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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時汪精衛再次拒絕蔣介石的建議，執意還要搞“和平運動”，那蔣介石只能下殺手了。這一點汪精衛集團中也有認識，汪精衛秘書的曾仲鳴看到拒絕谷正鼎後就說，“我們今日以後要小心點，他要消滅我們三個人。”

其實重慶方面早已計划行動甚至已經開始動手了，在1939年元旦國民政府宣布開除汪精衛黨籍之時，蔣介石就命令戴笠要搶在汪精衛離開河內之前將其除掉。戴笠隨即帶領親信及能講法語的軍統天津站站長陳恭澍前往河內，親自坐鎮指揮行動。

暗殺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蔣介石遲遲不能下定決心，還在利用各種途徑促使汪精衛幡然悔悟。在此期間的1月16日，梅思平在香港被人襲傷頭部，發表“艷電”的《南華日報》社長林柏生被人用斧子砍傷頭部，這都是計劃取性命而出了差錯才逃了一命。而在澳門的汪精衛外甥沈次高於1月18日被槍殺，這一切肯定都是軍統所為，是真正的殺雞給猴看，但是汪精衛還是執迷不悟。

谷正鼎來訪是最後一次挽回努力依舊失敗，於是回到重慶的戴笠給河內發來了執行命令。陳恭澍帶領6人在21日夜強闖汪精衛住宅，但因為行動慌張，誤認曾仲鳴為目標而開槍射擊。

這次行動可謂完全失敗，槍響之後留守車上的陳恭澍極為緊張，只攜帶一名最先出來的殺手開車離去，後兩人自行歸來，三人被抓。

4個小時後情報傳來，汪精衛毫髮無損，戴笠立刻命令陳恭澍回重慶。陳恭澍回到重慶之後、戴笠根本不想見他，即便是躲空襲鑽進防空洞面對面也是視而不見。兩個月後戴笠終於召見陳恭澍，派任代理第三處處長，去上海主持工作。這個安排未必就沒有讓陳恭澍死在上海的意味。

不過這次陳恭澍很爭氣，在上海兩年就先後暗殺了張嘯林、偽上海市市長傅筱庵、上海工部局警務處處長赤木親之。而在1941年10月，陳恭澍被汪偽76號特工總部逮捕，為保全性命投降，暗中卻與軍統局長戴笠取得聯繫。有意思的是，陳碧君聽聞陳恭澍被俘獲，連夜專程從南京趕到上海，親自“審問”陳恭澍，“她心存報復，盛氣凌人，跺足狂吼的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罵，硬逼着一定要當場寫口供。”

1945年抗戰勝利後，陳恭澍以漢奸罪逮捕，兩年後獲釋。後任中央訓練團河北大隊長、綏靖總隊上校總隊長，駐守北平、河北一帶，負責所謂的政治作戰。1949年赴台灣，任國防部情報局第二處少將處長，1969年退休，隨即隱姓埋名，死在何時、葬在何地無人可知。

陳恭澍

這次“刺汪”失敗之後，軍統又想了兩次辦法均未成功，汪精衛的警惕也越來越高，但河內是肯定待不下去了，時間長了不愁人家抓不住自己。可是“制裁命令”已下，天下之大已無容身之地，唯一可以走的就是日本這一條路了。而日本方面也獲知汪精衛在河內“遇刺”，雖然現在的首相不想理他，可是汪精衛在河內待下去只有死路一條，這個事情要是真的發生，對大日本的聲譽還是很有影響——以後誰還來投降？還是影佐禎昭出馬，4月16日抵達法屬印支港，與汪精衛取得聯繫，4月25日夜汪精衛登上賊船，5月6日抵達上海，8日上岸，完成了投敵。

這次留在香港的陳公博並未追隨汪精衛而去，到了夏末汪精衛到廣州之後邀見陳公博。雖然二人見面、汪精衛還出示日本方面的“君子協定”，但是陳公博還是不認可，迴轉香港。

很快汪精衛在上海召集會議，做成立偽政府的準備，再次電邀陳公博，陳公博還是不去。

1939年12月，汪精衛與日本準備簽訂所謂的“中日基本條約”。這次汪精衛正話反說，告訴陳公博草約已開始討論，如果你不到上海，以後就是反對也來不及。其實哪裡有什麼可討論的？雙方一坐下、日本方面就掏出《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關於日支新關係調整的基本原則》、《關於日支新關係調整的具體原則》、《秘密諒解事項》等八份文件扔在桌上，日本要求的權力地域從黑龍江到海南島；要求的權利事物下至礦業，上至氣象，內至河道，外至領海；一切中國的權益，包括主權、領土、港灣、河流、礦藏、銀行、交通、軍警、武器……日本都要毫無遺漏地持有或控制。

陳公博上了汪精衛的當趕往上海，準備在這個“中日基本條約”的討論中發揮一些反對作用。結果到了上海一看，“條約”已經“討論”了一半。陳公博在上海盤桓半月隨即迴轉香港。在上海時一次與影佐禎昭同飯，陳公博當面質問，“哪裡是基本條約，簡直日本要控制中國罷了。”這位日方首席代表想都沒想就點點頭，“在目前不能說日本沒有這個意思。”

去年在上海與汪精衛方面“重光堂”談判時千好萬好、什麼兩年撤兵啥的騙你上船，到了現在汪精衛已在彀中，真面目何須再掩飾？

汪精衛的“中日基本條約”議定的同時也在準備成立偽政府，陳公博不願參與其事，從上海脫身回香港僅僅幾天，陶希聖和高宗武突然來訪，陳公博感到吃驚，因為這兩位現在是汪精衛重要助手，為何在此準備成立偽政府之際脫離汪精衛？二位語焉不詳，只是言道自己二位走後、汪精衛更要找陳公博了。

陳公博沒有想清楚這裡邊的事情，但是等到第二天再去找二位，已然不知所蹤。未及陳公博反應，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報》發表了高宗武、陶希聖致該報的信，以及他們帶出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暨附件全文。

“汪日密約”的披露，使中國人民更加認清了日本亡我之心和汪精衛賣國行徑，從而堅定了國民抗戰到底的決心。汪精衛投敵之前，中國確有相當多的人士對日本抱有幻想，而此番“汪日密約”的披露徹底打消了這些幻想，即便在汪精衛投敵之後再附逆者，也是形勢所迫、被動上船的權宜之計，而絕無與虎謀皮的打算了。而此事件對於汪精衛之流的打擊也是巨大的，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都跳出來說這只是談判過程中的一個草案，而非定案，其實心中恐懼萬分，“最為傷心的是周佛海，……，對暴露密約一事極為憤慨，認為這是背叛行為。他任憑眼淚從雙鰓流下，卻不去擦掉，唯有仰天長嘆。”周佛海還咬牙切齒在日記中記述，“今後誓將高宗武、陶希聖這兩個畜生殺掉！”

這個極其重要的“高陶事件”的發生，必須要說到陶希聖的夫人萬冰如。1939年12月13日，萬冰如攜5個孩子從香港抵達上海。12月30日“中日基本條約”定約，汪精衛“綁架”部眾共同簽字，而萬冰如對陶希聖說，“我把全家的生命帶來住在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婦一同死在這裡。如果你簽字，我就打死你。”

陶希聖、萬冰如

高、陶二人脫離上海之後，萬冰如去見汪精衛、陳碧君，要求帶兩個孩子去香港勸說陶希聖迴轉，而留下三個大孩子在上海讀書，其實是給汪精衛作為人質。汪、陳不疑有他，不過也就只能這樣辦。1月13日萬冰如登船，18歲大女兒琴薰站在碼頭大哭，而媽媽萬冰如在船上扶着欄杆也是痛哭。

萬冰如攜子抵達香港之後，杜月笙、萬默林出手將留在上海的三個孩子接出來。而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攜帶高、陶二人的《致大公報函》和“汪日密約”專程從重慶趕往香港，親自掌握進度。21日上午陶希聖三子乘坐的輪船出吳淞口剛到公海，蕭同茲就將文件照片送至《大公報》社開始製版、排版、印刷。三個孩子乘坐的輪船於第二天、22日抵達香港，全文刊登《致大公報函》和“汪日密約”的《大公報》立刻上市。

高宗武、陶希聖是汪精衛的重要親信，也是汪精衛“和平運動”的最早發起者和重要參與者，而且追隨汪精衛到上海，參加“汪日密約”的談判，卻在簽字關頭幡然悔悟、棄暗投明，真可謂懸崖勒馬。

陶希聖后來進入蔣介石侍從室，再就是去了台灣，1988年去世享年90歲。這次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如果沒有高宗武一開始的擅自赴日，應該不會發動。高宗武原本年輕才高，是國民政府的外交幹才，結果鬧出這樣天大的事情來，這讓高宗武徹底灰心喪氣，後來更名高其昌，赴美定居，1994年去世，享年89歲。

正如高、陶二人所言，到了建立偽政府前夕的三月初，陳碧君邀請陳公博赴上海。陳公博已有感覺，就問陳碧君是否要成立“政府”了。陳碧君倒也乾脆，“你對這一點是贊成還是反對，請你到上海和汪先生說。”於是陳公博決定趕赴上海，準備勸阻汪精衛成立“政府”。結果到了上海一看，“政府”其實已然成立，正在籌劃“還都”南京。陳公博和高、陶二人不同，看到事已無法挽回，遂決定加入“偽政府”，計劃在“偽政府”中幫助汪精衛，“徐圖補救”。陳公博也與汪精衛等人確實不同，1940年5月赴日，天皇着海陸軍大元帥禮服接見，而陳公博故意着便服。

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死在日本，陳公博代理“偽政府”主席，1946年6月3日被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