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戴超武：在中印邊界衝突中，蘇聯究竟作出了什麼反應？（下）

四、蘇聯對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的反應及其政策選擇

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爆發前，中印雙方都在進行外交和軍事上的部署，以便爭取有利的戰略態勢。除軍事部署外，中國在外交方面試圖在未來的中印邊界衝突中獲得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周恩來在1962年10月8日接見契爾沃年科時說：印度可能在中印邊界東段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如果他們一旦發動進攻，我們就堅決自衛。”周恩來特別強調說：印度使用的蘇制米式直升飛機和蘇制運輸機，在中印邊界東段和西段運送軍需，這對我們前方戰士是有影響的。對印度拒絕10月15日在北京舉行兩國會談的建議，中國通過外交途徑向蘇聯明確表示：目前中印邊界問題的緊張局勢完全是由印度方面的挑釁引起的，印度軍隊越過了麥克馬洪線進攻中國境內的邊界哨所。印度在邊界問題上的倒行逆施，最終會把兩國關係損害到無法挽回的地步。10月15日，《人民日報》負責人召集社會主義國家駐北京的記者，介紹中印邊界的“嚴重性”。塔斯社記者在送交蘇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中國方面期望“兄弟黨的新聞機關在這一特定問題上同中方立場的表述保持一致”。同時，中國針對蘇聯在核不擴散問題上的政策，批評蘇聯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立場。10月20日，中國就核不擴散問題致蘇聯政府一份備忘錄，強調：“無論蘇聯的軍事力量如何強大，它都不能解決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防衛問題。譬如，在中國防禦其同印度的邊界問題上，蘇聯恰恰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這些外交行動明確向蘇聯表明：中國不僅堅決反對蘇聯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政策立場，而且將在邊界問題上採取相應的果斷行動。因此，中印邊界衝突爆發前，蘇聯完全了解中國的政策立場，也完全清楚它在即將到來的邊界衝突中所採取的政策的後果。

中印邊界衝突爆發之前，蘇聯依然採取“中立”立場，希望中印雙方和平解決邊界問題，試圖對中印雙方施加影響，並向印度、美國傳遞了這樣的信息。1962年5月14日，在印度向中國發出照會之後，契爾沃年科拜會印度駐華使館臨時代辦的班納吉（Purnendu Kumar Banerjee），詢問中國方面對印度照會的反應。在聽到班納吉的介紹後，契爾沃年科非常失望。他對班納吉說，根據他從莫斯科獲得的消息，K.P.S.梅農、葛羅米柯和陳毅在日內瓦已討論了印度方面的照會，並同意希望這一照會不僅可以為中國方面所接受，而且還能夠為進一步的談判創造更好的氣氛。對陳毅同意印度照會的說法，班納吉表示懷疑，同時他也懷疑照會所建議的將阿克賽欽公路用作民用的可能性，因為印方相信，這條公路事實上在中國完全的軍事控制下繼續用作軍事目的。契爾沃年科對此表示同意，但他指出，蘇聯和印度應該繼續努力和平解決同中國人所存在的“誤解”。

1962年10月18日，葛羅米柯同美國國務卿臘斯克（Dean Rusk）舉行會談，在談到中印邊界衝突問題時，葛羅米柯說，蘇聯政府認為，雙方在相互可以接受的基礎上就此問題越快達成一致越好。葛羅米柯向臘斯克暗示：“我們之間就這個問題的談話看來不會對事情有多大的幫助”。臘斯克同意葛羅米柯的觀點，但表示麥克馬洪線就是正確的邊界線，並說中印邊界衝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立場相互一致的惟一問題。

古巴導彈危機使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上的政策暫時從“中立”轉向支持中國。從新近解密的蘇聯外交檔案看，赫魯曉夫決定在古巴部署導彈的動因，除了重申蘇聯對保衛古巴革命所承擔的義務、希望阻止美國對古巴的入侵以及彌補蘇聯同美國的戰略核力量方面的差距等考慮外，“提請華盛頓注意蘇聯的力量”也是一個重要的考慮，是蘇聯領導人對美蘇在柏林問題談判上的僵局以及對美國重新恢復核試驗所做出的必要的反應。鑑於中國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1年柏林危機中所發揮的作用，古巴導彈危機的緊張局勢使得赫魯曉夫準備同中國進行妥協，包括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蘇聯的政策意圖是希望中國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給予大力支持，並通過相關的外交渠道向中國做工作。為此東德、匈牙利等國的外交官多次向中國官員強調：社會主義兄弟黨之間必須進行必要的妥協和合作，特別是同帝國主義者存在着嚴重的敵對和潛在的戰爭的時候。東德、匈牙利駐北京的外交官同中國方面的會談記錄幾乎立即被送到蘇聯駐華大使館，然後很快呈送蘇共中央，因此不難想像，是蘇共高層授意進行這樣的會談。

因此，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爆發前，蘇聯在這一問題上表示了對中國的支持。1962年10月14日赫魯曉夫在歡送劉曉大使離任的宴會上公開表示：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蘇聯是站在中國一邊的，這是蘇共中央主席團的一致立場。赫魯曉夫強調：“我們僅僅是出於策略的考慮才沒有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公開聲明，我們不能把尼赫魯推到美國一邊去……目前尼赫魯進一步投降國內反動勢力……我們將根據周恩來同志同我國大使談話中所闡述的立場和中國政府給印度的有關照會，採取某些外交措施。”劉曉告訴赫魯曉夫：印軍在中印邊界東段集結，如果印度把戰爭強加於中國，中國將予以反擊。赫魯曉夫表示，這和蘇聯得到的情報相同，並說如果蘇聯處於中國的地位也將會採取同樣措施。赫魯曉夫還介紹了古巴導彈危機的情況，希望中國在維護古巴安全方面也採取措施。第二天，米高揚又約見劉曉，通報了有關古巴導彈危機的情況。蘇聯毫無疑問希望中蘇雙方在中印邊界衝突和古巴導彈危機問題上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持。

1962年10月20日中印邊界衝突爆發後，在上述政策指導下，契爾沃年科22日在同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會談時強調指出，必須要明白在邊界衝突上誰對誰錯，如果不區分誰有罪誰無辜，那是不正確的；同時，混淆有罪和無辜之間的區別也是不對的。隨後，10月25日《真理報》就中印邊界衝突發表社論，譴責導致中印邊界衝突的麥克馬洪線是聲名狼藉的和無效的，是英國帝國主義的產物，是英國殖民主義者“強加給中國人民和印度人民的”，是“從未被中國承認過的”。社論還譴責印度受帝國主義分子的煽動，已經成為衝突的罪魁禍首；同時社論還批評印度共產黨滑向了沙文主義，損害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對此，印度共產黨內親華的一派公開宣稱，蘇共中央終於“相信其政策的愚蠢性，並接受了中國的觀點”。中國政府在同一天就古巴導彈危機發表聲明，表示“完全支持”蘇聯政府“將盡一切力量粉碎美帝國主義集團的侵略陰謀”的立場，中國要“同社會主義國家和所有熱愛國家和平的國家一道，對美帝國主義這種戰爭挑釁行為進行堅決的鬥爭。”中國對古巴問題以自己的方式進行了支持，但對赫魯曉夫的要求未做反應。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舉行大規模集會和遊行，以支持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政策立場相比，中國卻沒有任何此類的活動。在蘇聯領導人看來，中國的支持是遠遠不夠的。在此期間，蘇聯試圖同中國方面進行溝通，協調立場。契爾沃年科為此多次要求同潤之會談，但都未能如願，中方只是派低級別的官員同他會見。當時中方的理由是，潤之身體不適，不能會見蘇聯大使，但同一時期潤之卻接見了其他黨的代表團。

中國對古巴導彈危機的態度和反應，對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的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危機改變了蘇聯對中印邊界衝突的政策，從而導致中蘇的矛盾和分歧更加公開和加深。蘇聯在10月28日公開宣布從古巴撤出導彈，直接導致中國對蘇聯政策的猛烈抨擊。中國領導人紛紛發表講話支持古巴，從11月3日至6日，連續在古巴駐華大使館前舉行群眾集會，據報道有超過500萬人次參加集會。對於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政策變化，陳毅1962年11月1日向古巴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明確表示：古巴的命運掌握在古巴人民的手中。古巴的獨立和主權不能談判，古巴的自由和權利絕不能拿來做交易。在革命鬥爭中具有決定性的是人而不是武器。據蘇聯大使館發回的報告，陳毅在參加1962年11月7日蘇聯大使館舉行的紀念十月革命45周年招待會上，“以導師的口吻”對蘇聯大使說，同帝國主義侵略者打交道時，任何形式的“軟弱而空洞的傻話”都是不能容忍的。隨後，中國共產黨發表一系列聲明和文章，通過讚揚古巴的反美鬥爭，批評蘇聯的政策立場，強調古巴人民這一次勝利的反美鬥爭，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這些聲明和文章隻字不提蘇聯在結束古巴導彈危機中的作用。中國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政策，當時只得到了朝鮮和阿爾巴尼亞的支持。

因此，在赫魯曉夫看來，中國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對蘇聯政策的批評“深深觸動了他的心”。他惱火，委屈，氣憤。他覺得對所發生之事做出這樣的反應，是試圖利用幾乎導致發生核災難的事件來積累政治資本。他覺得，潤之再次表現出想把蘇美推向決死一斗，而自己卻站在一旁，正像中國諺語所說的，坐山觀虎鬥，這是非常危險的。在這種形勢下，蘇聯改變了政策。11月5日，《真理報》發表題為《談判是解決衝突的途徑》的聲明，再次表明蘇聯在中印邊界問題上持中立立場。對此中國領導人認為，赫魯曉夫起初試圖以蘇聯支持中國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的立場，來換取中國方面在古巴導彈危機中支持蘇聯，因此短期內對中印邊界衝突持觀望態度。古巴導彈危機後“赫魯曉夫發動了新一輪反華浪潮”，這不但因為是“加勒比海危機已經過去，他不再需要中國支持，而且因為他在加勒比海危機中大丟面子，羞惱非常，遷怒於中國”。為此中國在中印邊界衝突結束不久即公開批評蘇聯的政策。《人民日報》在12月15日題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共同的敵人》的文章中強調：“尼赫魯政府堅持反華，正是他的對內對外政策越來越反動的結果。那些攻擊中國把尼赫魯政府推向西方的人，恰恰是倒因為果了。他們在中印邊界爭端中，自始至終，不分是非，裝作‘中立’的樣子，嘴裡說中國是‘兄弟’，實際上是把印度反動集團當作親人。這些人難道不應該撫心自問，他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丟到哪裡去了？他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丟到哪裡去了？”

蘇聯對中印邊界衝突的政策，也突出地反映在邊界衝突期間對印度政策的變化以及蘇印關係的發展。中印邊界衝突開始後，尼赫魯呼籲蘇聯介入衝突，並開始公開請求西方國家的軍事援助。尼赫魯的第一個外交行動就是通知蘇聯駐印度大使貝尼迪克托夫（I. A. Benediktov），印度絕對不會向西方要求超出“擊退中國侵略的限度的武器援助。在得到英美外交上的支持和軍事援助的保證以後，尼赫魯力圖最大限度地得到蘇聯的支持，而蘇聯也試圖發揮自己的影響，蘇印關係在邊界衝突期間迅速發展，並決定性地影響中國的決策。中印邊界衝突爆發後幾小時，赫魯曉夫通過蘇聯駐印使館致函尼赫魯，對兩個“友好國家”之間發生衝突感到遺憾，表示希望衝突應該在符合兩國人民利益的基礎上，通過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和平方式加以解決，呼籲兩國在停火後進行談判。同時他還警告說，採取武力解決邊界問題是一種“危險的方法”。蘇聯政府還通知印度政府，鑑於“嚴重的國際形勢，蘇聯不能向印度交付米格-21戰鬥機。在中國提出停火建議後，蘇聯希望印度接受中國的建議進行談判，《真理報》10月25日的社論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尼赫魯一開始非常不滿蘇聯的政策，特別是《真理報》的社論，並拒絕了赫魯曉夫希望印度接受停火，並同中國進行談判的建議。

印度在邊界衝突期間反覆向蘇聯表明自己的政策立場，力圖得到蘇聯的支持。1962年11月2日，印度外交部秘書長拉·庫·尼赫魯（Ratan Kumar Nehru）同貝尼迪克托夫會談時聲稱，這不僅僅是一場邊界衝突，顯然是掌握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權的“極左的教條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的基本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他還堅信，中國人的行為是“中國共產黨同蘇聯共產黨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爭論的擴展，中國的宗派主義者的目標主要是打擊蘇聯及其外交政策的原則，這些原則包括和平共處、在原子時代避免戰爭的可能性、共產主義不是通過戰爭而是通過與西方進行經濟上的和平競賽而取得勝利的可能性。”

印度還直接尋求赫魯曉夫的支持。1962年11月9日，印度新任駐蘇大使考爾（T. N. Kaul）拜會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對考爾所做的有關中印在拉達克地區發生衝突的解釋顯得很不耐煩，把考爾展開的地圖推到一邊說：“你應該把地圖拿給馬利諾夫斯基元帥看。我的專家告訴我，你們和中國人為那些高地在打仗，而那些高地，如果一個人在那裡大便，他的肛門都會結冰的。”考爾回答說：“對我們來說，我們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神聖的，正如你們的每一寸土地對你們來說同樣是神聖的一樣。”考爾譴責中國使用武力，並責問赫魯曉夫：“當和平由於你們友好的鄰邦印度遭到武力進攻和侵略而受到威脅的時候，像你們這樣愛好和平的國家如何能保持沉默？”赫魯曉夫回答說：“你們是我們的朋友，而中國人則是我們的兄弟。我們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但我們在1959年塔斯社的聲明中已經表明，問題應該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而不應該使用武力。”當考爾說“如果我的兄弟打了我的朋友，我是不會不管的”時候，赫魯曉夫則說：“但你要知道，中國人可不是那樣的小兄弟。”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赫魯曉夫在會談中讓考爾同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商談有關對印度軍事援助的細節問題。考爾在會談後打電報給尼赫魯匯報說，赫魯曉夫雖然表示，蘇聯政府不會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裝備，但強調蘇聯將履行同印度的合約，向印度出售運輸機及其零部件並提供培訓。考爾說赫魯曉夫還明確表示，印度不會有像蘇聯這樣偉大或更加真誠的朋友了。

在11月24日第二次會談時，赫魯曉夫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赫魯曉夫表示，在上一次會談中他不能做出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的承諾，因為當時古巴導彈危機正處於高潮時期，蘇聯必須進行“戰備”。蘇聯現在可以向印度提供一切可能的軍事設備了。在考爾同馬利諾夫斯基商談有關軍事援助問題時，馬利諾夫斯基建議印度不要去購買英國二手的航空母艦，因為“它看起來像五條腿的狗，容易成為攻擊目標”，而是應該配備坦克和最新式的海空軍武器，同時還要建立印度自己的國防工業。當考爾詢問蘇聯是否準備向印度提供上述援助時，馬利諾夫斯基回答說：“當然可以，但你們必須獲得老闆的同意。”赫魯曉夫同意向印度提供印度所需要的一切裝備，並為此否決了一些高級主管官員的反對意見。12月12日，根據赫魯曉夫的指示，貝尼迪克托夫在同尼赫魯會談中表明了蘇聯的立場。他首先表示，蘇聯政府欽佩印度政府和尼赫魯致力於不結盟政策的努力，以及保持和發展同蘇聯友好關係的努力。貝尼迪克托夫說，中印邊界衝突應該通過談判，通過和平的方法解決。尼赫魯在會談中態度強硬，聲稱：“我們當然沒有入侵中國的領土，但必須考慮的是，印度人民要求解放那些屬於印度的領土。”對有關同中國談判的問題，尼赫魯堅持必須恢復到三個月以前的邊界狀況，才能進行談判。

中印邊界衝突爆發後，中國出於各方面的考慮，向印度呼籲和平解決邊界衝突。1962年10月24日，周恩來約見班納吉，強調邊界衝突必須結束。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在10月24日和11月9日兩次致函尼赫魯,表達中方的意圖。11月20日深夜，周恩來約見班納吉，向他宣布中國單方面停火的決定。第二天,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宣布於11月22日零時開始,中國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並從12月1日起,中國軍隊將從1959年11月7日中印雙方實際控制線後撤20公里。中印邊界衝突以“讓全世界大吃一驚”的方式結束了。有關論著指出,蘇聯通過威脅停止向中國空軍提供燃油對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結束邊界衝突,據說蘇聯是應印度的請求採取了這一步驟。目前尚沒有直接的檔案文獻印證這一說法，但肯尼迪總統的顧問鮑爾斯（Chester A. Bowles）在1962年10月13日同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Anatoliy Dobrynin）的一次談話卻耐人尋味。鮑爾斯在談話中指出，中國同俄國不一樣，它缺乏至關重要的自然資源，特別是石油和可耕地。中國70％的石油都是來自蘇聯，並將從蘇聯在靠近中國邊境的西伯利亞新近發現的油田獲得更多的石油；因此，“由於北平政府成功地攫取西伯利亞新發現的石油以及西伯利亞小麥生產的潛力可能會使得中國自給自足，這難道沒有引起莫斯科的關注嗎？”鮑爾斯明確指出：“如果有一天蘇聯和美國能夠攜起手來，蘇聯通過石油、美國通過食品，就可以對中國施加有效的壓力，我們為什麼不馬上就做？由於到那時我們關係友好，我們可以為你們的邊界安全提供保證，因此不會有柏林和古巴引起我們之間的麻煩了。”

五、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對中蘇關係和冷戰的影響

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的影響和意義是深遠的。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亞非一些國家的反應使中國領導人特別是潤之堅信“革命外交”的正確性，由此對中國外交和中蘇關係的破裂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相信，“邊境的部隊在前線同尼赫魯和修正主義作鬥爭”。潤之後來也總結說，中印邊界衝突打了一場政治軍事仗，或者叫軍事政治仗。因此在邊界衝突的背後，所顯示的是中國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國際戰略問題上同蘇聯存在的根本分歧，並成為中蘇論戰的重要內容和中蘇分裂的重要標誌。這種分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首先，在如何認識和實踐“和平共處”路線的問題上，中國全面抨擊蘇聯的指導思想和外交政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認為，中印邊界問題“是我們同蘇聯領導人之間的重要原則性分歧之一，蘇共領導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立場，完全背叛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蘇聯領導人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全部立場和政策充分地表明，他們背叛了中國人民，背叛了蘇聯人民，背叛了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背叛了印度人民，背叛了全世界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赫魯曉夫“支持印度反動派對社會主義的中國發動武裝進攻，同美國一起，用軍事援助，去鼓勵和幫助印度反動派向中國進行軍事挑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看來，中蘇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矛盾和分歧不僅僅是意識形態上的問題，同時也涉及中國的國家利益。

在1963年7月同蘇共中央代表團的會談中，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反覆強調：你們使美好的社會主義陣營陷入多麼混亂的境地！在處理同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家的關係時，你們完全沒有考慮社會主義陣營的整體利益，而是從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的立場來行事。當你們認為自己的事情進展順利的時候，當你們相信自己抓住一根由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尼赫魯或諸如此類的人遞給你們的某種稻草的時候，你們就興高采烈。對那些不跟着你們的指揮棒轉、不受你們擺布的兄弟黨和兄弟國家，你們就暴跳如雷，你們就宣布社會主義陣營根本就不存在。當由於你們自己的錯誤政策而處境不妙、遭受挫折的時候，你們就遷怒於那些堅持原則和真理的兄弟黨和國家，把它們當作出氣孔和替罪羊，你們甚至犧牲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來迎合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便尋找出路。中國共產黨認為，赫魯曉夫“一味宣揚帝國主義已經承認和平共處的必要性，並且把社會主義國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看作是同和平共處政策不相容的”。“正是按照這種邏輯，赫魯曉夫把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堅持正確的立場，把中國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對印度反動派的武裝進攻實行自衛反擊，叫做’破壞和平共處'。”中國強調，赫魯曉夫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觀點，正是他篡改列寧關於和平共處原則的突出表現：“蘇聯領導人所說的和平共處，實際上是投降主義。蘇聯領導人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的立場，

不僅背棄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而且也說不上是中立的。他們同美帝國主義一起，援助印度反動派反對社會主義中國、反對印度人民。他們不僅背叛了社會主義陣營，而且背叛了印度人民。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對內鎮壓印度人民的，是尼赫魯政府。大力支持尼赫魯政府、並且從各方面為尼赫魯政府的反動政策進行辯護和粉飾的，是蘇聯領導人。蘇聯領導人背叛印度人民的革命事業，這筆賬總有一天是要算清楚的。”

其次，對待民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國家的政策立場。中蘇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的不同政策， 反映了兩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不同戰略，體現了中國的“革命外交”對民族主義國家的新的認識。中國共產黨堅持相信，“有些新獨立國家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隨着國內社會矛盾和國際階級鬥爭的尖銳化，越來越投靠帝國主義，實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這就要求無產階級政黨堅決反對這種反動政策。一般地說，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無產階級政黨在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的時候，應當實行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對於資產階級反帝反封建的進步傾向，實行聯合的政策；對於他們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妥協和勾結的反動傾向，實行鬥爭的政策。”因此，“如果不同反動的民族主義進行必要的鬥爭，反而同情、附和和支持反動的民族主義者的反動行為，成為他們的夥伴，那就同馬克思列寧主義背道而馳，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背道而馳，墜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泥坑。”具體到尼赫魯的政策，中國共產黨認為，以尼赫魯為首的印度統治集團挑起中印邊界事件，直到對中國發動大規模的武裝侵犯，正如他們干涉中國西藏一樣，都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同帝國主義利益密切結合的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階級本性所決定的。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這種擴張主義的反動思想，正是尼赫魯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尼赫魯為首的印度統治集團為了自己的需要，也為了適應美帝國主義的需 要，充當了國際反華運動的馬前卒。這就是中印邊界糾紛的根源和背景。”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思想在這一問題上的表現就是“同那些不管採取什麼反動政策的民族主義國家合作”。

最後，對不結盟運動在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中的地位的認識和態度。鑒於印度在不結盟運動中的影響和地位，通過中印邊界衝突，中國共產黨對此有了新的認識，不再強調不結盟運動在中國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中國領導人相信，尼赫魯政府搖擺不定，他們已經不再是中立國家，雖然他們聲稱自己屬於不結盟國家，實際上卻干着侵略擴張的事。印度現在變得更加依賴美國的援助。領土問題的實質是印度政府企圖兼併西部邊界地區更多的土地，他們在破壞印度共產黨和印度人民革命鬥爭的同時，也迫不及待地攻擊社會主義事業。因此，“當前的頭等大事就是要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印度反動派及其代表人物的陰謀，如果我們不徹底揭露他們的反動言行，他們就會進一步投靠美國，這樣對整個社會主義事業將造成更大的危險”。

對中國共產黨的上述政策立場以及對蘇聯政策的抨擊，蘇聯做出了公開的反應。1962年12月12日，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發表講話，批評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政策。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科茲洛夫(F. Kozlov)在12月2日至8日召開的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大會上也批評中國在中印爭端問題上的政策是“冒險主義”，有利於反革命和帝國主義勢力的反共產主義的活動。在1963年7月25日的一份聲明中蘇聯強調：“當看到一個剛剛獲得獨立並作為尋求獨立的國家之典範的社會主義國家，利用自己的軍事優勢，同一個年輕的中立國家發生軍事衝突，力圖使用那種方法在事關某段邊界的問題上取得有利的解決途徑，對此人們感到困惑和憤懣。”《真理報》1963年9月19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國領導人一定對蘇聯愛好和平的立場不滿。也許，他們希望是用戰爭手段解決同印度的邊界問題，並希望得到蘇聯對他們行動的支持。如果北京的領導人希望得到這些，他們肯定有理由痛恨蘇聯的立場。”

蘇聯對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的反應和政策還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南亞地區的戰略格局，對冷戰和大國關係具有深遠的影響。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後，在印度同美國的關係迅速發展的同時，蘇聯也大力發展同印度的關係，這種戰略態勢無疑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在蘇聯對印度的軍事援助方面，第一批4架米格-21型戰鬥機在1963年2月交付印度，成為蘇聯在政治上支持印度的重要標誌。從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結束到1964年5月，蘇聯向印度提供了價值13億美元的軍事援助；1964年9月，蘇聯決定在未來5年向印度提供14億美元的貸款。1965年印巴戰爭後，美國和英國停止向印度提供軍火，蘇聯則大力向印度援助相關軍事物資。1967年，印度獲得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坦克500輛，戰鬥機100架；1969年至1970年，蘇聯向印度提供450輛重型和中型坦克、150輛輕型坦克、140門口徑為100毫米的火炮、兩艘潛水艇、一艘驅逐艦、120架米格-21型截擊機、32架安型運輸機、140架戰鬥機、109架直升機、50套地對空導彈發射設備。同西方相應的價格相比，蘇聯的上述軍事設備一般便宜40%-50%。至於從蘇聯大量購買軍事裝備的意圖，印度國防部長查萬(Y. B. Chavan)在1965年9月表示，蘇聯的武器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對付中國。在中美敵對和中蘇關係破裂的情況下，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後大力發展同印度的關係，特別是在軍事領域內的合作，無疑對中國的國家安全特別是中國南部邊界安全構成了巨大的戰略壓力。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中印邊界衝突和蘇印關係發展的重要後果，中國和巴基斯坦關係得到 實質性的發展。在中印關係惡化的情況下，巴基斯坦成為中國在南亞地區的戰略夥伴，同時更加深了中印之間的敵對。對此蘇聯認為，中國在極度惡化同印度關係的同時，另一方面卻同“威脅亞洲和平與安全”的《東南亞條約組織》和《巴格達條約組織》的成員巴基斯坦結成了事實上的盟友。中巴事實上戰略關係的形成，使得東南亞條約組織基本上失去了效力，美國開始降低對巴基斯坦在遏制中國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期望，戰略重點進一步轉向印度，這種戰略調整對南亞地區的大國關係產生了長期的影響。不過，這已經超出了本文討論的範圍。

作者簡介：戴超武，雲南大學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本文轉載自《歷史研究》2003年第3期文章，原文標題為《中印邊界衝突與蘇聯的反應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