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1868年)以後很長時期內，日軍作戰思想和理論基本是照搬法、德等西歐先進國家的。日俄戰爭的經驗教訓，使日本認識到制定適合日軍特點的條令、教範的必要性，從而着手修改過去從法、德翻譯過來的操典、 教範等軍事法規。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國內掀起了研究和討論大戰經驗教訓的熱浪，使在戰後數年間混亂的軍事學術思想逐步得以統一，近、現代作戰理論體系開始形成。在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作戰理論在戰爭實踐中得到了驗證和發展，這一時期雖只有8年左右的時間，卻是日本對外發動侵略戰爭歷時最長、戰爭最為激烈和殘酷的時期，連續8年的戰爭實踐，為日軍作戰理論的發展和完善創造了條件。本文重點對這一時期的作戰思想和理論的特點作一初步探討。

二戰前日軍作戰思想和作戰理論集中反映在1929年之前頒布的《統帥綱領》 、《戰鬥綱要》 、《海戰要務令》、《步兵操典》、《陣中要務令》 等文件中。1937年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於1938年頒布了《作戰要務令》 。《作戰要務令》儘管是日本軍、師及其以下部隊作戰行動和教育訓練的法令法規， 視野也較窄�但标志着日军作战思想、作战赖Z鄣慕�一步完善。它矢`凇墩籩幸�务令》和《战斗纲要�?的基礎上編纂的，是陸軍基本戰術、戰法的總結和日本基本作戰理論的反映。可以說，日軍作戰思想和理論是以《作戰要務令》，以及《海戰要務令》為核心，以《統帥綱領》及各兵種操典為補充而系統化、體系化的。縱觀這一時期日本軍事法規、條令條例、教範及軍事學術界主要觀點和作戰行動實際，其基本作戰思想和理論可概括以下幾個特點。

1、強調作戰和戰略獨立於政略

作戰獨立於政略和政治而不羈， 作戰至上的思想在日本軍隊及高層軍事決策者中根深蒂固。 從大正時期(1912～1926)直至昭和年間(1926～1988) 的《統帥綱領》 具體地論述了把“政略” 和“戰略(統帥、 作戰)”置於對等地位的“戰爭指導”觀念，而且日甚一口地強調戰略、統帥權的獨立性。認為作戰是進行戰爭的最重要手段，因此， 作戰不能單純追隨政治上的方便，而必須在其實施過程中保持完全獨立而不受制約。毛奇主張開戰、媾和是政府的事，應遵從政府，但戰爭一旦爆發，作戰和戰略就應是獨立不羈的，以及魯登道夫的“政治應服務於戰爭” 的“國家總體戰”思想較深地置根於日本軍隊之中。

日本江戶(1603～1867)中後期的政治家新井白石的《讀史餘論》 和史學家賴山陽的《日本外史》中反映的在源平氏時代(11世紀末～12世紀末) 以後公家和武家對立及武家興衰史中的戰爭觀，以及把武權和文權看作一輛車的兩個車輪的日本武學和武教觀，都是日軍上述思想和理論產生的基礎和根源。 1882年的《軍人勃渝》就援引了《日本外史》 卷一中的文字，宣揚日本軍隊必須世世代代是天皇統率的“皇軍”，統帥權是神聖的，文官不能介入統帥等等。因而，日本軍隊中， 在作戰問題上，拒絕政略的指導和影響的傾向日趨嚴重。明治維新以後， 直至二戰的整個對外侵略擴張的歷史時期中，日本軍部和政府間時常在國防方針、 軍事戰略及作戰計劃等問題上發生齟齬，正是雙方激烈爭奪領導控制權的具體表現。

2、強調達成突然性，實施“閃擊戰”

出敵不意， 達成突然性，以“閃擊戰”的方式力求在首次打擊中致敵於死地， 是日軍作戰思想、作戰理論的核心。《統帥綱領》中認為， “出敵不意，對於奠定勝利基礎和取得戰果都極為重要。因而必須具備獨創的見解和銳意進取的精神才能戰勝敵人； 必須不斷鑽研作戰經驗，洞察未來發展，經常進行必要的有關訓練，採取完善的對策，以便先發制敵。 ”《作戰要務令》、《海戰要務令》均強調“出敵不意” 和“先機制敵”的重要性，要求部隊必須以旺盛的鬥志神速的機動突然出現在敵人面前， 占據主動地位。“為此，必須隱蔽企圖，利用複雜地形和惡劣天氣，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壓倒敵人，使之措手不及。

達成突然性， 實施“閃擊戰”，必須具備諸多因素，創造諸多條件。 例如隱蔽行動，選擇敵意想不到的時間、地點等，日軍認為，其中首要的是收集情報， 掌握敵情，並與積極的欺騙行動相結合；其次是使用敵人意想不到的方法、手段，以此來攪亂敵人，給敵以心理上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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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在日俄戰爭瀋陽會戰中，乃木希典的第3集團軍從據守陣地的俄軍以西50公里處迅速迂迴，突然出現在俄軍後方，使俄軍措手不及，亂作一團， 日軍在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更得益於突然襲擊，以出奇不意的時間、地點、方法、手段發起“閃擊戰”，達成作戰目的。日軍奇襲珍珠港就是上述思想和理論的具體運用，它使美軍遭到重大損失，而使日軍在太平洋戰爭初期處於主動地位。

3、積極果敢的運動戰和包圍殲滅戰

為達成速戰速決的目的，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給敵人以重大打擊，而“給予這種打擊的最好方法就是包圍敵人， 實施殲滅戰。”這種思想在大正末期， 即20年代中期以前便已形成。1920年日本出版的《歐洲戰爭叢書》第34號《對戰爭爆發前德軍作戰計劃及馬恩會戰之研究》， 認為“決戰只能依靠運動戰”。翌年，在偕行社出版的《殲滅戰》的小冊子中， 極力主張日本陸軍在作戰乃至戰略上應採取“殲滅戰戰略” ，而且“在戰鬥實施的具體手段上，除應實施殲滅戰外，別無選擇。”

也就是說， 不論在軍事戰略上，還是戰役戰鬥上都必須實施“包圍殲滅” 。這些觀點和論述，對此後日軍教範、條令的制定，對日軍作戰思想、 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昭和時期，即20年代中期以後， 日軍更加強調實施運動戰和包圍殲滅戰，設想在“運動戰”、“包圍殲滅戰” 成為日軍的一種教義，神聖不可侵犯，甚至在太平洋戰爭的島嶼作戰和熱帶叢林戰中， 儘管完全不具備運動戰和包圍殲滅的實際條件，還硬要推行這一戰法，從而加速了日軍的滅亡。

1938年頒布的《作戰要務令》 ，進一步發展了上述思想和理論，認為“進攻的主要目的就是包圍敵人， 並將之殲滅在戰場上。”在果敢的正面進攻把敵兵力牽制在正面而使之無暇顧及其他的情況下， 用於翼側包圍的兵力越大， 其包圍的成果會越明顯。擔任包圍的部隊，必須隱蔽企圖， 神速果敢地行動，不給敵人採取對應措施的時機。同時實施兩翼包圍， 或實施一翼和背後包圍會取得更大的戰果。所以，只要情況允許， 就要果斷大膽地實施包圍。即使在正面進攻中，也要求各級指揮官盡一切手段實施局部包圍。

4、強調進攻是摧毀敵戰鬥力的唯一手段

日軍歷來突出強調進攻， 到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時期，日軍把明治建軍以來一直強調的進攻精神和“攻勢主義” ，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使其“只有進攻才能消滅敵人，取得勝利”和“進攻是摧毀敵戰鬥力的唯一手段” 的理論更加系統化、具體化了。《作戰要務令》等日軍條令、教範在對進攻的論述中，比《統帥綱領》。《戰鬥綱要》等更提高了強調的程度。 儘管都認為，採取攻還是防，主要根據任務來決定。 但是日軍參謀本部和教育總監部在其《關於擬定作戰要務令的說明》 中明確指出，日軍的攻勢意志應徹底的“信念化”，因而要求在即使敵人的兵力明顯處於優勢的情況下， 也應盡一切手段，斷然採取進攻行動。 “情況迫不得已需要防禦時，也要抓住戰機，果敢地進攻， 給敵以決定性打擊。”實際上是把進攻行動絕對化，把進攻作為至高無上的行動。

日軍“進攻至上了的思想和理論得以發展的主要原因是：

①在當時亞洲大陸的蘇聯和中國這兩個假想敵面前， 日本的國力虛弱，武器裝備和兵力數量都比不上蘇聯，因此，日本認為，必須以高度的訓練。高超的指揮藝術以及為國捐軀的精神來彌補兵力和裝備之不足。為此，對軍隊更加強調精神教育，而另一方面卻日益輕視物質的作用和威力，日軍在“九?一八” 事變和“七?七”事變等侵華戰爭的進攻作戰中取得勝利的經驗， 更加助長了日軍“進攻至上”思想和理論的發展。

②當時參與編纂日軍條令、條例和教範的人，都受到“積極的攻勢”、“進攻精神”的長期教育和薰陶，他們堅信“進攻和攻勢絕對有利”。他們從日俄戰爭中總結出的經驗是： 精神力和肉搏也能戰勝強敵；物質戰鬥力不足是日本的宿命， 不可改變。為此，日軍對進攻作戰行動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 在各種條令、教範中對進攻作戰作了具體、詳盡的論述和規定， 強調進攻的堅決性、不間斷性；進攻中的高速度、兵力的廣泛和快速機動； 超越複雜地形的能力；為奪取和保持主動而實施的第一次打擊的堅決徹底性；在行軍中的快速性和吃苦耐勞精神；在惡劣天候下發動進攻的能力等等。

在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前期， 日軍確實在進攻作戰中取得了令其鼓舞的戰果。 但在後期被迫轉入戰略防禦時，由於長期奉行進攻至上、 輕視防禦的作戰思想和理論，對防禦缺乏精神、物質和技術準備，因而加速了日軍全面潰敗的進程。

5、根據實際情況，慎重實施大部隊夜間襲擊

日軍重視和強調利用夜暗發動進攻， 奇襲敵人，始自日俄戰爭，在遼陽會戰中，日軍以1個師的兵力成功地利用夜暗襲擊了在標高600米弓張嶺占領陣地的1個師的俄軍。這是日軍師規模的夜襲第一次取得成功。 此後， 利用夜暗實施近戰、 夜戰，成為日軍的慣用戰法。在《作戰要務令》 等條令、教範中，強調利用夜暗接近敵人，占領進攻出發位置，可隱蔽企圖，達成突然性，獲取大的戰果。日軍重視在夜襲中主要由步兵用軍刀和刺刀實施白刃格鬥。

團以下小部隊隱蔽行動奇襲敵人時， 為不暴露企圖，原則上預先不實施火力準備，確需進行火力準備和炮火支援時， 預先對目標進行周密偵察，擔任夜襲的部隊與炮兵之間進行充分協調，防止誤傷和過早炮擊而暴露企圖。日軍認為， 夜襲最重要的是周密的準備，對進攻路線和敵陣地弱點預先進行周密詳細的偵察，對在各種複雜地形條件下行動時如何克服地形障礙，以及在迷失方向或遇到其他意外情況致使作戰無法按計划進行時，需要採取何種措施， 做好充分的計劃和準備。夜襲即使暫時取得成功，也有可能在天明以後遭到對方的反衝擊而最終失敗。因此要求炮兵預先做好在天明時進行炮火支援的計劃，預備隊做好抗擊敵反衝擊的準備。

(搜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