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中国女警察亲口告诉我的一个故事。

　　这个女警察的中学班主任老师，丈夫公派去了英国留学，她独自住在北京崇文区的一个筒子楼里。所谓筒子楼，即不是单元房，每户人家没有自己的厨房，或数家合用厨房，或就在走道里安炉灶做饭。一九八九年“XXX事件”后的那个星期，戒严部队在北京城里四处搜查逮捕暴乱分子。这天晚上，班主任女老师在走道里做晚饭，她用炒铲扒拉着菜锅，忽然感到背后有悉悉嗦嗦的什么声音。她回头，猛地几乎撞到一个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大兵的胸口!

　　她魂飞魄散，锅铲掉在地上。

　　“你姓什么?”手持冲锋枪的大兵高声喝道。

　　“我，我”，女老师语无伦次，浑身发颤，“我不记得… …我姓什么了… …!”

　　大兵不耐烦了：“你这是四十六楼三号吗?!”

　　“四十六楼?”女老师好像在问自己，“不… …不是，这是四十七楼。” 大兵听了拔腿扭头就走。

　　她此时明白戒严部队抓人走错了楼号，稍稍恢复了神志，对着大兵的背影，她喃喃道：“我，我想起来了，我姓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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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故事使我想起前苏联的一个政治笑话。

　　在斯大林时代。一个同志问：“什么是你最幸福的时刻?”另一个同志答：“当我在家里吃晚饭时，有人敲门。我打开门，来人问：这是米哈伊诺夫的住所吗?我回答：不，米哈伊诺夫住在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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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政治笑话，一个真实的故事，多么相似的悲剧，发生在三十年代的苏联和八十年代的中国。

　　(二零零九年二月三日凌晨于剑桥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