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的曲折道路看領袖的意志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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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從毛澤東的曲折道路看成功法則  

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從失敗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點，也是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偉大復興事業的轉折點。毛澤東同志成為中國革命的舵手後，引領革命隊伍走出死亡走向勝利，引領中華民族走出黑暗走向光明，沒有毛澤東的領導就沒有新中國，今天的一切事業和發展就沒有前提和基礎。遵義會議對革命事業、對國家民族偉大意義是勿庸置疑的，但這篇文章重點講另一個方面，從毛澤東遵義會議前後那段艱難奮鬥，看在今天的現實意義和對事業人生的啟迪。

逆境和挫折誰都會遇到，要想取得事業成功，就有一個不斷接受挑戰、不斷克服困難和逆境的過程，甚至需要在絕望處求生存、謀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學習偉人毛澤東堅忍不拔、戰勝挑戰、走出逆境、走向勝利的品格與智慧，會對我們有所啟發和幫助。偉人毛澤東早年的發展並不幸運，甚至可以說倒霉得不得了。在遵義會議成為黨的最高領袖之前，他至少有三次大落大起，當時落得很委屈、很無奈、很受傷，最後起的雖然很艱難，但卻很是了得。看後讓人拍案叫絕、伏案深思，也讓人深受啟迪、深受教益。

第一落是剛上井岡山時。1928年3月，因秋收起義後沒有攻下大城市，調轉方向上了井岡山，被瞿秋白為首的黨中央，開除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當時讓湘南特委一個叫周魯的特派員傳達中央決定，但他到井岡山時只記得要開除，卻把開除什麼給忘記了，結果誤傳為“開除黨籍”。本來毛澤東帶着隊伍上井岡山後，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打了不少勝仗，把一個團發展為一個師兩個團，還在3個縣建立工農政權，革命根據地蓬勃發展，卻突然給當頭打了一悶棍，連黨籍都給開除了。他本來是黨中央派來的，是紅軍的前委書記和黨代表，不是黨員自然也當不成了。怎麼辦?周魯說，你改任師長吧，當時軍事幹部可以不是黨員，這樣才擔任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這一落的時間是一個月。鬱悶了一個月後，見到中央文件，才知道中央給了處分是事實，開除黨籍是誤傳，政治局侯補委員丟了，黨代表還是能當的。這時(1928年4月)，朱德、陳毅帶部隊上井岡山會師，毛澤東收拾整理了一番軍容，還特意背上了一支短槍，幽默地說：“背上盒子槍，師長見軍長”。據說，這是這位偉大統帥一生唯一一次背槍。會師後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當軍長，毛澤東當黨代表、紅四軍軍委書記。這一落一起，由師長變成了軍黨代表。

第二落是下了井岡山後。1929年5月，在建軍的一系列問題上與朱德、陳毅等發生分歧，核心是如何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或者說就是軍隊指揮誰說了算、怎樣說了算。在福建龍巖召開紅四軍黨的代表大會，朱德、陳毅獲得勝利，否定了毛澤東的一系列建軍思想，給他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還被選掉了中央指定的前敵委員會書記，由陳毅當選為書記，這是毛澤東一生唯一一次讓下級奪了權。之後被迫離開自己親手創建的紅四軍，去地方指導工作。他後來回憶說：內部同志不諒解，把我趕出紅軍，當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同毛主席隨行的有賀子珍、曾志(後為中組部副部長、陶鑄夫人)、譚震林(後為副總理)、江華(後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等。50多年後，曾志回憶說：當時朱德軍長曾問她，對朱毛爭論怎麼看，她說黨在軍隊中應當起核心領導作用，結果就被劃到毛那邊去了，無法再呆在紅四軍，才跟着毛委員去了閩西。江華回憶說，我們離開部隊時，把馬也扣下了，那時我們這些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樣子。這次打擊把毛推向政治生涯的又一個低谷，積鬱成疾病得很重，甚至被共產國際誤發了“訃告”，說中國紅軍的領袖毛澤東因病去世。這一落的時間是半年。到11月底，因為排擠掉毛澤東的領導，紅四軍亂鬨鬨地打了大敗仗，兵力損失近1/3。中央讓陳毅去匯報情況，毛也寫信給中央反映情況，陳毅如實地講了情況，中央負責人周恩來指示，一定要把毛澤東請回來，陳毅、朱德都承認自己是錯的，陳毅親自去把毛澤東請了回來，繼續主持紅四軍工作。後來毛澤東說“陳毅是個好同志”，甚至抱病參加陳毅追悼會，是有淵源和來歷的。毛澤東回來後，組織了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通過了《古田會議決議》，確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基本原則，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這一落一起，立了一個黨管軍隊的大規矩，這是我軍最根本的領導制度，也是軍隊的不變靈魂，實行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一切重大問題必須由黨委集體討論決定，緊急情況下可由首長臨機處置，但事後必須及時向黨委報告並接收檢查，這個制度不斷完善並一直堅持至今。

第三落是在開始長征之前。這一落的特點：一是時間最長，從1931年底到1935年初遵義會議，歷時3年多;二是打擊最深，幾乎所有職務都被撤掉;三是受苦最大，用毛主席後來回憶的話說：我們被孤立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四是最驚心動魄，過程一波三折，幾乎經受了你所想到所有挑戰，終於戰勝危難，掃除了阻力，最後萬眾歸心。這一落一起，使毛澤東從中央的邊緣領導成為核心領導。

重點圍繞這一落一起，談兩點認識：一是走出困境的歷史回顧;二是走向勝利的經驗認識。

一、走出困境的歷史回顧

（一）取得巨大勝利後陷入逆境

毛主席從井岡山下山後，在贛南閩西(瑞金)一帶創建了革命根據地。從1930年冬到1931年秋，以弱小兵力戰勝強大敵人，在不到一年時間裡，連續打破蔣介石三次“圍剿”，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勝利。

第一次，敵人採取分進合擊、長驅直入戰法，我以4萬打10萬，殲敵13000多人，活捉敵縱隊司令張輝瓚。蔣介石仰天長嘆：“嗚呼石候，魂兮歸來!”毛主席填《漁家傲》詞一首：“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第二次，敵人採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戰法，我以3萬打20萬，半個月橫掃700余里，連打5個勝仗，殲敵3萬多。蔣介石在南昌大罵何應欽無能，而且罵完後痛哭失聲。毛主席又填《漁家傲》詞一首：“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

第三次，敵人採取分路圍攻、長驅直入戰法，由蔣介石親自掛帥，叫囂要“3個月消滅紅軍”，而我以3萬打30萬，殲敵3萬多人，蔣介石被迫通電下野。還動搖了國民黨軍的軍心，使國民黨26軍17000多人戰場起義，改編為紅軍第5軍團，使紅軍發展到6萬多人。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這時擴展到28個縣，250萬人口，總面積5萬多平方公里(台灣是3.6萬平方公里)。

按理，取得如此不可思議的成就，應當給予充分肯定，大大表揚鼓勵。但結果卻恰恰相反。因為從蘇聯留學回來的“28個半布爾什維克”，在中央占據統治地位，主張走俄國革命的道路，先奪取中心城市，然後奪取全國政權。這就決定了所有不同於這種想法的人都是黨內的“異類”，而毛澤東是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還要《反對本本主義》，這就註定了他時運不濟、“華蓋”當頭。在反“圍剿”取得巨大勝利和成就後，毛澤東迎來了什麼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擊。

一免軍職。1931年底，第三次反“圍剿”剛剛勝利結束不久，王明為加強對中央蘇區的控制，派了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這個中央代表團“三人團”到瑞金。他們在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會上(也稱贛南會議)，指責毛為“極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狹隘的經驗主義”。有人問他：“你懂什麼馬列理論?”有人甚至罵他：“簡直就是一個鄉巴佬!” 毛澤東不接受批評，隨後在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上，讓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紅一方面軍不再設總政委，自然解除了他總政委領導職務，從而體面地剝奪了他對紅軍的領導權。按照任弼時的說法，就是“在組織上使他脫離軍隊的直接領導。”

二免黨職。1932年1月，周恩來來到瑞金，開會貫徹中央“進攻路線”，占領大城市，討論攻打贛州的問題。大多數領導都主張打，這樣中央就可以搬進去，宣布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而毛澤東堅決不同意打，自然成為極少數。會議中途更換主持人，毛澤東中央局代理書記一職被免除。會後毛澤東又生病了，帶着賀子珍和13個警衛員，到離瑞金二三十里的華東山，住在山頂上一個古廟裡休養。

三免工作。毛澤東在華東山養病時，紅軍組織打贛州，打了33天不但未打下，還傷亡了3000多人、被敵人援軍包圍了一個師。沒有辦法了，周恩來讓項英上山請毛澤東。事情一到毛澤東手裡似乎就簡單了，他連夜冒雨往前線趕，邊走連指揮部署，使被圍部隊很快脫險。此後，便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隨軍指揮，好在部隊都聽他的，他帶領林彪部隊改變原定方向，出其不意地進入福建境內，一舉拿下龍巖、漳州，繳獲了大量槍支彈藥，還繳獲了兩架飛機，籌集到100多萬元經費(送了10萬元美鈔給臨時中央用)，取得了巨大勝利。攻贛州失敗和攻漳州勝利，使毛澤東暫時恢復了軍事領導，周恩來讓他重新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連打了幾個勝仗，但在下一步如何行動上又發生分歧，還是要不要攻打中心城市的問題，毛澤東的反對意見很堅決。於是，在1932年10月，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周恩來主持，任弼時等參加，肯定了打贛州，批評了打漳州，毛澤東說什麼、幹什麼都是錯，毛不服氣，就把他調回後方主持政府工作，周恩來提議必要時還到前方助理。但臨時中央不同意，博古批評周恩來搞調和投降，決定再一次罷免毛澤東的總政委，由周恩來兼任，連“回後方中央政府主持工作”也不讓了，實際是剝奪一切工作權利，只讓他到醫院去休養。

四肅影響。毛澤東到福建長汀福音醫院休養，遇到正要出院的福建省代理書記羅明，就與他講起自己的思想和經驗。羅明聽後大受啟發，回去後傳達毛主席指示，以游擊戰方式向敵人力量薄弱地區發展。1933年1月，臨時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博古一行進入中央蘇區，路過福建時羅明去接，羅跟他匯報工作，說正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開展游擊戰，這使博古非常惱怒，打斷不聽了。路過長汀時，有人建議他去看望一下正在那裡養病的毛澤東，這位26歲的負責人居然伸出小指頭說：“小毛(此時已經40歲)，有什麼好看的!”他進入蘇區的第一件事，就是組織批“羅明路線”，後來又擴展到批鄧、毛、謝、古，其中的鄧就是鄧小平、毛是毛澤覃，這些人因為被認為是“毛派”，都被撤職。再往後，毛澤東的親屬也受牽累遭打擊，賀子珍由管文件改成當收發，她哥哥賀敏學被免去師長職務，她妹妹賀怡(毛澤覃妻)被免去瑞金縣組織部副部長職務，以肅清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所以毛澤東說，弄得臭得很，連個鬼都不上門。後來，因共產國際干涉，才讓他繼續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但把有些實權的人民委員會主席免去，改由張聞天擔任，他只擔任執行委員會主席這個空架子，主要工作是號召植樹、檢查春耕、在蘇維埃大學裡給學生講如何開展鄉蘇維埃工作。

五患重病。毛澤東被從領導崗位上撤下來後，無實職工作，又患了病，直到長征開始時還只能躺在擔架上。當時連賀子珍也不怎麼理他，不去照顧他，強調自己有事情要干。與賀子珍生的兒子毛毛，長征出發時送給蘇區老鄉，僅4歲的孩子就站在路邊給他們送行，但這一去竟成生離死別，此後再也見不到了。毛澤東後來在延安時對曾志講：“我當時就那麼想，讀書吧!堅持真理，堅持原則，我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處分，也不怕老婆離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讀書。”

（二）在生死存亡關頭抓住轉機

首先說明一下，轉機的前提是排擠掉毛澤東後，由中央總負責博古、共產國際代表李德和周恩來，組成中央最高“三人團”指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損兵折將遭到慘敗，不得不撤離辛辛苦苦開創的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艱難的戰略轉移。在這個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毛澤東通過一系列舉措(爭取了兩個人物。提出了兩個要求。鬥爭三個回合等)，最後在遵義成功崛起。

一是爭取了兩個人物。一個是王稼祥，一個是張聞天。他們兩個都是從蘇聯留學回來的，開始都是反對毛澤東的，但後來都成了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先爭取的是王稼祥，他是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打贛州失敗後開始轉變思想，寧都會議撤毛職務時，站出來為毛主席說話。他在會上說：我與毛並非舊交，相反與王明、博古卻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同鄉，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從打贛州的教訓中，感到毛主席的指揮是正確的。後來他被敵炸彈炸傷，把肚子炸爛了，到後方住院與毛澤東在一起，相互之間越來越近，逐漸成為毛澤東最堅定的擁戴者。再爭取的是張聞天，他是中央博古之後排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是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中宣部長，他之後才是周恩來、陳雲、張國燾、項英等，開始也曾起勁地批判過毛澤東，長征前因為五次反“圍剿”失敗，與博古、李德產生分歧，被排擠到政府當“總理”，與毛澤東住處很近，有了經常接觸交流的條件，開始兩人在一起談文學，後來越談越深入，張聞天流露出對博古的不滿，與毛澤東共鳴點越來越多，逐漸接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二是提出了兩個要求。一是在長征開始時要求與王稼祥、張聞天一起行軍。長征出發前，按照中央最高“三人團”決定，中央政治局委員一律分到各軍團去，張聞天向毛澤東透露這個信息後，毛提出與張、王一起跟着中央縱隊走，博古覺着毛、王兩個躺在擔架上的病號，都是半死不活的，就是加上張聞天也出不了什麼大事，就批准了這個要求，這種想法顯然失算了，這是長征開始前毛澤東取得的一個小勝利，由此形成了擔架上的“三人團”，他們3個天天在一起行軍，討論紅軍為什麼會遭到如此嚴重的失敗，最後形成完全一致意見，得出的堅定結論就是，不能再讓博古、李德指揮下去了，由此才有了以後一系列的政治行動。可以設想，如果當時不爭取到這個條件，就沒有一步步戰勝博古、李德的前提，也可能就是發發牢騷、生生悶氣，不排除隨紅軍大部隊一起被消滅掉的可能。二是在湘江戰役後要求討論失敗的原因。湘江是長征突破的第三道封鎖線，蔣介石採取“半渡而擊”的戰法，使紅軍86000多還剩3萬多人，損失過半，湘江漂滿紅軍指戰員的屍體，全軍上下對博古、李德一腔怒火。毛澤東尖銳地提出：“要討論失敗原因!”周恩來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但當時蔣介石尾追甚急，許諾稍微安頓後開會。從而為後面的一系列鬥爭，提供了條件和機會。

三是鬥爭了三個回合。一是通道會議，改變了行軍方向。到湖南通道後，周恩來主持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李德要按原定計劃往北去，與賀龍他們會合。毛澤東提出往西走，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為什麼?因為蔣介石已經判明他們的意圖，在前面已經布下重兵，不能鑽到他的口袋裡送死。王稼祥、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也同意，博古在湘江之戰後難受得差點要自殺，正六神無主也沒有否定，最後多數通過毛澤東的提議，否定了李德的意見，這就是紅軍長征史上著名的“通道轉兵”。 二是黎平會議，改變了戰略方針。因為到貴州黎平後，博古他們還要北上與賀龍會合，毛澤東主張在遵義地區建立根據地，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都支持毛澤東，並以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形式明確為戰略方針。李德因自己的意見被否，與周恩來用英語大吵大鬧，周恩來與李德拍了桌子，連桌上的馬燈都拍滅了。博古知道吵架的事後對周說“不要理他”，中央最高“三人團”從此分化。周恩來自己回憶說：“此後，我與李德的關係也逐漸疏遠。”三是猴場會議，否定了 “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猴場在貴州甕安縣(有“甕安不安天下亂”的說法，去年因一女中學生溺死，釀成重大群體性事件，引起中央高度關注)，李德在這裡又提出他的老主張，政治局會議再一次否定了他，同時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就是作戰方針“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報告”，實際上否定了最高“三人團”的指揮權。有這三個回合的準備，為遵義會議毛澤東的崛起，提供了比較堅實的準備和基礎。

四是遵義會議成功崛起。前面三個回合後，內部還是爭論很大，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王稼祥對毛主席提出，到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把李德和博古轟下來。毛主席說，就我們兩個人，開得起來嗎?要活動活動。並建議王稼祥先同張聞天通通氣。王稼祥對張聞天說，應該讓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張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出來。”接着，王稼祥又找到周恩來，婉轉地提出到遵義開會，周也毫不猶豫地支持這個建議，王又找到其他負責人一一交換意見，取得大家支持後，便通知博古到遵義開會。1935年1月7日，紅軍占領遵義，15日遵義會議在“柏公館”舉行，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6人(毛澤東、朱德、陳雲、周恩來、張聞天、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4人(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部隊領導7人(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李富春、劉伯承)，列席會議3人(李德、鄧小平、伍修權)，對鄧小平是否出席有爭議，因為陳雲保存下來的筆記本上沒有，鄧自己、楊和伍後來回憶說有，共20人。開會時，在會場靠門口處給李德放了一張椅子，讓他處在旁聽甚至受審的位置。會上圍繞總結五次反“圍剿”以來的情況，先由博古作主報告，再由周恩來作副報告。他們講完後，張聞天首先發言，作了個反報告，徹底否定了博古的報告。緊接着，毛澤東發言，他講其他問題暫不爭論，着重解決軍事路線問題，講了近兩個小時，講得非常深刻透徹，稿子和記錄都沒有留下來，主要思想後來毛主席寫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陳雲後來回憶說，毛主席講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統，他的發言一下子把大家折服了。毛講完後王稼祥接着發言，他是躺在擔架上參加會議的，他的發言不長，除批判博古、李德的錯誤外，主要講了三條：一是完全贊同毛澤東的發言;二是紅軍應由毛澤東這樣富有實際經驗的人來指揮;三是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解散“三人團”。提議把軍隊指揮權交給毛澤東。張聞天在王稼祥後站出來支持，李富春、聶榮臻、彭德懷、劉伯承等發言都很激烈，劉伯承說：“沒有本錢打什麼洋仗，毛主席是有什麼本錢打什麼仗。”朱德雖然說話不多，但份量很重：“丟掉了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來也全力推舉由毛澤東領導紅軍。要知道，當時朱德是軍委主席，是中央領導下的軍隊一號人物，周恩來是政治局常委第三號、“三人團”成員、軍委副主席，他們的態度是至關重要的，他們表態實際上等於大局已定。會議開了3天，決定毛澤東選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但周恩來仍為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遵義會議結束時，博古雖然沒有交出總負責的權力，但毛澤東實際上已經成為紅軍的最高指揮者，實際上也成了全黨的領導核心。所以我們說，遵義會議的意義極為重大、地位極為重要，它是我們黨和軍隊發展史上一個轉折點，也是毛澤東走出逆境從低谷中崛起的標誌，從這裡開始全黨全軍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從勝利走向勝利，最後取得了全國革命的勝利。

（三）成為領導核心後戰勝挑戰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但從名份上講，他只是政治局常委，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如何鞏固領導地位，面臨着多方面的重大挑戰。這包括：來自失敗者的幸災樂禍，來自領導層多數的不支持，來自得力戰將的發難，來自實力派的分庭抗禮，來自欽差大臣的掣肘爭奪等。

一是來自失敗者幸災樂禍的挑戰。毛主席領導紅軍後，想打個勝仗來改變處境，大家也寄於很高的期望，但他復出後的第一仗卻給打敗了。1935年1月26日，遵義會議後沒幾天，在土城打了復出後的第一仗，毛澤東親自指揮，周、朱在一旁協助，本來情報說這裡只有6000餘人，是貴州的黔軍“雙槍”軍，結果一交手才發現，對方是川軍10000多人，而且大批增援部隊馬上就到了，部隊打得非常艱難被動。在緊要關頭，朱德請求親率陳賡的幹部團參加戰鬥。他對毛澤東說：“老夥計，不要考慮我個人的安全，只要紅軍能夠勝利，區區一個朱德又何惜?敵人的槍是打不中朱德的。”他上去後打成對峙局面，最後只好撤下來。原定從這裡北上進入四川，這個計劃實現不了，只好西渡赤水，開始了四渡赤水之戰。首戰失利對毛澤東打擊很大，一直到晚年還念念不忘，多次說這一仗是他指揮打敗的。遵義會議反毛的有3個，一是博古(總負責)、一是李德(共產國際顧問)，一是凱豐(團中央書記)，都開始幸災樂禍起來。博古說：“看起來，狹隘經驗主義者指揮也不成。”凱豐說：“誰正確，誰錯誤，走着瞧!”更為嚴峻的是，還有一個副作用，就是大家讓毛澤東領導的很高呼聲也跌落下來，博古也遲遲不交權凱豐也鼓動他不交。土城戰役後沒幾天，在雲貴川交界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張聞天提出讓博古交權，周恩來也找博古談，說咱們都指揮不了，還是讓老毛指揮。毛澤東與周恩來商量這件事，周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博古聽說交給同學，才把象徵權力的幾個挑子，裡面有印章、文件和記錄等，比較痛快地交班了。3天后常委分工，決定張聞天為黨的總負責，而毛澤東只是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是出乎意料的安排，說明他陷入了不被信任的危機中。

二是來自領導層多數人不理解的挑戰。二渡赤水後，毛澤東指揮紅軍“回師黔北”，在婁山關、遵義用5天時間，殲敵兩個師又8個團，斃傷2400多，俘虜3000多，繳獲大批軍用物資，打了長征以來最大的勝仗。此勝驅散了土城失敗的陰影，5天后張聞天、周恩來提議，軍委設立前敵司令部，任命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正式恢復了軍職。但這頂烏紗帽沒過幾天(第六天)又被摘了下來。一軍團司令員和政委林彪、聶榮臻給朱德寫信，建議打打鼓新場，張聞天看後開會討論，朱德首先發言認為林聶的建議可行，大家也都同意，唯獨毛澤東堅決反對。張聞天主持會議要少數服從多數，毛澤東急了說：“如果你們堅持打打鼓新場，我這個前敵司令部政委不幹了!”張聞天就讓大家表決，結果採納了林彪的建議，同時做出撤銷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的決定。開完會後，毛澤東回到住處睡不着覺，因為這關係紅軍生死存亡，索性半夜打着燈籠去周恩來住處，勸周暫緩發作戰命令，想一想再做決定。正好周剛收到一份情報說，敵人幾支部隊正在向打鼓新場集合，如果打可能陷入滅頂之災，就接收了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天一早開會把大家說服了。在採納毛澤東建議的同時，也恢復了他的職務。因為這個教訓，毛澤東建議不能那麼多人搞集體指揮，軍情瞬息萬變，軍事指揮不能少數服從多數，權力必須高度集中，還要成立一個幾人小組。張聞天也覺得有理，天天打仗，天天要20多個人討論來討論去的確不行。就把毛澤東的建議交給大家討論，出乎意料的是一致通過。這樣就產生了一個新“三人團”，成員是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的角色變換了，已成為名符其實的核心決策者了，戰勝新的挑戰帶來了新的躍升。

三是來自下級得力戰將不服氣的挑戰。上世紀60年代，蒙哥馬利來華訪問時對毛主席說，您指揮的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偉大的戰役相媲美。毛主席回答：三大戰役沒什麼，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筆。通過這一仗，紅軍巧妙地跳出了蔣介石苦心經營的包圍圈，使紅軍長征從被動走向主動。但當時卻有許多人不理解，林彪就是一個突出代表。四渡赤水又巧渡金沙江後(1935年5月)，紅軍在四川會理城外一個叫鐵廠的地方休整，中央收到林彪的信，意思是毛澤東指揮部隊不合適，建議換個人指揮，毛、周、朱最好都不要直接指揮部隊，前線指揮最好叫彭德懷負責，理由是行軍太多，走了許多不必要的弓背路，這樣下去部隊會拖垮。這在當時是有代表性的，連一直支持毛澤東的王稼祥都曾對張聞天說：光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辦法。收到信後，毛澤東聯想到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劉少奇、楊尚昆寫的比較消極的信，毛澤東斷定是林彪的語言，彭德懷的思想，甚至根據個別人的判斷，還懷疑張聞天可能與彭德懷勾結反他，因為當時張聞天在三軍團行軍，彭也流露出這樣的思想。於是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理會議)，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林彪寫信是彭德懷鼓動的，沒有直接批評張聞天(直到延安後才說他，當時嚴重政治動搖)，對林彪則是解釋多於批評。林彪說自己是心裡煩躁，沒等說完，毛就打斷他的話說：“你是個娃娃，懂得什麼!”批評矛頭所向也是很清楚的。周恩來、朱德都支持毛主席，統一了大家的認識，繼續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

四是來自實力派分庭抗禮的挑戰。1935年6月，中央紅軍過雪山後，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懋功。當時中央紅軍2萬多人，穿得破破爛爛，領導幹部用藏民的氆氌做的坎肩，披在身上就像個破口袋，一軍團的幹部還有個菜盒子，三軍團連菜盒子都沒有;而紅四方面軍8萬多人，軍容都非常整齊，師以上幹部每人有十幾個背簍，裡面裝着臘肉香腸之類的東西。楊尚昆回憶說，當時李先念請他十幾個菜，他們一年多都沒有見過的。領導四方面軍的張國燾也是老資格。1918年毛主席從湖南到北京，經李大釗介紹，在北大圖書館打工，整天打掃衛生、整理書架、取書登記時，張國燾是北大的學生領袖;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一大建黨時，“南陳北李”都沒有來，張國燾是李大釗的代表，是一大的主持人，被推為會議主席，宣布了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而毛主席當時做會議記錄，一個個地記下大家的發言;他還面對面地與列寧談過話，親耳聆聽過列寧的教誨，在黨內沒有幾個人能與之相比。張國燾便依仗自己人多槍多與中央爭權，先是發生戰略方向分歧，他要南下不要北上，繼而又提出組織問題。張聞天跟毛主席商量，把自己總書記位置讓給他。毛說那不行，一是張國燾要抓軍權，這個位置他不一定滿意;二是如果真讓他坐上這個位置，會帶來很多麻煩。考慮來考慮去，讓張國燾當了總政委，是周恩來從團結大局出發讓出來的。張當上總政委後還不滿意，又提出要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線，要博古退出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增補紅四方面軍9人進政治局(政治局一共8人)，目的未達到便要“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電報被葉劍英截獲後，毛澤東被迫無奈帶部分紅軍秘密出走，先行北上，走到陝北時還剩不到7000人。而張國燾公開搞分裂，率部南下成立“第二中央”。怎樣戰勝這個巨大的危機和挑戰?天無絕人之路，剛到陝北就得到一個意外的喜訊，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張浩)正在找中央，他幾乎與中央紅軍同時到陝北，他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派來與中共聯繫的代表(聯絡在長征開始時中斷)，帶來了上級最新精神和密電碼本，溝通了與共產國際中斷一年多的聯繫。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精神，決定建立最廣泛的抗日反蔣統一戰線，同時讓張浩以國際代表名義幫助做工作。共產國際在毛澤東一邊，抗日已是主要任務，中央到陝北後與張學良達成默契等，這對張國燾打擊很大，加上他南下受挫，8萬多部隊只剩3萬多，連跟他最緊的陳昌浩都不跟他了。半年後(1936年6月)，張國燾正式宣布取消臨時中央，年底紅一、二、四方面軍實現大會師。張國燾到延安後當邊區政府代主席，沒有了分庭抗禮的資本，趁祭奠黃帝陵時逃跑叛黨，當時連他的警衛員都沒跟他走。

五是來自欽差大臣爭奪領導權的挑戰。在克服了張國燾分裂黨的問題之後，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開赴敵後，進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形勢發展很好。就在這時，毛澤東迎來新的更大挑戰。1937年底，王明從蘇聯回國，開始了黨內新一輪爭奪領導權的鬥爭。王明有什麼優勢?他曾在向忠發後代理黨的總書記;後來因形勢緊張，他把位置讓給博古自己跑到蘇聯，擔任了中國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同時又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主管中國和亞洲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關係非同一般，季的兒子在戰爭中犧牲，王明把自己的大女兒王芳妮給他做了養女;回國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專門接見他，主要是讓他糾正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等主張，既是中國共產黨的老領導，又是欽差大臣，還有尚方寶劍，是傳達落實最高指示的。他一回來就召開12月政治局會議，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等主張，實際是一切聽蔣介石的，公開批評毛澤東“獨立自主”和“游擊戰”的主張。這使毛澤東又一次處於困境，黨內絕大多數都支持王明，只有康生用婉轉的口氣認同毛澤東的觀點，按毛澤東的說法當時自己“是孤立的”。張聞天在會上提出，自己不願擔任總書記職務，有意把位子讓給王明，由於毛澤東、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不支持，所以在總書記職務問題上，“雙方打了一個平局”。決定改組中央書記處，不設總書記，由書記處實行集體領導，毛澤東任中央軍委主席，張聞天任中央宣傳部長，博古任中央組織部長，從蘇聯回來的王明、康生、陳雲增補為書記處書記。還決定馬上召開黨的七大，王明自己要作政治報告，按規矩只有黨的一號才能在黨代會上做報告的。好在當時蔣介石急於請王明到武漢去談談，以周恩來、王明等組成中央代表團去了武漢，中央整個工作還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進行，還是執行自己的方針政策。而王明去武漢後就不想回來了，周恩來把長江局書記讓給王明，自己當副書記，(項英主持東南分局，也聽他指揮，導致後來皖南事變)王明在武漢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名義發表宣言和談話，推行他那一套右傾的東西，基本成了“第二政治局”，甚至要在武漢建立第二中央。大約有半年時間，毛澤東處在少數和孤立的地位，一次李維漢去看望毛澤東，毛對他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1938年3月，115師師長林彪負傷後被送回延安，誰當師長卻在一天內發了兩個命令：一個是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下的，讓115師政治部主任羅榮桓代理;一個是八路軍朱德總司令和彭德懷副總司令下的，讓343旅旅長陳光代理。兩個命令打架了，因為集總的命令早了幾個小時，就以集總的命令為準，這也是後來毛澤東對彭德懷不滿意的原因之一。後來，王明建議讓任弼時去蘇聯，匯報中國黨的情況，毛澤東順水推舟採納了他的建議，但此時的任弼時已是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他去後與王稼祥一起，把真實情況向共產國際匯報，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鄭重地對他們說：應該告訴大家，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共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還撥出30萬美元，讓王稼祥回國轉交給中共中央。這是1938年下半年，全面抗戰開始一年多了，北方局在華北按照毛澤東的主張辦，取得了很大勝利，紅軍改編時5萬餘人，出師敵後一年，就發展到18萬多，還建立了大片敵後抗日根據地。而王明搞“一切經過蔣介石”，新四軍的項英也聽他的，在南方卻處處碰壁根本發展不了。按照毛主席後來的說法：王明“梳妝打扮，送上門去”，用嘴巴上課;蔣介石開始還挽留他，隨後則用機關槍給他上課，“一個耳光，趕出大門”。這樣的事實，也在客觀上使大家認清了誰是誰非。王稼祥從蘇聯回來後，1938年9至11月，召開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傳達到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的指示，進一步肯定了毛澤東的主張，明確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儘管共產國際指示要以毛澤東為首，但毛澤東還是讓張聞天負總責，自己仍擔任政治局常委。直到4年半後的1943年3月，通過延安整風運動，大家都比較清楚地認識到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而張聞天也負有較大責任，很難再在中央書記處繼續工作，政治局才做出機構調整和決定，政治局和書記處都由毛澤東同志為主席，在書記處範圍毛澤東有最後決定之權。從而解決了遵義會議未能完成的任務，最終從組織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這時，遵義會議已經過去了8年。

二、走向勝利的經驗認識

（一）方法論：“四不”

在人生和事業遇到挫折，處在低谷和逆境時怎麼辦?肯定在許多辦法，從偉人發展的歷史經驗中，可以看到以下帶根本性的態度和方法。

一是不消極對待。在取得那麼大成就後，受到了那麼不公正的打擊，一般情況下就消極了，甚至有的另立門戶走向反面，而毛主席怎麼做的呢?周恩來回憶說，在撤銷毛澤東紅軍總政委職務時，毛澤東對他說：需要我的時候，打個招呼我就來。沒過多長時間贛州打不下來了，項英去請他，他二話沒說就去了，還幫助解決了困難。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他連獻三計破圍，雖然被置之不理，他卻沒有把自己置之度外，始終關注作戰進程。當時有些會議不通知他參加了，但他態度是只要讓他出席他都去，去了就在會上宣傳他的觀點，不管人家喜歡聽還是不喜歡聽。毛主席自己說，在那段時間，他看馬列主義的書，搞農村建設工作，對黨的決議是服從的，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直到1957年，毛澤東還非常感慨地與曾志回憶：我沒有吃過洋麵包，沒有去過蘇聯，也沒有留學別的國家。一些吃過洋麵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1932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着看，扎紮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後來寫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他利用受難的時間讀了許多書，總結了全黨的經驗，寫出了大量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著作，他的文章都是氣勢磅礴的。這山溝里出的馬列主義，成功地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最近讀瞿秋白《多餘的話》，完全是另一種感覺。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瞿秋白是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在瑞金革命根據地時，毛澤東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他是教育部部長兼中華蘇維埃大學校長，都是受打擊和排擠的人，長征後他留在根據地被俘，1935年在福建長汀中山公園就義。據記載，當時他獨坐八角亭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地說：“人之公餘，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酒喝完後，找了塊空地面北盤足坐下，對行刑者說：“此地甚好。” 然後從容就義，表現極為灑脫大氣。但在他最後的話中卻反覆說：自己是因為“歷史的誤會”，才做了共產黨領袖的，四中全會受到批判撤職後，政治上疲勞、倦怠，對於政治問題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麼說就依着怎麼做，中央認為自己說錯了就立刻承認錯誤，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對於政治和黨的種種問題，真沒有興趣去注意和研究。還說自己已經死滅，沒有力氣再跑了，根本沒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會科學的思索了。這與毛澤東比起來是很不同的。

二是不放過機遇。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就在於能在關鍵時刻、關鍵點上，勇敢而機智的抓住機會，改變處境乃至改變歷史。如果只是等待，即使天上掉下餡餅，也砸不到自己頭上，條件是自己創造的，形勢是自己營造的。我們想想：如果不是在長征開始時，堅決要求與王稼祥、張聞天三人同行;如果不是在與莫斯科的無線電聯繫中斷，王明再也不能遙控指揮情況下，堅決提出改變行軍方向;如果不是在大家對博古、李德義憤填膺時，及時組織遵義會議;如果不是在長征路上，一個人一個人的談話做工作，讓大家認識王明路線的錯誤，最後爭取到多數支持，在遵義會議舉手表決20多人同意他重新領導軍隊;如果不是在得知張國燾圖謀不軌時，果斷決策帶部隊連夜北上;如果不是利用代表張浩，巧妙地做張國燾的工作克服分裂;如果不是讓任弼時、王稼祥去共產國際匯報黨的真實情況，得到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等等，歷史會是什麼樣子呢?正是因為抓住了這一系列機會，努力去工作、去鬥爭，才有了最後偉大的成功。

三是不簡單行事。毛澤東處理問題，總是比別人考慮得更加周到細緻，更加留有餘地，更加着眼長遠。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完全可以一步成為黨和軍隊的總負責，但他卻推薦張聞天先幹些時間，其中有寓意深遠的考慮。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在武漢同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人談到遵義會議時說：“遵義會議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當總書記)，我說那不行，那樣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這樣搞，那就會弄僵了。我們在第三國際會成為不合法的了。還是要斯大林信得過的人來出頭露面。實踐證明，這樣做是對的。實際上並不影響我的領導地位。” 實踐證明，這一考慮不只對斯大林有用，對團結當時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後來開展與張國燾鬥爭，也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與張國燾鬥爭中，包括博古、李德、凱豐還有後來的任弼時等，都堅定地站到毛澤東一邊，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分開北上時，陳昌浩派人去追，他的副參謀長李特拿槍逼近毛澤東，曾最排擠毛澤東的李德搶上去抱住李特，奮不顧身地保護了毛澤東。在接到張國燾另立中央的電報後，大家都很氣憤，楊尚昆、葉劍英等都主張開除張的黨籍，毛澤東說：“你們這樣就做絕了，開除張的黨籍，後面沒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雖然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了，但還控制着四方面軍哪!”他從團結四方面軍幹部的角度，堅持不開除張國燾黨籍，暫不給張做結論，不宣傳張犯的錯誤，給他留一個北上的面子，後來做工作就有了餘地，能比較好地解決他的問題。即使在張國燾南下破產後來到陝北時，也是先派他的老部下徐海東去見面，講毛澤東是一位威望很高的領袖人物，勸他不要再爭;再派周恩來前去迎接，向他介紹情況;還指示林彪率所有紅軍學員迎接，使他能夠體體面面地與中央見面。在與王明做鬥爭時，並沒有搞得勢不兩立，而是等待大家在實踐中覺悟，派出王稼祥、任弼時去蘇聯匯報真實情況，使共產國際了解真實情況後發話，王明最後不得不低頭服輸。最後取代張聞天當黨的主席，也是在王明回來後不設總負責，把他排成第九位常委，後來在整風中連他自己都認為不合適當領袖時，才水到渠成地取而代之。

四是不動搖信念。毛澤東早年曾說自己：“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實，自己說的話自己負責，自己做的事自己負責，不願意犧牲真我，不願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論，私交以私交論，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他晚年經常說，路線之爭不得不爭，這都是一樣的道理，堅守自己的信念。即使在遭受打擊的歲月，他也是不改變自己的意見，一有機會就再三提出來。剛從西柏坡進北京時，周恩來曾在一個青年會議上，講如何學習毛澤東。他說：毛主席當着他的意見沒有被大家接受時，他就等待，有機會他就又講，又教育，又說服。在十年內戰的時候，我們主張打大城市，毛主席認為我們力量小，不應該打大城市，應該集中力量建設根據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見大多數不贊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着打。結果打敗了，毛主席趕快在會上提出：打敗了證明這個辦法不行，換一換吧!大家還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正確的意見是要經過許多等待、迂迴才能取得勝利，為大家所接受。這不是急躁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堅持性和忍耐性，才能達到最後的勝利。當然這個等待過程是痛苦的，而轉折往往是在最後的堅持中。

（二）本體論：“二對”

所謂本體，這裡是借用哲學名詞，講戰勝逆境走出困境對主體、自我的要求。主要有兩點：一是思想認識要對，二是措施辦法要對。你必須是正確的，人家最後才能服氣，才能引導事業走向勝利，如果自己錯了，就不能堅持錯誤，就要改弦易轍、服從真理。

怎樣才能保證自己的思想認識是對的?毛主席曾多次說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他比教條主義高明，比其他領袖高明的要訣，就是注重調查研究，並做了大量調查研究，掌握大量別人沒有掌握的情況。他的著作中，有專門論述怎樣搞調查研究的文章，還有大量經過專題調查研究寫出的文章。剛上井岡山時，他調查中了解到，從前這裡有個山大王朱聾子，官府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幾十年都抓不住他，為什麼呢?朱聾子的訣竅是，在井岡山不用會打仗，只要會打圈。毛澤東由此受到很大啟發，後來發展成游擊戰爭“十六字訣”。他對官兵們說，我們把這位山大王的辦法改進一下，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既保存自己，又可消滅敵人。1931年2月，第一次反“圍剿”勝利間隙，寫了近10萬字的《尋烏調查》，長征路上那麼艱苦，許多東西都扔掉了，但有幾份調查報告手稿，卻一直珍藏在身邊，最後帶到了延安。

怎樣保證自己的決策辦法正確?還是要調查研究。上世紀60年代，毛主席在廣州一次會議上說：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問題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打仗也是這樣，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他講到第二次反“圍剿”時，敵我懸殊很大不知道該怎麼打，就與彭德懷兩個人跑到白雲山上，跑了一天，在那裡看到很多地方，做出如何包抄敵人計劃，最後打勝了。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憂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他還把自己過去寫的調查報告，專門印發給大家學習。他說：“調查就是‘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在總結自己的失誤時說，我這個人是官做大了，像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也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多次要求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三）規律論：“三點”

認識事物發展的根本規律，才能使自己看得長遠，在逆境中才能安之若素，沉穩應對。要認識那些規律呢?

第一，發展是否定之否定。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揭示了三大規律，對立統一規律、量變到質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其中，否定之否定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道路，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形態。這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根本道理，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道理。《易經》在“四書五經”中被認為是“群經之首，大道之源”，東方文化和生活的所有領域，幾乎都受到它的影響。素有“孔子讀易葦編三絕”的說法，就是把捆書的繩子都磨斷了3次，可見下了多大功夫。孔子還感嘆，如果早讀到《易經》，就不至於犯那麼多錯誤。對《易經》的理解，有象數派、義理派之分，易數派主要是算卦的，易理派主要是悟道的，孔子是易理派的帶頭人。易理說到底就是變易，就是沒有不變的事物，沒有永遠的興盛，也沒有永遠的低谷，是那種否極泰來的領悟，由此可以保持戰勝逆境和困難的樂觀主義精神。

第二，萬事萬物相輔相成。自古英雄多磨難，從來紈絝少偉男;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大落大起，百鍊成鋼等，這是傑出人才成長的規律，是成就事業的必經之路。

第三，反者道之動。這是老子《道德經》中的一句格言，也是老子哲學帶根本性的思想，對這句話有多種理解和闡釋，其中一個意思是講，相反的東西是前進的動力，是事物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不管你有沒有感覺到這個規律的存在，最後的結果就是如此證明的。現任中國道教協會會長叫任法融，他講道的主題就是“反者道之動”。我曾在飯桌上聽他講過，有許多生動事例和修煉中的領悟。我們的祖國近代以來多災多難、任人宰割，幾近亡國滅種，這反而激發了中華民族萬眾一心，通過艱苦卓絕的抗爭，幾代人的奮鬥創造了今日的輝煌。從我們黨的領袖成長來看，也可以驗證這個道理。毛澤東發展三落三起，歷盡極為曲折的磨難，最後終成頂天立地的偉人。鄧小平也是三次大落大起，一是在瑞金革命根據地，把他省委宣傳部長職務撤掉，弄去刻鋼板印報紙了;二是在“文革”初期，把他的總書記職務撤掉，弄到江西一家工廠去當鉗工了;三是在“文革”末期，把他所有職務撤掉，只保留了黨籍，還要接受全黨“批鄧”。但他堅持到最後，終成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從這個意義上講，經受磨難是好事不是壞事，大磨難有可能成就大人才，就看自己能否擺脫一般人的視野和心態，把自己放到更高層面上去對待困難和逆境。

（四）結 論：四句話

我們用毛澤東對人生事業的領悟來講。在他的愛女李訥大學畢業時，毛主席送給她自己喜愛的4句話：

1、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是亞聖孟子的話，千百年來曾激勵無數仁人志士，在窮困潦倒時不懈奮鬥。這話的大致意思是，上天要賦予這樣的人重大責任的時候，一定要先使他的內心痛苦，筋骨勞累，使他經受飢餓，以致肌膚消瘦，還要使他做的事情顛倒錯亂，總不如意，通過這些來使它的內心警覺，意志堅定，增加他所不具備的才能。

2、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據耿飈回憶，這是延安時期經常說的一句話。1988年5月，美國一個商務代表團訪問中國，其中一位叫德穆克的客人，讓人將一張名片送給耿飈要求會面。當時，耿飈因有其他活動沒有安排，德穆克就托人轉給一本厚厚的影集，扉頁上用英文寫着一行字：“送給無所畏懼的領導——耿飈。”打開影集第一頁，就是他與這位曾是美國軍人德穆克的合影。為什麼是這樣的稱呼呢?要追溯到40多年前，也就是1944年，美軍駐延安觀察團，也稱“迪克西”使團，組成一個7人觀察組，由耿飈帶領部隊護送，穿過敵占區到晉察冀軍區。美國人對這一充滿冒險精神的行動感到很刺激，也很佩服耿飈和八路軍官兵的機智勇敢。當時這個德穆克是美軍觀察組組長，他問耿飈：“怎樣評價這次偉大的冒險行動?”耿飈想起延安學習時經常說的那句話，便回答他說：“無所畏懼!”這群美國軍人聽後感到非常“OK”，於是便把這次行軍稱作“無所畏懼行動”，把耿飈叫做“無所畏懼的領導”，所以在影集扉頁寫上了那句話。一支部隊的官兵、一個團隊的所有成員，都這樣認識問題，成為大家共同的信念和格言，還有不能克服的困難、不能戰勝的敵人嗎?肯定是天下無敵的!

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延安時，每當抗大舉行開演典禮或結業式時，毛澤東通常都要到會講話。他鼓勵學員要好好學習，走出校門要向社會學習，指出那是“無字之書”。他還告誡大家，革命的道路如同河流一樣曲折蜿蜒，要準備走“之”字路，走“之”字路，這是世界上任何事物發展的原則。著名作家劉白羽回憶說：“當毛主席講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時候，他安詳沉靜地朝前望着，舉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這是推動歷史前進啊!這時你的心情特別莊嚴，什麼艱難險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話下，就是付出生命，也會馬上站起來毅然決然走上前。”可以看出，當你認識到這樣的真理時，一切困難都成了成功的前提，都是為光明的前途做準備時，困境和困難又算得了什麼呢?

4、在命運的迎頭痛擊下頭破血流但仍不回頭。有了前三條，這樣的人生態度也是必然的，有了這樣態度誰能把你打倒呢，什麼困難你克服不了呢?

這是偉大領袖毛澤東寫給自己女兒的，也是他總結的經驗、他人生的寫照、他信奉的格言、他成功的秘訣、他超人的智慧，他力量的源泉。為什麼是這樣幾句，而不是其他的話，一定是在這位偉人看來，這些道理對人對事業的發展最要緊、最根本。 (作者是崑崙策研究院副院長兼秘書長、高級研究員 來源：崑崙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