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戴超武：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究竟作出了什么反应？（下）

四、苏联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及其政策选择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中印双方都在进行外交和军事上的部署，以便争取有利的战略态势。除军事部署外，中国在外交方面试图在未来的中印边界冲突中获得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周恩来在1962年10月8日接见契尔沃年科时说：印度可能在中印边界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如果他们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周恩来特别强调说：印度使用的苏制米式直升飞机和苏制运输机，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运送军需，这对我们前方战士是有影响的。对印度拒绝10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两国会谈的建议，中国通过外交途径向苏联明确表示：目前中印边界问题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由印度方面的挑衅引起的，印度军队越过了麦克马洪线进攻中国境内的边界哨所。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倒行逆施，最终会把两国关系损害到无法挽回的地步。10月15日，《人民日报》负责人召集社会主义国家驻北京的记者，介绍中印边界的“严重性”。塔斯社记者在送交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方面期望“兄弟党的新闻机关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同中方立场的表述保持一致”。同时，中国针对苏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政策，批评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10月20日，中国就核不扩散问题致苏联政府一份备忘录，强调：“无论苏联的军事力量如何强大，它都不能解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防卫问题。譬如，在中国防御其同印度的边界问题上，苏联恰恰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些外交行动明确向苏联表明：中国不仅坚决反对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立场，而且将在边界问题上采取相应的果断行动。因此，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苏联完全了解中国的政策立场，也完全清楚它在即将到来的边界冲突中所采取的政策的后果。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前，苏联依然采取“中立”立场，希望中印双方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试图对中印双方施加影响，并向印度、美国传递了这样的信息。1962年5月14日，在印度向中国发出照会之后，契尔沃年科拜会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的班纳吉（Purnendu Kumar Banerjee），询问中国方面对印度照会的反应。在听到班纳吉的介绍后，契尔沃年科非常失望。他对班纳吉说，根据他从莫斯科获得的消息，K.P.S.梅农、葛罗米柯和陈毅在日内瓦已讨论了印度方面的照会，并同意希望这一照会不仅可以为中国方面所接受，而且还能够为进一步的谈判创造更好的气氛。对陈毅同意印度照会的说法，班纳吉表示怀疑，同时他也怀疑照会所建议的将阿克赛钦公路用作民用的可能性，因为印方相信，这条公路事实上在中国完全的军事控制下继续用作军事目的。契尔沃年科对此表示同意，但他指出，苏联和印度应该继续努力和平解决同中国人所存在的“误解”。

1962年10月18日，葛罗米柯同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举行会谈，在谈到中印边界冲突问题时，葛罗米柯说，苏联政府认为，双方在相互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就此问题越快达成一致越好。葛罗米柯向腊斯克暗示：“我们之间就这个问题的谈话看来不会对事情有多大的帮助”。腊斯克同意葛罗米柯的观点，但表示麦克马洪线就是正确的边界线，并说中印边界冲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立场相互一致的惟一问题。

古巴导弹危机使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上的政策暂时从“中立”转向支持中国。从新近解密的苏联外交档案看，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动因，除了重申苏联对保卫古巴革命所承担的义务、希望阻止美国对古巴的入侵以及弥补苏联同美国的战略核力量方面的差距等考虑外，“提请华盛顿注意苏联的力量”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是苏联领导人对美苏在柏林问题谈判上的僵局以及对美国重新恢复核试验所做出的必要的反应。鉴于中国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1年柏林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古巴导弹危机的紧张局势使得赫鲁晓夫准备同中国进行妥协，包括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苏联的政策意图是希望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给予大力支持，并通过相关的外交渠道向中国做工作。为此东德、匈牙利等国的外交官多次向中国官员强调：社会主义兄弟党之间必须进行必要的妥协和合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者存在着严重的敌对和潜在的战争的时候。东德、匈牙利驻北京的外交官同中国方面的会谈记录几乎立即被送到苏联驻华大使馆，然后很快呈送苏共中央，因此不难想像，是苏共高层授意进行这样的会谈。

因此，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苏联在这一问题上表示了对中国的支持。1962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在欢送刘晓大使离任的宴会上公开表示：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这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致立场。赫鲁晓夫强调：“我们仅仅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才没有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公开声明，我们不能把尼赫鲁推到美国一边去……目前尼赫鲁进一步投降国内反动势力……我们将根据周恩来同志同我国大使谈话中所阐述的立场和中国政府给印度的有关照会，采取某些外交措施。”刘晓告诉赫鲁晓夫：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集结，如果印度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中国将予以反击。赫鲁晓夫表示，这和苏联得到的情报相同，并说如果苏联处于中国的地位也将会采取同样措施。赫鲁晓夫还介绍了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希望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也采取措施。第二天，米高扬又约见刘晓，通报了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苏联毫无疑问希望中苏双方在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持。

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在上述政策指导下，契尔沃年科22日在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会谈时强调指出，必须要明白在边界冲突上谁对谁错，如果不区分谁有罪谁无辜，那是不正确的；同时，混淆有罪和无辜之间的区别也是不对的。随后，10月25日《真理报》就中印边界冲突发表社论，谴责导致中印边界冲突的麦克马洪线是声名狼藉的和无效的，是英国帝国主义的产物，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是“从未被中国承认过的”。社论还谴责印度受帝国主义分子的煽动，已经成为冲突的罪魁祸首；同时社论还批评印度共产党滑向了沙文主义，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对此，印度共产党内亲华的一派公开宣称，苏共中央终于“相信其政策的愚蠢性，并接受了中国的观点”。中国政府在同一天就古巴导弹危机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将尽一切力量粉碎美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阴谋”的立场，中国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热爱国家和平的国家一道，对美帝国主义这种战争挑衅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对古巴问题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支持，但对赫鲁晓夫的要求未做反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以支持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政策立场相比，中国却没有任何此类的活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国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在此期间，苏联试图同中国方面进行沟通，协调立场。契尔沃年科为此多次要求同润之会谈，但都未能如愿，中方只是派低级别的官员同他会见。当时中方的理由是，润之身体不适，不能会见苏联大使，但同一时期润之却接见了其他党的代表团。

中国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态度和反应，对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危机改变了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从而导致中苏的矛盾和分歧更加公开和加深。苏联在10月28日公开宣布从古巴撤出导弹，直接导致中国对苏联政策的猛烈抨击。中国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支持古巴，从11月3日至6日，连续在古巴驻华大使馆前举行群众集会，据报道有超过500万人次参加集会。对于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政策变化，陈毅1962年11月1日向古巴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明确表示：古巴的命运掌握在古巴人民的手中。古巴的独立和主权不能谈判，古巴的自由和权利绝不能拿来做交易。在革命斗争中具有决定性的是人而不是武器。据苏联大使馆发回的报告，陈毅在参加1962年11月7日苏联大使馆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45周年招待会上，“以导师的口吻”对苏联大使说，同帝国主义侵略者打交道时，任何形式的“软弱而空洞的傻话”都是不能容忍的。随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一系列声明和文章，通过赞扬古巴的反美斗争，批评苏联的政策立场，强调古巴人民这一次胜利的反美斗争，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声明和文章只字不提苏联在结束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作用。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政策，当时只得到了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支持。

因此，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对苏联政策的批评“深深触动了他的心”。他恼火，委屈，气愤。他觉得对所发生之事做出这样的反应，是试图利用几乎导致发生核灾难的事件来积累政治资本。他觉得，润之再次表现出想把苏美推向决死一斗，而自己却站在一旁，正像中国谚语所说的，坐山观虎斗，这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改变了政策。11月5日，《真理报》发表题为《谈判是解决冲突的途径》的声明，再次表明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持中立立场。对此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起初试图以苏联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立场，来换取中国方面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支持苏联，因此短期内对中印边界冲突持观望态度。古巴导弹危机后“赫鲁晓夫发动了新一轮反华浪潮”，这不但因为是“加勒比海危机已经过去，他不再需要中国支持，而且因为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大丢面子，羞恼非常，迁怒于中国”。为此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结束不久即公开批评苏联的政策。《人民日报》在12月15日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的文章中强调：“尼赫鲁政府坚持反华，正是他的对内对外政策越来越反动的结果。那些攻击中国把尼赫鲁政府推向西方的人，恰恰是倒因为果了。他们在中印边界争端中，自始至终，不分是非，装作‘中立’的样子，嘴里说中国是‘兄弟’，实际上是把印度反动集团当作亲人。这些人难道不应该抚心自问，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丢到哪里去了？他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丢到哪里去了？”

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也突出地反映在边界冲突期间对印度政策的变化以及苏印关系的发展。中印边界冲突开始后，尼赫鲁呼吁苏联介入冲突，并开始公开请求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尼赫鲁的第一个外交行动就是通知苏联驻印度大使贝尼迪克托夫（I. A. Benediktov），印度绝对不会向西方要求超出“击退中国侵略的限度的武器援助。在得到英美外交上的支持和军事援助的保证以后，尼赫鲁力图最大限度地得到苏联的支持，而苏联也试图发挥自己的影响，苏印关系在边界冲突期间迅速发展，并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决策。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几小时，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印使馆致函尼赫鲁，对两个“友好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感到遗憾，表示希望冲突应该在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呼吁两国在停火后进行谈判。同时他还警告说，采取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是一种“危险的方法”。苏联政府还通知印度政府，鉴于“严重的国际形势，苏联不能向印度交付米格-21战斗机。在中国提出停火建议后，苏联希望印度接受中国的建议进行谈判，《真理报》10月25日的社论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尼赫鲁一开始非常不满苏联的政策，特别是《真理报》的社论，并拒绝了赫鲁晓夫希望印度接受停火，并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建议。

印度在边界冲突期间反复向苏联表明自己的政策立场，力图得到苏联的支持。1962年11月2日，印度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尼赫鲁（Ratan Kumar Nehru）同贝尼迪克托夫会谈时声称，这不仅仅是一场边界冲突，显然是掌握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权的“极左的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的基本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还坚信，中国人的行为是“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争论的扩展，中国的宗派主义者的目标主要是打击苏联及其外交政策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和平共处、在原子时代避免战争的可能性、共产主义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与西方进行经济上的和平竞赛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

印度还直接寻求赫鲁晓夫的支持。1962年11月9日，印度新任驻苏大使考尔（T. N. Kaul）拜会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考尔所做的有关中印在拉达克地区发生冲突的解释显得很不耐烦，把考尔展开的地图推到一边说：“你应该把地图拿给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看。我的专家告诉我，你们和中国人为那些高地在打仗，而那些高地，如果一个人在那里大便，他的肛门都会结冰的。”考尔回答说：“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圣的，正如你们的每一寸土地对你们来说同样是神圣的一样。”考尔谴责中国使用武力，并责问赫鲁晓夫：“当和平由于你们友好的邻邦印度遭到武力进攻和侵略而受到威胁的时候，像你们这样爱好和平的国家如何能保持沉默？”赫鲁晓夫回答说：“你们是我们的朋友，而中国人则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但我们在1959年塔斯社的声明中已经表明，问题应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而不应该使用武力。”当考尔说“如果我的兄弟打了我的朋友，我是不会不管的”时候，赫鲁晓夫则说：“但你要知道，中国人可不是那样的小兄弟。”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会谈中让考尔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商谈有关对印度军事援助的细节问题。考尔在会谈后打电报给尼赫鲁汇报说，赫鲁晓夫虽然表示，苏联政府不会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装备，但强调苏联将履行同印度的合约，向印度出售运输机及其零部件并提供培训。考尔说赫鲁晓夫还明确表示，印度不会有像苏联这样伟大或更加真诚的朋友了。

在11月24日第二次会谈时，赫鲁晓夫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赫鲁晓夫表示，在上一次会谈中他不能做出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的承诺，因为当时古巴导弹危机正处于高潮时期，苏联必须进行“战备”。苏联现在可以向印度提供一切可能的军事设备了。在考尔同马利诺夫斯基商谈有关军事援助问题时，马利诺夫斯基建议印度不要去购买英国二手的航空母舰，因为“它看起来像五条腿的狗，容易成为攻击目标”，而是应该配备坦克和最新式的海空军武器，同时还要建立印度自己的国防工业。当考尔询问苏联是否准备向印度提供上述援助时，马利诺夫斯基回答说：“当然可以，但你们必须获得老板的同意。”赫鲁晓夫同意向印度提供印度所需要的一切装备，并为此否决了一些高级主管官员的反对意见。12月12日，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贝尼迪克托夫在同尼赫鲁会谈中表明了苏联的立场。他首先表示，苏联政府钦佩印度政府和尼赫鲁致力于不结盟政策的努力，以及保持和发展同苏联友好关系的努力。贝尼迪克托夫说，中印边界冲突应该通过谈判，通过和平的方法解决。尼赫鲁在会谈中态度强硬，声称：“我们当然没有入侵中国的领土，但必须考虑的是，印度人民要求解放那些属于印度的领土。”对有关同中国谈判的问题，尼赫鲁坚持必须恢复到三个月以前的边界状况，才能进行谈判。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中国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向印度呼吁和平解决边界冲突。1962年10月24日，周恩来约见班纳吉，强调边界冲突必须结束。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10月24日和11月9日两次致函尼赫鲁,表达中方的意图。11月20日深夜，周恩来约见班纳吉，向他宣布中国单方面停火的决定。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开始,中国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从12月1日起,中国军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印边界冲突以“让全世界大吃一惊”的方式结束了。有关论著指出,苏联通过威胁停止向中国空军提供燃油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结束边界冲突,据说苏联是应印度的请求采取了这一步骤。目前尚没有直接的档案文献印证这一说法，但肯尼迪总统的顾问鲍尔斯（Chester A. Bowles）在1962年10月13日同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Anatoliy Dobrynin）的一次谈话却耐人寻味。鲍尔斯在谈话中指出，中国同俄国不一样，它缺乏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可耕地。中国70％的石油都是来自苏联，并将从苏联在靠近中国边境的西伯利亚新近发现的油田获得更多的石油；因此，“由于北平政府成功地攫取西伯利亚新发现的石油以及西伯利亚小麦生产的潜力可能会使得中国自给自足，这难道没有引起莫斯科的关注吗？”鲍尔斯明确指出：“如果有一天苏联和美国能够携起手来，苏联通过石油、美国通过食品，就可以对中国施加有效的压力，我们为什么不马上就做？由于到那时我们关系友好，我们可以为你们的边界安全提供保证，因此不会有柏林和古巴引起我们之间的麻烦了。”

五、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对中苏关系和冷战的影响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一些国家的反应使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润之坚信“革命外交”的正确性，由此对中国外交和中苏关系的破裂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信，“边境的部队在前线同尼赫鲁和修正主义作斗争”。润之后来也总结说，中印边界冲突打了一场政治军事仗，或者叫军事政治仗。因此在边界冲突的背后，所显示的是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并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标志。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在如何认识和实践“和平共处”路线的问题上，中国全面抨击苏联的指导思想和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中印边界问题“是我们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重要原则性分歧之一，苏共领导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全部立场和政策充分地表明，他们背叛了中国人民，背叛了苏联人民，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背叛了印度人民，背叛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赫鲁晓夫“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军事援助，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看来，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同时也涉及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1963年7月同苏共中央代表团的会谈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反复强调：你们使美好的社会主义阵营陷入多么混乱的境地！在处理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的关系时，你们完全没有考虑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利益，而是从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来行事。当你们认为自己的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当你们相信自己抓住一根由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赫鲁或诸如此类的人递给你们的某种稻草的时候，你们就兴高采烈。对那些不跟着你们的指挥棒转、不受你们摆布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你们就暴跳如雷，你们就宣布社会主义阵营根本就不存在。当由于你们自己的错误政策而处境不妙、遭受挫折的时候，你们就迁怒于那些坚持原则和真理的兄弟党和国家，把它们当作出气孔和替罪羊，你们甚至牺牲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来迎合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便寻找出路。中国共产党认为，赫鲁晓夫“一味宣扬帝国主义已经承认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和平共处政策不相容的”。“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正确的立场，把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行自卫反击，叫做’破坏和平共处'。”中国强调，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观点，正是他篡改列宁关于和平共处原则的突出表现：“苏联领导人所说的和平共处，实际上是投降主义。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立场，

不仅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且也说不上是中立的。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起，援助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印度人民。他们不仅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背叛了印度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印度人民的，是尼赫鲁政府。大力支持尼赫鲁政府、并且从各方面为尼赫鲁政府的反动政策进行辩护和粉饰的，是苏联领导人。苏联领导人背叛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这笔账总有一天是要算清楚的。”

其次，对待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立场。中苏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不同政策， 反映了两党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战略，体现了中国的“革命外交”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新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坚持相信，“有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这种反动政策。一般地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应当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和勾结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的政策。”因此，“如果不同反动的民族主义进行必要的斗争，反而同情、附和和支持反动的民族主义者的反动行为，成为他们的伙伴，那就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坠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坑。”具体到尼赫鲁的政策，中国共产党认为，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挑起中印边界事件，直到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犯，正如他们干涉中国西藏一样，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同帝国主义利益密切结合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这种扩张主义的反动思想，正是尼赫鲁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需要，也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 要，充当了国际反华运动的马前卒。这就是中印边界纠纷的根源和背景。”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想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就是“同那些不管采取什么反动政策的民族主义国家合作”。

最后，对不结盟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的认识和态度。鉴于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影响和地位，通过中印边界冲突，中国共产党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强调不结盟运动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中国领导人相信，尼赫鲁政府摇摆不定，他们已经不再是中立国家，虽然他们声称自己属于不结盟国家，实际上却干着侵略扩张的事。印度现在变得更加依赖美国的援助。领土问题的实质是印度政府企图兼并西部边界地区更多的土地，他们在破坏印度共产党和印度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时，也迫不及待地攻击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当前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印度反动派及其代表人物的阴谋，如果我们不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动言行，他们就会进一步投靠美国，这样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将造成更大的危险”。

对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政策立场以及对苏联政策的抨击，苏联做出了公开的反应。1962年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发表讲话，批评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F. Kozlov)在12月2日至8日召开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也批评中国在中印争端问题上的政策是“冒险主义”，有利于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反共产主义的活动。在1963年7月25日的一份声明中苏联强调：“当看到一个刚刚获得独立并作为寻求独立的国家之典范的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同一个年轻的中立国家发生军事冲突，力图使用那种方法在事关某段边界的问题上取得有利的解决途径，对此人们感到困惑和愤懑。”《真理报》1963年9月19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领导人一定对苏联爱好和平的立场不满。也许，他们希望是用战争手段解决同印度的边界问题，并希望得到苏联对他们行动的支持。如果北京的领导人希望得到这些，他们肯定有理由痛恨苏联的立场。”

苏联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和政策还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对冷战和大国关系具有深远的影响。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在印度同美国的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苏联也大力发展同印度的关系，这种战略态势无疑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援助方面，第一批4架米格-21型战斗机在1963年2月交付印度，成为苏联在政治上支持印度的重要标志。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结束到1964年5月，苏联向印度提供了价值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1964年9月，苏联决定在未来5年向印度提供14亿美元的贷款。1965年印巴战争后，美国和英国停止向印度提供军火，苏联则大力向印度援助相关军事物资。1967年，印度获得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坦克500辆，战斗机100架；1969年至1970年，苏联向印度提供450辆重型和中型坦克、150辆轻型坦克、140门口径为100毫米的火炮、两艘潜水艇、一艘驱逐舰、120架米格-21型截击机、32架安型运输机、140架战斗机、109架直升机、50套地对空导弹发射设备。同西方相应的价格相比，苏联的上述军事设备一般便宜40%-50%。至于从苏联大量购买军事装备的意图，印度国防部长查万(Y. B. Chavan)在1965年9月表示，苏联的武器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对付中国。在中美敌对和中苏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后大力发展同印度的关系，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内的合作，无疑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中国南部边界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印边界冲突和苏印关系发展的重要后果，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得到 实质性的发展。在中印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伙伴，同时更加深了中印之间的敌对。对此苏联认为，中国在极度恶化同印度关系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同“威胁亚洲和平与安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成员巴基斯坦结成了事实上的盟友。中巴事实上战略关系的形成，使得东南亚条约组织基本上失去了效力，美国开始降低对巴基斯坦在遏制中国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期望，战略重点进一步转向印度，这种战略调整对南亚地区的大国关系产生了长期的影响。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

作者简介：戴超武，云南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转载自《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文章，原文标题为《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