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又是一個造謠虛假貼。我們可以看出右蠻們弄虛作假，造謠誣衊的本質。第一，照片使用假照片。第二，死因也是假的。這裡僅舉二例。　上官雲珠是因為患乳腺
癌症，後來擴散到腦部導致喪失正常腦功能而跳樓死亡。雖然作者牽強附會地跟文革掛鈎，但讀者可以用邏輯作正常判斷。翻譯楊必死於急性心臟衰竭。　這些都
是他們親人的回憶。請看下面詳情。



## 1 ##

上貼中的上官雲珠那張照片不對，照片中的美女應是潘迪華。香港著名歌手，原藉上海。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0-12/04/content_1204926.htm






上官雲珠的照片應是這個：




## 2 ##

不盡往事紅塵里



         －－我的母親上官雲珠

韋然口述、記者李菁

“上官雲珠”，這是一個曾經在中國電影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她塑造的許多角色，已經成為銘刻在一代中國人心中永恆的經典。但誰又知道，在這些令人炫目的光環背後，卻又是一個個說不盡的辛酸的滄桑往事？

1978年，上影廠為上官雲珠平反，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年那麼一個紅遍上海灘的大明星，平反大會上竟連一張照片都沒有，還是電影廠用她檔案里的小照片一次次翻拍放大。

比起她在熒幕上演繹的那些哀怨的角色，上官雲珠自己的真實人生故事，纏繞着大歷史與人性之間的錯綜複雜，更令人喟然長嘆，黯然神傷。

低調平和的韋然，正式的身份是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的編輯，負責上海地區的業務，卻又經常被熟悉的電影界長輩介紹，參加電影圈的諸多紀念活動。回憶起美麗的母親，美麗的姐姐，那些經常讓韋然紅了眼圈的往事，已濾去了最初的巨痛，轉而成為一種淡淡而持久的憂傷。



母親之死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來信，讓我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17歲，剛離開北京到山西農村插隊還不到一個月。我心神不安地上了火車，不知道已經支離破碎的家，又出了什麼事。

一路顛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這樣一個噩耗:11月22日凌晨，母親跳樓自殺。

1966年，正在江西農村參加“四清”的母親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
除手術。手術很成功，她身體恢復得也很快。此時《舞台姐妹》已被定性為
“美化30年代文藝黑線的反面教材”而遭重點批判，母親與導演謝晉、電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牽連。所幸那時有醫生的干預，她才被留在醫院，
沒有過早被卷進那場險惡的政治浪潮。

但是兩個月後，母親又突然昏倒，檢查結果表明，病變組織轉移到了大腦。接下來她又做了一個大手術，從十幾小時的昏迷狀態下甦醒過來後，幾乎不認得任何人。直到一個月後，母親給我寫了第一封信，告訴我她已經認得300個字了。

而此時，外面的形勢變得更險惡，她參演的《舞台姐妹》與《早春二月》成了文藝界的兩株“大毒草”，母親一瘸一拐被趕出醫院。她在建國西路高安路口的
家也完全不像個家，一到四層樓道的牆壁上，全是母親的名字，橫七豎八，打滿紅叉。29室的房門，也被砸得像蜂窩一樣，從上到下布滿了黑洞。

此後的兩年，對母親來說是黑色的歲月。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電影廠上班，所謂“上班”，其實就是要每天去牛棚報到，那時她的身體，還遠未恢復到健康狀態。在那裡學習、勞動、寫交代、受批判。

50年代初，母親與其他文藝界人士一道，曾被毛澤東數次接見，這一度曾保護她免遭
“右派”的命運，但“文革”一來，這卻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狀之一。出事前一天，1968年11月22日，母親又一次被傳喚，兩個外調人員和廠里的造反派輪番
逼問她，要她承認參加了特務組織，並利用毛主席接見她搞陰謀。母親不承認，他們就脫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臉……回到“牛棚”時，母親的臉被打腫，嘴角流着
血，目光呆滯，身體不停地顫抖。同被關在“牛棚”里的黃宗英和王丹鳳阿姨看她被打成這樣，馬上端來熱水安慰她，但母親始終一句話都沒說，只是不住地哆嗦。

當天晚上回到家裡，母親被造反派勒令寫交代。也許她實在害怕即將到來的又一場羞辱與磨難，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從四層樓的窗口跳了下去……母親
的身體重重地落在樓下小菜場一個菜農的大菜筐里，當時尚有意識的母親還向圍上來的人們說出家裡的門牌號碼——也許在那一刻，她還有一種本能的求生欲望，但
等到有人找來黃魚車把她送到醫院時，已經沒救了。後來有人告訴我，聽說菜場的人只是用橡皮水管衝掉了菜葉上的血，繼續賣給來買菜的人，我並沒有那麼驚訝。
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這樣的舉動並不那麼不容易理解;更何況，那時候的人們，對各種非正常的死亡似乎已習以為常。

在母親去世後的這麼多年裡，我曾無數次想起這殘忍的一幕，我相信母親在縱身跳下的那一刻，內心一定充滿了徹骨的絕望。那時候，她不知道我和哥哥的下
落，追求革命的姐姐到上影廠給她貼了大字報，她身邊的那個男人也沒有為她遮擋一點點風雨。在我看來，很多“文革”中自殺的人，並不僅僅因為外界的羞辱、事
業的中斷或前途的渺茫，家庭的冷漠與不幸，也是促使他們告別世界的原因之一。母親的內心，已沒有了一點點的溫暖與光亮，除了死，她還能選擇什麼？

那一年，母親只有48歲。

明星的誕生

上海，是母親結束生命的地方，也是她當年事業開始、轉變人生的地方。

1920年，母親出生在江蘇江陰長涇鎮，是家中第5個孩子，原名叫韋均犖，又叫韋亞君。舅舅的一位同學叫張大炎，是同鄉一富紳的兒子，他原來在上海
美專學西洋畫，畢業後在蘇州做美術老師，母親也在那裡上學。張大炎一直很喜歡比自己小9歲的同學妹妹，也照顧有加，不久母親有了身孕，他們只好結了婚。
17歲那年，母親生下了我的哥哥，為此她中斷了學業，回家鄉做了富家的兒媳婦。我手裡還有一張母親穿着泳衣，和張大炎在家鄉河裡游泳的照片，可以看出，母
親在當地確實屬於領風氣之先的人物。

1937年抗戰爆發，他們的家鄉被轟炸，我的一個姨媽被炸死，母親跟着張家逃難到了上海。剛到上海的母親，為謀生，到巴黎大戲院(今淮海電影院)邊
上的何氏照相館當開票小姐。母親有南方女子的乖巧，又聰明大方，何氏照相館經理何佐民十分器重她。他從霞飛路上給母親買了時髦衣服，還為她拍了許多照片放
在櫥窗里，以作招牌。

何佐民原是明星影業公司的攝影師，跟上海電影界人士來往密切。當時影業公司老闆張善琨與紅極一時的女星童月娟因片酬產生矛盾，張老闆故意想捧母親，
準備讓她取代童月娟出演《王老虎搶親》。導演卜萬蒼覺得“韋均犖”的名字太過拗口，於是取了個“上官雲珠”的藝名。雖然不久張老闆與童月娟重歸於好，母親
又被換了下來，但那也由此成為母親進入上海演藝界的起點。

母親與反對自己演戲的張大炎的分歧越來越多，我的大姨是知識女性，終身未嫁，一直鼓勵母親要獨立、走自己的路。1940年，母親離了婚，張大炎帶着哥哥回到老家。

第二年，母親拍攝了她的電影處女作《玫瑰飄零》，這一年又相繼拍攝了許多當時非常流行的“才子佳人”、“鴛鴦蝴蝶”類文藝片，開始在影壇嶄露頭角。

1942年，母親加入“天風劇社”，在此結識了成為她第二任丈夫的姚克。

姚克是蘇州人，早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是20世紀30年代活躍於上海文壇的才子，回國後與魯迅來往密切。魯迅去世後，姚克就是10位抬棺者之一。因為
他舉止洋化，曾被人叫做“洋場惡少”，他知道後很委屈，黃宗江曾安慰他說：“你哪裡是洋場惡少，姚Sir，你是大大的洋場良少！”姚克後來熱衷於戲
劇，1941年，他寫的《清宮怨》問世，這部戲吸引了很多著名演員加盟，雖然母親只在劇中演一個沒有幾句台詞的宮女，但不知憑什麼吸引了名氣遠遠大於母親
的姚克。1944年8月，母親生下了我的姐姐姚姚。

此時的母親，已是眾人眼裡的“大明星”。她的事業一帆風順時，感情生活卻再一次遭遇危機－－這一次問題出現在姚克身上。在母親到天津、濟南、青島等地巡演時，姚克在上海愛上了一個富家女。母親聞訊後立即決定同姚克離婚，不滿兩歲的姚姚姐就跟了母親。

在姚克離她而去後，母親曾與藍馬有過一段感情。藍馬是一個好演員，也是一個好人，但大家都覺得他們兩人不合適，藍馬是典型的北京人，比較粗放，兩人最終還是分了手。

很多人認為，母親的演技真正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還是20世紀40年代後期所拍的那些電影，如《一江春水向東流》、《麗人行》、《萬家燈火》、《烏鴉與麻
雀》等，它們後來都成為中國電影的經典，母親在這些影片中塑造了性格各異的形象，也使她在影壇上的地位更加確立起來。

我對母親以前在電影界的地位並無多少概念，直到這些年，我看到無數觀眾仍在懷念她，讚頌她，我才漸漸意識到，母親是一位多麼偉大的藝術家。客觀而
言，母親在進入這個圈子時沒什麼特殊的優勢，但母親比較聰明，她也會利用一些關係，比如與姚克的結合，與藍馬的交往，以至於後來與我父親的結合，對她的演
藝道路都有幫助。但光有這些關係，也不足夠。沈浮導演曾對我說，母親排《紅旗歌》時有一幕，她一個人站在台上有一大段獨白，其實母親個子很矮，只有一米五
幾。但沈浮說，你媽媽一上台就能把台子壓住，別的演員上來就沒這種感覺，個子高也沒用。也有很多被湮滅的女演員，她們曾經得到過各種各樣的機會，但並沒有
持久。

母親文化程度並不高，但她感悟能力強，有創造力。她也很會處理在電影界的各種關係，後來有人要拍母親的電視劇，我在這個圈裡的一個好友勸我放棄這個
念頭，他說個人傳記最難拍，因為文藝圈裡關係複雜，拍電視劇總要涉及很多人，他們以什麼樣的面孔出現？一旦不合適，有些人的親屬就會出來糾纏不休。我把這
個意見反饋給上海籌拍這部戲的人，結果他們回話說：我們調查過了，你媽媽沒有一個敵人，完全可以擺脫開那種複雜的人際關係，寫她的藝術造詣、寫她的人生道
路。我想母親的成功與此也有關係吧。組成媽媽這一代電影人的成分複雜，有國統區的，有延安來的，也有淪陷區的，這些人到了解放後分成三六九等，但她把幾方
面的關係都處理得很好。我想，她能處理好這麼複雜的關係，固然有從謀生中學習來的生存智慧，但更多的是出於本性。

榮耀與辛酸

1951年，我的父親程述堯與母親在上海“蘭心大戲劇”舉行婚禮，成為母親的第三任丈夫。

父親出生於北京一殷實之家，畢業於燕京大學，與黃宗江、孫道臨都是同學，也是學校文藝舞台上的活躍分子。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人跑到燕京
大學扣留了司徒雷登等人，也逮捕了一批進步學生，其中就包括我父親。其實父親算不上“進步”，因為真正“進步”的學生早就去西山了，他充其量也就算是個
“活躍分子”。父親被關在沙灘紅樓地下室(註：當時日本憲兵司令部所在地)一個多月，後經親友斡旋才解救出來。

畢業後，父親在中國銀行做行長的英文秘書，有一份很不錯的薪水。他就用自己的工資資助那些朋友的戲劇活動，他組建了南北劇社，自己擔任社長，丁力、
黃宗江、衛禹平、孫道臨、于是之、黃宗英等都是劇社成員。于是之後來在話劇《雷雨》裡演周萍，有一個情節要跳窗而去，我聽爸爸說過，于是之跑到燈市口附近
我的祖父家，在窗台上跳來跳去地練習。

1946年，父親與黃宗英結婚。不久黃宗英去上海拍戲時結識了趙丹，向父親提出離婚。父親不甘心就這樣結束，從北京趕到上海。父親追到上海也沒有挽救住這一段婚姻，卻從此就留在了上海，後來做了“蘭心大戲院”的經理。

父親與黃宗英離婚後，他們之間的友誼卻並沒有因此受影響。父親與母親結婚後，也與趙丹、黃宗英保持着正常交往。

我小時候在上海電影劇團的托兒所，和黃宗英的兒子、寄養在她家的周璇的兒子都在一起，有時候趙丹家的保姆也會把我接到他們家，下了班後父親再到他們家接我，一切都很自然，那種關係不是這個圈子裡的人，好像不太容易理解。

上世紀60年代，母親到北京來開會，爺爺帶我到賓館等他們到來。那些演員們坐在大廳里，有人介紹說：這是程述堯的父親，上官雲珠是他的兒媳。大家開
玩笑說：“還有一個兒媳婦呢！”黃宗英站起來，給我爺爺鞠了一躬，大家哈哈一笑。那個時候，電影圈還沒有像後來那樣四分五裂，1950年，父母新婚到北京
看望我的爺爺、奶奶，正值孫維世與金山結婚，母親帶着我姐姐，江青帶着李訥還參加了他們的婚禮。

1952年，全國開展“三反”運動，有人揭發父親貪污蘭心劇院的款項。父親平時就是大大咧咧的一個人，他以為數目不多，承認下來將錢補上就可以儘早
擺脫麻煩，於是母親從家裡拿出自己的800美元和兩個戒指送到劇院，作為“贓款”退賠。父親顯然太天真了，雖然這件事情後來被證明是誣告，但這樣一來，他
就被徹底打上了“貪污犯”的標籤。

當時母親正進行着將自己從舊上海的明星脫胎為新中國文藝工作者的努力，為災區籌款義演、勞軍義演，她每次都積極參加，甚至勞累過度，得了肺病。此時此刻，她不能容忍父親的“錯誤”，於是堅決提出離婚。

很多父母當年的老朋友談及此事，認為只有父親程述堯與母親最合適。當母親要與父親離婚時，周圍的朋友們組織起來，輪番說服母親，當母親有些回心轉意時，父親卻犯起了大少爺脾氣，堅決不同意。這段婚姻維持了不到兩年，又以失敗結束。他們離婚時，我只有1歲多一點。

很快，母親與上影導演賀路有了她最後一段感情。賀路對母親心儀已久，父母感情還很好的時候，他租了我們家的一間房子，中午交飯錢在我家吃飯。當父母
之間產生裂痕時，他“適時”地出現在母親的生活里。賀路井井有條，或許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父親那種粗枝大葉的性格對母親形成的缺憾。

不過他們之間並沒有結婚。這是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母親也很快就後悔，但那時已經進入到50年代，組織上也不允許她再鬧出更多的風風雨雨。

很多年，母親與賀路各花各的錢，平時是賀路向母親交“飯費”，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一直以“食客”的身份呆在這個家裡，他與母親周圍的朋友也格格不
入。在我的記憶中他們好像從未同時出現在同一場合，我也沒有他們兩人在一起吃飯、逛街的任何記憶。按我的理解，我一直覺得賀路是生活在陰影里的人，這麼多
年來，他崇拜母親，但與母親在一起不久，母親便失去了她曾經令人仰視的位置與榮耀，曾經的光環並沒有照耀他多久，相反給他的卻是一場災難。一次體檢時他查
出了癌症，結果一周后他就去世了。

悲歡離合

父母離婚時，只有1歲多的我被判給父親。不久，父親也結了婚，父親的第三任妻子是以前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吳嫣。她以前是上海灘著名的“玲華阿九”，
解放前協助潘漢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電視劇《潘漢年》裡，還有以她真名出現的一個角色。解放後，在潘漢年的親自安排下，成了文化局的一名幹部。

其實父親那時在“蘭心”戲院的問題已經得到澄清，正要重新進入文藝界工作。但1955年，吳嫣因為潘漢年事件牽連，被關進提籃橋監獄，財產也被充
公。有人上門來勸父親與她劃清界限，雖然當時父親和她結婚還不到一年，但父親將來做工作的人罵了回去。這樣一來，“自取滅亡”的父親也徹底斷送了他的政治
前途。他後來就在電影院裡做起送膠片、領位員的工作，見到他的人又有幾個知道，這個落魄的老頭兒在國共合作時還為美方做過翻譯呢？

父親與吳嫣的婚姻也並不那麼幸福，因為北京的程氏家族難以接受父親娶了這樣一位“茶花女”式的人物。父親後來得了老年痴呆症，而吳嫣在政治氣氛寬鬆後又慢慢與她原來的“姐妹”熱絡起來，對父親照顧得並不是很周到。77歲那年，父親去世於上海。

因為父親的再婚，4歲時，我被送回到北京的爺爺、奶奶家。我是程氏大家族的長孫，爺爺、奶奶和叔叔們對我都很好，但我從來沒有享受過與父母一起生活
被寵愛的那種快樂。在我看來，即便是父母的責罵，也是一種與父母之間令人渴望的交流。可惜，這一切我從未擁有過。我從小到大的語言能力都非常好，但小學升
初中的語文考試考砸了，就是因為那次的作文題是《我的家庭》，別的孩子自然都會寫與父母在一起的幸福生活，而我，因為沒有經歷過，也不會寫。

母親雖然不和我生活在一起，但我能感覺得到她對我的寵愛。1962年，她來北京拍《早春二月》，與孫道臨、謝芳、謝鐵驪等幾位主創人員都住在白塔寺
電影局招待所里，母親把我接到劇組裡，利用一切機會，增加母子之間的交流。後來趙丹也來到了劇組，周末，他們一起去王府井買東西。很多人圍觀他們，他們走
到哪兒大家就跟到哪兒。孫道臨來了，坐公共汽車去後海，乘客也都圍觀，我那時也十幾歲了，多多少少有些排斥心理，雖然一起上車，他們坐在前面，我遠遠地站
在後面，裝作不認識他們的樣子。為此，孫道臨還向母親“抗議”，說我不願意跟他們在一起。

現在回想起來，在母親四十幾歲時，她也許想到自己的未來，希望我和她在一起，母親對我的母愛也越來越多地流露出來。10歲那年我回了上海，周一至周
六在母親家住，周日去父親家。那段時間，小時候沒有得到的母愛得到了些許補償：夏天洗完澡後，她摟着我坐在陽台上給我講故事，或是帶我和姐姐到附近散步。

母親斷斷續續給我寫過一些信，她喜歡用綠色的墨水，微微右斜的字體，可惜這些信件，以及媽媽的照片後來都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燒毀了。這幾年母親的
照片都是我斷斷續續從她以前的朋友那裡搜集來的，父親去世後，我在整理他的遺物時，也看到了當年母親在檯曆上留給他的隻言片語，這對我來說，是母親留給我
最後的紀念。

我的姐姐姚姚雖然和我是同母異父的姐弟，但我們之間的感情非常好。父親當年也對姐姐視若己出。即便離婚後，姐姐還經常來程家找她的這個“爸爸”。姐
姐雖然留在母親的身邊，但她在家裡很孤獨，母親對她很嚴厲，與繼父的關係也不好，所以特別喜歡我這個比她小7歲的弟弟。1955年，我要回北京和爺爺、奶
奶一起生活。離開前，姐姐特地領我到照相館拍一張合影，照相時我總是不笑，姐姐就撓我痒痒。這張表情不太自然的照片，成了我們姐弟之間永遠的回憶。有一年
暑假我回上海，下了火車後先到父親家，正在洗澡，姐姐興沖沖趕過來，不管不顧地衝進衛生間抱住我，弄得自己也是一身水，她那種高興勁溢於言表。

姐姐原來學鋼琴，後來到上海音樂學院師從周小燕學習聲樂。母親自殺那年，她再有一年就畢業了，我在校園裡見到了她，她第一反應是特別高興，拉我到琴房。琴房是在學校角落裡一座兩層的小樓，進了琴房，她關上門，抱着我就哭，說：媽媽沒了。

母親的後事，是姐姐、燕凱一起處理的。燕凱是姐姐的男朋友，在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他出身高幹家庭，父親是華東局的一個領導。燕凱長得高高大大，喜
歡穿黑大衣，是女同學眼裡的白馬王子。他和姐姐在學校里，轟轟烈烈、旁若無人地熱戀着。燕凱高興起來，可以抱着姐姐在校園裡轉圈，晚上兩人就住在學校的琴
房裡。

燕凱在學校里也是位激進分子，和于會泳的造反派不合，後來“中央文革小組”選擇了于會泳，燕凱一下子成為對立面。1970年3月8日，燕凱在關押自己的房間裡，用剃鬚刀同時割破了手腕和腳腕上的動脈，結束了24歲的生命。姐姐再一次面對又一位親人的非正常死亡。

一年後，姐姐慢慢從燕凱之死的陰影中走出來。這時，她認識了常來父親家做客的一對父子。兒子開開長相有點像燕凱，他雖然比姐姐小10歲，但也讀了很多書，很討女孩子喜歡。他的生母早年去了美國，但一直與他保持聯絡，姐姐便利用這個渠道，設法與生父姚克聯繫。

1972年冬天，在畢業體檢中，姐姐被查出懷有7個多月的身孕，第二天便從上海消失了－－我後來才知道，她在體檢第二天便和開開到了廣州，想搭車前
往深圳偷渡出境。但開開被邊防軍抓獲，在旅店裡苦等的姐姐因為沒有實施叛逃、又有身孕，被學校領回。1973年1月17日，姐姐生下一男孩，這個孩子很快
被這個醫院的醫生夫婦領養。

上海音樂學院原本準備將姐姐分配到上海樂團的合唱團，出事後，學校取消了原來的計劃，決定將她分出上海，去黃山農場。但姐姐以身體不好為由，堅決拒
絕離開上海。學校後來又讓她去湖南，又被她拒絕。就這樣耗着，原來大學畢業生還給生活費，後來也停發，她的生活幾乎陷入絕境，只好靠賣母親的一些舊衣物維
持生計，我已經工作了，有時給她些錢。她就這樣在毫無希望地打發日子。

姐姐的舉動在當時無疑是屬於“驚世駭俗”的。我想，這可能是源自血液里的－－有母親的，有姚克的那樣一種不安分。1974年，已經30歲的姐姐仍然
就這樣漂着，她沒了母親，沒了男友，沒了孩子，也成了眾人眼裡的異類。於是她又打起出國找姚克的念頭，開始從頭學習英語。我記得有一天，姐姐似乎不經意地
提到開開，我才知道他已經出來了，還在繼續尋找他的出國之路。我對姐姐說：你們最好不要來往了，姐姐聽了沒有說話，以後再也不說開開的事。

後來，音樂學院給姐姐下了最後通牒：如果兩個月內仍然沒有單位願意接收她，她就要被強制送到甘肅或青海。這之前，母親的一位親友幫忙，終於把姐姐安排到浙江歌舞團，周圍的人都由衷地替她高興，覺得她這麼多年的生活終於要走上正軌了。

1975年9月23日上午，那天下着雨，因為姐姐計劃在第二天離開上海開始她的新生活，所以這天一早她就騎車出去，跟朋友辭行。10點左右經過南京
西路時，她的塑料雨衣被一輛載重卡車前面的鈎子掛住，她一下子被拉倒在卡車後輪下，兩個車輪重重地碾過她的胸和頭……一直寵愛姐姐的父親不敢參加姐姐的葬
禮，而校方致的悼詞裡說：“她是一個沒有為國家做出過貢獻的人。”

1975年初，我剛從山西回到上海時姐姐曾對我說：“從此以後，我們倆要相依為命。”半年後，她也死了，我一心一意地要回北京，堅決不肯留在上海，
我在這個城市已經失去了幾位親人。因為沒有人去龍華火葬場領回只能存放3年的骨灰，1978年，火葬場將姐姐的骨灰作為無主骨灰深埋。

1995年，我委託上海的一位記者朋友找到了當年收養姐姐孩子的那位父親。記得那一天，我們倆在一個空曠的即將被拆掉的房子裡，各自撿了一塊磚頭坐
下。那位父親說這幾年有關我母親與姚姚的文章他都精心收藏着，有一天他會告訴自己的孩子，他身上流淌的究竟是什麼人的血液，他答應我會很快給我一個答覆。
但第二天他告訴我，那位養母堅決不同意我見那個孩子，他們不願意破壞他現在的生活。其實我早已知道那個孩子的姓名和上學的學校，如果我真的想找他，就一定
會自己找到的，但我思考了很久，最終還是放棄了。

但那個在1973年1月出生的生命，一直久久地盤踞在我心裡的某個角落。說完這些故事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這個孩子馬上就要34歲了，他肯定已經有了屬於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他可能永遠也無法知道，給了他生命的那個母親，才僅僅活了31歲……-



轉自《三聯生活周刊》。







## 3 ##

記楊必



－－作者：楊絳

楊必是我的小妹妹，小我十一歲。她行八。我父親像一般研究古音韻學的人，愛用古字。楊必命名“必”，因為“必”是“八”的古音：家裡就稱阿必。她小時候，和我年齡差距很大。她漸漸長大，就和我一般兒大。後來竟顛倒了長幼，阿必搶先做了古人。

她是一九六八年睡夢裡去世的，至今已二十二年了。

楊必一九二二年生在上海。不久我家搬到蘇州。她的童年全是在蘇州度過的。她性情平和，很安靜。可是自從她能自己行走，成了媽媽所謂“兩腳眾生”（無
錫話“眾生”指“牲口”），就看管不住了。她最愛貓，常一人偷偷爬上樓梯，到女傭住的樓上去看小貓。我家養貓多，同時也養一對哈叭狗，所以貓兒下仔總在樓
上。一次，媽媽忽見阿必一臉狼狽相，鼻子上抹着一道黑。問她怎麼了，她裝作若無其事，只說：“我囫圇着跌下來的。”“囫圇着跌下來”，用語是幼稚的創造，
意思卻很明顯，就是整個人從樓上滾下來了。問她跌了多遠，滾下多少級樓梯，她也說不清。她那時才兩歲多，還不大會說，也許當時驚魂未定，自己也不知道滾了
多遠。

她是個乖孩子，只兩件事不乖：一是不肯洗臉，二是不肯睡覺。

每當傭人端上熱騰騰的洗臉水，她便覺不妙，先還慢悠悠地輕聲說：“逃——逃——逃——”等媽媽擰了一把熱毛巾，她兩腳急促地逃跑，一疊連聲喊“逃逃
逃逃逃！”總被媽媽一把捉住，她哭着洗了臉。我在家時專管阿必睡午覺。她表示要好，盡力做乖孩子。她乖乖地躺在搖籃里，乖乖地閉上眼，一動都不動，讓我唱
着催眠歌謠她睡。我把學校里學的催眠歌都唱遍了，以為她已入睡，停止了搖和唱。她睜開眼，笑嘻嘻地“點戲”說：“再唱《喜旦婁》（Sweet and
low，丁尼生詩中流行的《搖籃曲》）。”原來她一直在品評，選中了她最喜愛的歌。我火了，沉下臉說：“快點困！”（無錫話：“快睡！”）阿必覺得我太兇
了，乖乖地又閉上了眼。我只好耐心再唱。她往往假裝睡着，過好一會兒才睜眼。有時大家戲問阿必，某人對她怎麼凶。

例如，“三姐姐怎麼凶？”

“這是‘田’字啊！”（三姐教她識字。）

“絳姐怎麼凶？”

“快點困！”

阿必能逼真地摹仿我們的聲音語調。

“二伯伯（二姑母）怎麼凶？”

“着得里一記！”（霹呀的打一下）

她形容二姑母暴躁地打她一下，也非常得神。二姑母很疼她，總怪我媽媽給孩子洗臉不得其法，沒頭沒腦地悶上一把熱毛巾，孩子怎麼不哭。至於阿必的不肯睡覺，二姑母更有妙論。她說，這孩子前世準是睡夢裡死的，所以今生不敢睡，只怕睡眠中又死去。

阿必去世，二姑母早歿了，不然她必定說：“不是嗎？我早就說了。”

我記得媽媽端詳着懷抱里的阿必，抑制着悲痛說：“活是個阿同（一九一七年去世的二姐）！她知道我想她，所以又來了。”

阿必在小學演《小小畫家》的主角，媽媽和二姑母以家長身份去看孩子演劇。阿必個時剪“童化”頭，演戲化裝，頭髮往後掠，面貌宛如二姐。媽媽抬頭一
見，淚如雨下。二姑母回家笑我媽媽真傻，看女兒演個戲都心疼得“眼淚嗒嗒滴”（無錫土話）。她哪裡能體會媽媽的心呢。我們忘不了二姐姐十四歲病在上海醫院
里，日夜思念媽媽，而家在北京，當時因天災人禍，南北路途不通，媽媽好不容易趕到上海醫院看到二姐。二姐瞳孔已散，拉着媽媽的手卻看不見媽媽了，直哭。我
媽媽為此傷心得哭壞了眼睛。我們懂事後，心上都為媽媽流淚，對眼淚不流的爸爸也一樣了解同情。所以阿必不僅是“最小偏憐”，還因為她長得像二姐，而失去二
姐是爸爸媽媽最傷心的事。或許為這緣故，我們對阿必加倍愛憐，也夾帶着對爸爸媽媽的同情。

阿必在家人偏寵下，不免成了個嬌氣十足的孩子。一是脾氣嬌，一是身體嬌。身體嬌只為媽媽懷她時身體虛弱，全靠吃藥保住了孩子。阿必從小體弱，一輩子
嬌弱。脾氣嬌是慣出來的，連爸爸媽媽都說阿必太嬌了。我們姊妹也嫌她嬌，加上弟弟，大伙兒治她。七妹妹（家裡稱阿七）長阿必六歲，小姐妹倆從小一起玩，一
起睡在媽媽大床的腳頭，兩人最親密。治好阿必的嬌，阿七功勞最大。阿七是媽媽親自餵、親自帶大的小女兒，當初滿以為她就是老女兒了。爸爸常說，人生第一次
經受的傷心事就是媽媽生下面的孩子，因為就此奪去了媽媽的專寵。可是阿七特別善良忠厚，對阿必一點不妒忌，分外親熱。媽媽看着兩個孩子湊在一起玩，又心疼
又得意地說：“看她們倆！真要好啊，從來不吵架，阿七對阿必簡直千依百順。”

無錫人把“逗孩子”稱作“引老小”。“引”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帶些“欺”和“惹”的意思。比如我小弟弟“引”阿必，有時就不是純出善意。他催眠似
的指着阿必說：“哦！哭了！哭了！”阿必就應聲而哭。爸爸媽媽說：“勿要引老小！”同時也訓阿必：“勿要嬌！”但阿七“引”阿必卻從不挨罵。

阿七喜歡畫（這點也許像二姐）。她幾筆便勾下一幅阿必的肖像。阿必眉梢向下而眼梢向上。三姑母寵愛阿必。常說：“我俚阿必鼻頭長得頂好，小圓鼻
頭。”（我們聽了暗笑，因為從未聽說鼻子以“小圓”為美。）阿必常嘻着嘴笑得很淘氣。她的臉是蛋形。她自別於貓狗，說自己是圓耳朵。阿七一面畫，口中念念
有詞。

她先畫兩撇下搭的眉毛，嘴裡說：“搭其眉毛。”

又畫兩隻眼梢向上的眼睛：“豁（無錫話，指上翹）其眼梢。”

又畫一個小圓圈兒：“小圓其鼻頭。”

又畫一張嘻開的大寬嘴：“薄闊其嘴。”

然後勾上童化頭和蛋形的臉：“鴨蛋其臉。”

再加上兩隻圓耳朵：“大圓其耳。”

阿必對這幅漫畫大有興趣，拿來仔細看，覺得很像自己，便“哇”地哭了。我們都大笑。

阿七以後每畫“搭其眉毛，豁其眼梢”；未到“鴨蛋其臉”，阿必就哭。以後不到“小圓其鼻”她就哭。這幅漫畫愈畫愈得神，大家都欣賞。一次阿必氣呼呼
地忍住不哭，看阿七畫到“鴨蛋其臉”，就奪過筆，在臉上點好多點兒，自己說：“皮蛋其臉！”——她指帶拌糠泥殼子的皮蛋，隨後跟着大夥一起笑了。這是阿必
的大勝利。她殺去嬌氣，有了幽默感。

我們仍以“引阿必”為樂。三姑母曾給我和弟弟妹妹一套《童謠大觀》，共四冊，上面收集了全國各地的童謠。我們背熟很多，常挑可以刺激阿必嬌氣的對她
唱。可惜現在我多半忘了，連唱熟的幾隻也記不全了。例如：“我家有個嬌妹子，洗臉不洗殘盆水，戴花選大朵，要簸箕大的鯉魚鱗，要……，要……，要……，
要……，要……，要十八個羅漢守轎門，這個親，才說成。”阿必不嬌了，她跟着唱，搶着唱，好像與她無關。

她漸漸也能跟着阿七同看翻譯的美國小說《小婦人》。這本書我們都看了，大家批評小說里的艾妹（最小的妹妹）最討厭，接下就說：“阿必就硝艾妹！”或“阿必就是艾妹！”阿必笑嘻嘻地隨我們說，滿不在乎。以後我們不再“引阿必”，因為她已能克服嬌氣，巍然不動了。

阿必有個特殊的本領：她善摹仿。我家的哈叭狗雌性的叫“白克明”，遠比雄性的聰明熱情。它一見主人，就從頭到尾——尤其是腰、後腿、臀、尾一個勁兒
的又扭又擺又搖，大概只有極少數的民族舞蹈能全身扭得這麼靈活而猛烈，散發出熱騰騰的友好與歡忻。阿必有一天忽然高興，趴在二姑母膝上學“白克明”。她雖
然是個小女孩，又沒有尾巴，學來卻神情畢肖，逗得我們都大樂。以後我們叫她學個什麼，她都能，也都像。

她尤其喜歡學和她完全不像的人，如美國電影《勞來與哈代》裡的胖子哈代。她那麼個瘦小女孩兒學大胖子，正如她學小狗那樣惟妙惟肖。她能摹仿方言、聲調、腔吻、神情。她講一件事，只需幾句敘述，加上摹仿，便有聲有色，傳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裡，總是個歡笑的中心。

我家搬到蘇州之後，媽媽正式請二姑母做兩個弟弟的家庭教師，阿七也一起由二姑母教。這就是阿必“囫圇着跌下來”的時期。那時我上初中，寄宿在校，周
末回家，聽阿七順溜地背《蜀道難》，我連這首詩里的許多字都不識呢，很佩服她。我高中將畢業，阿必漸漸追上阿七。一次阿必忽然出語驚人，講什麼“史湘雲睡
覺不老實，兩彎雪白的膀子掠在被外，手腕上還戴着兩隻金鐲子”，原來她睡在媽媽大床上，晚上假裝睡覺，卻在帳子裡偷看媽媽床頭的抄本《石頭記》。不久後爸
爸買了一部《元曲選》，阿七阿必人高興。她們不讀曲文，單看說白。等我回家，她們爭着給我講元曲故事，又告訴我丫頭都叫“梅香”，壞丫頭都叫“臘梅”，
“弟子孩兒”是罵人，更凶的是罵“禿驢弟子孩兒”等等。我每周末回家，兩個妹妹因五天不相見，不知要怎麼親熱才好。她們有許多新鮮事要告訴，許多新鮮本領
要賣弄。她們都上學了，走讀，不像我住校。

“絳姐，你吃‘冷飯’嗎？”阿必問。

“‘冷飯’不是真的冷飯。”阿七解釋。

（默存告訴我，他小時走讀，放晚學回家總吃“冷飯”。飯是熱的，菜是午飯留下

的。“吃冷飯”相當於吃點心。）

“絳姐，你吃過生的蠶豆嗎？吃最嫩的，沒有生腥味兒。”

“絳姐，我們會摘豌豆苗。”

“絳姐，蠶豆地里有地蠶，肥極了，你看見了准肉麻死！”她們知道我最怕軟蟲。

兩個妹妹帶我到媽媽開墾的一畝菜園裡去摘最嫩的豆角剝出嫩豆，叫我生吃，眼睜睜地看着我吃，急切等我說聲“好”。她們摘些豆苗，摘些嫩豌豆、胡亂洗
洗，放在鍋里，加些水，自己點火煮給我吃。（這都是避開了大人幹的事。她們知道廚房裡什麼時候沒人。）我至今還記得那鍋亂七八糟的豆苗和豆角，煮出來的湯
十分清香。那時候我已上大學，她們是妹妹，我是姐姐。如今我這個姐姐還在，兩個妹妹都沒有了，是阿必最小的打頭先走。

也不知什麼時候起，她們就和我差不多大了。我不大看電影，倒是她們帶我看，介紹某某明星如何，什麼片子好看。暑假大家在後園乘涼，儘管天還沒黑，我
如要回房取些什麼東西，單獨一人不敢去，總求阿七或阿必陪我。她們不像我膽小。寒假如逢下雪，她們一老早便來叫我：“絳姐，落雪了！”我趕忙起來和她們一
起玩雪。如果雪下得厚，我們還吃雪；到後園石桌上舀了最乾淨的雪，加些糖，爸爸還教我們擠點橘子汁加在雪裡，更好吃。我們三人凍紅了鼻了，凍紅了手，一起
吃雪。我發現了爸爸和姑母說切口的秘訣，就教會阿七阿必，三人一起練習。我們中間的年齡差距已漸漸拉平。但阿必畢竟還小。我結了婚離家出國，阿必才十三
歲。

一九三八年秋，我回上海看望爸爸。媽媽已去世，阿必已變了樣兒，人也長高了。

她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爸爸和大姊跟我講避難經過，講媽媽彌留時借住鄉間的房子恰在敵方炮火線上，四鄰已逃避一空，爸爸和大姊準備和媽媽同歸於盡，
力勸阿必跟隨兩位姑母逃生，阿必卻怎麼也不肯離去。阿必在媽媽身邊足足十五年，從沒有分離過。以後，爸爸就帶着改扮男裝的大姊和阿必空身逃到上海。

逃難避居上海，生活不免艱苦。可是我們有爸爸在。仿佛自己還是包在竹籜里的筍，嵌在松球里的松子。阿必仍是承歡膝下的小女兒。我們五個妹妹（弟弟在維也納學醫）經常在爸爸身邊相聚，阿必總是個逗趣的人，給大家加添精神與活力。

阿必由中學而大學。她上大學的末一個學期，爸爸去世，她就寄宿在校。畢業後她留校當助教，兼任本校附中的英語教師。阿必課餘就忙着在姐姐哥哥各家走
動，成了聯絡的主線。她又是上下兩代人中間的橋梁，和下一代的孩子年齡接近，也最親近。不論她到哪裡，她總是最受歡迎的人，因為她逗樂有趣，各家的瑣事細
故，由她講來都成了趣談。她手筆最闊綽，四面分散實惠。默存常笑她“distributing
herself”（分配自己）。她總是一團高興，有說有講。我只曾見她虎着臉發火，卻從未看到她愁眉苦臉、憂憂鬱郁。

阿必中學畢業，因不肯離開爸爸，只好在上海升學，考進了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主管這個學校的是個中年的英國修女，名Moth er Thornton，我女兒譯為“方凳媽媽”。

我不知她在教會裡的職位，只知她相當於這所大學的校長。她在教員宿舍和學生宿舍里和教員、學生等混得相當熟，“方凳”知道楊必嚮往清華大學，也知道
她有親戚當時在清華任職。大約是阿必畢業後的一年——也就是勝利後的一年，“方凳”要到北京（當時稱北平）開會。她告訴楊必可以帶她北去，因為買飛機票等
等有方便。阿必不錯失時機，隨“方凳”到了北京。“方凳”開完會自回上海。阿必留在清華當了一年助教，然後如約回震旦教課。

阿必在震旦上學時，恰逢默存在那裡教課，教過她。她另一位老師是陳麟瑞先生。

解放後我們夫婦應清華大學的招聘離滬北上，行前向陳先生夫婦辭行。陳先生當時在國際勞工局兼職，要找個中譯英的助手。默存提起楊必，陳先生覺得很合
適。阿必接受了這份兼職，勝任愉快。大約兩三年後這個局解散了，詳情我不清楚，只知道那裡報酬很高，阿必收入豐富，可以更寬裕地“分配自己”。

解放後“方凳”隨教會撤離，又一說是被驅逐回國了。“三反”時阿必方知“方凳”是“特務”。阿必得交代自己和“特務”的關係。我以為只需把關係交代
清楚就完了。阿必和這位“特務”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關係呢！可是阿必說不行，已經有許多人編了許多謊話，例如一個曾受教會照顧、免交學費的留校教師，為了表
明自己的立場，說“方凳”貪污了她的錢等等離奇的話。阿必不能駁斥別人的謊言，可是她的老實交代就怎麼也“不夠”或“很不夠”了。假如她也編謊，那就沒完
沒了，因為編動了頭也是永遠“不夠”的。她不肯說謊，交代不出“方凳”當“特務”的任何證據，就成了“拒不交代”，也就成了“拒不檢討”，也就成了“拒絕
改造”。經過運動的人，都會了解這樣“拒絕”得有多大的勇敢和多強的堅毅。阿必又不是天主教徒，憑什麼也不必回護一個

早已出境的修女。而且阿必留
校工作，並非出於這位修女的賞識或不同一般的交情，只為原已選定留校的一位虔誠教徒意外地離開上海了，楊必湊巧填了這個缺。我當時還說：“他們（教會）究
竟只相信‘他們自己人’。”阿必交代不出“方凳”當“特務”的證據，當然受到嫌疑，因此就給“掛起來”了——相當長期地“掛”着。她在這段時期翻譯了一本
小說。阿必正像她兩歲半“囫圇着跌下”時一樣的“若無其事”。

傅雷曾請楊必教傅聰英文。傅雷鼓勵她翻譯。阿必就寫信請教默存指導她翻一本比較短而容易翻的書，試試筆。默存盡老師之責，為她找了瑪麗亞·埃傑窩斯
的一本小說。建議她譯為《剝削世家》。阿必很快譯完，也很快就出版了。傅雷以翻譯家的經驗，勸楊必不要翻名家小說，該翻譯大作家的名著。阿必又求教老師。
默存想到了薩克雷名著的舊譯本不夠理想，建議她重譯，題目改為《名利場》。阿必欣然準備翻譯這部名作，隨即和人民文學出版社訂下合同。

楊必的“拒不交代”終究獲得理解。領導上讓她老老實實做了檢討過關。全國“院系調整”，她分配在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評定為副教授。該說，她得到了相當高的重視；有些比她年紀大或資格好或在國外得到碩士學位的，只評上講師。

阿必沒料到自己馬上又要教書。翻譯《名利場》的合同剛訂下，怎麼辦？阿必認為既已訂約，不能拖延，就在業餘翻譯吧。她向來業餘兼職，並不為任務超重
犯愁。阿必這段時期生活豐富，交遊比前更廣了。她的朋友男女老少、洋的土的都有。她有些同事比我們夫婦稍稍年長些，和她交往很熟。例如高君珊先生就是由楊
必而轉和我們相熟的；徐燕謀、林同濟、劉大傑各位原是和我們相熟而和楊必交往的。有一位鄉土味濃厚而樸質可愛的同事，曾警告楊必：她如不結婚，將來會變成
某老姑娘一樣的“殭屍”，阿必曾經繪聲繪色地向我們敘說並摹仿。也有時髦漂亮而洋派的夫人和她結交。

也許我對她們只會遠遠地欣賞，阿必和她們卻是密友。阿必身材好，講究衣着，她是個很“帥”的上海小姐。一九五四年她因開翻譯大會到了北京，重遊清
華。溫德先生見了她笑說：“Eh，楊必！smart as
ever！”默存毫不客氣地當面批評“阿必最vain”，可是阿必滿不在乎，自認“最虛榮”，好比她小時候自稱“皮蛋其臉”一樣。爸爸生前看到嫁出的女兒
辛勤勞累，心疼地讚嘆說：“真勇！”接下就說阿必是個“真大小姐”。阿必心虛又淘氣地嘻着嘴笑，承認自己無能。她說：“若叫我縫衣，准把手指皮也縫上。”
家事她是不能幹的，也從未操勞過。可是她好像比誰都老成，也有主意。我們姐妹如有什麼問題，總請教阿必。默存因此稱她為“西碧兒”（Sibyl，古代女預
言家）、阿必很幽默地自認為“西碧兒”。反正人家說她什麼，她都滿不在乎。

阿必和我雖然一個在上海，一個在北京，但因通信勤，彼此的情況還比較熟悉。她偶來北京，我們就更有說不完的話了。她曾學給我聽某女同事背後議論她的
話：“楊必沒有‘it’”（“it”指女人吸引男人的“無以名之”的什麼東西。）阿必樂呵呵地背後回答：“你自己有就行了，我要它幹嗎！”楊必翻譯的《名
利場》如期交卷，出版社評給她最高的稿酬。她向來體弱失眠，工作緊張了失眠更厲害，等她趕完《名利場》，身體就垮了。當時她和大姐三姐住在一起。兩個姐姐
悉心照料她的飲食起居和醫療，三姐每晚還為她打補針。她自己也努力鍛煉，打太極拳，學氣功，也接受過氣功師的治療，我也曾接她到北京休養，都無濟於事。阿
必成了長病號。阿七和我有時到上海看望，心上只是惦念。我常後悔沒及早切實勸她“細水長流”，不過阿必也不會聽我的。工作拖着不完，她決不會定下心來休
息。而且失眠是她從小就有的老毛病，假如她不翻譯，就能不失眠嗎？不過我想她也許不至於這麼早就把身體拖垮。

勝利前夕，我爸爸在蘇州去世。爸爸帶了姐姐等人去蘇州之前，曾對我說：“阿必就托給你了。”——這是指他離開上海的短期內，可是語氣間又好像自己不
會再回來似的。爸爸說：“你們幾個，我都可以放心了，就只阿必。不過，她也就要畢業了，馬上能夠自立了。那一箱古錢，留給她將來做留學費吧，你看怎樣？”
接着爸爸說：“至於結婚——”他頓了一下，“如果沒有好的，寧可不嫁。”爸爸深知阿必雖然看似隨和，卻是個剛硬的人，要馴得她柔順，不容易。而且她確也有
幾分“西碧兒”氣味，太曉事，欠盲目。所以她真箇成了童謠里唱的那位“我家的嬌妹子”，誰家說親都沒有說成。曾幾次有人為她向我來說媒，我只能婉言辭謝，
不便直說阿必本人堅決不願。如果對方怨我不出力、不幫忙，我也只好認了。

有人說：“女子結婚憂患始。”這話未必對，但用在阿必身上倒也恰當。她雖曾身處逆境，究竟沒經歷多少人生的憂患。阿必最大的苦惱是拖帶着一個脆弱的
身軀。這和她要好、要強的心志調和不了。她的病總也無法甩脫。她身心交瘁，對什麼都無所留戀了。《名利場》再版，出版社問她有什麼要修改的，她說：“一個
字都不改。”這不是因為自以為盡善盡美，不必再加工修改；她只是沒有這份心力，已把自己的成績都棄之如遺。她用“心一”為筆名，曾發表過幾篇散文。我只偶
爾為她留得一篇。我問她時，她說：“一篇也沒留，全扔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帶病去開會，還曾得到表揚。到“清隊”階段，革命群眾要她交代她在國際勞工局兼職的事。她寫過幾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覺睡去，沒有再醒過來。



她使我想起她小時不肯洗臉，連聲喊“逃逃逃逃逃！”兩腳急促地逃跑，總被媽媽捉住。這回她沒給捉住，乾淨利索地跑了。為此她不免蒙上自殺的嫌疑。軍醫的解剖檢查是徹底的，他們的診斷是急性心臟衰竭。一九七九年，復巴大學外語係為楊必開了追悼會。



阿必去世，大姐姐怕我傷心，先還瞞着我，過了些時候她才寫信告訴我。據說，阿必那晚
臨睡還是好好的。早上該上班了，不見她起來。大姐輕輕地開了她的
臥房門，看見她還睡着。近前去看她，她也不醒。再近前去撫摸她，阿必還是不醒。她終究睡熟了，連呼吸都沒有了。姐姐說：“她臉上非常非常平靜。”

一九九0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