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騙 （下）

聲明：我是個在“北大荒”待了九年多的老“知青”，自認為對“上山下鄉”這場運動該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聽說現在有個“知青”作家寫了個“知青”的電視劇，說什麼“青春無悔”。我不想去看，認為用這種“豪言壯語”作主題可笑和荒謬。讓我根據自己“上山下鄉”的歲月中身邊的人和事寫個小說，看看主人公“我”都幹了些什麼。即便是當過“知青”的主兒也用不着“對號入座”，這裡只對人不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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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到了１９７２年後我卻改變了上述看法（現在想想有着悲哀），因為從那時起正式有了“工農兵學員上大學”。多麼誘人呀！只要你成為“工農兵學員”上了大學，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改變自己的地位，從此離開農場。可咱能行嗎？這是當時自我審視的第一個疑問。“工農兵學員”那得是“政治上過硬”的。“出身”好，政治表現好，還得再加上工作努力。

　　１９７２年江峰農場的“知青”中“選拔”了第一批“工農兵學員”上了大學。看着他們“光榮”地離開農場真羨慕呀！我長時間地盤算，一夜夜地久久不能成眠。“政治表現好”和“工作積極努力”這兩點我可以從第二天就開始“脫胎換骨”地做到。但“出身”不好無法改變。不過江峰農場北京“知青”一半都是“出身 ”有問題，而另一半是從來不相信“上面”的人，也可以說是“死豬不怕開水燙”――或多或少地我行我素（現在看來他們當時太對了）。他們不會成為我的競爭對手。這樣一分析，我可以用“政治表現特別好”和“工作特別積極努力”來彌補自己“出身”上的不足，同時，正是因為一半北京“知青”都“出身”不好，我可以被“ 矬子裡面拔大個兒”――特殊環境下增加了成為“工農兵學員”的機會。

　　這念頭只能隱藏在內心深處的，因為是“陰暗”的，“動機不純”的。其實當時並非我一個人這麼想，北京“知青”中不少“出身”不好的人們都不約而同、理所當然地心動了，“積極要求進步”起來。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嗚呼哀哉。當時如果自己是有點自知之明，稍微理智些，就該放棄這種荒唐的想入非非。可是能冠冕堂皇地離開農場，成為“工農兵學員”可以使自己的生活重新有希望的意識牢牢地控制了我。當然，咱也知道成功的可能性並非自己所能估計的，我是“開弓沒有回頭箭”。哎，那是年輕，對俗話說的“人算不如天算”，半開玩笑講的“計劃不如變化”不原意承認，總覺得凡是想好的事都可以一試。可就是沒想到，任何一件你幹的事情都會有代價，或者叫報應也行。如果我要再活一次，肯定不當這“熱血青年”。

　　當時在農場我算相對幹活好的，平日也比較聽當地幹部的話。所以我在大車班幹活，負責餵牛。這是個北京“知青”公認的好活兒。不用下地幹活，餵牛雖比較髒，可輕省呀。自從打定決心“積極要求進步”後，我主動到分場幹部那兒要求下大田幹活。這活兒是農場工作中最苦的，可最能體現自己“積極要求進步”。在我隨同大伙兒開始下大田幹活時，我感到了周圍有冷冷的目光，這種有“穿透力”的目光讓我都能從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感到刺痛。可我裝得毫無感覺，或毫不在乎。

　　我投入了，甚至感到一種內心的充實，因為不管怎麼說，自己在為希望而奮鬥。我開始近似於瘋狂地干各種農活，和其他和我同樣想法的，“出身”不好的“知青 ”暗自比賽、較勁，看誰表現更好。夏鋤時節，每天早上三點半就起床出工下地了，晚上快九點才收工宿舍，一干就是四十來天。想想吧，每天地里十幾個小時地在大太陽下幹活非常疲勞了，回來卻累得睡不好覺。可我堅持每天都出工，而且還精神抖擻。那年也邪性了，夏鋤時居然大旱，幾十天都沒下場透雨。很多“知青”後來鏟地鏟得受不了，都“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了。我心裡可以說是暗自高興：這下我有了表現的機會。他們每天都齜牙咧嘴，痛罵幹部，我則默默地苦幹，苦幹，還是苦幹。當然，另外幾個我知道“出身”不好的北京“知青”也同我一樣的拼命苦幹，相互摽着勁。

　　如今我會把這種苦幹看成“表演”。剛來農場時我闖入革委會匯報“知青”們都不好好幹活也是“表演”，不過那個“表演”感覺很失敗。除“演技”差外，方式也讓我覺得太假。另外，這點很重要，就是“小匯報”這種“表演”很危險，會讓我在“知青”的名聲很臭。但後來這種“表演”則似乎沒傷害到什麼人，而且自己也的確努力地付出了。其實兩者異曲同工。

　　那年頭兒當地的幹部們一定很高興，“知青”中很多人忽然都好管了，怎麼捏怎麼是了，都“積極要求進步”了。當然，他們都很清楚，“知青”中為什麼很多人會轉變，什麼是動力。但他們也是心照不宣。這“選拔工農兵學員”理所當然地成了當地幹部們體現手中權力的法寶，只要輕輕一揮，就讓盼着心想事成的人們跟着團團轉。

　　１９７２年剛有“工農兵學員”上大學時，上海、北京和東北的“知青”都有人“中彩”。其中有上大學者明顯地和分場幹部近乎。不過北京“知青”中上大學的人好像是“天上掉餡餅”。他們平日的“政治表現”和“工作態度”真的很一般。也可以說他們沒想去努力表現自己，結果這事就讓他們攤上了。當時我只能知道，他們在“出身”上比我強。再有就是平日比較老實聽話。或許就是這個原因才讓他們近水樓台先得月？我之所以後來也決心要爭取上大學，就是覺得農場北京“知青 ”中，幹部看着順眼的，“出身”還過得去的人真沒幾個。通過仔細盤算我後來就冒傻氣了。不言而喻，“知青”中上大學者東北、上海人居多，北京人沒幾個。但不管怎麼說總得有幾個的吧。

　　到了１９７３年，我的“政治表現”和“工作態度”都得到幹部們的青睞，他們甚至讓我很快入了團。不過當年“推薦”上大學沒有我。也沒有另外幾個“出身” 不好，但和我同樣努力的北京“知青”。當時分場的團總支書記和連隊指導員還鄭重其事地找我談話，希望我不要有思想包袱，要繼續努力，云云。老實說，我當時還真有點兒感激涕零。同時也覺得第一年努力爭取到這份兒上就不錯了。明年再說。你會說，難道那些上大學的東北、上海“知青”有你那麼拼命幹活，努力表現嗎？難道你不知道他們和領導的特殊關係嗎？知道，我當然知道。咱又不是傻子。上大學的那些人很多都有這樣那樣的“門道”，有的能“通天”。這誰不知道。不過我當時想：他們幹部總得裝裝門面，讓我們這樣的拼命努力者得到點兒“正果”吧。嘿嘿，今天我把這種想法比喻成“祈求喝點剩湯”。這“祈求喝點剩湯”的想法確實可憐，但如果真要實現，那就要看農場的幹部們確實想給，甚至必須得給。換句話說，就是農場幹部還得有求於你才成。

　　這話是否有點不沾邊？舉例吧。比如你找個“後門”，“關係”特別硬，直接找到農場局的領導。讓你上大學是農場局的頭頭兒關照過的。你說農場的基層幹部難道不有求於你？他們起碼是想着趕緊把你這傢伙請走。你要說“我想當個基層幹部”，他們也得給個官兒呀。嘿嘿，當時我做夢都想有“後門”。可父母都是再老實不過的，最“沒本事”的知識分子。既然這樣，你還“爭取”個什麼勁？是呀，要不怎麼說自己當時昏頭嘛。希望別人可憐自己是沒有用的。

　　其實當時我真是個十足的傻瓜。現在老“知青”們喜歡搞些聚會。前二年我回北京探親的時候也參加了。大家見面說起當年很感慨。而且這是幾十年後了，當年有關“知青”們爭取上大學的事情說起來也沒了顧忌。有幾位當年同樣“出身”不好，但和我一樣“積極爭取”上大學者都說自己是有“後門”的，而且來頭還不小呢。但終因“出身”功虧一簣。他們曾經被“推薦”到了分場、總場，甚至農場局，幾乎就上成大學了。聽他們這麼一說我是目瞪口呆。真的，目瞪口呆。沒想到當年自己的“積極爭取”是一點點希望都沒有的。甭說“喝剩湯”啦，屎都趕不上熱乎的吃！知道這點後，我第一個念頭是，如果當年不去想“喝剩湯”該多好。可我卻連續好幾年地心存幻想。

　　一位當年當了小幹部的“知青”說到“推薦”“知青”上大學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說，你當時“出身”不好，又沒“後門”，“推薦”了你等於白搭，到時候還是被刷下來做分母，如果老“推薦”你，這不等於擠占了“出身”沒問題的人上大學的位置嘛。他的話也讓我啞口無言。

　　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５年我的“積極爭取”似乎沒白費，連隊裡都“推薦”我上大學的。但分場這關都沒過就被刷了下來。我後來該明白點兒什麼了，將要失去動力。這１９７５年我所在連隊被“推薦”成功上了大學的東北“知青”中，有一個說話結巴。結果他上了外語學院。還有一位上大學者我們都認為他有點智障。明白了，“剩湯”是喝不上的。我看着人家上大學走了，整夜整夜地睡不好覺，想着幾年來的“表演”。我是連隊學馬列哲學著作的輔導員，是革命故事會的積極參加者，是勞動模範，是優秀共青團員，等等、等等……

　　正當我開始彷徨之際，分場革委會主任找我談話。我以為又是一番“鼓勵和鞭策”，沒想到他說要“提拔”我。怎麼呢？說農場局前兩年在大興安嶺那邊新建了固北農場，現在急需投入大批骨幹力量“先生產，後基建”，因此在各個農場抽調平常政治表現好，工作積極肯干的“知青”打頭陣。分場領導覺得我很合格，到時候在艱苦的生活條件下會經得起革命的考驗。他問我“有什麼想法”。還能怎麼着？似乎只有去一條路。如果我找點什麼原因打退堂鼓，那我前幾年的“積極表現”就會被認為是真的演戲啦。不過我直覺中覺得自己被“涮”啦。分場主任見我態度不怎麼積極就說：“去年春天人工種苞米時我對你印象很深刻。你表現多好啊！小伙子，好好干。前途遠大呀。”

　　我想起那件事了。去年開春後，分場主任帶一幫幹部在各個連隊的地里巡視。他發現我所在連隊的一塊頭年沒來得及翻的豆茬地墒情不錯，而且頭年也沒什麼草荒。他忽然別出心裁，要連隊的幹部在這塊地上人工種苞米。他過去是“北大荒”的農民，知道沒翻的豆茬地種苞米好。確實有科學根據，大豆根上的根瘤菌能促進苞米苗的生長。但沒翻的豆茬地不好用機器播種，所以他決定讓“知青”人工種苞米。方法是，一個用鋤頭在壟台上刨坑的，一個點種的，還有個撒肥和把種子用腳趟土埋上踩實。肥料嘛，就是豬舍起的豬糞，用大車送到地里。他的想法嘛，如果這地屬於個人的，那就可行，但讓“知青”干，有多少人會認真干？

　　當然，我會很認真。這不是要認真“演戲”嘛。我不但認真干，我們這組的兩位兩人也得認真。這讓他們怨氣不小。因為別的小組早就一溜煙地糊弄過去，跑得都看不見影子了。只有少數的組――多半是要努力表現的人們，在汗流浹背地干。正在這個時候，分場主任特地到田頭來檢查來啦。他發現大部分人在“瞎糊弄”，頓時大怒，抓住幾個最糊弄的小組大聲責罵。然後把人工種苞米的“知青”召集起來訓話。“啊？刨個坑才牛眼珠子那麼大，種子隨便撒在邊上，糞也不撒，也不踩實。這能長苞米嗎？！”他吼着，臉成紫茄子色。隨後他就說到我們這個組。

　　“這才是種苞米的樣子。你們都去參觀！”他指着我，“這是你們學習的榜樣。他才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後的好同志！”

　　記得我當時很不自在，因為大伙兒的目光。嘿嘿，沒想到我那時種的“種子”現在“收穫”了。而我們種的那塊苞米地幾乎絕產，因為沒出多少苗。

　　果不其然，我的直覺應驗了。當我很快到了固北農場的一個連隊後，才知道那兒的宿舍都是地窨子――干打壘的半地下建築。屋裡黑洞洞，非常潮濕。連隊裡甚至都沒有井，生活用水就是小河溝的水。我去的時候已經是深秋，天氣很快上凍，每天的生活用水就是在小河溝里刨冰，然後拉回來用火燒化。吃的嘛，也很差。總之，真的是生活比江峰農場差不少。這不應該是最要命的。當我知道，到固北農場的“知青”都是“積極要求進步”者後，心裡是涼了半截。咱在農場努力表現可不是為的到固北農場來“先生產，後基建”的呀。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我這不是整個被“涮”了嗎？在固北農場我根本沒希望上大學啦。我太傻啦！嗯，我估計到固北農場的很多“知青”都有“我太傻了”的感覺。因為我在他們臉上看出了惶惶然的表情。

　　當年冬天我探親回家後便長期不歸了。心裡失落透了。不過也有一點好處，使我立刻轉向了。咱哪，“病退”吧。在北京的那幾個月，我苦苦地找各種關係開診斷。回到固北農場咱立即就寫了要求“病退”的申請。我是這樣寫的：

敬愛的連隊領導，黨支部：

　　我不得不非常遺憾地寫這篇申請報告。我在“上山下鄉”的革命道路上已經邁進了六、七年。在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偉大號召，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過程中，我的思想在不斷地革命化，相信早晚一定會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可靠接班人，在農場成為合格的反修、防修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然而就在這勝利接着勝利的關鍵時刻，我的身體不行了，不能再勝任光榮而艱苦的農業勞動。我的內心是多麼不甘。

　　這次回北京，我被診斷出慢性肝炎和高血壓。如果我繼續留在農場，必定會成為革命同志們的負擔。經過長期考慮，我只得提出申請，要求因病退回北京，離開農場。不過請領導同志們相信，一個人只要有革命精神，到哪裡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此致無產階級革命的敬禮

　　看着手裡的“病退”申請報告，我不知該哭還是該笑。

　　看了我的陰陽怪氣，您也許會奇怪地問：“你想上大學為什麼不想着法兒的給幹部送禮？當時不少已經開始有‘走後門’的現象了嗎？”問得好。首先是自己送禮得找得到“廟門”，也就是說多多少少您得先有個“後門”關係，然後送禮就順理成章。我沒這“關係”呀。再說那時三、十年前，官場上的腐敗還沒“蔚然成風 ”，直眉瞪眼地請客送禮總還有顧忌。第二，自己那會兒被“喝剩湯”的想法支配，覺得自己這麼苦幹了，怎麼也會被可憐。實際上這也可以說明自己不是那種毫無人格的人，如果咱是個肆無忌憚的小人，對幹部們完全可以投其所好，無恥至極地做個腿子，這太不齒了，不管怎麼說是做不出來，我還是個人，儘管不完美，人格還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