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任何國家的崛起都有其“發家史”，但有些國家崛起之後並不誠實地告訴別人自己那不太光彩、甚至血債纍纍的“發家史”，而只整出個光鮮亮麗的“血統論”到處忽悠。例如，歐美國家決不會告訴廣大發展中國家，自己是先經過革命、戰爭、殖民掠奪和屠殺的血流漂杵，完成社會改造/政治整合、積累起一定的原始資本之後，然後才逐步實行競爭性選舉體制的，而一直要求第三世界窮兄弟們在尚未完成社會改造/政治整合的情況下，就一步到位地實現多黨競爭性選舉、私有化、自由市場體制。然而，現實世界並不會因為“血統論”那天花亂墜的忽悠而改變自身的運作邏輯：如果沒有完成社會改造/政治整合，想干任何大事都極容易因為碎片化的社會政治力量的掣肘、反對而阻力重重，乃至最終擱淺。“血統論”再光鮮亮麗、天花亂墜，也只是高明的“意見”，而決不會飛上枝頭變身“真理”，它無助於，甚至有害於國家治理和經邦濟世。“只有先完成社會改造/政治整合，然後才談得上各項經濟文化建設”，這才是國家崛起顛撲不破的真理。該文以印度為例，具體微觀地為我們說明了這個道理，非常值得一讀。
以下是文章全文：
印度莫迪總理領導的是一個非常高調的政府。印度的財政部長兼國防部長賈特磊（Arun Jaitley）最近口出豪言，稱印度的經濟增長能夠超過中國，達到8%。其實，相對於莫迪總理本人多次在各種場合提及的“21世紀是印度世紀”和各種超過中國的言論，這算是尺度很小的了。
正好同期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西方媒體也大做文章，唱衰中國，同時吹捧印度莫迪政府，挑起新一輪的“龍象之爭”。比如說，一些西媒論證由於人口紅利的終結，中國會提前“去工業化”，而巨大的人口紅利會讓印度製造業成為新的神話。高盛早在莫迪上台時就大膽預測，在未來20年印度經濟將達到年增10%的潛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把印度經濟增長今年的預測調到了7.4%，超過了我國的6.8%。還有一些西媒連最基本的經濟局勢分析都不作，閉着眼睛說，因為印度是民主國家和法治國家，有制度優勢，所以印度經濟肯定會比中國更有前途。
其實這7.4%本來就是個數字遊戲，其基礎是印度政府修改了GDP的計算方法，這就導致按照老方法算的5%，一下子就可以飆到7%左右。中國政府要玩這一招，空間大得很，比如中國幾億農民自己在宅基地上建造房屋，是不算在GDP內的。如果再學英國的無節操統計法，把賣淫和販毒這些非法地下經濟都算到GDP里，這數字遊戲的空間又能進一步擴大。
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既然說印度有制度優勢，那我們就來看印度的制度是否真正有利於推進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改革。很遺憾，最近莫迪想推進的三場改革，都遭到了巨大的阻力，恐怕要胎死腹中了。
莫迪上台以來努力推動的三大改革是稅務改革、勞工政策和土地政策改革。稅制改革是以統一的“商品與勞務稅（GST）”來取代各邦自行設定的複雜稅項，做到稅制的統一。土地政策改革旨在修改國大黨執政時期通過的《土地法》，允許政府在建設公共基礎設施的時候，不經過農戶允許，直接以市場價徵地，同時給予一定補償。勞工政策改革旨在改變目前實施的嚴苛的勞動法，包括允許企業更方便的解僱工人、讓組成工會更困難等等。
先看稅制改革。稅制改革是為了加強國家的汲取能力，是莫迪改革中意義最重大的一項。國家的汲取能力是至關重要的國家能力。因為國家只有從社會汲取足夠的資源，才能為社會提供足夠的公共產品，以及行使宏觀調控能力等其他的國家能力。印度是聯邦制，各邦的稅制並不統一，導致國家汲取能力低下。從1990年到現在，印度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一直很頑強的呆在12%上下（對比我國新世紀一直保持在20%左右）。估計會有人說，這正好說明印度民主制度是便宜的。這種說法真是圖樣圖森破。由於財政能力低下，印度政府拿不出足夠的資金來支持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或者發揮宏觀調控的能力。所以稅制改革算是對症下藥。只是實行起來難度太大，首先這涉及到修憲，因為依照現在的憲法，中央只能享有有限的徵稅權力，不得不尊重地方各邦的利益。其次得面對地方政府的阻撓。事實上，稅制改革也不是莫迪政府的首創，在國大黨執政時期就有人提出，不過，當時還是地方首長的莫迪，從自己的地方利益上出發，對此事堅決反對。如今莫迪政府一變臉說要支持改革，遇到的阻力也不會當初國大黨改革時的小。果然，9月9日，印度財長宣布，印度政府已放棄號召議會召開特別會議進一步討論稅制改革。
再看土地法。現行土地法是在2013年由國大黨主導的執政聯盟通過的，對土地買賣進行了嚴格規定，並提高了徵用農民土地的賠償額度。國大黨視之為保護農民的政績，但投資者對此表示不滿。莫迪試圖創造一個更為寬鬆的經商環境，試圖通過土地法的修正，降低徵用土地的難度。今年三月份，新《土地法》修正草案在人民院（下院）通過，結果印度國大黨主席索尼婭·甘地17日率領14個反對黨派的上百名國會議員，前往總統府遊行示威。由於執政的印度人民黨及其政治聯盟在上議院不占多數，8月，聯邦院（上院）否決了修正草案，9月1日，這一草案宣布失效。目前，人民黨試圖改變土地法改革的策略，除了繼續爭取反對黨支持之外，還試圖利用印度的聯邦制結構，推動由人民黨執政的邦政府推出更為寬鬆的邦土地法案。
最後，勞工政策改革也不樂觀。投資者除對強大的工會勢力不滿之外，吐槽最多的就是1947年印度獨立前夕通過、上世紀80年代修正的《產業爭議法》(Industrial Disputes Act, IDA)。這個立法明確規定，所有超過100人的企業，在解僱員工時必須獲得州政府的批准。對於政客們來說，不批准企業主的申請，損失的是一票，批准企業主的申請，損失的就是無數的選票，而最終的結果就是雇主的解僱申請根本不可能獲得政府批准。因此，許多企業主只能夠將自己企業的僱傭規模控制在100人以下，這阻礙了企業做大做強。莫迪試圖削弱工會的勢力，減少企業主解僱勞工的困難程度。但其結果是直接引發了9月2日百萬規模的大罷工（有媒體稱罷工人數達1.5億），看來這項改革也很難逃脫胎死腹中的命運。莫迪如果硬推改革，導致的結果恐怕是人民黨支持基礎流失，無法贏得下次議會選舉。在選舉體制下，政治家承受不了選票大量流失的結果。
或許會有左翼的朋友認為，印度的土地法和勞動法看起來具有很強的左翼色彩，對工人和農民是比較照顧的。但是，且慢，我們還要看看這種法律究竟是針對何種令人無奈的現實而制定出來的。就土地而言，政府以市場價徵地之所以遭到反對，第一是跟印度國家認證能力的低下有關——為了規避徵稅，土地交易的雙方登記的交易金額往往遠遠低於實際成交的金額，而政府根據這樣的“市場價”去徵收，業主當然就不樂意了，因此，法律不得不提高土地徵收的補償款。第二是印度土地集中程度很高，大量低種姓和無地農民寄生於地主的土地上為生，政府徵地的補償款當然只歸地主，但大量寄生於土地之上的無地貧民可就要流離失所了，而這些人手裡有選票，地方政客要贏他們手裡的選票，當然就傾向於支持反對徵地的運動，把項目攪黃。但是，攪黃項目，最後也只是維持了不發展的現狀，如果連基本的基礎設施都建不起來，貧民們只能繼續在貧困中掙扎，而且由於他們的人口還在不斷增長，很多人是越來越貧困。
而就勞動法而言，得到正式僱傭的工人獲得的保護固然不錯，但印度的問題恰恰在於，每年都產生大量新的勞動力，如果沒有相應的產業擴張，他們就只能淪為無業游民。產業擴張需要投資，投資要麼來自政府，要麼來自私人資本。政府的汲取能力太差，手裡的錢都不夠花的，很難大規模搞投資；而私人資本要獲得更多的利潤，才有動力進行擴大再生產。但僱傭100人以上的企業解僱員工就需要政府批准，這使得許多投資者沒有動力將企業僱傭數量提升到100人以上。因此，產業的擴張就受到了阻礙。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端上了飯碗的當然吃得還不錯，但越來越多的人端不上飯碗，政府能不着急嗎？
福山說美國的政治體制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否決政體”（vetocracy），要辦成一件事情太難，因為有太多的否決力量存在。這個判斷適用到印度可能更加貼切。在印度現行的民主制度下，利益訴求非常多元，大刀闊斧的改革自然變得困難。不過，要說印度的問題就是因為實行西式民主制度，也不是很貼切。印度的真正問題是，在未經歷徹底的社會改革，基層尚未得到統合的情況下，生搬硬套給自己加上西式民主制度。歐美先發展國家正是在完成了一系列改革，完成社會的重新整合之後，才實行以普選為標誌的現代民主制度。這就保證了在實行競爭性選舉制度之前，社會的利益結構傾向於統合而非分裂，因此政治競爭也不會造成社會的分裂。但印度恰恰不是這種情況。
現代印度國家是英國殖民者撤出南亞次大陸之後的產物。南亞次大陸人口眾多，族群和宗教極其多元。大英帝國為了實行遠程控制，更是採取了“分而治之”的方法，防止各族群之間發展出共同的身份認同。印度從大英帝國繼承下來的，本來就是一個“一盤散沙”式的國家。穆斯林、印度教徒、錫克教徒之間經常發生流血衝突，動輒死亡數百上千人。1992年北方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衝突，引發全國性的宗教衝突，2000多人死亡；1993年在孟買市的一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衝突中，800人遇難；2002年，莫迪執政的吉拉特邦就曾爆發印度教徒對穆斯林的血腥報復，導致2000多人死亡，而莫迪被人詬病的一點是，他對當時的衝突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除了宗教和民族矛盾之外，種姓制度也長期使得這個國家保持着某種碎片化狀態。種姓制度自雅利安人征服以來就出現，是舊時代封建和神權統治階級施行階級壓迫的工具和產物：占人數絕對多數的勞動者屬於首陀羅和“不可接觸者”兩個低種姓，高種姓寄生其上。1947年，印度獨立建國，進行過一些改革，試圖消滅種姓制度。新世紀以來，受到新的生產方式和全球化的衝擊，種姓制度有所鬆動，然而仍然頑固地生存着。正如印度學者、劍橋大學的Kaivan Munshi研究指出，種姓制度就像一張大網，仍然覆蓋在印度的方方面面。印度人首先分為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和不可接觸者五個種姓，進一步分為三千多個“亞種姓”。如此，印度人在種姓制度下，分為這許許多多小團體（亞種姓），而每個小團體在如今的民主制度下，幾乎都有自己支持的政黨。如此嚴重的政治碎片化，自然讓任何大刀闊斧的改革變得十分困難，特別是稅制改革這種需要全國上下統一認識，地方犧牲自己既得利益的改革。
如今的印度，生產資料仍然壟斷在舊時代的統治階級手中。高種姓者，仍然在經濟上剝削低種姓，並在政治上壓迫他們。在印度的農村，高種姓的地主們占有大部分的土地，成為改革的一道阻力。1952年，比哈爾邦以耕者有其田的精神，進行土地改革，就是由於受到高種姓地主的阻撓，幾乎沒啥效果。基層政府和地方議會，往往被當地高種姓人士把持，自然不會做任何有損於本種姓的事。這導致了孱弱無能的治理（weak governance），無法成為中央政策和國家法令的執行者。地主政治代表們登堂入室，走進國會，影響國家政策。這一次莫迪的土地改革，自然觸動的就是地主們的利益，因為地是他們的，所以遭到阻擊，被否決，也就是很正常的了。低種姓人手裡也有選票，也有政黨為他們發聲。只是，正如世界銀行請印度學者Stuti Khemani研究指出，政客們只對發禮物（通常是救濟糧）討好民眾這種事情上心，對其他事情比如經濟建設缺乏興趣。這居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竟然也成了改革的阻力。窮人得到禮物，政客得到選票，還改什麼啊？
中國的經濟奇蹟，離不開中國革命打下的基礎。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同樣陷入碎片化狀態。但是中國革命將買辦勢力和封建勢力一掃而空，克服了歷史上“皇權不下縣”狀態，將國家權力延伸到村莊之中，在基層形成了強大的汲取能力和動員能力，把一個充滿離心力的社會，改造成一個具有很強向心力的社會。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底層勞動人民走上了歷史的前台，成了國家工業化的積極建設者。沒有基層的徹底改造，新中國高速的工業化建設是不可想象的。鄧小平進行改革開放，主要進行的是“拍板”的工作，拍完板之後，執行似乎從來都不成為一個問題。在鄧小平時代，改革的利益各階層都能分享得到，改革也不會遭遇到多大的阻力，因此可以繼續向前推進。“拍板”之所以有效，其基礎就是毛澤東時代所造就的新的社會和新的國家。
而印度在一個未經社會革命改造的社會基礎之上建立起競爭性選舉制度，其結果是各種剝削壓迫勢力迅速適應了新的遊戲規則，成為新體制下的當權派，而民主體制在他們的手中，就變成了保守的、抵禦社會變革的機器。在過去幾十年中，印度社會當然有不少進步，但這種進步是非常緩慢的，社會依舊碎片化，離心力依舊十分強大。而一些絕望的民眾就成為革命者——這正是印度活躍的毛派游擊隊的起源。沒有對基層的再造，印度陷入一種兩難局面——要發展，就會動很多人的奶酪，引起直接的反對，而這會迅速地通過選舉機制產生政治效果；但不發展，持續的人口增長，會給未來造成更大的壓力。過去沒有印度領導人能克服這個兩難，難道莫迪有超能力克服它？
其實西方明白人很多，之所以天天夸印度貶中國，說白了是走夜路吹口哨，給自己的“制度自信”壯膽。無奈印度總是不爭氣，讓他們一再失望。印度真要“超中”，就需要一場徹底的社會變革，但這顯然是他們的“民主”制度無法勝任的。
所以，大家還是平常心吧，走夜路吹口哨的繼續吹，大聲地吹。但中國只要不犯顛覆性錯誤，就會往前繼續走很遠，直至口哨聲低落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