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扬子江畔的一个原本非常美丽的小镇。在我的记忆里，典型的徽派建筑高高耸立，青瓦白墙， 屋檐飞禽走兽木雕栩栩如生，街道是光滑的青石板铺成的，石板中间有一条被独轮推车长期碾压而形成的浅浅的车辙，一条大河将镇子分成两半，三座桥梁连接南北两岸。听老人们说， 以前有船码头， 以后由于河道淤积而废弃。过去，镇子是交通要塞，到省府安庆的货运都要经过这里，因为没有公路交通， 许多做买卖的商家、脚力和挑夫往往都在这里歇息，所以镇里客笺林立，车水马龙。

小时候零零星星地听老人们讲镇子里故事，上下几百年，我把这些故事在我的脑海里拼凑成图发现，它过去的辉煌可以和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商业画面相媲美， 但49年以后就逐渐衰败了，像流畅的河水突然凝固似的。以前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南腔北调，以后由于没有迁徙的自由，镇里社会及人口结构多年没有变化，居民孤陋寡闻，像一潭死水。到了六七十年代则完全变成了一个孤立的村庄，以前的商家和店员统统被改造为农村公社社员或公私合营的小作坊工人。

老人们也讲了很多有关日本鬼子的故事， 但我记得最深的是两次，一次是真实的，一次则是虚惊一场。

一次讲的是一个掉队的日本骑兵牵着一匹枣红色的大马途径镇里，孤身一人夜宿一家客栈，引起全镇一阵惊慌。当时对于如何处置这个掉队的日本兵，镇里人分成两派：杀和放。主张杀的是以“皮匠麻子”为代表的工匠等普通居民阶层，而主张“放”的是以刘家铺子为代表的商家。皮匠麻子解放后我见过，高高大大的，60年代末才过世， 他儿子子承父业；刘家大太太我也见过，胖胖的，挺富态，文革中自杀。这“杀”和“放”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博弈：如果杀掉这个日本兵，日本人肯定反扑过来报仇，整个镇子将遭灭顶之灾。议来议去，最后还是主和派占了上风，决定让日本兵好吃好喝，礼送出城。

另一次是讲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 那时，整个镇子里成年人都被派到离家几十公里开外的白洋湖开荒种田，安营扎寨，与家里的联系要靠镇里一个邮差。有一天，这个邮差可能是吃饱撑的，急冲冲来到宿营地， 大声吼叫：“乡亲们啊，不得了啦，日本鬼子又来了，杀人放火，镇里血流成河啊！”，在水田里干活的人一听日本鬼子又来了， 惊慌万状，像鸟状散去，哭声一片，因为老人孩子们都在家里啊！那个恶作剧的邮差在文革中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和汉奸卖国贼， 被整得死去活来，新账旧账一把算，大家把那次送日本兵出城的事也都扣在他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