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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第11军“襄东会战”的目标是第31集团军，和南昌会战不同，这次目标是打击敌军野战力量而不是占领一个城市，难度要大的多，为此第11军参谋部制订了在冈村宁次眼里也属于“一个极为大胆的行动计划”，具体方案为第3师团在正面唐王店、大山庙、天河口、高城一带与中国军队第31集团军展开战斗以吸引、留置，第13、16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在钟祥、京山方向实现突破，突击3、400里占领襄阳、枣阳，完成西包围面，第3师团另一部则从信阳出发突击南阳完成北包围面，如此将第31集团军合围。

强力部队突入敌占区3、400里完成合围，这在日军战史上是没有过的，其冒险性极大，不过冈村宁次全力支持第11军参谋部提出的这一大胆方案，为此冈村宁次调离了几个过于担心左、右、后方的保守旅团长、联队长，以保证这一方案的贯彻实施。

反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之战时作战厅的正确方案被委员长一人否决、第9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的意见也被否决，在蒋委员长眼里，抗战不需要其他人的参谋，一个“伟人”无所不能，如果不幸还差一点儿，那就按照斯大林的话，加上一位共用一个马桶的夫人就足够了。

4月17日第11军制定“モ号会战指导原则”，18日日军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289号”命令，“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为完成现在任务，在4、5月间可在汉口西北正面，暂时实施越过现作战地区作战。”同时发布“大陆指第427号”指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在按照‘大陆命第289号’实施作战时，要尽快返回现作战区域内。”

据此，4月20日华中派遣军命令第11军，“在4、5月间，可伺机在唐河以南地区将汉口西北正面之敌击败，粉碎其抗战企图，将敌军消灭后应尽快返回大概连接信阳、随县、安陆一线以南地区。”

而第11军接到华中派遣军的命令之后，当天就发布会战准备命令。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日军指挥体系的严密运作。首先是作战部队参谋部门提出作战方案，司令官批准后上报；华中派遣军看过方案之后认为作战区域超出规定，于是向大本营请求授权；大本营批准之后华中派遣军随即向作战部队下发命令，作战部队第11军据此发布作战准备命令。

看看咱们的军事委员会，都是电报“健生兄”、“德邻兄”、“颂云兄”飞来飞去，从没开打一直飞到打完败仗。而日军是一级一级下完命令就不管了——你要打就让你打，看你打的怎么样？

 第11军在发布作战准备命令之前准备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了。由于中国战事的扩大及持久，日本不得不新成立一些部队，但是由于资源有限，只能降格编成三单位师团以负责占领地的警备和维持治安工作。1939年2月7日编成第32师团、第33师团、第34师团、第35师团、第37师团，6月30日编成第38师团、第39师团、第40师团、第41师团，此次作战第33、第34师团配属于第11军，于是紧急前调，同时参战部队各自按任务集结、各种物资日夜不停向前运送。

当面日军如此异常集中兵力引起了第5战区的警觉，4月25日李宗仁向军令部长徐永昌报告当面敌情变化，“鄂北……先有敌约5000、安平路有敌千余……鄂东麻城、宋埠、新洲、黄安等处之敌，确有一部转移至鄂中……”这份电报中有一个情况异常准确，“一、敌骑4旅小岛少将梗率官兵一行在朱家场、泗港一带，沿河观测照相，罗汉寺放列重炮4门。”

骑兵第4旅团在此次“襄东会战”中负有重要任务，在第16师团打开缺口之后负责前插，突击400里占领唐河，与第3师团占领桐柏的一部共同组成包围圈北面。4月25日之前，旅团长小岛吉藏亲自视察“朱家场、泗港一带，沿河观测照相”，正是在最后确定突破口。

现代战争还出现骑兵，也就是日军的一个特色。骑兵的最主要力量就是高机动性以及其高速度带来的强大冲击，但是在机枪和榴弹炮使用之后，其大目标高速度冲击被彻底消灭，由此骑兵退出主战场，只能担负侦查、偷袭等小规模活动，而日军在此时还保有4个骑兵旅团，确实是比较另类。

其实一战后日本军方也认为骑兵在现代化战争中已经没有生存条件，况且骑兵异常费钱，战马都是阉割的公马，属于一次性用品，这样算下来比战车便宜不了多少。既没有作战需要也太贵，实在是没有必要保留，但是裁撤骑兵遭到了异乎寻常的抵抗，原因就是骑兵因为比较“贵”，所以一开始的骑兵都是由一些贵族子弟组成，延续到后来骑兵就有些贵族气味。时代发展到现在要把“贵族兵”全部取消，这让“贵族”们受不了了，面对如此“奇耻大辱”，个别骑兵干部竟然切腹自杀。在保守势力如此极端抵抗之下，日本只好保留大量的骑兵部队，不过作战方式已经不能去冲击机枪阵地了，还是得下马作战，战马的作用基本等于自行车。

虽说骑兵已经没有冲击阵地的作用，但是快速机动的作用还在。“敌骑4旅小岛少将”在前沿视察阵地的行动明显就是准备突破之后快速前插。这个情况摆到了正在召开的第5战区作战会议桌上的时候，李宗仁认为该结束那个什么有气无力的“春季攻势”，收缩回来对抗日军的进攻才是正理。于是第5战区作战会议形成了新的作战方案，“决以长久保持桐柏、大洪两山地带，以攻为守，予敌以打击为方针。处置如下：（1）13军向唐县镇、唐王店、青苔镇、太山庙间地区集结，一部在天河口市至高城间任务掩护，对预备向我高城两侧攻击之敌主力，攻击其侧背。……”

这个方案的指导思想还是错误的，还是要“以攻为守，予敌以打击”打个大仗，而且具体方案明显有问题，日军向高城进攻，第13军在唐县镇一带集结准备“攻击其侧背”，唐县镇尚在高城后边5、60里地、如何“攻击其侧背”？如果第13军迂回百里再去“攻击其侧背”，而地处为“桐柏、大洪两山”间的谷地，间隔仅有百里，第13军的迂回必将遭到日军的阻击，那么这就会变成正面冲突，这如何能打成“侧背”？

第5战区敌情判断的方向是对的，但是作战方案不靠谱，不过这个无所谓，委员长要的不是“攻击其侧背”，而是“春季攻势”、“春季攻势”、“春季攻势”，重要的话说三遍、懂不懂？！

4月28日委员长给李宗仁回电报，“第5战区敌军增兵，无论其为防为攻，我军应仍照预定计划进行。正面各部队更应利用气候、地形与民众等有利条件，分路出击，只要应用无孔不入之要领，继续不断予以打击，以粉碎其进攻之企图……”

蒋委员长不仅否定了第5战区的作战方案，同时连敌情也一并否定，竟然对日军骑兵部队已经开始作战前的侦查行动视而不见！日本振武学校的学生素质之低、教学水平之差实在是令人咂舌！

令人咂舌的不仅仅是视而不见摔跟头，而是摔跟头之后继续视而不见。蒋委员长还是延续刚刚失败的南昌会战的指导思想，期望“以攻对攻”来打灭日军的进攻，殊不知当面日军急切盼望国军发动进攻，以便“尽量利用敌军进攻的冲势”搞一个口袋阵，一股脑兜了起来了事。好在李长官对委员长所说的“春季攻势”根本打不起精神来，日军侵略者所盼望的“冲势”，在李长官这里是永远得不到的。

这次作战厅的看法和南昌会战一样与委员长不同，不过“吃一亏长一智”，再提方案白搭不说还惹人讨厌。不过第5战区报上来 “以攻为守” 的方案不靠谱，而委员长给的“以攻对攻”的方案更不靠谱！4月25日“敌骑4旅小岛少将梗率官兵一行”就开始侦查突破口了，刘斐真是急得要上吊，好在和李宗仁关系非比寻常，在委员长让李宗仁继续进攻的同时，刘斐直接打了个电报给他提提醒，“此次敌向鄂西增兵，其进窥襄、樊企图渐趋明显。我军于随枣山地带内作坚强抵抗，先挫其战力，再求敌侧背而反击之胜利，当操左券。……”

刘斐提出的这个方案要比南昌会战的方案还要有把握。南昌附近及以南地区，基本没有山地或者山地太小，地形依靠困难，所以刘斐才提出以南昌为吸引日军的目标，“与敌胶着战场，周旋二、三月”最后不得不失去南昌也算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消耗战。而第5战区所在襄、樊前方左有桐柏山、右有大洪山，日军要攻击襄樊，国军如果能坚持襄樊前方的这两座大山，对于日军来说这就是留在身后的两颗炸弹，即便攻占襄、樊也不稳固，还是要回头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再求敌侧背而反击之胜利。”刘斐认为按照这样的打法肯定“当操左券”！

刘斐虽然没有认识到日军第11军计划围剿第31集团军的企图，但是按照这个方案执行还是没有问题。如果此时在桐柏山、大洪山区保持重兵集团，就如同台儿庄时汤恩伯军团驻于峄县附近山区一样，进可攻退可守，实在是没有打败仗的理由。

刘斐的方案是放弃抄击攻打高城之敌，因为抄不过去也打不动，只好放弃高城坚持樊城、襄阳等地与日军周旋，这样日军攻击线路变长、作战时间变长，这时候再谈抄击或者别的什么机动战法都好说。

再看日军这次行动定义为“短促打击”，作战时间计划仅为十几天，而且不论战果如何都必须要撤出战区回到原出发地。如果按照这样的打法，日军即便攻占襄、樊，也不能在战区内坚持，只能撤兵。撤退比进攻还要难组织，搞不好真的就被山区内冲出来的国军切掉一截子，至于围剿第31集团军，不可能在十几天内完成对如此大的山区包围进攻，兵力也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