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海朋友（續）

　　2009年我們去“北大荒”一個農場的北京“知青”四十周年聚會時，我認識了特地到北京來祝賀的當年的上海“知青”林易（化名，下同）。雖然我們同在一個農場，但不在同一分場，所以以前並不相識。但他曾與我朋友同關在農場“小號”（屬於私牢）里，聚會的時候相互一介紹也就認識了。林易豪爽，過去在農場是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主兒，打架不要命。我這個“土匪”與之相比，小巫見大巫都算不上。聽了他的經歷我心裡暗自驚異，心想，要是亂世，他定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黃金榮、杜月笙式的人物。聚會後的朋友宴請中我和林易聊天，大有一見如故的感覺。

　　林易的父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作為技術骨幹調離上海去了外地，但家仍然留在上海。林易在上海是個無法無天的主兒，“上山下鄉”時他才十五歲。到了農場他就成了“霸王”，在各地青年不斷的械鬥中打出了威風。這在上海“知青”中真是少見。事情也真是蹊蹺，在他周圍竟然聚集了一幫天不怕，地不怕的上海小“知青”，一個個打起架來可以用“生龍活虎”來形容，亡命徒一般。

　　1972年大慶油田決定從嫩江修建一條運河用於油田注水，並把這項工程命名為“引嫩工程”；當時黑龍江各個農場抽調“知青”前往。每個農場調去的“知青”都是刺兒頭，這挖掘運河的工地簡直就成了當年美國的西部。一個大帳篷能擠幾十個人，大家沒事就喝酒、賭博，要不然就打架鬥毆。各個農場的男“知青”之間也械鬥不斷，而我們農場的小子們因為有林易這些人，便把其他農場“平”了。我們農場的這些個刺兒頭干的最出格的事兒，就是在“引嫩工程”結束回農場途中，與扎蘭屯鐵路學校的學生們打群架，砸了火車調度場，從而使一趟軍列被迫停駛。那次大批部隊火速調入火車調度場，把打架的“知青”們抓了兩百多。

　　由於林易太過囂張，農場準備在“引嫩工程”工地進行抓捕。因為走漏風聲，林易在北京和上海的哥們兒的幫助下，冒着狂風暴雨逃亡。其情節頗為驚心動魄。林易後來返回上海常笑談當年的往事。其時，他已是相當成功的實業人士。可不是暴發戶啊，是一步一個腳印地奮鬥出來的。這種奮鬥精神中有他當年在農場打架的狠勁兒。

　　林易談到當年是這樣說的，“那時我們都很年輕、單純、魯莽，帶着‘文革’打、砸、搶的遺風行走江湖，橫行農場，稱霸一方，完全背離了中華民族懲惡揚善的傳統美德，我和XXX做出了許多令人痛心的事，為此我也吃了不少苦，帶過手銬，上過腳鐐，蹲過‘小號’，關過XX縣大獄，曾經在基幹民兵架着機槍的監管下，在全農場游鬥了四天……

往事不堪回首……我決不隱晦我的過去，也正因為有過去的這段經歷，才造就了今天堅強的我。這是我整個人生的軌跡。”

    本來想先說林易和他的好哥們兒各自的愛情故事，但到下筆時又不打算說了，因為有悲劇的色彩。那些歲月我們“知青”的悲劇太多。再說，悲劇說得多了就有“祥林嫂”之嫌。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林易所在分場烏煙瘴氣，他領着一幫小兄弟成天打架，把分場鬧得雞犬不寧。農場的幹部們反覆地“修理”這幫傢伙，當時林易他們被戴上手銬在各個分場“遊街”。但這幫傢伙只要又聚集在一起就到處滋事。就算是農場的幹部們把這些小子們像摻沙子一樣地分散到各個分場，他們還是“各自為戰”。此後，只要農場發生了什麼刑事案件，林易就跑不了被“審查”，儘管每次都與他沒牽連。

　　在農場“遊街”時，林易曾有過連續四天在全場巡迴遊斗；二十多個“囚犯”中，唯獨林易一個人是戴着手銬的，原因是他反抗。林易被掛上“主犯”的大牌子，他站起來就把牌子給扔了，拒不低頭。後來他天天戴着手銬上路挨斗，但他就是不低頭。

    1978年，林易又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被縣公安部門抓走，關進拘留所。由於總是莫名其妙的被關押受審，林易的情緒極其暴躁。進來第三天就與牢霸，一個帶着腳鐐的殺人犯打了一架，然後被武警與管教拉出去的時候又奮力反抗，結果被三、四個武警和管教壓在地上，把雙手背在背後拷上了“手捧子”（一種自製的土手銬）。因為是反拷，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晚上睡覺也只能趴着睡，真的遭老罪了。但由於這一架以及與反抗管教、武警，便確立了林易在牢房中的地位，大家都知道“新來的上海人不好惹，居然連死囚都敢打”。自從那天起，送飯老頭兒都主動給他加飯加菜。

    林易講，“第二天早上放風時，由於我的雙手被反拷在身後，無法自行解開褲子上廁所，這時一個年輕的小囚犯主動上前幫我解褲子，誰知在一旁站崗的武警上來就是一槍托，‘誰要你管閒事’。我頓時火冒三丈，衝上前去，對着他大聲吼叫‘你他媽的太欺負人了，有種的一槍斃了我，要不把槍給我，老子一槍斃了你。’……從此，我受到了同監房的犯人和監警們對我一致的敬畏，幾天以後，管教主動幫我解開了手銬”。

    在被無理關押期間，有兩件事使林易從“刑事犯”變成了“政治犯”。第一件是林易講的笑話引得同牢房的十個人一起哄堂大笑。這一笑驚動了在門外巡房的武警班長。他把送飯的小窗打開，向里瞅了半天，然後把手指着一個老實巴交的因為偷糧進來的農民，讓他把頭伸出去，然後二話不說，對着他的頭頂就是一槍托！頓時這農民頭上鮮血噴涌而出。林易大怒，用雙手拍命地敲打房門，大聲地怒吼“你憑什麼打人”，在他的帶領下，同牢房的人們一起呼喊起來；隨即，其它牢房的犯人們在不明就裡的情況下也跟着一起拍打牢門，一起呼喊。不得了，警報驟響，武警和管教全體出動，如臨大敵。他們問明情況後，把林易和那老農民帶了出去。林易心想，自己等着遭難吧。誰知管教聽完他講明了事情的原委後，扔下一句話“你回去吧，這事我們會處理的”。就這樣他沒事人一樣回到了牢房。老農民被送往醫院包紮後也被送回來了，沒有人受到任何處罰。當時被關的人們都感到詫異，第二天早上武警的連指導員來到牢房門口宣布，由於這位武警打人的錯誤做法，已被調離。

    這是件慶幸的事，但林易只盼望着早早獲得自由。為了打發日子，百般無聊之中，他跟着其他囚犯學起了簡單的刺繡。他用筷子的竹青皮磨成了一根針，從被子的邊緣上抽出一些線，然後用一塊藍手帕作底，繡上了一隻和平鴿，寄託他心中無限的惆悵。他每時每刻都在渴望能早日飛出牢籠。

　　轉眼過了半年多，仿佛已經可以聞到春的氣息，花的芬芳。有一天，林易情不自禁的動手想卸掉牢房窗戶最上面的一塊玻璃，讓大家呼吸呼吸新鮮空氣。誰知道，一不小心玻璃掉到下去了。響聲驚動了外面站崗的武警。這些武警們沒忘了那次打老農民事件的處理，他們個個記恨在心，這回他們終於抓到了把柄。武警與管教們把林易定性為“砸監鬧獄，企圖逃跑”，給他戴上了腳鐐，要知道腳鐐一般都是殺人等重刑犯才戴的。

　　就在林易戴上腳鐐沒過幾天，管教突然把他叫出去，先把腳鐐給卸去了，然後告訴他“有人來看你了”。來人他並不認識，對方只是說是縣人民檢察院的，並說“你父親在哈爾濱很不放心，希望你能老老實實地呆着，相信此事很快就要結案了”。過了些日子，林易就被釋放了。縣拘留所的結論是：經審查該知青受“四人幫”的迫害和其父親問題的株連，（文革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平反後，正在落實政策）犯有打架鬥毆、聚眾鬧事的錯誤，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免於起訴，無罪釋放（其實是無端被抓）。林易的被釋放實際上是他父親的一位頗有人脈的徒弟的“疏通”。他父親的徒弟的戰友是縣檢察官。當然，還要感謝林易父親工廠的頭兒堅持為他父親落實政策。

　　以上是我的上海朋友的經歷。嘿嘿，“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哈。什麼地方都會有好漢。余純順不也是上海人嘛？可惜1996年他不幸在羅布泊遇難，但他永遠是我敬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