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凰纪行——兼对一个民族的凭吊 |
| 送交者: 十年砍柴 2004年01月24日18:16:51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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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喜欢沈从文,喜欢他笔下的绮丽风光以及长身白脸的苗家女,就爱乌及乌地喜欢上凤凰。虽然凤凰离我的家乡不算太远,但一直无缘去游历。人生往往如此,远足天涯去寻找异域风情,却常常错过了出生地的美丽。
去年阴历岁末,已近年关,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几位同行得以一窥凤凰风姿。 车从吉首出发,往南渐渐进入凤凰境界。这里的山不是十分险峻,大概由于这些年植被的破坏,公里两旁不见浓阴蔽日、古木参天,山野那种神秘而恐怖的气氛淡多了。去凤凰的路刚修好不久,但路况还不是很好。当然比起李白诗中“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时的湘西,瘴疠满山、虫蛇出没要好得多。现代的文明,正在一点点吞噬最后的山野。 车经过一个叫阿拉营的集市,集市里多是来购置年货的山民,摩肩接踵的山民们对来往的汽车熟视无睹,他们不可能想到为这些城里来的钢铁动物让路,车只好一点点往前挪动。许多着苗家服饰的妇女正在讨价还价。在这里,还能看到真正的家常苗服,自然这些服装远没有某些代表为参加政治会议专门穿出来的苗服鲜艳,但这最简朴的苗服使我看到一个古老民族还在顽强地保留她一点尊严。阿拉营明显不是汉语名或者苗语名,很像满语或蒙语。如果猜测不错的话,这里曾经是满蒙绿营。——几百年前的北方征服者驻扎的地方,其目的为了防止“苗民造反”。 我们先到了黄丝桥古城。古城的外面,村落三三两两,猪和鸡在地里安静地觅食,屋前屋后的翠竹随风摇曳,一股焚烧稻草的草灰香直入心肺——童年好熟悉的味道。蓦地我想起了一句诗:“村头风光似吾乡”。 古城现在看起来一点也不巍峨,它用青石块砌成,不过丈许高,方圆一里多长。但当我登上这年代不算久远的城堡,悲伧之情油然而生。城堡内是些普通的民居,村民们正在磨豆腐,或者做家酿米酒,忙着准备过年。一拨又一拨的外地游人与他们的生活节奏无关,他们更不会思考自己为什么生活在这个古堡里,自己的祖先从哪里而来。 从古堡西望,群山叠翠,再往西边一点,就是贵州了。这是几百年前防苗最前沿的一个军事据点。据沈从文在自传里回忆,他小时候常常在凤凰城外看杀人的游戏,被杀的多是从凤凰城西北乡下捉来的苗民。当时凤凰类似四方城的古堡还很多,中央王朝耗费公帑无数,数百年在这里经营,在这里修建了绵延数百里的南长城。南长城和北方长城不一样,后者是为了抵御游牧民族南下的铁蹄,而这里的长城纯粹为了彻底征服一个几千年被欺凌、被驱赶的民族,以显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权威。此时,山野已经寂静。但我分明看到苗民殷红的血迹以及“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戍边将士。 傍晚,车进了凤凰城,看了沈从文和熊希龄的故居后,再坐船到清可见底的沱江里看两边的吊脚楼。枕水而建的吊脚楼现在正在逐渐失去它居住的功能而成为文物。站在沱江的风雨桥上,我问一个上初中的当地小姑娘:“为什么沱江的水这样浅?”她说:“现在是冬天,水落而石出嘛。”一句不经意的回答让我窥见了古城山水对人的滋润:这里的人似乎都具备诗人气质,是屈原留下来的?还是沈从文留下来的?也许是得山水之助吧。 顺着麻石板铺就的古街,我慢慢踯躇。在东门城楼下的石凳上,我坐了下来。三条街在这里交汇,来来往往有挑胆子的商贩,抱婴儿的妇女,亲密相依的恋人以及漫步的老人。他们谁也不在意一个外乡人对他们的观察:这些人,究竟哪些是汉人的后裔,哪些是苗人的后裔? 我知道,自己这种推测是徒劳的。凤凰城几百年的栉风沐雨,苗汉之间的距离,就象城墙石头之间的缝隙一样,被历史的尘土塞得严严实实。 苗族,是和汉族有着五千年恩怨情仇的民族。这个民族,最早应该生活在黄河流域。在那块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上,他们早早熟悉了农耕。苗,就是草下有田,这正是一个民族刚从草莽走向田野最恰当的描述。可惜,他们一开始就碰见强大的敌人——也在黄河流域生活并扩充地盘的炎、黄部落。苗人在蚩尤带领下,先打败了炎帝部落。但苗人天生在政治上不如汉族早熟,汉族似乎很早就深谙合纵连横之术。黄帝和炎帝联合起来,在坂泉之野与蚩尤决战,最后苗人战败,蚩尤战死,黄、炎“窜三苗于三危”。从蚩尤驱百兽为战的传说来看,当时的苗人和山林依然保持天然的亲密。 三危山在哪?是不是敦煌附近的三危山?史学界没有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失去精神领袖的三苗(古代的苗,应指大苗族,包括瑶、侗等民族。现在的民族分类是1957年以后的事)民族,不可能像犹太人一样,在摩西的带领下集体出埃及。他们只能四处逃散,有的被杀,有的被俘虏做奴隶,和黄炎部落融合,有的远走西北,和当地人融合成新的民族,有的南下,重新窜入丛林。 然而,长江流域也不是他们最后的家园。 在春秋、战国时代,汉水、洞庭湖附近还有许多苗人生息。楚国的强大,和苗人的贡献分不开。熊姓的始祖,身上就有苗人的血液。所以楚王说“我蛮夷也”。当时楚国士兵英勇善战、视死如归,使中原诸国军队望之胆寒。从屈原《国殇》里描绘的那些“操吴戈兮被犀甲”的勇士身上我们看到苗人强悍的气魄。楚国能以偏僻之地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灭国四十二,“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和楚地民族特别是苗人坚忍不拔的性格不无关系。 也许楚国受苗族影响太大,权谋之术远比不上北方各国。所以怀王能轻易地被张仪巧言令色欺骗,与其他五国断交,知道受骗之后,为泄一时之愤,又匆匆与准备充足的秦国交战,尽失汉中之地。楚国之亡,非战之祸。 秦始皇一统天下,设置郡县后,苗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了。要么与汉人融合,要么再往西、往南走,集中到当年的黔中郡一带(治所在今天湘西沅陵县)。黔中郡大致包括今天的湘西、黔东一带。这里史称“五溪”。“五溪蛮”应当是被中原统治者赶到这里的苗人后裔。苦难的历史并没有消磨这个民族桀骜不驯、刚烈强悍的血性。于是,装备精良的朝廷军队一次次向他们发动战争,王朝有更替,杀戮却从来没有停止。南宋面对北方的金人俯首称臣,面对西南的苗人却处处摆出征服者的姿态。宋理宗在龙潜之时,在邵阳驻节了十数年。以王子之尊,来此专门对付邵阳以西广大地区的苗民。可见苗民令宋王朝寝食不安。 苗人被从沅水及其支流肥沃的河谷地带,往高山上赶。有些人再一次向西南漂泊,远走广西、云南、海南,甚至东南亚。 一个民族被长期禁锢在丛林里,总是在逃避追杀。历史没有给她喘息的时间,来建立全民族政权或者创造文字。她虽然和汉族一样古老,但丧失了继续发展自己文化、进行社会结构变化以及自我革新的机会,唯一的目的只是生存下来。一个民族的活力渐渐被僵化了,生存状态象化石一样千年不变。 躲进丛林的苗人有自己的土司、王。但这些王从来不能统治所有的苗民。虽然他们对中央政权臣服,但中央政权的具体治权却进不了苗疆,清代的“改土归流”政策再一次使苗人和中央政权的矛盾激化。大规模的杀戮又开始了。凤凰这座城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从而繁荣的。 对苗人的杀戮从黄、炎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苗人没有完全消亡,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藏、蒙不一样,这两个民族都曾建立强大的民族政权,蒙人甚至一度入主中原。藏族在别的民族难以进入的雪域高原,创建了自己的文字,拥有顽强而深奥的全民宗教。因而藏、蒙和中央政权的关系更加惹人注目。清代时,王朝对苗人的战争,其惨烈程度决不亚于大、小金川之战、平定准葛尔之战,但后两次战争设计藏、蒙,而且有外国势力的渗入,历来为史学界重视。苗人和朝廷军队的战争,多是各自为战、部落为战,血流得再多,很容易被历史淡忘。 历史像沱江水一样流到今天。许多苗人已和汉族通婚,进而被同化了。今天的凤凰、花垣和黔东铜仁一带,还有较为纯粹的苗族。但在现代化的大潮面前,一个逃亡五千年的民族最终能逃到哪里? 纯粹的苗族将越来越少,但苗人的血液,却在一代代渗入三湘四水以及云、贵一带人的身上。湘军的善战、100多年来湘人坚毅刚强、敢于牺牲的精神为世人称道,恐怕有苗人血液、性格混合于汉人身上的缘故,使湖湘人一改中原汉人的文雅、怯弱,多了些野蛮和勇猛。 凤凰城失去了她的军事价值,仅仅作为一个名胜供人游览或凭吊。清清的沱江水,是否还记得多情的翠翠、英俊的龙朱,以及忧郁的落洞女子? 屈原大夫在《山鬼》中吟唱道:“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芘苈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善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我似乎看到一个美丽的苗家女子,也看到一个多情、多难的古老民族在历史长河投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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