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網站8月26日文章，原題：中國的領導人比我們的更好？ 兩場選舉相隔6000英里，其中一場中，肯塔基州參議員蘭德·保羅拿電鋸對着美國稅法，得州參議員泰德·克魯茲享用着他在槍管上烤的培根，新澤西州長克里斯·克里斯蒂說美國教師工會“欠揍”，而唐納德·特朗普用唐納德·特朗普的方式出盡風頭。
另一場選舉中，12名部長在北京匯聚一室為下任中共中央中組部秘書長投票。兩位“決賽選手”都是從世界上最苛刻的領導力考驗中脫穎而出。僅在最後階段，中共黨員就提名約12人參選;一場筆試將其人數縮減為5人;由高級官員和政策專家參與的面試又將人選縮至3人;他們都將接受貪腐和政績調查;最後兩位要面臨資深部長們的投票，最終當選的幾率約為14萬分之一。
我們沉溺於我們的民主方式——連電鋸和培根都用得上。但我們有多少信心能證明自己做得對？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肯定通過我們這一套選出的領導人無論黨派和信仰，都能和他們那一套選出來的人水平相當？
這就是《中國模式：賢能政治與民主的局限》一書至關重要的原因。近幾周來，中國或許因其股市大跌——而非其日益顯現的意識形態挑戰——而屢見報端。但我們若以上證指數為由而不認真考慮相關挑戰，那將是沾沾自喜且毫無遠見。
而該書作者、研究儒家傳統的加拿大政治理論家貝淡寧提醒我們，中共的政治領導已從馬克思主義群眾鬥爭轉向頗具儒家“管制”理念的賢能政治。從最基本層面看，美中擁有共同目標：我們都希望領導人英明有為且胸懷天下。但我們就如何找到這樣的領導人而產生分歧。在無論何時何地都給出“一人一票”的答案前，我們應三思而後行。
貝淡寧認為，問題在於民主選舉能否產生良好效果，尤其是在那些缺乏悠久政治權益傳統的國家，甚或在美國亦不例外。我們中僅有極少數人是稅收政策、氣候科學或地緣政治專家，但所有選舉都要求我們對這些領域做出判斷。
即便存在所謂“群眾智慧”效應，但我們中有77%的人相信外星人曾光顧地球，相信人類進化論的不到一半……我們能指望這樣的公眾在科學和經濟等事務上做出良好判斷？這並不是說半數美國人“傻”,只是想指出這套體系中存在的缺陷，政治無知只會促成貝淡寧口中“選民的暴政”。
貝淡寧使“一人一票”選舉走下神壇的觀點算不上太新穎，但其更有新意之處在於不停將其與正在逐漸發展的中國“賢能政治”相比較。後者主要基於領導人的能力和德行均為客觀素質的主張。且就衡量這些素質而言，有些比通過公眾感受“篩選”更直接，如GDP增速和近來新增的環境可持續性等。正如貝淡寧所言，中國“最高領導人須積累數十年各種治理經驗，僅有極少數人能抵達‘制高點’。例如習近平經過近40年勵精圖治和16次重要晉升才成為中國國家主席。”
所以，就在中國股市大跌引發外界對中國救市能力發出新質疑之際，我們難道不該對中國的政治架構感到好奇？畢竟與這種政治架構相伴的是中國長達30年的經濟迅猛增長，以及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脫貧壯舉。面對中國延續1500多年的精英選拔傳承，我們難道不該至少對選舉制民主的前景產生些許謙卑之情？(作者羅布·古德曼，王會聰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