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任縣委副書記的謝永康同志，曾奉命代表縣委在一次動員縣直機關幹部大搞“小秋收”的大會上說，現在證明，凡是豬能吃的一切東西，人都能吃！所以我們要大搞“小秋收”，以解決目前的困難（大意）。42年後的今天，我仍清楚地記得他說過的這句話。

我親歷的餓得發慌的生活！！！

三年困難時期，我在安徽省無為縣當教師。那時糧食極其緊缺，比黃金還貴重，有錢能買到黃金，而無糧票或糧本，持錢去糧站根本買不到糧食。1958年大煉鋼鐵時，曾要我們“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可是不到兩個月，口糧月供應標準又恢復到28市斤。從1959年春季起，再降為24市斤（內含不能吃的雜糠，兩個月後取消雜糠），繼又降為 22市斤，後來穩定在25市斤，還要節約一斤（由糧站代扣），實為24市斤。
　　在國家幹部月口糧供應標準為22市斤時，縣城和農村集鎮上吃商品糧的居民，分別降為17市斤和16市斤。
　　當時市場上既買不到高蛋白、高脂肪魚肉葷腥等食物，也買不到豆類和豆製品。國家糧站米價是一角三厘一市斤，黑市米和糧票4元一市斤，只聽說有人偷賣米和糧票，但從未見人買過，因私自買賣糧食系破壞糧食政策，是違法犯罪行為，誰敢公開買賣？我當時月工資36元，不夠買10市斤黑市米，全靠僅有的24市斤口糧和4市兩（合十兩制為2.5兩）菜籽油活命。當時縣郵電局營業間裡供寄信人貼郵票用的糨糊，一放到櫃檯上就被人偷吃光，足見當時充飢度命的食物，緊張奇缺到何等程度！

那時我正年輕，食量大，消化力強，24市斤口糧只夠吃二十三四天左右，每天吃飯不是斤斤計較，而是兩兩計算。我每周要上16節課，且大都排在上午，如某天上午授課量不重，只有一節或兩節，學校食堂早餐稀飯即使很濃稠，也捨不得多吃一分稀飯（學校食堂一斤糧票購一角二分飯票，付一角二分錢）；要是上午授課量重，有三節課，食堂早餐稀飯即使稀得“一口吹三條浪”，也得忍痛吃三分飯票的稀飯，否則是撐不住的，特別是上午第四節課，餓得肚皮緊貼脊梁骨，上氣不接下氣，靠在黑板上，硬撐着將課講完，下課鈴一響，就像戰士衝鋒一樣衝進食堂，不管青菜蘿蔔，還是冬南二瓜（校內園地師生共同生產的），首先買一碗（限購一碗，不准多購，學生也一樣），填進餓得發慌的空肚裡，然後再買三分飯票的飯，絕不敢多吃一分飯。晚餐也是如此，先吃瓜菜，後吃兩三分飯票的飯，因晚上辦公要到深夜11點左右才敢下班，反“右派”後的“大躍進”，誰敢不積極？晚上9點多鐘就下班，怕人說沒幹勁，思想落後，空熬着肚皮，也要撐到11點鐘左右。


　　那時，若遺失10來斤糧票或飯票等於自絕生路，誰也救不了你。家庭因飯票短缺或遺失，而產生互相猜疑、指責、謾罵、造成夫妻反目、兄弟齟齠、母女不歡、姐妹失和的事時有所聞。有位中層幹部，家裡有四個子女，將從食堂打回的飯，按各人的供應標準數量，用秤分而食之（農村較普遍），誰也不能多吃、多沾誰一點。這種看似無情而實無奈的荒唐怪誕的生活方式，是享受着充裕物質生活的今天青年無法理解的，但它卻在我們這輩人的生活旅程中，留下極其沉重的苦澀與酸楚。


　　在這種情況下，“低標準，瓜菜代”是當時整個社會求生存、想活命的人必然趨勢。那時大小會議經常講，連幾歲的孩子都知道“低標準，瓜菜代”是什麼含義，因為這關繫到每個人的生命能否延續維持下去的極其嚴重問題，是頭等大事。


　　秋冬季節，冬南二瓜吃盡了，青菜蘿蔔生長速度慢，趕不上吃的需求，上級號召我們大搞“小秋收”來充飢度命。所謂“小秋收”，顧名思義，是和大秋收相對而言，大秋收是指農田裡生長的莊稼，農民種的糧食，而“小秋收”則是指野生植物，農產品的下腳料，如米糠、稗子、秕稻，以及極少的水面植物和水生螺絲肉、蚌肉等。


　　當時任縣委副書記的謝永康同志，曾奉命代表縣委在一次動員縣直機關幹部大搞“小秋收”的大會上說，現在證明，凡是豬能吃的一切東西，人都能吃！所以我們要大搞“小秋收”，以解決目前的困難（大意）。42年後的今天，我仍清楚地記得他說過的這句話。


　　謝永康同志是我省當時縣委書記中極少數大學出身的知識分子，以他的文化知識水準和道德良心，無論如何，這句話他是說不出口的。解放這些年了，怎麼能要老百姓吃豬食呢？但是，當時廬山會議精神已經傳達，正在貫徹執行，全國正在抓“彭德懷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我們縣正在抓“張愷帆爪牙”和“小張愷帆分子”，他能說什麼呢？

　　在糧食極端短缺的情況下，1960年10月26日的縣常委會議上，議定可抵口糧的“小秋收”有下列各種名稱（每種都有具體數字，共一億斤，從略）：
　　藕、荸薺、茨菇、菱角、芡實、高瓜（茭白）、玉米葉、玉米皮芯、高粱稈、黃豆稈子、芝麻稈子、花生藤、花生殼、橡子、毛栗、葛根、蕨根、野綠豆、野泥豆、山蘿蔔、野涼茶、大頭薇、萎蒿、野紅花草、馬蘭草、水草、鵝耳腸、野菜、荷葉稈子、芡實稈子、螺絲、蚌肉等，共32種。
　　上述“小秋收”中的玉米葉、玉米皮芯、、高粱稈、黃豆稈子、芝麻稈子、花生藤、花生殼、荷葉稈子、芡實稈子等，連豬都不吃，人怎能吃？

　　實際上，為了充飢度命，人們早就在尋找能吃的野生植物了。1959年冬天，在青菜蘿蔔供不應求時，我們學校曾派人去城外水塘里撈紅浮萍，洗淨磨碎，摻一點稗子粉，做成浮萍粑粑，供應師生，一分飯票買兩個。我至今仍記得浮萍粑粑的味道，一股青氣，粗糙微澀，難以下咽，但飢腸難熬，只得勉強吞咽下肚，胃是沒有味覺的，只覺得不舒服，呼呼作響，且有隱疼感，遠沒有茭瓜青菜蘿蔔充飢好受。一位在農村工作過的同志告訴我，他在農村吃過苦澀難咽的山芋藤子、巴根草和雙季稻根做的粑粑，他憤憤地說：“那是稻草！豬都不吃，人怎能吃？吃這種東西度命，怎能不死人？！”

　　國家幹部、縣城裡和鄉村集鎮上吃商品糧的居民，不論月供應量是22市斤也好，還是18、16市斤也好，多少還有一點成品糧大米能熬粥度命，而最苦、最慘、最目不忍睹的是我們的衣食父母、生產糧食的農民，在“大躍進”颳起的“共產風”襲擊下，他們的家禽家畜被這股妖風颳掉了；他們的自留地被刮掉了；他們燒飯的鍋被刮掉了。

　　為了迎合好大喜功者的狂熱虛榮心理，嚴重的浮誇風造成對農田裡的莊稼高額估產，高額估產帶來的高額徵購，高額徵購調走包括農民口糧、種子在內的大量糧食，僅剩下的一點不夠農民糊口的糧食，又全集中在公共食堂里。而公共食堂的大權，完全被基層幹部生產隊長把持着，成了卡農民咽喉的“鬼門關”。當時的順口溜有云：“一兩二兩，餓不死隊長，一錢二錢，餓不死炊事員。”

　　據我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全縣餓死82278人， 1960年，餓死126524人。1957年年底統計，全縣人口為982979人，1960年底為662557人，減少人口320422人。1961年餓死的人數還未統計在內。據此推算，“大躍進”的三年“共產風”時期，即使扣除正常死亡人數，全縣餓死人應在30萬人以上。
　　這種現象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同志，1962年元月27日在中共中央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中，說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原報告在傳達時，曾有人說：“三分天災講多了，七分人禍還講少了。”以我們安徽無為縣來說，這句話完全正確。
　　從1958年到1961年這4年我縣的氣象資料看，無論是從月降水量、最長連續降水日數和最長連續無降水日數看，還是從暴雨日數和暴雨連續日數看，既不存在澇災，也不存在旱災，雖不像古書上說的5日一風、10日一雨，但氣象資料表明，絕對構不成自然災害，正如本地老農所說，那幾年（1958年至1961 年）基本風調雨順，何來自然災害？30餘萬人被餓死，完全是一場人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