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上半叶的“小说救国论”固然是病急乱投医的故作惊人之语，世纪下半叶的“小说反党论”同样是疑心生暗鬼的神经过敏。两者都用政治的眼光夸大了小说的社会影响。在政治的过度压力下，百年中国小说的发展确实承受了过多非艺术的干扰，以致在全球化时代，用世界性艺术度量衡来检点我们的小说成果，可能幸存者相当有限。我想起一个早些年流传的国际笑话：六十年代中国向某大国还债，该债权国在海平面之上放一个铁圈，比铁圈大的苹果被接受，比铁圈小的苹果则永沉海底。在实用的世俗领域，如此作为显然过于阴险甚至恶毒；然而在审美的艺术领域，这却是“铁的必然性”（尼采语）。

邓友梅《那五》（中篇小说）　　

邓友梅先生的小说属于某种京派老字号传统，语言嘎嘣生脆，读起来像嗑西瓜籽般痛快。写一种有韵味的文字，曾经是方块字的一大传统和优势，惜乎失传已久。读邓友梅的文字，依稀有股魂兮归来的感觉，即使扯蛋，也青是青黄是黄，泾是泾渭是渭，句子里照样有西皮流水，规矩方圆。这样的文字配“那五”这号人物——一名皇城根下游手好闲的满清贵族遗胄——正是天造地设，铢两悉称。邓友梅该算是小说界“老爷子”一辈人物吧？他们对小说有着特殊的敬重，类似手艺人对待自家的祖传技艺，一字下去，说轻点也和鞋匠钉下个鞋掌相似，讲究的是妥贴安稳，结实牢靠。《那五》之类小说，最易令人溯及小说的“起源”：“虽小道，犹有可观者焉”，“说者”与“看官”的关系，颇似伶人与票友，有一种融融的现场感和亲切味。就类别而论，邓友梅大概归于“民俗作家”之列。这是他的长处，说不准是否他的局限。鲁迅先生不是说：只有民族的，才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的。

巴 金《家》（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　　

二十七岁的巴金是出手不凡的，鲁迅当年可不会看走眼，他应该属于大作家之列。我指的是作品布局结构上的沛然大气，人物塑造上的精细入微，尤其是那种只有俄罗斯作家才具备的人道主义情感，赋予巴金作品鲜见的道德力量，我们仿佛能从文字后面听到作者的浓情呼唤：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巴金有一颗处子之心，他对梅表姐、鸣凤等不幸女性寄予的款款深情，可以直追曹雪芹的女性观。他对觉新的巨大同情，虽然曾遭“意识形态”方面的诟病，时过境迁之后，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伟大形象，艺术价值百倍于那位当年曾赢得一致喝彩的“革命青年”觉慧，这也正可见出巴金的力量。令人遗憾的是，正如巴金的书法始终无可观瞻一样，他“学生腔”的语言也毕生呒啥长进。再加缺乏足够的理性思辨能力，笔底温婉有余，痛切不足，遂构成了他的致命局限——虽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也只是“有可能”而已。

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篇小说）　　

王小波把自己生活的时代称为“愚人节”，从而把他生存的悲剧时代喜剧化。他推崇的卡尔维诺认为，简单化地忠实摹写严酷的现代生活，会使文学像乏味的现代生活一样失去魅力。这个思想成了王小波把小说写得如此黑色幽默的根本动力。他越是幽默，就越说明他对时代生活的厌恶，而他的幽默以一种巨大的慈悲帮助自己也帮助读者得到了精神超越——但决不是忘却。他不是谦卑地跪着，仰视着控诉它，而是自豪地站着，俯视着嘲笑它。我认为王小波的文革小说和新唐人传奇达到了一种超越形似的深度真实，他是最深刻地挖掘出时代的悲剧性和荒诞性的当代作家。革命是试图消灭爱情的，但他试图证明，即便是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也无法真正消灭爱情。爱情终将战胜革命，有趣的语言狂欢终将战胜愚人节的野蛮。与他的小说成就相比，他的杂文简直微不足道。现在有那么多人（不仅是读者，还有众多作家）推崇他的杂文，只说明那些有执照的当代作家过于低能。

王安忆《长恨歌》（长篇小说）　　

王安忆是天生的小说家，这表现在互为补充的两方面，一、她有旺盛的创造热情，质量稳定可靠，内容极少重复。早年的《小鲍庄》与后期的《长恨歌》，在风格、题材上横亘着辽阔的间距，甚至语言乍看之下都判若两人。二、正因为她的创造热情居高不下，年年呈涨停之势，才使这位木秀于林的女作家，从不曾在媒体上掀过波澜。至少她本人从不曾主动搞过任何形象促销活动。比如，虽然论起相貌来，王安忆也不逊于时下被人爆炒的“美女作家”，但没有人会称她“美女作家”，我们也愿意相信，如果有人这么评论，即使考虑到女人对他人的赞美永远来者不拒这一人类学事实，我们仍然觉得那是一种冒犯。说到《长恨歌》，我当然不可能用寥寥数语加以评论，我只能说，作品和她的女主人公“沪上名媛”王琦瑶一样，都是风情万种的。暗嵌其中呈水样状态的“时间”因素，更赋予作品内在的低迴感。可以稍加指责的，也许只是小说的结尾，那里好像有点不对劲，有不胜笔力之感。

王跃文《国画》（长篇小说）　　

书名《国画》是个容易误解因而不太巧妙的双关语：当代中国的漫画。为了使双关不落空，首句即写“画家李明溪……”，反而显得刻意经营。此书的刻意经营贯穿始终，小说成了作家那只全能之手刻意操纵的舞台。由于这只本该看不见的手过于扎眼，人物成了观念的提线木偶。而且这些人物全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目的仅仅是为了作者要谴责这个腐烂透了的官场和末世般绝望的社会。这一愿望是值得赞许的，然而手段过于简单，力量反而有限。一览无余的平铺直叙导致毫无回味，连暗示都算不上的伏笔使阅读没有任何意外，情节的进一步展开如同逻辑的演绎，腐败事件的增加仅仅是为了论证那个众所周知的结论，而不是让读者在思想上得到升华，情感上得到超度。小说在总体上没有超越清末“谴责小说”，只是对于当代读者有一点现实的批判意义。

王 朔《过把瘾就死》（中篇小说）　　

王朔的作品我只读过一部，是偶然看了电视连续剧《过把瘾》某一集的片断，觉得不错，就找来原著一读，希望它比电视剧更好。结果非常失望，原著远远不如电视剧。与王朔作品屡屡被成功改编的不幸遭遇截然相反，金庸的任何作品被改编成影视的任何版本，都远远不如原著。文学作品如果足够优秀，那么改编成影视剧一定不如原著。如果改编成影视剧胜过原著，那么原著就多半是蹩脚货。不过尽管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往往成功概率极低，然而由于其开发价值太诱人，因此同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很可能会被反复改编，金庸的作品正是如此。而蹩脚畅销书则一般只会被迅速地改编一次（不抓紧时间就永远没机会了），而且也仅能改编一次，决不会有人甘冒巨大的市场风险改编第二次，王朔的作品正是如此。王朔的作品就像易拉罐一样，只能一次性消费。也正因为如此，王朔这只早被自己吸空的易拉罐，才会破罐破摔地躺在马路上，不仅碍你的眼，非常影响市容；而且挡你的道，时不时发出刺耳的声音。

王 蒙《活动变人形》（长篇小说）　　

王蒙是中国文学的一座重镇。天赋，才华，勤奋，机遇，阅历，见识，斗志和创造力，一样不缺，仿佛上帝打造他时，就想着为世人弄出一文豪来。然而此时此刻，当我回想近二十年来吞咽过的不下百万字的王蒙大作时，竟一时讷讷，不知如何评价是好。有一股极大的阻力，正千方百计地劝阻我不要鲁莽地写出“大作家”三字。王蒙为什么不是大作家呢？想来与他过于发达的智力有关。这当然不是说凡大作家只要有中人之资就够了，而是说真正的大作家，不管如何智力超群，必不会把文学之宝全压在智力上。看看王蒙吧，他知道自己绝顶聪明，却强迫症般怀疑别人有可能对此认识不足，为此，只要有一丝可能，他必不忘反复重申，再三提醒。结果，读他的小说，我们常常在本该沉痛的地方，意外地见识到了作者的开通，在本该神经绷紧、汗毛倒竖的段落，意外地读到些“解构主义”风格的笔墨。我理解他是想抖露自己“拿得起，放得下”的世故和与时俱进的练达，他正确地算计到了智力对私人形象的成全作用，惟独漏算了智力对艺术的杀伤力。

孙甘露《呼吸》（长篇小说）　　

小说家的职责虽然主要是讲述故事、刻划人物，但如果语言平庸，句子老不出彩，一般情况下也难有作为。世上第一流小说家无一不兼着语言大师的头衔，即是证明。语言才能出众，较之叙述才能超群，通常还更能成就作家的伟业，理想状态当然是他能做到鱼和熊掌通吃。小说家孙甘露似乎有可能成为前者，他的小说总是从第一页甚至第一行起，就迫不及待地向读者显示语言上的不同寻常。但稍加细嚼，就会发现味道有异。孙甘露的语言惊人地欧化，句子错综繁复，若我们玩个游戏，把他小说中的人名、地名全部换成西洋名称（有些名字本来就像已经翻译好的欧美名字，如主人公罗克），我敢说读者读了一百页后都未必意识到这部小说原来出诸中国作家之手。我不知道孙甘露是否博通多国语言，即以他标志性的西化句式而论，似还应加上两字：恶性西化；或嵌入两字：西而不化。简单地说，英国佬若想翻译他的作品，不会因为他的西化句式而方便英化。据说曾写过诗的孙甘露是否一心想追慕歌德的身影，遂望文生义地打算弄部《西东合集》出来？

孙 犁《风云初记》（长篇小说）　　

虽然是一部战争题材小说（写的是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故事），老先生可没给我们摆布出一幕稍稍像样些的战争场面出来，几乎有点兵不血刃的感觉，不知是想着“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是别具深意。说句冒昧的话，我读着竟有股田园诗的意味，几乎会作孽地想：战争真好。文字之洗练纯美自然没说的，可以把今天的新锐比成文盲，但那似乎主要是“散文”的美，而非“说部”的美，何况即使如此，也得因章节而异，因人物身份而异。这部小说总觉得出自两个人的手笔，两种层次，两种境界的语言错杂而出，似乎孙犁先写出初稿，再由某位党代表负责润饰，增添红色口号。反面人物（如田大瞎子、老蒋、俗儿）的对白几乎个个生动，一看就是孙犁的墨宝，正面人物（如芒种、春儿、高庆山）则个个言语无味，上纲上线，八成就是由党代表捉刀。孙犁先生追求“本来的朴素的面貌”，文字讲究传统水墨画的意味，结果却是“留白”太多，反使故事和人物有落空之感。作为文人的孙犁固是中华一绝，作为小说家的孙犁，恐怕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史铁生《务虚笔记》（长篇小说）　　

早年读他的中篇小说《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我一边被他大过“文体家”瘾的华彩炫技打动，一边暗暗地想：这家伙不仅表达欲望空前强烈，感觉还尤其千头万绪，我大概可以信赖他留在纸上的任何东西，不管它们乍看之下如何古怪。为了表达上的精确到位，为了最大程度地逼近某个刹那生成的心理意象，他会不惜撕裂文体。也许就在那时，我已经隐隐地在期待他的《务虚笔记》了。真是好样的。我相信，虽然作家“体验生活”并无大错，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类老掉牙的前辈也都是这么做的，但就中国作家而言，他们更应该体验自己的内心生活，那种深邃、诚实、拒绝装神弄鬼的内心生活。只有内心世界丰富饱满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人间喜剧”的转述者。史铁生除了有一颗敏感、机智的心灵，洞悉文学世界中最最奥秘的指法外，重要的是他的心智还格外让人信得过。在史铁生的“写作之夜”里，即使“把那怀疑的表情扩充千倍万倍”，他也能轻巧地把它们一一捕获，就像有些帅哥用一声口哨捕获爱情一样。

卢新华《伤痕》（短篇小说）　　

人们提到这篇小说，总会忍不住补充一句：小说手法幼稚。我本来想避开这句话。既然《伤痕》的幼稚人所共知，何必再例行公事地刺上人家一句呢？不过在我重新阅读一遍之后，觉得这句话还是省不得（结尾时刚死了母亲的王晓华偏要和情人苏小林“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真让人不明白小说的公理安在）。天下幼稚的小说多的是，不读它、不提它就是了，有必要整天在边上唠叨吗？问题恰恰在于，这篇小说太重要了，你可以不读它，却没法不提它，它简直就像康德哲学，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回头想来，那也是中国小说家的黄金时代，就像穷人的美味不过是一个窝头一瓶白干一样，精神饥荒年代的读者，什么样的读物都能读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卢新华是值得敬重的，虽然当年的实情是作家成名比今天的球星还快，独占鳌头的卢新华却毅然搁笔，远赴重洋。当时与卢新华一同成名的个别作家，就像后来买到第一期股票认购证的家伙一样，虽然未见得比卢新华高明多少，大作家的架势可是一直摆到今天的呀。

古 龙《绝代双骄》（长篇小说）　　

据说古龙的作品有七八十部之多，我经眼的不到十部，有许多部"名作"根本看不下去，所以真正读完的仅有三五之数，而且只有《绝代双骄》读了两遍，它很可能是古龙的顶峰之作。江小鱼被古龙称为“天下第一聪明人”，说明古龙深知自己有足够的聪明，但缺乏足够的智慧。虽然有人认为古龙在文体上颇有独创性，但古龙的文化素养较差，所谓独创性就颇为可疑，倒不如说是因为文化有限导致的技穷，才不得不标新立异甚至哗众取宠。古龙的许多“名言”，恐怕只是针对文化素养有限的读者而言，对素养较高的读者来说只是陈词滥调或故作惊人之语。大致说来，古龙有聪明，金庸有智慧，梁羽生智慧过于古龙而不及金庸，正如梁羽生的文化素养过于古龙而不及金庸。但古龙的独创性（或说才气）过于梁羽生而不及金庸。因此港台武侠三大家，金庸居首，古龙次之，梁羽生殿后。三甲之后，一蟹不如一蟹。

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短篇小说）　　

这是中国现代小说鼻祖级别的作品，作于一九二四年。挑剔它是没有意义的，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嘴里嚼着冰淇凌就嘲笑唐朝人大热天没什么吃的，我们不也常会对一块普通的汉瓦当充满敬意吗？小说引我好奇的是，作者自称塑造潘先生是为了刻划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灰色的卑琐人生"，时隔七十六年再读，却发现潘先生面对战乱时的所思所行，未见得有何“灰色”，“卑琐”更是持论过苛。他能先尽私利而后不忘公义，原已难得。对内，他“挈妇将雏”，如一只张开巨翼的雄鹰，一意呵护家人。对外，又能在一俟安顿好家人后马不停蹄地往家乡赶，继续为孩子办教育。此外，“民生之多艰”的图像尚能不时在“眼前一闪”，兼能写一手颜体好字，放在今天，几乎够得上劳模标准。那年代的小说是极有特色的，不少笔法让人想起同期的无声电影：起说明作用的“字幕”特别多，主题常常也忒醒豁了些，个别地方用词甚古，既让人对老作家的小学功底大为钦佩，又顿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池 莉《来来往往》（中篇小说）　　

据说十分畅销的池莉近作我没兴趣拜读，从导致她声名鹊起的那些作品来看，我真是奇怪如此婆婆妈妈、琐琐碎碎的作品居然有大量的读者。这固然说明我们的读者（尤其是小说读者）素质不高，但“吃什么像什么”，如果中国小说家总是喂读者这种劣质代用品，那么读者的素质是永远不会提高的——除非他们不读中国小说而专读外国名著的译作。池莉是乏味的故事家，而并非有趣的小说家，小说在她那里完全成了“原汁原味”的生活实录，这大概就是靠吹捧吃饭的职业评论家没什么可吹，只好为她以及与之类似的一大群作家冠以“新写实”的缘故吧。评论家把“原汁原味”当作莫大的褒语，然而这却是对艺术与生活之不同的抹煞。如果社会生活像粪便一样臭不可闻，难道也该原汁原味地端上来让读者全盘接受？如果非要与粪便打交道不可，那么作家的工作性质显然不同于“原汁原味”地搬运粪便的环卫工人，而应该类似于化验师。

曲 波《林海雪原》（长篇小说）　　

作者提到读过的文学名著，举的例子不过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此同时却能整章背诵《三国演义》《水浒》和《说岳全传》。这也许就够了，中国古典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巨大宝库，如果不那么三心二意，得陇望蜀，即使不知道巴尔扎克是谁，也未必会对创作构成妨碍。《林海雪原》是一部出色的传奇小说，故事生动离奇，人物过目不忘，语言鲜活明快，场景极具动感。小说的结构不是西方古典小说的全局笼罩式，而是中国人擅长的层层推进，讲究峰回路转，移步换景。人物塑造匹似武侠小说，大善大恶，大美大丑，追求鲜明的“亮相”效果。白茹虽只是一个卫生员，作者却把她塑造成美的化身，能歌善舞，集中了一个十八岁女孩可能具有的全部优点。最具特点的是主人公“二○三首长”少剑波，智勇双全，文武兼备，有情有义，长得“精悍俏爽，健美英俊”，妙龄却只有二十二岁，真让人感叹“自古英雄出少年”。论起可读性，《林海雪原》在此类作品中首屈一指，不愧为“蘑菇老人神话奶头山”。

老 舍《茶馆》（话剧剧本）　　

小说家老舍，其最高成就竟是一部戏剧；幽默家老舍，其最高成就竟是一部悲剧。而喊出“大清朝要完”的人竟会是旗人老舍，则令人感到像一部荒诞剧。然而人民艺术家老舍，却在太平盛世里走入太平湖“自绝于人民”，从而揭示荒诞剧的闹剧本质。舒舍予为了自己的良心，最终“舍弃”了“予”（自己），从而成了时代的良心。王国维因为痛心于"大清朝"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要完，所以不得不自沉。老舍却曾经欣喜于“大清朝要完”，因为他认为中国新文化正在诞生——一旦发现了其中的虚幻，他也不得不自沉。一个时代的沉浮，就这样在现实与舞台的双重意义上展开。舞台上的《茶馆》是不朽的，因为它的完美。现实中的茶馆也是不朽的，因为它的顽强。只要中国没有完成精神上的现代化（除此以外的一切现代化都是伪现代化），中国的茶馆以及茶馆文化就会永远作祟下去，包括“祗谈风月，莫论国事”的茶馆箴言。

芒 克《野事》（长篇小说）　　

诗人未必都能写好小说，但诗人即使写不好小说，一般也不会糟得太离谱。那不像话的地方，往往也就构成了奇特。这是由诗人本身心路历程的奇特性决定的，当作品带有自传痕迹时，一般更是这样（芒克的战友徐晓告诉我们，她总是愿意把《野事》“当做自传而不能当做小说来阅读”）。作为一部知青题材的作品，《野事》也许更真实，它不加修饰地反映了知青生活糟糕的一面：乱七八糟，整个呈现为被糟蹋的生活状态。主人公毛地和她一窝娘们（白小艺、麦凤、小九、梅青等）、一伙哥们（小秀才、大丑、贼狐狸等）在贫无余物的野地里整天靠胯下那件玩意消磨度日的场景，也许更能说明历史真相。当然，这不像一部成熟作品，人物塑造无可称道，扯得上特色的便是展现了北方农村蛮荒糙砺的现实场景，再加那些“骚”气扑鼻的对白。我对北方农村（具体指河北白洋淀地区）生活不了解，不清楚作者笔下真相的可信度如何。如果完全相信他的叙述，情况八成是这样：白洋淀那些纯朴无文的大妞，只要逢上帅哥挑逗，要么先下手为强先把帅哥“那物”掏出来，要么立刻蹶起白白的大腚……

李龙云《小井胡同》（电视连续剧剧本)

偶尔从电视里看到几个镜头，有人在一边猜测：好像是老舍的作品。我当即回答：老舍写不出这样的东西。这不是对老舍的贬低，却是对李龙云的敬意。我说的就是《小井胡同》。虽然演员的表演个个都挺棒，但我仍然能够毫不费力地将主要成就还给它的作者，李龙云，一位——恕我寡闻——此前从未听说过的作家。剧本结构松散，但却是一种有意味的松散，恍若中国画中的散点透视，与我们记忆中的生活节奏丝丝入扣。所有的人物都塑造得真实生动，令人过目不忘。好的长篇作品，应该有一种让人仿佛多了一段生活经历的感觉，《小井胡同》达到了这个效果，它表现的每个人物（都是成色十足的小人物），都首先以其慑人的真实感攫获人心。作者有一双洞若观火的尘世巨眼，一颗充满悲悯的人道心灵，这使他的人物——不论善恶——首先还原为不容置疑的血肉之躯。笔墨入世而超然，我们不再对人物的意义、价值感兴趣，这是因为比人物的意义、价值重要得多的内容，早已率先扑入我们的眼帘，使我们唏嘘之下无暇旁顾。

李佩甫《羊的门》（长篇小说）

如果这是一部蹩脚小说，那么书名与内容的近乎无关就是故作高深。然而这部小说相当出色，因此书名的游离状态就暗示读者，它确实莫测高深。书名取自《圣经·新约》：“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从书名很难料到，这部小说写的竟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村一个名叫呼家堡的生产大队，而书中以主自居的“我”竟是呼家堡的党支部书记呼天成。小说以令人折服的写实手法展示了半文盲呼天成如何以传统民间文化的全部狡智建立起一个集体主义的独立王国，在翻云覆雨的政治风云中四十年不倒，甚至还能呼风唤雨。这个独立王国是一个象征，是当代中国的缩影。奇妙的是如此具体的写实与如此抽象的象征居然结合得天衣无缝。作者无意于做出简单化的批判，却使他的批判更为深沉而撼人心魄。读毕不得不掩卷感叹，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必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无处不在地显示其顽强生命力。

李 敖《北京法源寺》（长篇小说）　　

因为一则诺贝尔童话，一向以“快意恩仇”驰名的台湾杂文家李敖先生，突然在小说界奇货可居起来。联系李敖一贯拿大的脾性，我们可以想见他志得意满的神情（他也果然毫不含糊地在第一时间就洋洋自得起来）。不过，待到真读了他的大作，却发现“李恩仇”实在没啥子可骄傲的。在我看来，他连小说的门都没摸到。小说家的入门级功夫在于守住一个“藏”字诀，将自己的思想、情感牢牢地藏在故事、对话、场景的幕后，至于思想是否深刻，完全取决于读者的会心阅读。然而李敖并非会家子，他竟然大施“放”字诀，一部小说，罕有人物的个性塑造，全无心理的精细打磨，整个就见他一个人厥词大放，书袋大掉。他不明白，自己赖以自豪的学问，在这里恰恰是碍手的东西。虽然有些大作家也喜欢掉书袋——如雨果就曾在《巴黎圣母院》中插入一篇字数惊人的专题论著，但抽掉其中的“修道院沿革史”，《巴黎圣母院》还在，抽掉李敖小说中的大书袋（不少伪装成对话的面目），小说也就所剩无几了。总体上看，小说结构严谨，节奏混乱，正好说明他具备学者的充分素养，欠缺艺术家的起码素质。

刘 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篇小说）　　

贫嘴张大民的生活毫无幸福可言，确切地说是糟糕透顶。各式各样的苦难漩涡般朝他袭来，凑近了看，每个漩涡还都拧成上吊绳似的结子，作势要把我们球状体形的主人公勒死。当然，人类面对苦难的能耐是不可穷尽的，面对屋室逼窄、生活困顿的处境，人们总能找到相应的生存策略，更别提我们那位嘴子特"贫"的张大民了。张大民的生活状况，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失普遍性，区别在于，张大民的应对方式是中国版的：中国版的忍耐与憨厚，中国版的机智与无能，再加中国版的油滑与纯良。这样，虽然读者的身份各各不同，其中不少人（比如我）从未有过张大民的倒霉经历，但并不妨碍他们产生感同身受的阅读体验。这正是作家刘恒的高明之处。说书般的叙述节奏，“溜肥肠儿”通俗的语言，赋予作品坚实的生活基调。关于“黑色幽默”我一直有个想法：那玩意虽然看了消闷解气，本质上是西方社会的。在中国，“黑色幽默”所欲传达的荒谬感，本来就是我们见怪不怪的事实，犯不着劳动“黑色幽默”的大驾，作者只要据实写来就已足够。刘恒的写法，我不妨自作多情地视为对拙见的肯定。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中篇小说）　　

这部小说甫出笼时，当年龙钟沉闷的文坛大概有种闪了一下腰的感觉。回过头来看（亦即为了写这四五百字我重读此作），就会发现作者风风火火热热辣辣莽莽撞撞的语言，更多地只剩下文物价值。对，她提供了一组全新的人物，就像荷兰球星路德·古利特曾经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型，比如“在阳台上只穿着胸罩短裤练习体操”的女大学生。但这位当年也许艳惊校园的女大学生，面对今天那些“上海宝贝”，很可能就落了下风，后者显然会问，“穿着胸罩”干嘛？这表明，小说提供的人物，也是可以一下子被超越的，它们注定只能起到让人眼睛一晃的作用，而我们知道，凡是不朽的文学人物，虽然也都不同程度地依附于某个时代，却又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被超越的。刘索拉的功绩或局限，似都集中于此。附带提一下，中国作家往往会间歇性地对某些域外小说特别过敏，特别容易产生摹仿欲和认同感，其中就包括一部《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你别无选择》的成功背后，那位美国的稻草人小痞子，无疑构成巨大的审美背景。

刘震云《一地鸡毛》（中篇小说）　　

有人曾建议，别急着读畅销书，要读也得三年之后。因为三年之后往往发现，那本书已不值得再读了。再说买书也不同于买股票。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大概就属这种情况。小说絮絮叨叨，说了不少饮食男女的窝囊事，看后颇能让人鼻子酸楚。所谓阅读体验也无非一声“可不是吗”。作品带点谴责小说意味，笔锋却并不犀利；带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意味，人道主义立场（更别提宗教性悲悯）却纤毫未露。更让人不快的是，我们发现这类小说已经成了时髦：嗜痂癖般地挖掘中国人日常生活中鸡零狗碎的小烦恼、小失意、小痛苦，却没能耐从中塑造鲜明的性格，提炼伟大的思想。结果，人民的悲情被弄成一幕幕搞笑剧，看完后的感觉和刚刚在厨房里忙了半天相仿，只是一阵阵疲惫和龌龊而已。作者如果认为他就是要通过内容上的“一地鸡毛”来展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地鸡毛”，那好说，我外甥女病句连篇的作文也可以发表了，因为她就是要通过“病句连篇”来象征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失语症；我侄女浮夸无比的作文当然更有理由发表了，因为她显然是想通过浮词丽句来揭露社会上的虚假不实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