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馮·提爾皮茨出生於勃蘭登堡的科斯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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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騫

　　“手持三叉戟的海神尼普頓的形象，乃是吾輩必須完成的新使命之象徵。無論在世界的何地，我們必須對德意志的國民加以保護；而且無論在世界的何地，我們也必須維護德意志的榮譽！”

　　1897年4月24日，德意志第二帝國皇帝威廉二世發表了這麼一段演講，提出了確保海上控制力量的重要意義。然而，1888年6月15日，年僅29歲的威廉匆匆繼承帝位不久，便與德國統一的“總設計師”：帝國宰相俾斯麥發生了對立，最終與次年3月18日迫使俾斯麥辭職，宣布施行親政。

　　在威廉二世親政之後，最為引人矚目的，便是他提出了所謂的“世界政策”，也正如他本人在1895年1月18日所宣稱的，“德意志帝國應該發展為一個世界帝國”。而為了貫徹世界政策，而建立一支龐大艦隊，則是世界政策的核心。

　　而將讓德國海軍實力一舉達到世界第二位的，則是位一鳴驚人的海軍軍官提爾皮茨，他提出的發展戰略被稱為“風險戰略”。

　　一個成為皇帝的海軍狂

　　威廉二世1859年出生於柏林，母親是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的同名長女，也就是英王愛德華七世的姐姐，故此威廉乃愛德華七世的外甥。威廉的母親又和俄國亞歷山德拉皇后之母是姐妹，因此威廉二世還是亞歷山德拉皇后的姨表兄。

　　很不幸的是，威廉在出生時患疾而導致左臂萎縮，故而潛意識中有一種由自卑而產生的過于敏感、魯莽以及虛榮。而且由於其英國母親對其的過於嚴格以及灌輸英國至上的理念，導致他對於母親與英國有一種複雜的愛恨交加之情。

　　威廉二世是一個自幼就對於海軍有一種特殊喜好的人。1887年，當他還是皇孫之時，在出席維多利亞女王即位五十周年的慶典時，參加了盛大的閱艦式。英國海軍的強大陣容，更是讓他從心靈深處湧出了一種羨慕與嫉妒交雜的心情。他登基後，深藏在其內心虛榮心讓他不甘受制於人，對於整個國政都顯示除了強烈的干預之欲望，於是，他開始與他所仰慕的老宰相俾斯麥產生了尖銳的對立，最終於1889年3月18日迫使俾斯麥辭職，從1862年起擔任普魯士王國首相之後長達28年的“俾斯麥時代”終於落下了帷幕。

　　在普魯士的歷史上，俾斯麥是例外而不是通則，前後相繼的宰相們要麼屈從與軍方的壓力，要麼乾脆拒絕“干涉”軍人的領域。儘管著有《戰爭論》的克勞塞維茨也是德國人，但是他那“戰爭乃政治的延續”的金玉良言並沒有被德國軍方接受。俾斯麥黯然離職之後，他精密設置的德國外交方針頓時發生了危機。由於德國拒絕延續與俄國的1890年6月18日失效的“再保險條約”，德俄關係迅速疏遠開來，短短幾年間柏林便從歐洲大陸的外交中心以及同盟網絡的樞紐淪落到了自我孤立和自我“圍困”之境地，俾斯麥長期以來精心謀劃的歐洲外交格局被迅速打破，德國東西兩側的陸軍強國法俄兩國迅速結成盟友，這也意味着俾斯麥體制下的以德國為中心的外交網徹底崩潰。德國自此失去了在歐洲縱橫捭闔的舞台。威廉二世愈發力圖強行毀壞這一其咎由自取的“包圍圈”，結果卻愈發被動，愈發孤立。

　　威廉二世本人是一個對於海軍具有狂熱愛好的人，他不僅喜好身着各國海軍制服，還親自繪製過軍艦的設計圖，他還如饑似渴地“吞噬”馬漢的《海權論》，醉心於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然而，威廉二世是一個非常急功近利，並渴望自己被公眾認可的君主。誰控制大海誰就主宰了世界的論調讓這位醉心於海軍的皇帝更是痴迷不已。他認為，德國若要在海外得到發展，必須擁有與英國相抗衡的海軍力，要獲取其在“陽光下的土地”。他認為應該從“垂死的”帝國勢力手中“重新分配”殖民地，這類言論在他的講演中比比皆是。同時，由於俄法同盟已經確立，德國在大陸失去了迴旋餘地，這也是威廉二世將目標從歐洲大陸擴展到整個世界，並計劃為此投入大海軍建設的深層原因。可是，這種“世界政策”以及海軍至上主義的“新方針”，使得德國摒棄了俾斯麥的審慎政策。

　　隨着俾斯麥時代的結束，積極向外擴展的勢頭已經沒有什麼人可以有效地加以遏制。而為醉心於大海軍的威廉鍛造大海軍的人物也呼之欲出。

　　提爾皮茨的登場

　　阿爾弗雷德&＃8226;馮&＃8226;提爾皮茨1849年3月19日出生於勃蘭登堡的屈斯特林鎮的一個法官家庭，1865年加入普魯士海軍，1877年，他奉命前往奧匈帝國阜姆懷特黑德魚雷工廠參觀後，回國成為魚雷監察部的監察長，這期間他是一個極為熱心的魚雷的推崇者。而後由於重視雷擊艦隊的卡普里維不再擔任海軍部長後，提爾皮茨也申請擔任鐵甲艦“普魯士”與“符騰堡”號的指揮官，到了新任之上提爾皮茨也立即成了一名戰列艦派的急先鋒，並且。這其實也並不奇怪，這期間他對於潛艇不屑一顧，也並不妨礙他到了1915年成為極端的無限制潛艇戰鼓吹者。

　　也許擁有這般投機的性格，使得提爾皮茨更具有一種敏銳的目光來把握推銷自己的時機。1891年4月6日，在他擔任波羅的海艦隊參謀長期間，威廉二世在基爾城堡與90高齡的毛奇元帥以及諸多將領共進晚餐，依然位卑職輕提爾皮茨上校也應邀出席。一些高級軍官在一個多小時裡就海軍發展規劃的喋喋不休，使得不耐煩的威廉二世發出了粗魯的怒罵。而提爾皮茨卻大膽地在此時提出了他自己的設想和規劃，這不禁令周圍的高級將領們驚呆了，然而，提爾皮茨的規劃卻是有條不紊的，這不但使得德皇的怒火頓然平息，而且還對他產生了青睞。翌年1月，提爾皮茨被提拔為海軍最高指揮部司令官馮&＃8226;德&＃8226;戈爾茨的參謀長，並被擢升為海軍少將，由此進入了海軍高級指揮層。

　　對於提爾皮茨而言，這個職位也給他帶來了一展身手的機會，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海軍發展規劃，最終於1894年6月將其以《第九號備忘錄》的形式加以提出，為德國海軍戰略確定了明確的目標。

　　而後，提爾皮茨離開了德國前往青島開始就任東亞分艦隊，到了1897年又被召回擔任德國海軍的三巨頭之一：帝國海軍部國務秘書，成為了德國海軍軍政部門的最高負責人。

　　擔任這一職務，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在帝國議會爭取建設海軍的經費，但是由於德國的左右是法俄兩個陸軍大國，陸軍建設才是防務的中心任務，海軍要想爭取建造大艦隊的經費談何容易。事實上，在1896年初，由於威廉二世向在布爾戰爭中擊敗英國襲擊的南非德蘭士瓦邦總統發去賀電，由此引發了所謂克魯格電報事件使得德英關係急劇惡化，為了防禦英國海軍，威廉二世曾要求發行國債建造一些巡洋艦。但是這個計劃也遭到了議會的否決而無法通過，而後的一些擴展海軍的議案也大多擱淺。

　　提爾皮茨儘管不能稱為是一位戰略思想家，但是他卻是一位現代官僚機構的經營者，和操縱者，第一流的政論家和宣傳家。他並不直接與國會周旋，而是廣泛動員社會力量，比如爭取了包括馬克斯&＃8226;韋伯、古斯塔夫&＃8226;施莫勒以及漢斯&＃8226;德爾布呂克等在內的大約270名著名學者，當然還有政界、商界以及新聞出版界的巨擘來支持其海軍建設。還成立了“海軍協會”等民間組織。並將會刊《艦隊》從海軍內部雜誌改編為科普雜誌來擴大海軍在民間的認知度，使其發行量迅速上升到了75萬份。

　　對於提爾皮茨而言，當時擔任外交國務秘書的馮&＃8226;比羅也是他強有力的盟友。馮&＃8226;比羅首先力圖通過平民主義的反英情緒將所有愛國群眾團結在他的周圍，同時設法協同俄國反對“背信棄義的英格蘭霸權”，並在海外獲得新的領地來將德國提升到世界帝國的行列，以確保國內的穩定和體制的安泰。這一切起到了在民間擴大海軍影響力的重要作用。

　　受到當時著名的“海權論”提倡者美國海軍上校馬漢的理論之影響。提爾皮茨對於德國的海洋支配戰略也進行了研究。他最終提出的理論是所謂的“風險理論”。也就是說，德國作為一個陸軍強國，是不可能全力建造一直超過英國的大艦隊，但只要海軍的實力即若能達到英國的三分之二左右，那麼就會讓英國感到即便有能力打敗德國，但是所遭受的損失也將使之喪失足夠的力量來維護其海上霸主地位的風險，由此來抑制英國對於與德國爭雄海上的決心。

　　而根據這套風險理論而營造的德國公海艦隊，是針對當時被稱為“兩強標準”的英國海軍建設戰略，也就是英國認為他們應該擁有海軍實力，應該高於僅次於己的兩大海軍力量，在當時是法國與俄國之和。而德國一旦建立起一支可以使英國感到具有風險的艦隊，那麼英國若要擊敗這支德國艦隊，德國所遭受的不過是一次海上的敗北，並不影響其陸軍大國的地位，而對於英國而言，其海軍艦隊蒙受了損失就意味着海上霸主地位的喪失，同時也意味着整個國家的支柱將不復存在，整個帝國將分崩離析。

　　提爾皮茨在着手建設德國海軍之際，以英國海峽艦隊的規模為依據來制定建造規劃，他摒棄了原先具有相當影響的以巡洋艦為主力的海上破交戰方針，直接將建造重點放在了用於艦隊決戰的戰列艦上。

　　由於此舉挑戰的是英國的海上霸權，因此他擔心的，是英國在德國海軍尚未建成前便進行先發制人的“預防性打擊”。對此，他提出了在海軍建設尚未成熟的階段，必須保持低調，小心翼翼地渡過這段“危險期”。對此，馮&＃8226;比羅的話則更為形象：“我們的行動必須十分小心，就象在蛻變成蝴蝶之前的毛蟲一樣。”

　　然而，要渡過這段“危險期”不是那麼容易的。在當時，英德兩國的海軍力量的差距巨大。在整個世界海軍列強中，德國落在英、法、俄、意之後，僅僅名列第五位。

　　為了安全渡過這段“危險期”，提爾皮茨提出的造艦計劃是經過精心謀劃的。

　　英德海軍競賽的展開

　　1897年11月，德國借傳教士在山東被殺的事件出兵膠州灣，而德皇藉此機會，在帝國議會強調德國將向全世界宣示其力量。緊隨其後，提爾皮茨也經過長期的宣傳與準備，向帝國議會提出了一項造艦計劃。這項計劃是脫胎於《第九號備忘錄》的，而且鑑於德國以往每年提出的艦隊計劃都要在議會引起巨大的爭執，根本無法完成預定的宏大計劃，因此提爾皮茨認為，只有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制度化，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也就是著名的《艦隊法》。

　　該艦隊法的內容到1904年4月1日以前，德國將以4.89億馬克，新建計戰列艦7艘、大型巡洋艦2艘與小型巡洋艦17艘。可見根據艦隊法，初期所需建造的艦艇數量並不多，這樣不但容易得到議會的通過，而且德國對外還宣稱這只是用以對抗法國和俄國，而決非針對英國，同樣也具有一定的隱蔽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艦隊法的精髓實際上是將艦艇的更新加以制度化，也就是說，戰列艦與岸防裝甲艦每隔25年，大、小型巡洋艦每隔20與15年必須加以更新，以免遭到議會的“擾亂性影響”。

　　艦隊法於1898年3月28日在帝國議會以212票對139票的優勢通過，但這僅僅是拉開了德國大艦隊建造的序幕。到了1900年6月，經過了大規模的修正，第二次艦隊法又被通過。根據這個艦隊法，德國艦隊的總數幾乎被翻了一番。

　　面對德國的造艦“大躍進”，英國政府和海軍開始作出了回應。1904年12月，英國近代海軍的奠基人，海軍元帥費舍爾勳爵擔任第一海務大臣。他上任伊始就立即削減了英國海軍在地中海的任務，並加強英國北海艦隊建設——英國開始以強有力的姿態應對德國對其海上地位進行的挑戰。費舍爾勳爵在一次和英王愛德華七世的對話中，甚至提出應該效法納爾遜在哥本哈根封堵全殲丹麥艦隊那樣，在德國艦隊強大以前，也來一次“哥本哈根”模式加以解決。

　　而德國艦隊法的通過，也立即受到了英國的警惕。英國海軍開始逐漸將以往針對法俄的“兩強標準”，更新為“對德雙倍標準”，也就是說，以德國海軍的兩倍作為建設目標。到了1902年，又恢復了將海軍兵力集中於本土附近的政策，並時刻對敵方的根據地構成威懾。這是德國未能料到的，英國並未由於進一步加強造艦競爭而進行增稅等挫傷本國經濟的措施，反而放棄了原本“光榮孤立”的傳統政策，去與長年以來在殖民地問題上的死對頭法國與俄國結成三國協約，反而形成了一種對德包圍的態勢。

　　還值得一提的，是所謂無畏艦的誕生。由於1906年，在費舍爾勳爵的強有力推動下，裝備單一口徑巨炮的全新戰列艦“無畏”號在短時間之內便建成服役。

　　“無畏”號最大的特色一言蔽之便是在前型的准無畏艦基本相同的排水量以及造艦費用內，成功地將火力倍增，並採用汽輪機將航速增至21節這點上。為了與其對抗，別國也只能建造同樣的戰艦，而“無畏”號的艦名也成了這種新型戰列艦的代名詞，無畏艦。這樣，英國又率先開始了從新一輪起跑線出發，將世界各國一同帶到了艦艇建造的嶄新時代。

　　隨着無畏艦的出現，德國海軍所有的艦隊不得不進行再編。提爾皮茨被置於一種窘境之中，若不參加新一輪競賽便意味着認輸，而一旦投入競賽則會完全暴露德國的意圖，他最終選擇的是接受新一輪挑戰，抓住與英國進入新的出發線之機，在1908年再次修訂了艦隊法，計劃到1911年每年建造無畏艦3艘，戰列巡洋艦1艘，力圖在無畏艦的數量上和英國持平。

　　由於艦隊的擴大，德國對於現役艦隊的組織也進行了調整，原來國內的本土艦隊在1907年2月被改稱為公海艦隊，這支日後赫赫有名的力量此時由兩支戰列艦分艦隊及其前導偵察艦隊組成，由威廉二世之弟海因里希親王擔任最早的司令官。而後，德國最早的無畏艦與戰列巡洋艦都優先得以配置在這支部隊中。

　　1908年，為了抗議自由黨政府縮減造艦計劃，以第一海務大臣費舍爾勳爵為核心的海軍部主要成員就1909年預算的內容進行了一次強有力的運動，這還獲得了海軍大臣麥克納的支持，他與他的部員甚至願將政治生命作為賭注來全力展開活動，他們提出的口號是“要造八艘，不要等待”。最後1909年計劃便成了規模空前的六艘無畏艦加上兩艘戰列巡洋艦。

　　這種激烈競爭的氣氛雖然一度被1909年擔任德國宰相的馮&＃8226;貝特曼－霍爾維格提出的緩和政策所淡化，但是威廉二世“一定要掌握海神手裡的三叉戟”的那種欲望依然是如此難以遏制。大戰爆發前的十年間，兩國的船台上不斷地有無畏艦緩緩下水。在這段時期中，時而還出現了德國方面領先的年份。這反映了德國抓住了這新一輪競爭的機會，努力使雙方的差距更為縮小。1909年，德國海軍的力量已經超過了法國，在軍艦的擁有量上取得了世界第二位。

　　1911年，德國挑起了阿加迪爾危機，更是加劇了雙方的敵對程度，英國由此與原本世仇的法國更為靠近，而英國由此與老對手法國達成協議，一旦兩個捲入一場針對共同敵人的戰爭，英國會將地中海的防務交於法國，集中力量將兵力集結在本土，並擔負保衛法國西北海岸的防務。

　　提爾皮茨則促使國會通過艦隊法的修正案，並對其編制狀況作了相當的改正，這也是德意志帝國最後的艦隊法。按這個1912年艦隊法規定，在1917年完成全部建造計劃之時，德國艦隊將計劃擁有戰列艦41艘、大型巡洋艦20艘、小型巡洋艦40艘、驅逐艦或者雷擊艦144艘、潛艇72艘。

　　英國新任海軍大臣丘吉爾則針鋒相對地提出德國每開工建造一艘主力艦，英國就要建兩艘的方針。在1912到1913年度的海軍預算中，英國為4408萬英鎊，而德國也有2201萬英鎊。與1904到1905年度中雙方的海軍預算相比，兩國各增加了722萬以及1144萬英鎊。但是，儘管德國的海軍成倍增加，但是始終無法完成“風險戰略”所達成的海軍建設目標。造艦競爭給彼此的財政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而德國更加需要建設一支強大的陸軍，這樣，隨着時間的推進，造艦競賽的失敗只會越來越明顯。因此這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如火如荼地展開的世界上最早的現代軍備競賽，可以說德國遭到了失敗。

　　落空了的風險艦隊

　　薩拉熱窩的槍聲將世界拖入了血雨腥風之中，而這場世界大屠殺所帶來的餘震至今還在給人類帶來蹂躪。將世界帶入這場戰爭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威廉二世對於海神三叉戟的那份執着之情。

　　如果新興德意志帝國能夠平穩地順着其開國元勛俾斯麥所設計的外交路線發展下去的話，德國乃至世界的命運將完全會是另一個景象。然而不幸的是，因此威廉二世狂妄地認為大英帝國已經衰弱，德國而可以取而代之，於是德意志帝國開始扮演一個世界秩序破壞者的角色。威廉二世未顧及北海是德國唯一的出海通道這一事實，卻不惜大力擴張海軍以挑戰英國的海權，觸動了以海洋立國的大英帝國之禁臠，使得這個普魯士的傳統盟邦化友為敵，雙方展開了熾烈的造艦競賽。於是德意志帝國再也沒有了俾斯麥時代在外交上的主動，反而同時在陸地與海洋陷入了深重的包圍之中，而造成這個包圍圈的，恰恰是德國自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擔任英國海軍大臣的丘吉爾在1912年德國的新艦隊法公布以前曾經將德國艦隊形容為“奢侈品艦隊”，在某種意義上而言確實是非常傳神的，英國需要在歐洲的一個陸軍強國作為盟友，而這個傳統盟友一直是德國。而德國只要維持與海上強國英國的良好關係，那麼通向海上交通線的大門便始終對德國敞開着。而德國在將自己的艦隊從一個沿岸海軍擴展為世界第二強艦隊的同時，1897年到1911年間，發生了陸軍費用名副其實的停滯，三項小規模的陸軍法案僅增加區區3.5萬人，其原因不在於所設想的規模減小，而在於德國的興趣從歐洲大陸轉到了海外。這對於一個兩面處於陸上強國夾擊的國家而言意味着什麼不言而喻。這也可以看出德國在威廉二世以後的“世界政策”給德國帶來了什麼樣的負面結果。

　　提爾皮茨當年提出的風險艦隊理論，到頭來被嚴酷的事實，頗具諷刺地證明不但毫無功效，讓英國擔心承擔風險而不敢對德國宣戰，而且耗費巨資建造的公海艦隊，除了“戈本”號前往土耳其引發的戰略效果外，對全體戰局可謂是毫無貢獻可言，更是白白消耗了德國大量寶貴的戰爭資源。

　　根據德意志帝國憲法，德皇的統帥權是一種超脫與憲法的獨立存在，因此，故威廉二世之冒險政策無法被有效地遏制。其軍隊究其本源看，並非一支國家的軍隊，而是“御林軍式的權力工具”。而且德國的教育中，狹隘的愛國主義讓德國國民普遍抱有德意志民族至高無上的偏執之情，多少人為德國海軍的強大而狂熱，然而這支艦隊的建設卻遠遠超出了德國財政的極限。例如1901年馮&＃8226;比羅擔任帝國宰相之際，便依靠大幅度提高穀物的進口關稅獲得財源，使得小麥的價格從每噸3.5馬克一躍而升至5.5馬克，將負擔完全轉嫁到國民的肩上。海軍預算在1900年便占整個預算的25%，到了1905年又漲至35%，而到了1911年更是達到55%！更何況德國同時也要維持一支同時應對法俄兩大陸上強國的龐大陸軍，海軍預算在相當程度只能通過債券市場獲得貸款，使得德意志帝國本來就脆弱的財政體系更是雪上加霜。

　　而且，德國陸軍與海軍之間的溝通也始終無法很好地建立，因此，德國海軍在對法國以及對俄國作戰過程中所應該承擔的作用也並未加以明確，海軍原本可以在波羅的海以及多佛爾海峽更為積極的活動也始終未曾得到實現。

斯卡帕灣的落日

　　隨着戰局的惡化，德國艦艇的建造更是無法得到所需的資源，因此與英國海軍的戰鬥力差距也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愈發顯著，這支提發起爾皮茨設想中使得英國承擔風險的艦隊更是愈發難以發起挑戰。畢竟，風險艦隊這種理論本來就是一種迫使強大的對手不動用武力的要挾戰術，這種戰術只有在不進行戰爭的前提下才具有意義，一旦爆發戰爭以後，也就同時意味着風險艦隊戰術已經徹底破產了。

　　1918年11月15日夜晚，德國海軍少將胡戈&＃8226;莫伊雷爾，根據英方的要求，受公海艦隊總司令官希佩爾海軍上將的委託，率領四名幕僚軍官前來商討德國艦隊的停戰細節。

　　這場會議一共進行了兩個多小時，貝蒂上將提出了讓德國人交出艦隊的嚴苛要求，而莫伊雷爾少將則無可奈何地表示，他擔心水兵會不服從，他們首先要填飽肚子，英國對德國的海上封鎖已經將德國的喉嚨徹底卡死了。

　　德國人最終還是不得不接受了交出艦隊主力，將其帶到英國接受稽留的要求。在臨行前的晚餐上，一整條羊腿被這五位吃得只剩骨頭。有一人臨走時還伸手將一物迅速放入口袋，值勤水兵將其喝止，發現他的口袋中藏着的是一塊乳酪！

　　德國在進入近代社會以後，雖然其工業、技術、科技的發展令世人矚目，但是其武裝力量卻依然無法改變自己置身於一個維護傳統的社會政治地位之狀態，越來越專注於維護特權而犧牲效率，最終更是掙扎於維護一種自以為是作為民族認同終極體現的，膨脹了的自我形象，在心靈與肉體兩方面都屈從於納粹主義的魔力之下。

　　德國艦隊將其精華悉數交給了英國之後，最終雖然自沉於斯卡帕灣以保留了面子卻獲得了更為苛酷的處罰。不管怎麼說，夢想着獲得“陽光下土地”的威廉二世，最後卻是喪師失地，德國不但永遠失去了第二帝國時期的榮耀，而且還將遭到更為慘烈的劫難。

　　德意志第二帝國是德國歷史上最為強大的時期，其領土也是德國歷史上最為廣闊的，這時候德國給人類在文明上帶來的貢獻也是無法比擬的。然而，因為一個懷着內心深處交織着虛榮與自卑的君主，對於海神三叉戟的那種異樣的熱情，德意志而後將原本可以給人類帶來更大文明的技術力量卻兩度給全世界帶來了塗炭。對此，也許“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之語也同樣適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