向命運挑戰的歷程。

丁尚彪可以說是中國人崇尚的“超常規遊戲法”的一個典型。據說丁尚彪每天打三份工,估計每月收入不下三十萬日元。然而比起日本社會中月收入三十萬日元的人來, 他過的日子幾乎接近赤貧。他十五年沒有回家鄉,而且把打工的錢全部寄回國。目的就是為了供女兒在美國讀醫學博士。

丁尚彪式的“超常規遊戲法”對日本人來說是不可行的。在日本, 醫生是收入最高的職業之一,也享受着很高的社會地位。但從未聽說一個普通白領讓自己的孩子向醫生這個職業挑戰。理論上來講,上醫學院和參加國家醫師考試是當醫生的必行之路,而這條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嘗試。從形式上看,完全是公平競爭。然而, 國立或公立的醫學院學費比較便宜,但錄取線非常高,除極少數優等生外無人敢問津。私立醫學院錄取線則比國立或公立的醫學院低得多,但學費卻高出4到5倍,而且按照慣例還要交一大筆贊助費。在美國,交不起學費的醫學院生可以申請高額助學貸款,日本則根本沒有這類的助學貸款。所以, 私立醫學院的大門實際上只對富裕家庭的孩子敞開。

當然,如果按照丁尚彪式的“超常規遊戲法”,年收入八百萬以上的白領還是能夠嘗試讓子女加入醫師行列的。但實際上沒有人這麼做。如果一個日本人把年收入的絕大部分拿去讓子女改變命運,他將無法維持正常的社會交往,從而被社會孤立。而且這種超常規的做法非但不能贏得社會尊重,反而會受到鄙視。

 有人會問, 不甘於現狀而努力改變自己命運和坐公交車不排隊之間有什麼關係? 要理解這個問題,就要搞清“超常規遊戲法”的目的何在。人們之所以選擇“超常規遊戲”是因為他們試圖獲得按常規來遊戲時得不到或可能得不到的利益。這就是關鍵所在。

坐公交車時,如果按秩序排隊的話可能坐不上這班車。日本人會老老實實放棄這班車。中國人則不信這個邪,削尖腦袋也要擠上去。在這裡, 充分體現了接受命運安排的“常規遊戲法”和不斷向命運挑戰的“超常規遊戲法”之間的區別。

“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這曾經是那個火紅年代有代表性的口號之一。搞兩彈一星,開發大慶油田,資金不足就勒緊褲腰帶從牙縫裡往外省,設備缺乏就土法上馬。就這樣,楞是把按歐美或蘇聯的教程根本不夠條件的事業搞成功了。這樣的“超常規遊戲法”的確是我們中國人的強項。

在個人生活中,像丁尚彪那樣,自己過着赤貧生活,卻投巨資讓子女改變命運的中國人也不計其數。我認識的在日華人中就有兩位自己節衣縮食供孩子在英國和美國讀金融工學學位。每年花費超出八萬美金,幾乎占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孩子們學成後分別在美國和德國的投資銀行就業,年薪達數十萬美金。如果他們在日本上大學的,無非做一個年薪七、八萬美金的普通白領罷了。金融工學前程看好在日本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但似乎很少有日本人會犧牲正常的生活供孩子念書,而且對數十萬年薪帶來的誘惑,也遠遠不如中國人那樣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