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麼一批人炒作蔣百里的， 認為以空間換時間， 就是不講和就是論持久戰了， 其實張學良在蔣介石的“引日抗俄， 聯日反共” 的蠱惑下主動出賣東北大好河山並沒有給中國換來什麼時間， 而是給鬼子送去了大批的武器裝備，兵工廠， 無數的戰爭資源，外加擴大戰爭的前進基地。 何梅協定出賣的領土， 上海出賣的空間都沒有給中國抗戰換來時間。  唯一的期望空怕就是日本鬼子被餵的肥肥的， 引起其他列強的嫉妒， 指望他人出手來瓜分中國而同鬼子發生衝突而已。 

讀一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 脫離了統一戰線， 脫離了人民戰爭的持久戰根本就是等死， 而捆了百姓去當炮灰， 扒黃河淹死數十萬百姓來抗戰， 幾乎就是找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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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年五月）

* 這是毛澤東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的講演。

問題的提起

　　（一）偉大抗日戰爭的一周年紀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同敵人作英勇的戰爭，快一年了。這個戰爭，在東方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歷史上也將是偉大的，全世界人民都關心這個戰爭。身受戰爭災難、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奮鬥的每一個中國人，無日不在渴望戰爭的勝利。然而戰爭的過程究竟會要怎麼樣？能勝利還是不能勝利？能速勝還是不能速勝？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是為什麼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很多人都說最後勝利，但是為什麼會有最後勝利？怎樣爭取最後勝利？這些問題，不是每個人都解決了的，甚至是大多數人至今沒有解決的。於是失敗主義的亡國論者跑出來向人們說：中國會亡，最後勝利不是中國的。某些性急的朋友們也跑出來向人們說：中國很快就能戰勝，無需乎費大氣力。這些議論究竟對不對呢？我們一向都說：這些議論是不對的。可是我們說的，還沒有為大多數人所了解。一半因為我們的宣傳解釋工作還不夠，一半也因為客觀事變的發展還沒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質，還沒有將其面貌鮮明地擺在人們之前，使人們無從看出其整個的趨勢和前途，因而無從決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針和做法。現在好了，抗戰十個月的經驗，盡夠擊破毫無根據的亡國論，也盡夠說服急性朋友們的速勝論了。在這種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個總結性的解釋。尤其是對持久戰，有亡國論和速勝論的反對意見，也有空洞無物的了解。“盧溝橋事變[1]以來，四萬萬人一齊努力，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樣一種公式，在廣大的人們中流行着。這個公式是對的，但有加以充實的必要。抗日戰爭和統一戰線之所以能夠堅持，是由於許多的因素：全國黨派，從共產黨到國民黨；全國人民，從工人農民到資產階級；全國軍隊，從主力軍到游擊隊；國際方面，從社會主義國家到各國愛好正義的人民；敵國方面，從某些國內反戰的人民到前線反戰的兵士。總而言之，所有這些因素，在我們的抗戰中都盡了他們各種程度的努力。每一個有良心的人，都應向他們表示敬意。我們共產黨人，同其它抗戰黨派和全國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團結一切力量，戰勝萬惡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為了使每個共產黨員在抗日戰爭中能夠盡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戰的必要。因此，我的講演就來研究持久戰。和持久戰這個題目有關的問題，我都準備說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說到，因為一切的東西，不是在一個講演中完全說得了的。
　　（二）抗戰十個月以來，一切經驗都證明下述兩種觀點的不對：一種是中國必亡論，一種是中國速勝論。前者產生妥協傾向，後者產生輕敵傾向。他們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面的，一句話，非科學的。
　　（三）抗戰以前，存在着許多亡國論的議論。例如說：“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如果抗戰，必會作阿比西尼亞[2]。”抗戰以後，公開的亡國論沒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協的空氣時起時伏，主張妥協者的根據就是“再戰必亡”[3]。有個學生從湖南寫信來說：“在鄉下一切都感到困難。單獨一個人作宣傳工作，只好隨時隨地找人談話。對象都不是無知無識的愚民，他們多少也懂得一點，他們對我的談話很有興趣。可是碰了我那幾位親戚，他們總說：‘中國打不勝，會亡。’討厭極了。好在他們還不去宣傳，不然真糟。農民對他們的信仰當然要大些啊！”這類中國必亡論者，是妥協傾向的社會基礎。這類人中國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陣線中隨時可能發生的妥協問題，恐怕終戰爭之局也不會消滅的。當此徐州失守武漢緊張的時候，給這種亡國論痛駁一駁，我想不是無益的。
　　（四）抗戰十個月以來，各種表現急性病的意見也發生了。例如在抗戰初起時，許多人有一種毫無根據的樂觀傾向，他們把日本估計過低，甚至以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輕視抗日戰爭中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他們對於“在全體上，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在部分上，游擊戰是主要的，運動戰是輔助的”這個提法，表示懷疑。他們不贊成八路軍這樣的戰略方針：“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認為這是“機械的”觀點[4]。上海戰爭時，有些人說：“只要打三個月，國際局勢一定變化，蘇聯一定出兵，戰爭就可解決。”把抗戰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國援助上面[5]。台兒莊勝利[6]之後，有些人主張徐州戰役[7]應是“准決戰”，說過去的持久戰方針應該改變。說什麼“這一戰，就是敵人的最後掙扎”，“我們勝了，日閥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場，只有靜候末日審判”[8]。平型關一個勝仗，沖昏了一些人的頭腦；台兒莊再一個勝仗，沖昏了更多的人的頭腦。於是敵人是否進攻武漢，成為疑問了。許多人以為：“不一定”；許多人以為：“斷不會”。這樣的疑問可以牽涉到一切重大的問題。例如說：抗日力量是否夠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為現在的力量已使敵人不能再進攻，還要增加力量幹什麼呢？例如說：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是否依然正確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為統一戰線的現時狀態已夠打退敵人，還要什麼鞏固和擴大呢？例如說：國際外交和國際宣傳工作是否還應該加緊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說：改革軍隊制度，改革政治制度，發展民眾運動，厲行國防教育，鎮壓漢奸托派[9]，發展軍事工業，改良人民生活，是否應該認真去做呢？例如說：保衛武漢、保衛廣州、保衛西北和猛烈發展敵後游擊戰爭的口號，是否依然正確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戰爭形勢稍為好轉的時候，就準備在國共兩黨之間加緊磨擦一下，把對外的眼光轉到對內。這種情況，差不多每一個較大的勝仗之後，或敵人進攻暫時停頓之時，都要發生。所有上述一切，我們叫它做政治上軍事上的近視眼。這些話，講起來好像有道理，實際上是毫無根據、似是而非的空談。掃除這些空談，對於進行勝利的抗日戰爭，應該是有好處的。
　　（五）於是問題是：中國會亡嗎？答覆：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覆：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六）這些問題的主要論點，還在兩年之前我們就一般地指出了。還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變前五個月，盧溝橋事變前十二個月，我同美國記者斯諾先生的談話中，就已經一般地估計了中日戰爭的形勢，並提出了爭取勝利的各種方針。為備忘計，不妨抄錄幾段如下：

　　問：在什麼條件下，中國能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
　　答：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
　　問：你想，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
　　答：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實力和中日兩國其它許多決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說，除了主要地看中國自己的力量之外，國際間所給中國的援助和日本國內革命的援助也很有關係。如果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有力地發展起來，橫的方面和縱的方面都有效地組織起來，如果認清日本帝國主義威脅他們自己利益的各國政府和各國人民能給中國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來得快，則這次戰爭將迅速結束，中國將迅速勝利。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只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
　　問：從政治上和軍事上來看，你以為這個戰爭的前途會要如何發展？
　　答：日本的大陸政策已經確定了，那些以為同日本妥協，再犧牲一些中國的領土主權就能夠停止日本進攻的人們，他們的想法只是一種幻想。我們確切地知道，就是揚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經包括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之內。並且日本還想占領菲律賓、暹羅、越南、馬來半島和荷屬東印度，把外國和中國切開，獨占西南太平洋。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這樣的時期，中國無疑地要處於極端困難的地位。可是大多數中國人相信，這種困難是能夠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敗論者，因為他們害怕損失財產。有許多人想，一旦中國海岸被日本封鎖，中國就不能繼續作戰。這是廢話。為反駁他們，我們不妨舉出紅軍的戰爭史。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所占的優勢，比內戰時紅軍的地位強得多。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就是日本能占領中國一萬萬至二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離戰敗還很遠呢。我們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戰，而日本在整個戰爭中須得時時在其後方作防禦戰。中國經濟的不統一、不平衡，對於抗日戰爭反為有利。例如將上海和中國其它地方割斷，對於中國的損害，絕沒有將紐約和美國其它地方割斷對於美國的損害那樣嚴重。日本就是把中國沿海封鎖，中國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無法封鎖的。所以問題的中心點還是中國全體人民團結起來，樹立舉國一致的抗日陣線。這是我們早就提出了的。
　　問：假如戰爭拖得很長，日本沒有完全戰敗，共產黨能否同意講和，並承認日本統治東北？
　　答：不能。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樣，不容許日本保留中國的寸土。
　　問：照你的意見，這次解放戰爭，主要的戰略方針是什麼？
　　答：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後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的陣地戰。這並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於這些地點，只要有利，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局的戰略方針，必然要是運動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於輔助性質的第二種的方針。在地理上，戰場這樣廣大，我們作最有效的運動戰，是可能的。日軍遇到我軍的猛烈活動，必得謹慎。他們的戰爭機構很笨重，行動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們集中兵力在一個狹小的陣地上作消耗戰的抵抗，將使我軍失掉地理上和經濟組織上的有利條件，犯阿比西尼亞的錯誤。戰爭的前期，我們要避免一切大的決戰，要先用運動戰逐漸地破壞敵人軍隊的精神和戰鬥力。
　　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須知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僅僅是表示了全國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伏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使之疲於奔命。必須記住這個戰爭是在中國打的，這就是說，日軍要完全被敵對的中國人所包圍；日軍要被迫運來他們所需的軍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們要用重兵去保護交通線，時時謹防襲擊；另外，還要有一大部力量駐紮滿洲和日本內地。
　　在戰爭的過程中，中國能俘虜許多的日本兵，奪取許多的武器彈藥來武裝自己；同時，爭取外國的援助，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後期從事陣地戰，對於日本的占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它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占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後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斯諾：《西北印象記》）

　　抗戰十個月的經驗，證明上述論點的正確，以後也還將繼續證明它。
　　（七）還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一個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就在它的《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中，清楚地指出：

　　盧溝橋的挑戰和平津的占領，不過是日寇大舉進攻中國本部的開始。日寇已經開始了全國的戰時動員。他們的所謂“不求擴大”的宣傳，不過是掩護其進攻的煙幕彈。
　　七月七日盧溝橋的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
　　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抗戰的準備階段已經過去了。這一階段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
　　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
　　由於當前的抗戰還存在着嚴重的弱點，所以在今後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我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衝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地前進和發展。

　　抗戰十個月的經驗，同樣證明了上述論點的正確，以後也還將繼續證明它。
　　（八）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是一切錯誤觀點的認識論上的根源。他們看問題的方法是主觀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無根據地純主觀地說一頓；或者是只根據問題的一側面、一時候的表現，也同樣主觀地把它誇大起來，當作全體看。但是人們的錯誤觀點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根本的錯誤，帶一貫性，這是難於糾正的；另一類是偶然的錯誤，帶暫時性，這是易於糾正的。但既同為錯誤，就都有糾正的必要。因此，反對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採用客觀的觀點和全面的觀點去考察戰爭，才能使戰爭問題得出正確的結論。

問題的根據

　　（九）抗日戰爭為什麼是持久戰？最後勝利為什麼是中國的呢？根據在什麼地方呢？
　　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裡。分別地說來，戰爭的雙方有如下互相反對的許多特點。
　　（一○）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個強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個著名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一個。這是日本侵略戰爭的基本條件，戰爭的不可避免和中國的不能速勝，就建立在這個日本國家的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上面。然而第二，由於日本社會經濟的帝國主義性，就產生了日本戰爭的帝國主義性，它的戰爭是退步的和野蠻的。時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國主義，由於內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舉行空前大規模的冒險戰爭，而且使得它臨到最後崩潰的前夜。從社會行程說來，日本已不是興旺的國家，戰爭不能達到日本統治階級所期求的興旺，而將達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國主義的死亡。這就是所謂日本戰爭的退步性。跟着這個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個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這一特點，就產生了它的戰爭的特殊的野蠻性。這樣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國內的階級對立、日本民族和中國民族的對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對立。日本戰爭的退步性和野蠻性是日本戰爭必然失敗的主要根據。還不止此，第三，日本戰爭雖是在其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的基礎之上進行的，但同時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礎之上進行的。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雖強，但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國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日本統治者想從戰爭中解決這個困難問題，但同樣，將達到其所期求的反面，這就是說，它為解決這個困難問題而發動戰爭，結果將因戰爭而增加困難，戰爭將連它原有的東西也消耗掉。最後，第四，日本雖能得到國際法西斯國家的援助，但同時，卻又不能不遇到一個超過其國際援助力量的國際反對力量。這後一種力量將逐漸地增長，終究不但將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並將施其壓力於日本自身。這是失道寡助的規律，是從日本戰爭的本性產生出來的。總起來說，日本的長處是其戰爭力量之強，而其短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退步性、野蠻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國際形勢之寡助。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點。
　　（一一）中國方面：第一，我們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從鴉片戰爭[10]，太平天國[11]，戊戌維新[12]，辛亥革命[13]，直至北伐戰爭，一切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運動，都遭到了嚴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們依然是一個弱國，我們在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各方面都顯得不如敵人。戰爭之不可避免和中國之不能速勝，又在這個方面有其基礎。然而第二，中國近百年的解放運動積累到了今日，已經不同於任何歷史時期。各種內外反對力量雖給了解放運動以嚴重挫折，同時卻鍛煉了中國人民。今日中國的軍事、經濟、政治、文化雖不如日本之強，但在中國自己比較起來，卻有了比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更為進步的因素。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就是這種進步因素的代表。中國今天的解放戰爭，就是在這種進步的基礎上得到了持久戰和最後勝利的可能性。中國是如日方升的國家，這同日本帝國主義的沒落狀態恰是相反的對照。中國的戰爭是進步的，從這種進步性，就產生了中國戰爭的正義性。因為這個戰爭是正義的，就能喚起全國的團結，激起敵國人民的同情，爭取世界多數國家的援助。第三，中國又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這同日本又是一個相反的對比。最後，第四，由於中國戰爭的進步性、正義性而產生出來的國際廣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總起來說，中國的短處是戰爭力量之弱，而其長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進步性和正義性，在其是一個大國家，在其國際形勢之多助。這些都是中國的特點。
　　（一二）這樣看來，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強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於不利。中國反是，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比較地弱的，然而正處於進步的時代，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又有大國這個條件足以支持持久戰，世界的多數國家是會要援助中國的。——這些，就是中日戰爭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點。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着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規定了和規定着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後勝利屬於中國而不屬於日本。戰爭就是這些特點的比賽。這些特點在戰爭過程中將各依其本性發生變化，一切東西就都從這裡發生出來。這些特點是事實上存在的，不是虛造騙人的；是戰爭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殘缺不全的片段；是貫徹於雙方一切大小問題和一切作戰階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無的。觀察中日戰爭如果忘記了這些特點，那就必然要弄錯；即使某些意見一時有人相信，似乎不錯，但戰爭的經過必將證明它們是錯的。我們現在就根據這些特點來說明我們所要說的一切問題。

駁亡國論

　　（一三）亡國論者看到敵我強弱對比一個因素，從前就說“抗戰必亡”，現在又說“再戰必亡”。如果我們僅僅說，敵人雖強，但是小國，中國雖弱，但是大國，是不足以折服他們的。他們可以搬出元朝滅宋、清朝滅明的歷史證據，證明小而強的國家能夠滅亡大而弱的國家，而且是落後的滅亡進步的。如果我們說，這是古代，不足為據，他們又可以搬出英滅印度的事實，證明小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能夠滅亡大而弱的落後國家。所以還須提出其它的根據，才能把一切亡國論者的口封住，使他們心服，而使一切從事宣傳工作的人們得到充足的論據去說服還不明白和還不堅定的人們，鞏固其抗戰的信心。
　　（一四）這應該提出的根據是什麼呢？就是時代的特點。這個特點的具體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國的進步和多助。
　　（一五）我們的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中日兩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戰爭。在我們的敵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國主義，它已處於退步時代，不但和英滅印度時期英國還處於資本主義的進步時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也不相同。此次戰爭發動於世界帝國主義首先是法西斯國家大崩潰的前夜，敵人也正是為了這一點才舉行這個帶最後掙扎性的冒險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滅亡的不會是中國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集團，這是無可逃避的必然性。再則，當日本舉行戰爭的時候，正是世界各國或者已經遭遇戰爭或者快要遭遇戰爭的時候，大家都正在或準備着為反抗野蠻侵略而戰，中國這個國家又是同世界多數國家和多數人民利害相關的，這就是日本已經引起並還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數國家和多數人民的反對的根源。
　　（一六）中國方面呢？它已經不能和別的任何歷史時期相比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是它的特點，所以被稱為弱國。但是在同時，它又處於歷史上進步的時代，這就是足以戰勝日本的主要根據。所謂抗日戰爭是進步的，不是說普通一般的進步，不是說阿比西尼亞抗意戰爭的那種進步，也不是說太平天國或辛亥革命的那種進步，而是說今天中國的進步。今天中國的進步在什麼地方呢？在於它已經不是完全的封建國家，已經有了資本主義，有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有了已經覺悟或正在覺悟的廣大人民，有了共產黨，有了政治上進步的軍隊即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紅軍，有了數十年革命的傳統經驗，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十七年的經驗。這些經驗，教育了中國的人民，教育了中國的政黨，今天恰好作了團結抗日的基礎。如果說，在俄國，沒有一九○五年的經驗就不會有一九一七年的勝利；那末，我們也可以說，如果沒有十七年以來的經驗，也將不會有抗日的勝利。這是國內的條件。
　　國際的條件，使得中國在戰爭中不是孤立的，這一點也是歷史上空前的東西。歷史上不論中國的戰爭也罷，印度的戰爭也罷，都是孤立的。惟獨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空前廣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運動及其對於中國的援助。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國的工人和農民因此勝利了，但那個援助的規模還沒有今天廣大，性質也沒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運動，正在以空前的大規模和空前的深刻性發展着。蘇聯的存在，更是今天國際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極大的熱忱援助中國，這一現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沒有的。所有這些，造成了和造成着為中國最後勝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條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雖然還沒有，尚有待於來日，但是中國有進步和大國的條件，能夠延長戰爭的時間，促進並等候國際的援助。
　　（一七）加上日本是小國，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國是大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這一個條件，於是在強弱對比之外，就還有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這就是中國決不會亡的根據。強弱對比雖然規定了日本能夠在中國有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的橫行，中國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然而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又規定了日本不能橫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後的失敗，中國決不會亡，必然要取得最後的勝利。
　　（一八）阿比西尼亞為什麼滅亡了呢？第一，它不但是弱國，而且是小國。第二，它不如中國進步，它是一個古老的奴隸制到農奴制的國家，沒有資本主義，沒有資產階級政黨，更沒有共產黨，沒有中國這樣的軍隊，更沒有如同八路軍這樣的軍隊。第三，它不能等候國際的援助，它的戰爭是孤立的。第四，這是主要的，抗意戰爭領導方面有錯誤。阿比西尼亞因此滅亡了。然而阿比西尼亞還有相當廣大的游擊戰爭存在，如能堅持下去，是可以在未來的世界變動中據以恢復其祖國的。
　　（一九）如果亡國論者搬出中國近代解放運動的失敗史來證明“抗戰必亡”和“再戰必亡”的話，那我們的答覆也是時代不同一句話。中國本身、日本內部、國際環境都和過去不相同。日本比過去更強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變，力量依然頗弱，這一點是嚴重的情形。日本暫時還能控制其國內的人民，也還能利用國際間的矛盾作為其侵華的工具，這些都是事實。然而在長期的戰爭過程中，必然要發生相反的變化。這一點現在還不是事實，但是將來必然要成為事實的。這一點，亡國論者就拋棄不顧了。中國呢？不但現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黨、新的軍隊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餘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這些都必然會向前發展。雖然歷史上的解放運動屢次遭受挫折，使中國不能積蓄更大的力量用於今日的抗日戰爭——這是非常可痛惜的歷史的教訓，從今以後，再也不要自己摧殘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礎上，加上廣大的努力，必能逐漸前進，加強抗戰的力量。偉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這種努力的總方向。國際援助一方面，眼前雖然還看不見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國際局面根本已和過去兩樣，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醞釀中。中國近代無數解放運動的失敗都有其客觀和主觀的原因，都不能比擬今天的情況。在今天，雖然存在着許多困難條件，規定了抗日戰爭是艱難的戰爭，例如敵人之強，我們之弱，敵人的困難還剛在開始，我們的進步還很不夠，如此等等，然而戰勝敵人的有利條件是很多的，只須加上主觀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難而爭取勝利。這些有利條件，歷史上沒有一個時候可和今天比擬，這就是抗日戰爭必不會和歷史上的解放運動同歸失敗的理由。

妥協還是抗戰？腐敗還是進步？

　　（二○）亡國論之沒有根據，俱如上述。但是另有許多人，並非亡國論者，他們是愛國志士，卻對時局懷抱甚深的憂慮。他們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懼怕對日妥協，一是懷疑政治不能進步。這兩個可憂慮的問題在廣大的人們中間議論着，找不到解決的基點。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兩個問題。
　　（二一）前頭說過，妥協的問題是有其社會根源的，這個社會根源存在，妥協問題就不會不發生。但妥協是不會成功的。要證明這一點，仍不外向日本、中國、國際三方面找根據。第一是日本方面。還在抗戰初起時，我們就估計有一種醞釀妥協空氣的時機會要到來，那就是在敵人占領華北和江浙之後，可能出以勸降手段。後來果然來了這一手；但是危機隨即過去，原因之一是敵人採取了普遍的野蠻政策，實行公開的掠奪。中國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國奴。敵人的這一掠奪的即滅亡中國的政策，分為物質的和精神的兩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於中國人的；不但是對下層民眾，而且是對上層成分，——當然對後者稍為客氣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別，並無原則之分。大體上，敵人是將東三省的老辦法移植於內地。在物質上，掠奪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廣大人民啼飢號寒；掠奪生產工具，使中國民族工業歸於毀滅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殘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在太陽旗下，每個中國人只能當順民，做牛馬，不許有一絲一毫的中國氣。敵人的這一野蠻政策，還要施之於更深的內地。他的胃口很旺，不願停止戰爭。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內閣宣言的方針[14]，至今堅決執行，也不能不執行，這就激怒了一切階層的中國人。這是根據敵人戰爭的退步性野蠻性而來的，“在劫難逃”，於是形成了絕對的敵對。估計到某種時機，敵之勸降手段又將出現，某些亡國論者又將蠕蠕而動，而且難免勾結某些國際成分（英、美、法內部都有這種人，特別是英國的上層分子），狼狽為奸。但是大勢所趨，是降不了的，日本戰爭的堅決性和特殊的野蠻性，規定了這個問題的一方面。
　　（二二）第二是中國方面。中國堅持抗戰的因素有三個：其一，共產黨，這是領導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國民黨，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會投降。又其一，別的黨派，大多數是反對妥協、擁護抗戰的。這三者互相團結，誰要妥協就是站在漢奸方面，人人得而誅之。一切不願當漢奸的人，就不能不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到底，妥協就實際上難於成功。
　　（二三）第三是國際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上層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餘都不利於中國妥協而利於中國抗戰。這一因素影響到中國的希望。今天全國人民有一種希望，認為國際力量必將逐漸增強地援助中國。這種希望不是空的；特別是蘇聯的存在，鼓舞了中國的抗戰。空前強大的社會主義的蘇聯，它和中國是歷來休戚相關的。蘇聯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上層成分之唯利是圖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戰爭為其職志的。中國戰爭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個國際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蘇聯的援助上。中蘇兩國是地理接近的，這一點加重了日本的危機，便利了中國的抗戰。中日兩國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國抗戰的困難。然而中蘇的地理接近，卻是中國抗戰的有利條件。
　　（二四）由此可作結論：妥協的危機是存在的，但是能夠克服。因為敵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種程度的改變，但其根本改變是不可能的。中國內部有妥協的社會根源，但是反對妥協的占大多數。國際力量也有一部分贊助妥協，但是主要的力量贊助抗戰。這三種因素結合起來，就能克服妥協危機，堅持抗戰到底。
　　（二五）現在來答覆第二個問題。國內政治的改進，是和抗戰的堅持不能分離的。政治越改進，抗戰越能堅持；抗戰越堅持，政治就越能改進。但是基本上依賴于堅持抗戰。國民黨的各方面的不良現象是嚴重地存在着，這些不合理因素的歷史積累，使得廣大愛國志士發生很大的憂慮和煩悶。但是抗戰的經驗已經證明，十個月的中國人民的進步抵得上過去多少年的進步，並無使人悲觀的根據。歷史積累下來的腐敗現象，雖然很嚴重地阻礙着人民抗戰力量增長的速度，減少了戰爭的勝利，招致了戰爭的損失，但是中國、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許中國人民不進步。由於阻礙進步的因素即腐敗現象之存在，這種進步是緩慢的。進步和進步的緩慢是目前時局的兩個特點，後一個特點和戰爭的迫切要求很不相稱，這就是使得愛國志士們大為發愁的地方。然而我們是在革命戰爭中，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焰，也將清洗自己的污濁。凡屬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為改造事物開闢道路。中日戰爭將改造中日兩國；只要中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就一定能把舊日本化為新日本，把舊中國化為新中國，中日兩國的人和物都將在這次戰爭中和戰爭後獲得改造。我們把抗戰和建國聯繫起來看，是正當的。說日本也能獲得改造，是說日本統治者的侵略戰爭將走到失敗，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日本人民革命勝利之日，就是日本改造之時。這和中國的抗戰密切地聯繫着，這一個前途是應該看到的。

亡國論是不對的，速勝論也是不對的

　　（二六）我們已把強弱、大小、進步退步、多助寡助幾個敵我之間矛盾着的基本特點，作了比較研究，批駁了亡國論，答覆了為什麼不易妥協和為什麼政治可能進步的問題。亡國論者看重了強弱一個矛盾，把它誇大起來作為全部問題的論據，而忽略了其它的矛盾。他們只提強弱對比一點，是他們的片面性；他們將此片面的東西誇大起來看成全體，又是他們的主觀性。所以在全體說來，他們是沒有根據的，是錯誤的。那些並非亡國論者，也不是一貫的悲觀主義者，僅為一時候和一局部的敵我強弱情況或國內腐敗現象所迷惑，而一時地發生悲觀心理的人們，我們也得向他們指出，他們的觀點的來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觀性的傾向。但是他們的改正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會明白，因為他們是愛國志士，他們的錯誤是一時的。
　　（二七）然而速勝論者也是不對的。他們或則根本忘記了強弱這個矛盾，而單單記起了其它矛盾；或則對於中國的長處，誇大得離開了真實情況，變成另一種樣子；或則拿一時一地的強弱現象代替了全體中的強弱現象，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而自以為是。總之，他們沒有勇氣承認敵強我弱這件事實。他們常常抹殺這一點，因此抹殺了真理的一方面。他們又沒有勇氣承認自己長處之有限性，因而抹殺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錯誤來，這裡也是主觀性和片面性作怪。這些朋友們的心是好的，他們也是愛國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的看法則不對，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為估計不符合真相，行動就無法達到目的；勉強行去，敗軍亡國，結果和失敗主義者沒有兩樣。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二八）我們是否否認亡國危險呢？不否認的。我們承認在中國面前擺着解放和亡國兩個可能的前途，兩者在猛烈地鬥爭中。我們的任務在於實現解放而避免亡國。實現解放的條件，基本的是中國的進步，同時，加上敵人的困難和世界的援助。我們和亡國論者不同，我們客觀地而且全面地承認亡國和解放兩個可能同時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優勢及達到解放的條件，並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亡國論者則主觀地和片面地只承認亡國一個可能性，否認解放的可能性，更不會指出解放的條件和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我們對於妥協傾向和腐敗現象也是承認的，但是我們還看到其它傾向和其它現象，並指出二者之中後者對於前者將逐步地占優勢，二者在猛烈地鬥爭着；並指出後者實現的條件，為克服妥協傾向和轉變腐敗現象而努力。因此，我們並不悲觀，而悲觀的人們則與此相反。
　　（二九）我們也不是不喜歡速勝，誰也贊成明天一個早上就把“鬼子”趕出去。但是我們指出，沒有一定的條件，速勝只存在於頭腦之中，客觀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們客觀地並全面地估計到一切敵我情況，指出只有戰略的持久戰才是爭取最後勝利的唯一途徑，而排斥毫無根據的速勝論。我們主張為着爭取最後勝利所必要的一切條件而努力，條件多具備一分，早具備一日，勝利的把握就多一分，勝利的時間就早一日。我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縮短戰爭的過程，而排斥貪便宜尚空談的速勝論。

為什麼是持久戰？

　　（三○）現在我們來把持久戰問題研究一下。“為什麼是持久戰”這一個問題，只有依據全部敵我對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確的回答。例如單說敵人是帝國主義的強國，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就有陷入亡國論的危險。因為單純地以弱敵強，無論在理論上，在實際上，都不能產生持久的結果。單是大小或單是進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樣。大並小、小並大的事都是常有的。進步的國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強，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國家或事物所滅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隨因素，依敵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們說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是從全部敵我因素的相互關係產生的結論。敵強我弱，我有滅亡的危險。但敵尚有其它缺點，我尚有其它優點。敵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點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擴大。我方反是，我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強，缺點則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後勝利，避免滅亡，敵則將最後失敗，而不能避免整個帝國主義制度的崩潰。
　　（三一）既然敵之優點只有一個，余皆缺點，我之缺點只有一個，余皆優點，為什麼不能得出平衡結果，反而造成了現時敵之優勢我之劣勢呢？很明顯的，不能這樣形式地看問題。事情是現時敵我強弱的程度懸殊太大，敵之缺點一時還沒有也不能發展到足以減殺其強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優點一時也沒有且不能發展到足以補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現，而出現的是不平衡。
　　（三二）敵強我弱，敵是優勢而我是劣勢，這種情況，雖因我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而有所變化，但是還沒有產生基本的變化。所以，在戰爭的一定階段上，敵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勝利，我則將遭到一定程度的失敗。然而敵我都只限於這一定階段內一定程度上的勝或敗，不能超過而至於全勝或全敗，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一則敵強我弱之原來狀況就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二則由於我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更加造成這種相對的形勢。拿原來狀況來說，敵雖強，但敵之強已為其它不利的因素所減殺，不過此時還沒有減殺到足以破壞敵之優勢的必要的程度；我雖弱，但我之弱已為其它有利的因素所補充，不過此時還沒有補充到足以改變我之劣勢的必要的程度。於是形成敵是相對的強，我是相對的弱；敵是相對的優勢，我是相對的劣勢。雙方的強弱優劣原來都不是絕對的，加以戰爭過程中我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更加變化了敵我原來強弱優劣的形勢，因而敵我只限於一定階段內的一定程度上的勝或敗，造成了持久戰的局面。
　　（三三）然而情況是繼續變化的。戰爭過程中，只要我能運用正確的軍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則的錯誤，竭盡最善的努力，敵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將隨戰爭之延長而發展，必能繼續改變着敵我強弱的原來程度，繼續變化着敵我的優劣形勢。到了新的一定階段時，就將發生強弱程度上和優劣形勢上的大變化，而達到敵敗我勝的結果。
　　（三四）目前敵尚能勉強利用其強的因素，我之抗戰尚未給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進攻，反之，尚足以維持其進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劇本國階級對立和中國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戰爭之退步性和野蠻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礙其進攻的情況。敵人的國際孤立的因素也方在變化發展之中，還沒有達到完全的孤立。許多表示助我的國家的軍火資本家和戰爭原料資本家，尚在唯利是圖地供給日本以大量的戰爭物資[15]，他們的政府[16]亦尚不願和蘇聯一道用實際方法制裁日本。這一切，規定了我之抗戰不能速勝，而只能是持久戰。中國方面，弱的因素表現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雖在十個月抗戰中有了某種程度的進步，但距離足以阻止敵之進攻及準備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還遠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減弱。其各種有利因素，雖然都在起積極作用，但達到足以停止敵之進攻及準備我之反攻的程度則尚有待於巨大的努力。在國內，克服腐敗現象，增加進步速度；在國外，克服助日勢力，增加反日勢力，尚非目前的現實。這一切，又規定了戰爭不能速勝，而只能是持久戰。

持久戰的三個階段

　　（三五）中日戰爭既然是持久戰，最後勝利又將是屬於中國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設想，這種持久戰，將具體地表現於三個階段之中。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三個階段的具體情況不能預斷，但依目前條件來看，戰爭趨勢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觀現實的行程將是異常豐富和曲折變化的，誰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戰爭的“流年”來；然而給戰爭趨勢描畫一個輪廓，卻為戰略指導所必需。所以，儘管描畫的東西不能盡合將來的事實，而將為事實所校正，但是為着堅定地有目的地進行持久戰的戰略指導起見，描畫輪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三六）第一階段，現在還未完結。敵之企圖是攻占廣州、武漢、蘭州三點，並把三點聯繫起來。敵欲達此目的，至少出五十個師團，約一百五十萬兵員，時間一年半至兩年，用費將在一百萬萬日元以上。敵人如此深入，其困難是非常之大的，其後果將不堪設想。至欲完全占領粵漢鐵路和西蘭公路，將經歷非常危險的戰爭，未必盡能達其企圖。但是我們的作戰計劃，應把敵人可能占領三點甚至三點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區並可能互相聯繫起來作為一種基礎，部署持久戰，即令敵如此做，我也有應付之方。這一階段我所採取的戰爭形式，主要的是運動戰，而以游擊戰和陣地戰輔助之。陣地戰雖在此階段之第一期，由於國民黨軍事當局的主觀錯誤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從全階段看，仍然是輔助的。此階段中，中國已經結成了廣大的統一戰線，實現了空前的團結。敵雖已經採用過並且還將採用卑鄙無恥的勸降手段，企圖不費大力實現其速決計劃，整個地征服中國，但是過去的已經失敗，今後的也難成功。此階段中，中國雖有頗大的損失，但是同時卻有頗大的進步，這種進步就成為第二階段繼續抗戰的主要基礎。此階段中，蘇聯對於我國已經有了大量的援助。敵人方面，士氣已開始表現頹靡，敵人陸軍進攻的銳氣，此階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將更不如初期。敵之財政和經濟已開始表現其竭蹶狀態，人民和士兵的厭戰情緒已開始發生，戰爭指導集團的內部已開始表現其“戰爭的煩悶”，生長着對於戰爭前途的悲觀。
　　（三七）第二階段，可以名之曰戰略的相持階段。第一階段之末尾，由於敵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堅強抵抗，敵人將不得不決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戰略進攻終點，到達此終點以後，即停止其戰略進攻，轉入保守占領地的階段。此階段內，敵之企圖是保守占領地，以組織偽政府的欺騙辦法據之為己有，而從中國人民身上儘量搜括東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頑強的游擊戰爭。游擊戰爭在第一階段中乘着敵後空虛將有一個普遍的發展，建立許多根據地，基本上威脅到敵人占領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階段仍將有廣大的戰爭。此階段中我之作戰形式主要的是游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此時中國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規軍，不過一方面因敵在其占領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戰略守勢，一方面因中國技術條件一時未能完備，尚難迅即舉行戰略反攻。除正面防禦部隊外，我軍將大量地轉入敵後，比較地分散配置，依託一切敵人未占區域，配合民眾武裝，向敵人占領地作廣泛的和猛烈的游擊戰爭，並儘可能地調動敵人於運動戰中消滅之，如同現在山西的榜樣。此階段的戰爭是殘酷的，地方將遇到嚴重的破壞。但是游擊戰爭能夠勝利，做得好，可能使敵只能保守占領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區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們的，這就是敵人的大失敗，中國的大勝利。那時，整個敵人占領地將分為三種地區：第一種是敵人的根據地，第二種是游擊戰爭的根據地，第三種是雙方爭奪的游擊區。這個階段的時間的長短，依敵我力量增減變化的程度如何及國際形勢變動如何而定，大體上我們要準備付給較長的時間，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這將是中國很痛苦的時期，經濟困難和漢奸搗亂將是兩個很大的問題。敵人將大肆其破壞中國統一戰線的活動，一切敵之占領地的漢奸組織將合流組成所謂“統一政府”。我們內部，因大城市的喪失和戰爭的困難，動搖分子將大倡其妥協論，悲觀情緒將嚴重地增長。此時我們的任務，在於動員全國民眾，齊心一致，絕不動搖地堅持戰爭，把統一戰線擴大和鞏固起來，排除一切悲觀主義和妥協論，提倡艱苦鬥爭，實行新的戰時政策，熬過這一段艱難的路程。此階段內，必須號召全國堅決地維持一個統一政府，反對分裂，有計劃地增強作戰技術，改造軍隊，動員全民，準備反攻。此階段中，國際形勢將變到更於日本不利，雖可能有張伯倫[17]一類的遷就所謂“既成事實”的“現實主義”的調頭出現，但主要的國際勢力將變到進一步地援助中國。日本威脅南洋和威脅西伯利亞，將較之過去更加嚴重，甚至爆發新的戰爭。敵人方面，陷在中國泥潭中的幾十個師團抽不出去。廣大的游擊戰爭和人民抗日運動將疲憊這一大批日本軍，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進一步地增長其思鄉厭戰直至反戰的心理，從精神上瓦解這個軍隊。日本在中國的掠奪雖然不能說它絕對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資本缺乏，又困於游擊戰爭，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這個第二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渡階段，也將是最困難的時期，然而它是轉變的樞紐。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於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於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中國抗戰的三幕戲，這是第二幕。由於全體演員的努力，最精彩的結幕便能很好地演出來。
　　（三八）第三階段，是收復失地的反攻階段。收復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國自己在前階段中準備着的和在本階段中繼續地生長着的力量。然而單只自己的力量還是不夠的，還須依靠國際力量和敵國內部變化的援助，否則是不能勝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國的國際宣傳和外交工作的任務。這個階段，戰爭已不是戰略防禦，而將變為戰略反攻了，在現象上，並將表現為戰略進攻；已不是戰略內線，而將逐漸地變為戰略外線。直至打到鴨綠江邊，才算結束了這個戰爭。第三階段是持久戰的最後階段，所謂堅持戰爭到底，就是要走完這個階段的全程。這個階段我所採取的主要的戰爭形式仍將是運動戰，但是陣地戰將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說，第一階段的陣地防禦，由於當時的條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階段的陣地攻擊，由於條件的改變和任務的需要，將變成頗為重要的。此階段內的游擊戰，仍將輔助運動戰和陣地戰而起其戰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階段之變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三九）這樣看來，戰爭的長期性和隨之而來的殘酷性，是明顯的。敵人不能整個地吞併中國，但是能夠相當長期地占領中國的許多地方。中國也不能迅速地驅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將依然是中國的。最後是敵敗我勝，但是必須經過一段艱難的路程。
　　（四○）中國人民在這樣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間，將受到很好的鍛煉。參加戰爭的各政黨也將受到鍛煉和考驗。統一戰線必須堅持下去；只有堅持統一戰線，才能堅持戰爭；只有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戰爭，才能有最後勝利。果然是這樣，一切困難就能夠克服。跨過戰爭的艱難路程之後，勝利的坦途就到來了，這是戰爭的自然邏輯。
　　（四一）三個階段中，敵我力量的變化將循着下述的道路前進。第一階段敵是優勢，我是劣勢。我之這種劣勢，須估計抗戰以前到這一階段末尾，有兩種不同的變化。第一種是向下的。中國原來的劣勢，經過第一階段的消耗將更為嚴重，這就是土地、人口、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和文化機關等的減縮。第一階段的末尾，也許要減縮到相當大的程度，特別是經濟方面。這一點，將被人利用作為亡國論和妥協論的根據。然而必須看到第二種變化，即向上的變化。這就是戰爭中的經驗，軍隊的進步，政治的進步，人民的動員，文化的新方向的發展，游擊戰爭的出現，國際援助的增長等等。在第一階段，向下的東西是舊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量上。向上的東西是新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質上。這第二種變化，就給了我們以能夠持久和最後勝利的根據。
　　（四二）第一階段中，敵人方面也有兩種變化。第一種是向下的，表現在：幾十萬人的傷亡，武器和彈藥的消耗，士氣的頹靡，國內人心的不滿，貿易的縮減，一百萬萬日元以上的支出，國際輿論的責備等等方面。這個方面，又給予我們以能夠持久和最後勝利的根據。然而也要估計到敵人的第二種變化，即向上的變化。那就是他擴大了領土、人口和資源。在這點上面，又產生我們的抗戰是持久戰而不能速勝的根據，同時也將被一些人利用作為亡國論和妥協論的根據。但是我們必須估計敵人這種向上變化的暫時性和局部性。敵人是行將崩潰的帝國主義者，他占領中國的土地是暫時的。中國游擊戰爭的猛烈發展，將使他的占領區實際上限制在狹小的地帶。而且，敵人對中國土地的占領又產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國的矛盾。再則，根據東三省的經驗，日本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般地只能是支出資本時期，不能是收穫時期。所有這些，又是我們擊破亡國論和妥協論而建立持久論和最後勝利論的根據。
　　（四三）第二階段，上述雙方的變化將繼續發展，具體的情形不能預斷，但是大體上將是日本繼續向下，中國繼續向上[18]。例如日本的軍力、財力大量地消耗於中國的游擊戰爭，國內人心更加不滿，士氣更加頹靡，國際更感孤立。中國則政治、軍事、文化和人民動員將更加進步，游擊戰爭更加發展，經濟方面也將依憑內地的小工業和廣大的農業而有某種程度的新發展，國際援助將逐漸地增進，將比現在的情況大為改觀。這個第二階段，也許將經過相當長的時間。在這個時間內，敵我力量對比將發生巨大的相反的變化，中國將逐漸上升，日本則逐漸下降。那時中國將脫出劣勢，日本則脫出優勢，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優劣相反的地位。然後中國大體上將完成戰略反攻的準備而走到實行反攻、驅敵出國的階段。應該重複地指出：所謂變劣勢為優勢和完成反攻準備，是包括中國自己力量的增長、日本困難的增長和國際援助的增長在內的，總合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國的優勢，完成反攻的準備。
　　（四四）根據中國政治和經濟不平衡的狀態，第三階段的戰略反攻，在其前一時期將不是全國整齊劃一的姿態，而是帶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態。敵人採用各種分化手段破裂中國統一戰線的企圖，此階段中並不會減弱，因此，中國內部團結的任務更加重要，務不令內部不調致戰略反攻半途而廢。此時期中，國際形勢將變到大有利於中國。中國的任務，就在於利用這種國際形勢取得自己的徹底解放，建立獨立的民主國家，同時也就是幫助世界的反法西斯運動。
　　（四五）中國由劣勢到平衡到優勢，日本由優勢到平衡到劣勢，中國由防禦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進攻到保守到退卻——這就是中日戰爭的過程，中日戰爭的必然趨勢。
　　（四六）於是問題和結論是：中國會亡嗎？答覆：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覆：不能速勝，必須是持久戰。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嗎？我以為是正確的。
　　（四七）講到這裡，亡國論和妥協論者又將跑出來說：中國由劣勢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軍力和經濟力；由平衡到優勢，需要有超過日本的軍力和經濟力；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結論是不正確的。
　　（四八）這就是所謂“唯武器論”，是戰爭問題中的機械論，是主觀地和片面地看問題的意見。我們的意見與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國人的大多數、日本人的大多數、世界各國人的大多數是站在抗日戰爭方面的話，那末，日本少數人強制地掌握着的軍力和經濟力，還能算是優勢嗎？它不是優勢，那末，掌握比較劣勢的軍力和經濟力的中國，不就成了優勢嗎？沒有疑義，中國只要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其軍力和經濟力是能夠逐漸地加強的。而我們的敵人，經過長期戰爭和內外矛盾的削弱，其軍力和經濟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難道中國也不能變成優勢嗎？還不止此，目前我們不能把別國的軍力和經濟力大量地公開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難道將來也不能嗎？如果日本的敵人不止中國一個，如果將來有一國或幾國以其相當大量的軍力和經濟力公開地防禦或攻擊日本，公開地援助我們，那末，優勢不更在我們一方面嗎？日本是小國，其戰爭是退步的和野蠻的，其國際地位將益處於孤立；中國是大國，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其國際地位將益處於多助。所有這些，經過長期發展，難道還不能使敵我優劣的形勢確定地發生變化嗎？
　　（四九）速勝論者則不知道戰爭是力量的競賽，在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沒有起一定的變化以前，就要舉行戰略的決戰，就想提前到達解放之路，也是沒有根據的。其意見實行起來，一定不免於碰壁。或者只是空談快意，並不準備真正去做。最後則是事實先生跑將出來，給這些空談家一瓢冷水，證明他們不過是一些貪便宜、想少費氣力多得收成的空談主義者。這種空談主義過去和現在已經存在，但是還不算很多，戰爭發展到相持階段和反攻階段時，空談主義可能多起來。但是在同時，如果第一階段中國損失較大，第二階段時間拖得很長，亡國論和妥協論更將大大地流行。所以我們的火力，應該主要地向着亡國論和妥協論方面，而以次要的火力，反對空談主義的速勝論。
　　（五○）戰爭的長期性是確定了的，但是戰爭究將經過多少年月則誰也不能預斷，這個完全要看敵我力量變化的程度才能決定。一切想要縮短戰爭時間的人們，惟有努力於增加自己力量減少敵人力量之一法。具體地說，惟有努力於作戰多打勝仗，消耗敵人的軍隊，努力於發展游擊戰爭，使敵之占領地限制於最小的範圍，努力於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團結全國力量，努力於建設新軍和發展新的軍事工業，努力於推動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進步，努力於工、農、商、學各界人民的動員，努力於瓦解敵軍和爭取敵軍的士兵，努力於國際宣傳爭取國際的援助，努力於爭取日本的人民及其它被壓迫民族的援助，做了這一切，才能縮短戰爭的時間，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圖便的法門。

犬牙交錯的戰爭

　　（五一）我們可以斷言，持久戰的抗日戰爭，將在人類戰爭史中表現為光榮的特殊的一頁。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就是頗為特殊的一點，這是由於日本的野蠻和兵力不足，中國的進步和土地廣大這些矛盾因素產生出來的。犬牙交錯的戰爭，在歷史上也是有過的，俄國十月革命後的三年內戰，就有過這種情形。但其在中國的特點，是其特殊的長期性和廣大性，這將是突破歷史紀錄的東西。這種犬牙交錯的形態，表現在下述的幾種情況上。
　　（五二）內線和外線——抗日戰爭是整個處於內線作戰的地位的；但是主力軍和游擊隊的關係，則是主力軍在內線，游擊隊在外線，形成夾攻敵人的奇觀。各游擊區的關係亦然。各個游擊區都以自己為內線，而以其它各區為外線，又形成了很多夾攻敵人的火線。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戰略上內線作戰的正規軍是後退的，但是戰略上外線作戰的游擊隊則將廣泛地向着敵人後方大踏步前進，第二階段將更加猛烈地前進，形成了後退和前進的奇異形態。
　　（五三）有後方和無後方——利用國家的總後方，而把作戰線伸至敵人占領地之最後限界的，是主力軍。脫離總後方，而把作戰線伸至敵後的，是游擊隊。但在每一游擊區中，仍自有其小規模的後方，並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戰線。和這個區別的，是每一游擊區派遣出去向該區敵後臨時活動的游擊隊，他們不但沒有後方，也沒有作戰線。“無後方的作戰”，是新時代中領土廣大、人民進步、有先進政黨和先進軍隊的情況之下的革命戰爭的特點，沒有可怕而有大利，不應懷疑而應提倡。
　　（五四）包圍和反包圍——從整個戰爭看來，由於敵之戰略進攻和外線作戰，我處戰略防禦和內線作戰地位，無疑我是在敵之戰略包圍中。這是敵對於我之第一種包圍。由於我以數量上優勢的兵力，對於從戰略上的外線分數路向我前進之敵，採取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作戰方針，就可以把各路分進之敵的一路或幾路放在我之包圍中。這是我對於敵之第一種反包圍。再從敵後游擊戰爭的根據地看來，每一孤立的根據地都處於敵之四面或三面包圍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後者例如晉西北。這是敵對於我之第二種包圍。但若將各個游擊根據地聯繫起來看，並將各個游擊根據地和正規軍的陣地也聯繫起來看，我又把許多敵人都包圍起來，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圍了同蒲路（路之東西兩側及南端），四面包圍了太原城；河北、山東等省也有許多這樣的包圍。這又是我對於敵之第二種反包圍。這樣，敵我各有加於對方的兩種包圍，大體上好似下圍棋一樣，敵對於我我對於敵之戰役和戰鬥的作戰，好似吃子，敵的據點（例如太原）和我之游擊根據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圍棋也算在內，那就還有第三種敵我包圍，這就是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的關係。敵以前者來包圍中、蘇、法、捷等國，我以後者反包圍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圍好似如來佛的手掌，它將化成一座橫亙宇宙的五行山，把這幾個新式孫悟空——法西斯侵略主義者，最後壓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19]。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陣線，把中國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蘇聯及其它可能的國家也各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日本人民運動也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形成一個使法西斯孫悟空無處逃跑的天羅地網，那就是敵人死亡之時了。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完全打倒之日，必是這個天羅地網大體布成之時。這絲毫也不是笑話，而是戰爭的必然的趨勢。
　　（五五）大塊和小塊——一種可能，是敵占地區將占中國本部之大半，而中國本部完整的區域只占一小半。這是一種情形。但是敵占大半中，除東三省等地外，實際只能占領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說是一等的，依面積和人口來說可能只是敵占區中之小半，而普遍地發展的游擊區，反居其大半。這又是一種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範圍，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進來，則在面積上中國未失地區仍然是大半，而敵占地區包括東三省在內，也只是小半。這又是一種情形。完整區域當然是重要的，應集大力去經營，不但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文化方面也要緊。敵人已將我們過去的文化中心變為文化落後區域，而我們則要將過去的文化落後區域變為文化中心。同時，敵後廣大游擊區的經營也是非常之要緊的，也應把它們的各方面發展起來，也應發展其文化工作。總起來看，中國將是大塊的鄉村變為進步和光明的地區，而小塊的敵占區，尤其是大城市，將暫時地變為落後和黑暗的地區。
　　（五六）這樣看來，長期而又廣大的抗日戰爭，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錯的戰爭，這是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驚天動地的偉業。這個戰爭，不但將影響到中日兩國，大大推動兩國的進步，而且將影響到世界，推動各國首先是印度等被壓迫民族的進步。全中國人都應自覺地投入這個犬牙交錯的戰爭中去，這就是中華民族自求解放的戰爭形態，是半殖民地大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舉行的解放戰爭的特殊的形態。

為永久和平而戰

　　（五七）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性同爭取中國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離的。沒有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像今天一樣，戰爭是接近於永久和平的。由於階級的出現，幾千年來人類的生活中充滿了戰爭，每一個民族都不知打了幾多仗，或在民族集團之內打，或在民族集團之間打。打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帝國主義時期，仗就打得特別廣大和特別殘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在過去歷史上是空前的，但還不是絕後的戰爭。只有目前開始了的戰爭，接近於最後戰爭，就是說，接近於人類的永久和平。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進入了戰爭，你們看，一個意大利，又一個日本，一個阿比西尼亞，又一個西班牙，再一個中國。參加戰爭的這些國家共有差不多六萬萬人口，幾乎占了全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的戰爭的特點是無間斷和接近永久和平的性質。為什麼無間斷？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亞打了之後，接着意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國也搭了股份，接着日本又同中國打。還要接着誰呢？無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國打。“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20]，一點也不錯。目前的戰爭發展到世界大戰之間，是不會間斷的，人類的戰爭災難不可避免。為什麼又說這次戰爭接近於永久和平？這次戰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已開始的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的基礎上發生的，由於這種總危機，逼使各資本主義國家走入新的戰爭，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國家從事於新戰爭的冒險。我們可以預見這次戰爭的結果，將不是資本主義的獲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潰。這次戰爭，將比二十年前的戰爭更大，更殘酷，一切民族將無可避免地捲入進去，戰爭時間將拖得很長，人類將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於蘇聯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覺悟程度的提高，這次戰爭中無疑將出現偉大的革命戰爭，用以反對一切反革命戰爭，而使這次戰爭帶着為永久和平而戰的性質。即使爾後尚有一個戰爭時期，但是已離世界的永久和平不遠了。人類一經消滅了資本主義，便到達永久和平的時代，那時候便再也不要戰爭了。那時將不要軍隊，也不要兵船，不要軍用飛機，也不要毒氣。從此以後，人類將億萬斯年看不見戰爭。已經開始了的革命的戰爭，是這個為永久和平而戰的戰爭的一部分。占着五萬萬以上人口的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將占着重要的地位，中華民族的解放將從這個戰爭中得來。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國，是和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離的。因此，我們的抗日戰爭包含着為爭取永久和平而戰的性質。
　　（五八）歷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但是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對於後一類戰爭，我們共產黨人不但不反對，而且積極地參加。前一類戰爭，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雙方都是為着帝國主義利益而戰，所以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堅決地反對那一次戰爭。反對的方法，在戰爭未爆發前，極力阻止其爆發；既爆發後，只要有可能，就用戰爭反對戰爭，用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日本的戰爭是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內，都應該反對，也正在反對。我們中國，則從人民到政府，從共產黨到國民黨，一律舉起了義旗，進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的戰爭是神聖的、正義的，是進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達此目的，便須決一死戰，便須準備着一切犧牲，堅持到底，不達目的，決不停止。犧牲雖大，時間雖長，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經鮮明地擺在我們的前面。我們從事戰爭的信念，便建立在這個爭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國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要把戰爭延長到無盡期，我們則要把戰爭在一個不很久遠的將來給以結束。為了這個目的，人類大多數應該拿出極大的努力。四億五千萬的中國人占了全人類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夠一齊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創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對於爭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貢獻，無疑地是非常偉大的。這種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會經濟的行程已經接近了這一點，只須加上多數人的努力，幾十年工夫一定可以達到目的。

能動性在戰爭中

　　（五九）以上說的，都是說明為什麼是持久戰和為什麼最後勝利是中國的，大體上都是說的“是什麼”和“不是什麼”。以下，將轉到研究“怎樣做”和“不怎樣做”的問題上。怎樣進行持久戰和怎樣爭取最後勝利？這就是以下要答覆的問題。為了這個，我們將依次說明下列的問題：能動性在戰爭中，戰爭和政治，抗戰的政治動員，戰爭的目的，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殲滅戰，消耗戰，乘敵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戰爭的決戰問題，兵民是勝利之本。我們現在就從能動性問題說起吧。
　　（六○）我們反對主觀地看問題，說的是一個人的思想，不根據和不符合於客觀事實，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敗，故須反對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戰和最後勝利沒有人做就不會出現。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戰略、戰術，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點。一切根據和符合於客觀事實的思想是正確的思想，一切根據於正確思想的做或行動是正確的行動。我們必須發揚這樣的思想和行動，必須發揚這種自覺的能動性。抗日戰爭是要趕走帝國主義，變舊中國為新中國，必須動員全中國人民，統統發揚其抗日的自覺的能動性，才能達到目的。坐着不動，只有被滅亡，沒有持久戰，也沒有最後勝利。
　　（六一）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人類在戰爭中強烈地表現出這樣的特點。戰爭的勝負，固然決定於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然而不僅僅決定於這些；僅有這些，還只是有了勝負的可能性，它本身沒有分勝負。要分勝負，還須加上主觀的努力，這就是指導戰爭和實行戰爭，這就是戰爭中的自覺的能動性。
　　（六二）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戰爭指揮員活動的舞台，必須建築在客觀條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藉這個舞台，卻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戲劇來。在既定的客觀物質的基礎之上，抗日戰爭的指揮員就要發揮他們的威力，提挈全軍，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敵人，改變我們這個被侵略被壓迫的社會國家的狀態，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這裡就用得着而且必須用我們的主觀指導的能力。我們不贊成任何一個抗日戰爭的指揮員，離開客觀條件，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家，但是我們必須提倡每個抗日戰爭的指揮員變為勇敢而明智的將軍。他們不但要有壓倒敵人的勇氣，而且要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指揮員在戰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要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步驟地到達彼岸。作為戰爭指導規律的戰略戰術，就是戰爭大海中的游泳術。

戰爭和政治

　　（六三）“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革命戰爭，它的勝利，離不開戰爭的政治目的——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離不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總方針，離不開全國人民的動員，離不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等項政治原則，離不開統一戰線政策的良好執行，離不開文化的動員，離不開爭取國際力量和敵國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話，戰爭一刻也離不了政治。抗日軍人中，如有輕視政治的傾向，把戰爭孤立起來，變為戰爭絕對主義者，那是錯誤的，應加糾正。
　　（六四）但是戰爭有其特殊性，在這點上說，戰爭不即等於一般的政治。“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繼續”[21]。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於是爆發了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例如中國的半獨立地位，是日本帝國主義政治發展的障礙，日本要掃除它，所以發動了侵略戰爭。中國呢？帝國主義壓迫，早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障礙，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戰爭，企圖掃除這個障礙。日本現在用戰爭來壓迫，要完全斷絕中國革命的進路，所以不得不舉行抗日戰爭，決心要掃除這個障礙。障礙既除，政治的目的達到，戰爭結束。障礙沒有掃除得乾淨，戰爭仍須繼續進行，以求貫徹。例如抗日的任務未完，有想求妥協的，必不成功；因為即使因某種緣故妥協了，但是戰爭仍要起來，廣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繼續戰爭，貫徹戰爭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六五）基於戰爭的特殊性，就有戰爭的一套特殊組織，一套特殊方法，一種特殊過程。這組織，就是軍隊及其附隨的一切東西。這方法，就是指導戰爭的戰略戰術。這過程，就是敵對的軍隊互相使用有利於己不利於敵的戰略戰術從事攻擊或防禦的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形態。因此，戰爭的經驗是特殊的。一切參加戰爭的人們，必須脫出尋常習慣，而習慣於戰爭，方能爭取戰爭的勝利。

抗日的政治動員

　　（六六）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抗日以前，沒有抗日的政治動員，這是中國的大缺陷，已經輸了敵人一着。抗日以後，政治動員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說深入。人民的大多數，是從敵人的炮火和飛機炸彈那裡聽到消息的。這也是一種動員，但這是敵人替我們做的，不是我們自己做的。偏遠地區聽不到炮聲的人們，至今還是靜悄悄地在那裡過活。這種情形必須改變，不然，拚死活的戰爭就得不到勝利。決不可以再輸敵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發揮這一着去制勝敵人。這一着是關係絕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這一着實在是頭等重要。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要勝利，就要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然而一切這些，離不開動員老百姓。要勝利又忽視政治動員，叫做“南其轅而北其轍”，結果必然取消了勝利。
　　（六七）什麼是政治動員呢？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麼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麼關係。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必須把這個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其次，單單說明目的還不夠，還要說明達到此目的的步驟和政策，就是說，要有一個政治綱領。現在已經有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22]，又有了一個《抗戰建國綱領》[23]，應把它們普及於軍隊和人民，並動員所有的軍隊和人民實行起來。沒有一個明確的具體的政治綱領，是不能動員全軍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樣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幹部人員。現在國民黨統治地區有的一些，滄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眾口味，神氣和民眾隔膜，必須切實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動員就夠了，抗日戰爭的政治動員是經常的。不是將政治綱領背誦給老百姓聽，這樣的背誦是沒有人聽的；要聯繫戰爭發展的情況，聯繫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戰爭的政治動員，變成經常的運動。這是一件絕大的事，戰爭首先要靠它取得勝利。

戰爭的目的

　　（六八）這裡不是說戰爭的政治目的，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前面已經說過了。這裡說的，是作為人類流血的政治的所謂戰爭，兩軍相殺的戰爭，它的根本目的是什麼。戰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消滅敵人，就是解除敵人的武裝，也就是所謂“剝奪敵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滅其肉體）。古代戰爭，用矛用盾：矛是進攻的，為了消滅敵人；盾是防禦的，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還是這二者的繼續。轟炸機、機關槍、遠射程炮、毒氣，是矛的發展；防空掩蔽部、鋼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發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結合為一的新式武器。進攻，是消滅敵人的主要手段，但防禦也是不能廢的。進攻，是直接為了消滅敵人的，同時也是為了保存自己，因為如不消滅敵人，則自己將被消滅。防禦，是直接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時也是輔助進攻或準備轉入進攻的一種手段。退卻，屬於防禦一類，是防禦的繼續；而追擊，則是進攻的繼續。應該指出：戰爭目的中，消滅敵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為只有大量地消滅敵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為消滅敵人之主要手段的進攻是主要的，而作為消滅敵人之輔助手段和作為保存自己之一種手段的防禦，是第二位的。戰爭實際中，雖有許多時候以防禦為主，而在其餘時候以進攻為主，然而通戰爭的全體來看，進攻仍然是主要的。
　　（六九）怎樣解釋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呢？豈非與“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價的，有時是極大的代價。部分的暫時的犧牲（不保存），為了全體的永久的保存。我們說，基本上為着消滅敵人的進攻手段中，同時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這裡。防禦必須同時有進攻，而不應是單純的防禦，也是這個道理。
　　（七○）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個戰爭的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就是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戰爭目的，是戰爭的基本原則，一切技術的、戰術的、戰役的、戰略的原理原則，一點也離不開它。射擊原則的“蔭蔽身體，發揚火力”是什麼意思呢？前者為了保存自己，後者為了消滅敵人。因為前者，於是利用地形地物，採取躍進運動，疏開隊形，種種方法都發生了。因為後者，於是掃清射界，組織火網，種種方法也發生了。戰術上的突擊隊、鉗制隊、預備隊，第一種為了消滅敵人，第二種為了保存自己，第三種準備依情況使用於兩個目的——或者增援突擊隊，或者作為追擊隊，都是為了消滅敵人；或者增援鉗制隊，或者作為掩護隊，都是為了保存自己。照這樣，一切技術、戰術、戰役、戰略原則，一切技術、戰術、戰役、戰略行動，一點也離不開戰爭的目的，它普及於戰爭的全體，貫徹於戰爭的始終。
　　（七一）抗日戰爭的各級指導者，不能離開中日兩國之間各種互相對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導戰爭，也不能離開這個戰爭目的去指導戰爭。兩國之間各種互相對立的基本因素展開於戰爭的行動中，就變成互相為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鬥爭。我們的戰爭，在於力求每戰爭取不論大小的勝利，在於力求每戰解除敵人一部分武裝，損傷敵人一部分人馬器物。把這些部分地消滅敵人的成績積累起來，成為大的戰略勝利，達到最後驅敵出國，保衛祖國，建設新中國的政治目的。

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

　　（七二）現在來研究抗日戰爭中的具體的戰略方針。我們已說過了，抗日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是的，這是完全對的。但這是一般的方針，還不是具體的方針。怎樣具體地進行持久戰呢？這就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我們的答覆是：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即敵之進攻和保守階段中，應該是戰略防禦中的戰役和戰鬥的進攻戰，戰略持久中的戰役和戰鬥的速決戰，戰略內線中的戰役和戰鬥的外線作戰。在第三階段中，應該是戰略的反攻戰。
　　（七三）由於日本是帝國主義的強國，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日本是採取戰略進攻方針的，我們則居於戰略防禦地位。日本企圖採取戰略的速決戰，我們應自覺地採取戰略的持久戰。日本用其戰鬥力頗強的幾十個師團的陸軍（目前已到了三十個師團）和一部分海軍，從陸海兩面包圍和封鎖中國，又用空軍轟炸中國。目前日本的陸軍已占領從包頭到杭州的長陣線，海軍則到了福建廣東，形成了大範圍的外線作戰。我們則處於內線作戰地位。所有這些，都是由敵強我弱這個特點造成的。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然而在另一方面，則適得其反。日本雖強，但兵力不足。中國雖弱，但地大、人多、兵多。這裡就產生了兩個重要的結果。第一，敵以少兵臨大國，就只能占領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領區域，則空出了廣大地面無法占領，這就給了中國游擊戰爭以廣大活動的地盤。在全國，即使敵能占領廣州、武漢、蘭州之線及其附近的地區，但以外的地區是難於占領的，這就給了中國以進行持久戰和爭取最後勝利的總後方和中樞根據地。第二，敵以少兵臨多兵，便處於多兵的包圍中。敵分路向我進攻，敵處戰略外線，我處戰略內線，敵是戰略進攻，我是戰略防禦，看起來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廣和兵多兩個長處，不作死守的陣地戰，採用靈活的運動戰，以幾個師對他一個師，幾萬人對他一萬人，幾路對他一路，從戰場的外線，突然包圍其一路而攻擊之。於是敵之戰略作戰上的外線和進攻，在戰役和戰鬥的作戰上，就不得不變成內線和防禦。我之戰略作戰上的內線和防禦，在戰役和戰鬥的作戰上就變成了外線和進攻。對其一路如此，對其它路也是如此。以上兩點，都是從敵小我大這一特點發生的。又由於敵兵雖少，乃是強兵（武器和人員的教養程度），我兵雖多，乃是弱兵（也僅是武器和人員的教養程度，不是士氣），因此，在戰役和戰鬥的作戰上，我不但應以多兵打少兵，從外線打內線，還須採取速決戰的方針。為了實行速決，一般應不打駐止中之敵，而打運動中之敵。我預將大兵蔭蔽集結於敵必經通路之側，乘敵運動之際，突然前進，包圍而攻擊之，打他一個措手不及，迅速解決戰鬥。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滅他；打不好，也給他一個大的殺傷。一戰如此，他戰皆然。不說多了，每個月打得一個較大的勝仗，如像平型關台兒莊一類的，就能大大地沮喪敵人的精神，振起我軍的士氣，號召世界的聲援。這樣，我之戰略的持久戰，到戰場作戰就變成速決戰了。敵之戰略的速決戰，經過許多戰役和戰鬥的敗仗，就不得不改為持久戰。
　　（七五）上述這樣的戰役和戰鬥的作戰方針，一句話說完，就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對於我之戰略方針“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說來，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實現這樣的戰略方針之必要的方針。如果戰役和戰鬥方針也同樣是“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例如抗戰初起時期之所為，那就完全不適合敵小我大、敵強我弱這兩種情況，那就決然達不到戰略目的，達不到總的持久戰，而將為敵人所擊敗。所以，我們歷來主張全國組成若幹個大的野戰兵團，其兵力針對着敵人每個野戰兵團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採用上述方針，與敵周旋於廣大戰場之上。這種方針，不但是正規戰爭用得着，游擊戰爭也用得着，而且必須要用它。不但適用於戰爭的某一階段，而且適用於戰爭的全過程。戰略反攻階段，我之技術條件增強，以弱敵強這種情況即使完全沒有了，我仍用多兵從外線採取速決的進攻戰，就更能收大批俘獲的成效。例如我用兩個或三個或四個機械化的師對敵一個機械化的師，更能確定地消滅這個師。幾個大漢打一個大漢之容易打勝，這是常識中包含的真理。
　　（七六）如果我們堅決地採取了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不但在戰場上改變着敵我之間的強弱優劣形勢，而且將逐漸地變化着總的形勢。在戰場上，因為我是進攻，敵是防禦；我是多兵處外線，敵是少兵處內線；我是速決，敵雖企圖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於是在敵人方面，強者就變成了弱者，優勢就變成了劣勢；我軍方面反之，弱者變成了強者，劣勢變成了優勢。在打了許多這樣的勝仗之後，總的敵我形勢便將引起變化。這就是說，集合了許多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勝利以後，就逐漸地增強了自己，削弱了敵人，於是總的強弱優劣形勢，就不能不受其影響而發生變化。到那時，配合着我們自己的其它條件，再配合着敵人內部的變動和國際上的有利形勢，就能使敵我總的形勢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優敵劣。那時，就是我們實行反攻驅敵出國的時機了。
　　（七七）戰爭是力量的競賽，但力量在戰爭過程中變化其原來的形態。在這裡，主觀的努力，多打勝仗，少犯錯誤，是決定的因素。客觀因素具備着這種變化的可能性，但實現這種可能性，就需要正確的方針和主觀的努力。這時候，主觀作用是決定的了。

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

　　（七八）上面說過的戰役和戰鬥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中心點在於一個進攻；外線是說的進攻的範圍，速決是說的進攻的時間，所以叫它做“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是實行持久戰的最好的方針，也即是所謂運動戰的方針。但是這個方針實行起來，離不了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三個問題。
　　（七九）前面已說過了自覺的能動性，為什麼又說主動性呢？自覺的能動性，說的是自覺的活動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點，這種人的特點，特別強烈地表現於戰爭中，這些是前面說過了的。這裡說的主動性，說的是軍隊行動的自由權，是用以區別於被迫處於不自由狀態的。行動自由是軍隊的命脈，失了這種自由，軍隊就接近於被打敗或被消滅。一個士兵被繳械，是這個士兵失了行動自由被迫處於被動地位的結果。一個軍隊的戰敗，也是一樣。為此緣故，戰爭的雙方，都力爭主動，力避被動。我們提出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以及為了實現這種進攻戰的靈活性、計劃性，可以說都是為了爭取主動權，以便逼敵處於被動地位，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之目的。但主動或被動是和戰爭力量的優勢或劣勢分不開的。因而也是和主觀指導的正確或錯誤分不開的。此外，也還有利用敵人的錯覺和不意來爭取自己主動和逼敵處於被動的情形。下面就來分析這幾點。
　　（八○）主動是和戰爭力量的優勢不能分離的，而被動則和戰爭力量的劣勢分不開。戰爭力量的優勢或劣勢，是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戰略的主動地位，自然以戰略的進攻戰為較能掌握和發揮，然而貫徹始終和普及各地的主動地位，即絕對的主動權，只有以絕對優勢對絕對劣勢才有可能。一個身體壯健者和一個重病患者角斗，前者便有絕對的主動權。如果日本沒有許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幾百萬至一千萬大兵，財源比現在多過幾倍，又沒有民眾和外國的敵對，又不實行野蠻政策招致中國人民拚死命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種絕對的優勢，它便有一種貫徹始終和普及各地的絕對的主動權。但在歷史上，這類絕對優勢的事情，在戰爭和戰役的結局是存在的，戰爭和戰役的開頭則少見。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屈服的前夜，這時協約國變成了絕對優勢，德國則變成了絕對劣勢，結果德國失敗，協約國獲勝，這是戰爭結局存在着絕對的優勢和劣勢之例。又如台兒莊勝利的前夜，這時當地孤立的日軍經過苦戰之後，已處於絕對的劣勢，我軍則造成了絕對的優勢，結果敵敗我勝，這是戰役結局存在着絕對的優勢和劣勢之例。戰爭或戰役也有以相對的優劣或平衡狀態而結局的，那時，在戰爭則出現妥協，在戰役則出現對峙。但一般是以絕對的優劣而分勝負居多數。所有這些，都是戰爭或戰役的結局，而非戰爭或戰役的開頭。中日戰爭的最後結局，可以預斷，日本將以絕對劣勢而失敗，中國將以絕對優勢而獲勝；但是在目前，則雙方的優劣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日本因其具有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這個有利因素，對於我們弱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占了優勢，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動權的基礎。但是因為它的軍力等等數量不多，又有其它許多不利因素，它的優勢便為它自己的矛盾所減殺。及到中國，又碰到了中國的地大、人多、兵多和堅強的民族抗戰，它的優勢再為之減殺。於是在總的方面，它的地位就變成一種相對的優勢，因而其主動權的發揮和維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對的東西。中國方面，雖然在力量的強度上是劣勢，因此造成了戰略上的某種被動姿態，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員的數量上，並且又在人民和軍隊的敵愾心和士氣上，卻處於優勢，這種優勢再加上其它的有利因素，便減殺了自己軍力、經濟力等的劣勢的程度，使之變為戰略上的相對的劣勢。因而也減少了被動的程度，僅處於戰略上的相對的被動地位。然而被動總是不利的，必須力求脫離它。軍事上的辦法，就是堅決地實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和發動敵後的游擊戰爭，在戰役的運動戰和游擊戰中取得許多局部的壓倒敵人的優勢和主動地位。通過這樣許多戰役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就能逐漸地造成戰略的優勢和戰略的主動地位，戰略的劣勢和被動地位就能脫出了。這就是主動和被動之間、優勢和劣勢之間的相互關係。
　　（八一）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之間的關係。如上所述，我之相對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地位，是能夠脫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們許多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去剝奪敵人的許多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把他拋入劣勢和被動。把這些局部的東西集合起來，就成了我們的戰略優勢和戰略主動，敵人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這樣的轉變，依靠主觀上的正確指導。為什麼呢？我要優勢和主動，敵人也要這個，從這點上看，戰爭就是兩軍指揮員以軍力財力等項物質基礎作地盤，互爭優勢和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競賽結果，有勝有敗，除了客觀物質條件的比較外，勝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正確，敗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錯誤。我們承認戰爭現象是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象更難捉摸，更少確實性，即更帶所謂“蓋然性”。但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因此，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24]，仍是科學的真理。錯誤由於對彼己的無知，戰爭的特性也使人們在許多的場合無法全知彼己，因此產生了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的不確實性，產生了錯誤和失敗。然而不管怎樣的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種偵察手段，繼之以指揮員的聰明的推論和判斷，減少錯誤，實現一般的正確指導，是做得到的。我們有了這個“一般地正確的指導”做武器，就能多打勝仗，就能變劣勢為優勢，變被動為主動。這是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之間的關係。
　　（八二）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影響到優勢劣勢和主動被動的變化，觀於強大之軍打敗仗、弱小之軍打勝仗的歷史事實而益信。中外歷史上這類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國如晉楚城濮之戰[25]，楚漢成皋之戰[26]，韓信破趙之戰[27]，新漢昆陽之戰[28]，袁曹官渡之戰[29]，吳魏赤壁之戰[30]，吳蜀彝陵之戰[31]，秦晉淝水之戰[32]等等，外國如拿破崙的多數戰役[33]，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內戰，都是以少擊眾，以劣勢對優勢而獲勝。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優勢和主動，向着敵人局部的劣勢和被動，一戰而勝，再及其餘，各個擊破，全局因而轉成了優勢，轉成了主動。在原占優勢和主動之敵則反是；由於其主觀錯誤和內部矛盾，可以將其很好的或較好的優勢和主動地位，完全喪失，化為敗軍之將，亡國之君。由此可知，戰爭力量的優劣本身，固然是決定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但還不是主動或被動的現實事物，必待經過鬥爭，經過主觀能力的競賽，方才出現事實上的主動或被動。在鬥爭中，由於主觀指導的正確或錯誤，可以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也可以化優勢為劣勢，化主動為被動。一切統治王朝打不贏革命軍，可見單是某種優勢還沒有確定主動地位，更沒有確定最後勝利。主動和勝利，是可以根據真實的情況，經過主觀能力的活躍，取得一定的條件，而由劣勢和被動者從優勢和主動者手裡奪取過來的。
　　（八三）錯覺和不意，可以喪失優勢和主動。因而有計劃地造成敵人的錯覺，給以不意的攻擊，是造成優勢和奪取主動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錯覺是什麼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34]，是錯覺之一例。“聲東擊西”，是造成敵人錯覺之一法。在優越的民眾條件具備，足以封鎖消息時，採用各種欺騙敵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敵於判斷錯誤和行動錯誤的苦境，因而喪失其優勢和主動。“兵不厭詐”，就是指的這件事情。什麼是不意？就是無準備。優勢而無準備，不是真正的優勢，也沒有主動。懂得這一點，劣勢而有準備之軍，常可對敵舉行不意的攻勢，把優勢者打敗。我們說運動之敵好打，就是因為敵在不意即無準備中。這兩件事——造成敵人的錯覺和出以不意的攻擊，即是以戰爭的不確實性給予敵人，而給自己以儘可能大的確實性，用以爭取我之優勢和主動，爭取我之勝利。要做到這些，先決條件是優越的民眾組織。因此，發動所有一切反對敵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裝起來，對敵進行廣泛的襲擊，同時即用以封鎖消息，掩護我軍，使敵無從知道我軍將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去攻擊他，造成他的錯覺和不意的客觀基礎，是非常之重要的。過去土地革命戰爭時代的中國紅軍，以弱小的軍力而常打勝仗，得力於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了的民眾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戰爭照規矩應比土地革命戰爭更能獲得廣大民眾的援助；可是因為歷史的錯誤[35]，民眾是散的，不但倉卒難為我用，且時為敵人所利用。只有堅決地廣泛地發動全體的民眾，方能在戰爭的一切需要上給以無窮無盡的供給。在這個給敵以錯覺和給敵以不意以便戰而勝之的戰爭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36]。我們要把敵人的眼睛和耳朵儘可能地封住，使他們變成瞎子和聾子，要把他們的指揮員的心儘可能地弄得混亂些，使他們變成瘋子，用以爭取自己的勝利。所有這些，也都是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之間的相互關係。戰勝日本是少不了這種主觀指導的。
　　（八四）大抵日本在其進攻階段中，因其軍力之強和利用我之主觀上的歷史錯誤和現時錯誤，它是一般地處於主動地位的。但是這種主動，已隨其本身帶着許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戰爭中也犯了些主觀錯誤（詳論見後），與乎我方具備着許多有利因素，而開始了部分的減弱。敵之在台兒莊失敗和山西困處，就是顯證。我在敵後游擊戰爭的廣大發展，則使其占領地的守軍完全處於被動地位。雖則敵人此時還在其主動的戰略進攻中，但他的主動將隨其戰略進攻的停止而結束。敵之兵力不足，沒有可能作無限制的進攻，這是他不能繼續保持主動地位的第一個根源。我之戰役的進攻戰，在敵後的游擊戰爭及其它條件，這是他不能不停止進攻於一定限度和不能繼續保持主動地位的第二個根源。蘇聯的存在及其它國際變化，是第三個根源。由此可見，敵人的主動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夠破壞的。中國如能在作戰方法上堅持主力軍的戰役和戰鬥的進攻戰，猛烈地發展敵後的游擊戰爭，並從政治上大大地發動民眾，我之戰略主動地位便能逐漸樹立起來。
　　（八五）現在來說靈活性。靈活性是什麼呢？就是具體地實現主動性於作戰中的東西，就是靈活地使用兵力。靈活地使用兵力這件事，是戰爭指揮的中心任務，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戰爭的事業，除了組織和教育軍隊，組織和教育人民等項之外，就是使用軍隊於戰鬥，而一切都是為了戰鬥的勝利。組織軍隊等等固然困難，但使用軍隊則更加困難，特別是在以弱敵強的情況之中。做這件事需要極大的主觀能力，需要克服戰爭特性中的紛亂、黑暗和不確實性，而從其中找出條理、光明和確實性來，方能實現指揮上的靈活性。
　　（八六）抗日戰爭戰場作戰的基本方針，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執行這個方針，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進和合擊、攻擊和防禦、突擊和鉗制、包圍和迂迴、前進和後退種種的戰術或方法。懂得這些戰術是容易的，靈活地使用和變換這些戰術，就不容易了。這裡有時機、地點、部隊三個關節。不得其時，不得其地，不得於部隊之情況，都將不能取勝。例如進攻某一運動中之敵，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給了敵人以預防條件；打遲了，敵已集中駐止，變為啃硬骨頭。這就是時機問題。突擊點選在左翼，恰當敵之弱點，容易取勝；選在右翼，碰在敵人的釘子上，不能奏效。這就是地點問題。以我之某一部隊執行某種任務，容易取勝；以另一部隊執行同樣任務，難於收效。這就是部隊情況問題。不但使用戰術，還須變換戰術。攻擊變為防禦，防禦變為攻擊，前進變為後退，後退變為前進，鉗制隊變為突擊隊，突擊隊變為鉗制隊，以及包圍迂迴等等之互相變換，依據敵我部隊、敵我地形的情況，及時地恰當地給以變換，是靈活性的指揮之重要任務。戰鬥指揮如此，戰役和戰略指揮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37]，這個“妙”，我們叫做靈活性，這是聰明的指揮員的出產品。靈活不是妄動，妄動是應該拒絕的。靈活，是聰明的指揮員，基於客觀情況，“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等項）而採取及時的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即是所謂“運用之妙”。基於這種運用之妙，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能較多地取得勝利，就能轉變敵我優劣形勢，就能實現我對於敵的主動權，就能壓倒敵人而擊破之，而最後勝利就屬於我們了。
　　（八八）現在來說計劃性。由於戰爭所特有的不確實性，實現計劃性於戰爭，較之實現計劃性於別的事業，是要困難得多的。然而，“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38]，沒有事先的計劃和準備，就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戰爭沒有絕對的確實性，但不是沒有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我之一方是比較地確實的。敵之一方很不確實，但也有朕兆可尋，有端倪可察，有前後現象可供思索。這就構成了所謂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戰爭的計劃性就有了客觀基礎。近代技術（有線電、無線電、飛機、汽車、鐵道、輪船等）的發達，又使戰爭的計劃性增大了可能。但由於戰爭只有程度頗低和時間頗暫的確實性，戰爭的計劃性就很難完全和固定，它隨戰爭的運動（或流動，或推移）而運動，且依戰爭範圍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戰術計劃，例如小兵團和小部隊的攻擊或防禦計劃，常須一日數變。戰役計劃，即大兵團的行動計劃，大體能終戰役之局，但在該戰役內，部分的改變是常有的，全部的改變也間或有之。戰略計劃，是基於戰爭雙方總的情況而來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戰略階段內適用，戰爭向着新的階段推移，戰略計劃便須改變。戰術、戰役和戰略計劃之各依其範圍和情況而確定而改變，是戰爭指揮的重要關節，也即是戰爭靈活性的具體的實施，也即是實際的運用之妙。抗日戰爭的各級指揮員，對此應當加以注意。
　　（八九）有些人，基於戰爭的流動性，就從根本上否認戰爭計劃或戰爭方針之相對的固定性，說這樣的計劃或方針是“機械的”東西。這種意見是錯誤的。如上條所述，我們完全承認：由於戰爭情況之只有相對的確實性和戰爭是迅速地向前流動的（或運動的，推移的），戰爭的計劃或方針，也只應給以相對的固定性，必須根據情況的變化和戰爭的流動而適時地加以更換或修改，不這樣做，我們就變成機械主義者。然而決不能否認一定時間內的相對地固定的戰爭計劃或方針；否認了這點，就否認了一切，連戰爭本身，連說話的人，都否認了。由於戰爭的情況和行動都有其相對的固定性，因而應之而生的戰爭計劃或方針，也就必須拿相對的固定性賦予它。例如，由於華北戰爭的情況和八路軍分散作戰的行動有其在一定階段內的固定性，因而在這一定階段內賦予相對的固定性於八路軍的“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種戰略的作戰方針，是完全必要的。戰役方針，較之上述戰略方針適用的時間要短促些，戰術方針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時間的固定性。否認了這點，戰爭就無從着手，成為毫無定見，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這也是、那也是的戰爭相對主義了。沒有人否認，就是在某一一定時間內適用的方針，它也是在流動的，沒有這種流動，就不會有這一方針的廢止和另一方針的採用。然而這種流動是有限制的，即流動於執行這一方針的各種不同的戰爭行動的範圍中，而不是這一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流動，即是說，是數的流動，不是質的流動。這種根本性質，在一定時間內是決不流動的，我們所謂一定時間內的相對的固定性，就是指的這一點。在絕對流動的整個戰爭長河中有其各個特定階段上的相對的固定性——這就是我們對於戰爭計劃或戰爭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意見。
　　（九○）在說過了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和戰役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又說過了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之後，我們可以總起來說幾句。抗日戰爭應該是有計劃的。戰爭計劃即戰略戰術的具體運用，要帶靈活性，使之能適應戰爭的情況。要處處照顧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以便改變敵我之間的形勢。而一切這些，都表現於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同時也就表現於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之中。

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

　　（九一）作為戰爭內容的戰略內線、戰略持久、戰略防禦中的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在戰爭形式上就表現為運動戰。運動戰，就是正規兵團在長的戰線和大的戰區上面，從事於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形式。同時，也把為了便利於執行這種進攻戰而在某些必要時機執行着的所謂“運動性的防禦”包括在內，並且也把起輔助作用的陣地攻擊和陣地防禦包括在內。它的特點是：正規兵團，戰役和戰鬥的優勢兵力，進攻性和流動性。
　　（九二）中國版圖廣大，兵員眾多，但軍隊的技術和教養不足；敵人則兵力不足，但技術和教養比較優良。在此種情形下，無疑地應以進攻的運動戰為主要的作戰形式，而以其它形式輔助之，組成整個的運動戰。在這裡，要反對所謂“有退無進”的逃跑主義，同時也要反對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
　　（九三）運動戰的特點之一，是其流動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戰軍的大踏步的前進和後退。然而，這和韓復榘式的逃跑主義[39]是沒有相同之點的。戰爭的基本要求是：消滅敵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於消滅敵人；而消滅敵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運動戰決不能被韓復榘一類人所藉口，決不是只有向後的運動，沒有向前的運動；這樣的“運動”，否定了運動戰的基本的進攻性，實行的結果，中國雖大，也是要被“運動”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種思想也是不對的，即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我們主張以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為內容的運動戰，其中包括了輔助作用的陣地戰，又包括了“運動性的防禦”和退卻，沒有這些，運動戰便不能充分地執行。拚命主義是軍事上的近視眼，其根源常是懼怕喪失土地。拚命主義者不知道運動戰的特點之一是其流動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戰軍的大踏步的進退。積極方面，為了陷敵於不利而利於我之作戰，常常要求敵人在運動中，並要求有利於我之許多條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敵情、能封鎖消息的居民、敵人的疲勞和不意等。這就要求敵人的前進，雖暫時地喪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為暫時地部分地喪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復土地的代價。消極方面，凡被迫處於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軍力的保存時，應該勇敢地退卻，以便保存軍力，在新的時機中再行打擊敵人。拚命主義者不知此理，明明已處於確定了的不利情況，還要爭一城一地的得失，結果不但城和地俱失，軍力也不能保存。我們歷來主張“誘敵深入”，就是因為這是戰略防禦中弱軍對強軍作戰的最有效的軍事政策。
　　（九五）抗日戰爭的作戰形式中，主要的是運動戰，其次就要算游擊戰了。我們說，整個戰爭中，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說的是解決戰爭的命運，主要是依靠正規戰，尤其是其中的運動戰，游擊戰不能擔負這種解決戰爭命運的主要的責任。但這不是說：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不重要。游擊戰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僅僅次於運動戰，因為沒有游擊戰的輔助，也就不能戰勝敵人。這樣說，是包括了游擊戰向運動戰發展這一個戰略任務在內的。長期的殘酷的戰爭中間，游擊戰不停止於原來地位，它將把自己提高到運動戰。這樣，游擊戰的戰略作用就有兩方面：一是輔助正規戰，一是把自己也變為正規戰。至於就游擊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空前廣大和空前持久的意義說來，它的戰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輕視的了。因此，在中國，游擊戰的本身，不只有戰術問題，還有它的特殊的戰略問題。這個問題，我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裡面已經說到了。前面說過，抗日戰爭三個戰略階段的作戰形式，第一階段，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和陣地戰是輔助的。第二階段，則游擊戰將升到主要地位，而以運動戰和陣地戰輔助之。第三階段，運動戰再升為主要形式，而輔之以陣地戰和游擊戰。但這個第三階段的運動戰，已不全是由原來的正規軍負擔，而將由原來的游擊軍從游擊戰提高到運動戰去擔負其一部分，也許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從三個階段來看，中國抗日戰爭中的游擊戰，決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將在人類戰爭史上演出空前偉大的一幕。為此緣故，在全國的數百萬正規軍中間，至少指定數十萬人，分散於所有一切敵占地區，發動和配合民眾武裝，從事游擊戰爭，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軍隊，要自覺地負擔這種神聖任務，不要以為少打大仗，一時顯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資格，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游擊戰爭沒有正規戰爭那樣迅速的成效和顯赫的名聲，但是“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在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游擊戰爭將表現其很大的威力，實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業。並且正規軍分散作游擊戰，集合起來又可作運動戰，八路軍就是這樣做的。八路軍的方針是：“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反對這個方針的人們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九六）防禦的和攻擊的陣地戰，在中國今天的技術條件下，一般都不能執行，這也就是我們表現弱的地方。再則敵人又利用中國土地廣大一點，迴避我們的陣地設施。因此陣地戰就不能用為重要手段，更不待說用為主要手段。然而在戰爭的第一第二兩階段中，包括於運動戰範圍，而在戰役作戰上起其輔助作用的局部的陣地戰，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為着節節抵抗以求消耗敵人和爭取餘裕時間之目的，而採取半陣地性的所謂“運動性的防禦”，更是屬於運動戰的必要部分。中國須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戰略反攻階段中能夠充分地執行陣地攻擊的任務。戰略反攻階段，無疑地將提高陣地戰的地位，因為那時敵人將堅守陣地，沒有我之有力的陣地攻擊以配合運動戰，將不能達到收復失地之目的。雖然如此，第三階段中，我們仍須力爭以運動戰為戰爭的主要形式。因為戰爭的領導藝術和人的活躍性，臨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期以後西歐地區那樣的陣地戰，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廣大版圖的中國境內作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方面又還保存着技術貧弱這種情況，“把戰爭從壕溝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現。就在第三階段，中國技術條件雖已增進，但仍不見得能夠超過敵人，這樣也就被逼着非努力講求高度的運動戰，不能達到最後勝利之目的。這樣，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將不會以陣地戰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運動戰和游擊戰。在這些戰爭形式中，戰爭的領導藝術和人的活躍性能夠得到充分地發揮的機會，這又是我們不幸中的幸事啊！

消耗戰，殲滅戰

　　（九七）前頭說過，戰爭本質即戰爭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然而達此目的的戰爭形式，有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三種，實現時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謂消耗戰和殲滅戰之別。
　　（九八）我們首先可以說，抗日戰爭是消耗戰，同時又是殲滅戰。為什麼？敵之強的因素尚在發揮，戰略上的優勢和主動依然存在，沒有戰役和戰鬥的殲滅戰，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減殺其強的因素，破壞其優勢和主動。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戰略上的劣勢和被動還未脫離，為了爭取時間，加強國內國際條件，改變自己的不利狀態，沒有戰役和戰鬥的殲滅戰，也不能成功。因此，戰役的殲滅戰是達到戰略的消耗戰之目的的手段。在這點上說，殲滅戰就是消耗戰。中國之能夠進行持久戰，用殲滅達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九九）但達到戰略消耗目的的，還有戰役的消耗戰。大抵運動戰是執行殲滅任務的，陣地戰是執行消耗任務的，游擊戰是執行消耗任務同時又執行殲滅任務的，三者互有區別。在這點上說，殲滅戰不同於消耗戰。戰役的消耗戰，是輔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戰所需要的。
　　（一○○）從理論上和需要上說來，中國在防禦階段中，應該利用運動戰之主要的殲滅性，游擊戰之部分的殲滅性，加上輔助性質的陣地戰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擊戰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達到大量消耗敵人的戰略目的。在相持階段中，繼續利用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殲滅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敵人。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使戰局持久，逐漸地轉變敵我形勢，準備反攻的條件。戰略反攻時，繼續用殲滅達到消耗，以便最後地驅逐敵人。
　　（一○一）但是在事實上，十個月的經驗是，許多甚至多數的運動戰戰役，打成了消耗戰；游擊戰之應有的殲滅作用，在某些地區，也還未提到應有的程度。這種情況的好處是，無論如何我們總算消耗了敵人，對於持久作戰和最後勝利有其意義，我們的血不是白流的。然而缺點是：一則消耗敵人的不足；二則我們自己不免消耗的較多，繳獲的較少。雖然應該承認這種情況的客觀原因，即敵我技術和兵員教養程度的不同，然而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無論如何也應該提倡主力軍在一切有利場合努力地執行殲滅戰。游擊隊雖然為了執行許多具體任務，例如破壞和擾亂等，不能不進行單純的消耗戰，然而仍須提倡並努力實行在戰役和戰鬥之一切有利場合的殲滅性的作戰，以達既能大量消耗敵人又能大量補充自己之目的。
　　（一○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所謂外線，所謂速決，所謂進攻，與乎運動戰之所謂運動，在戰鬥形式上，主要地就是採用包圍和迂迴戰術，因而便須集中優勢兵力。所以，集中兵力，採用包圍迂迴戰術，是實施運動戰即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必要條件。然而一切這些，都是為着殲滅敵人之目的。
　　（一○三）日本軍隊的長處，不但在其武器，還在其官兵的教養——其組織性，其因過去沒有打過敗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對天皇和對鬼神的迷信，其驕慢自尊，其對中國人的輕視等等特點；這是日本軍閥多年的武斷教育和日本的民族習慣造成的。我軍對之殺傷甚多、俘虜甚少的現象，主要原因在此。這一點，過去許多人是估計不足的。這種東西的破壞，需要一個長的過程。首先需要我們重視這一特點，然後耐心地有計劃地從政治上、國際宣傳上、日本人民運動上多方面地向着這一點進行工作；而軍事上的殲滅戰，也是方法之一。在這裡，悲觀主義者可以據之引向亡國論，消極的軍事家又可以據之反對殲滅戰。我們則相反，我們認為日本軍隊的這種長處是可以破壞的，並且已在開始破壞中。破壞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爭取。對於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順導他們的這種自尊心，從寬待俘虜的方法，引導他們了解日本統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在他們面前表示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頑強的戰鬥力，這就是給以殲滅戰的打擊。在作戰上講，十個月的經驗證明殲滅是可能的，平型關、台兒莊等戰役就是明證。日本軍心已在開始動搖，士兵不了解戰爭目的，陷於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的包圍中，衝鋒的勇氣遠弱於中國兵等等，都是有利於我之進行殲滅戰的客觀的條件，這些條件並將隨着戰爭之持久而日益發展起來。在以殲滅戰破壞敵軍的氣焰這一點上講，殲滅又是縮短戰爭過程提早解放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條件之一。世界上只有貓和貓做朋友的事，我沒有貓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一○四）另一方面，應該承認在技術和兵員教養的程度上，現時我們不及敵人。因而最高限度的殲滅，例如全部或大部俘獲的事，在許多場合特別是在平原地帶的戰鬥中，是困難的。速勝論者在這點上面的過分要求，也屬不對。抗日戰爭的正確要求應該是：儘可能的殲滅戰。在一切有利的場合，每戰集中優勢兵力，採用包圍迂迴戰術——不能包圍其全部也包圍其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全部也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也大量殺傷所包圍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於執行殲滅戰的場合，則執行消耗戰。對於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則；對於後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則。在戰役的指揮關繫上，對於前者，用集中指揮的原則；對於後者，用分散指揮的原則。這些，就是抗日戰爭戰場作戰的基本方針。

乘敵之隙的可能性

　　（一○五）關於敵之可勝，就是在敵人的指揮方面也有其基礎。自古無不犯錯誤的將軍，敵人之有岔子可尋，正如我們自己也難免出岔子，乘敵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從戰略和戰役上說來，敵人在十個月侵略戰爭中，已經犯了許多錯誤。計其大者有五。一是逐漸增加兵力。這是由於敵人對中國估計不足而來的，也有他自己兵力不足的原因。敵人一向看不起我們，東四省[40]得了便宜之後，加之以冀東、察北的占領，這些都算作敵人的戰略偵察。他們得來的結論是：一盤散沙。據此以為中國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謂“速決”的計劃，少少出點兵力，企圖嚇潰我們。十個月來，中國這樣大的團結和這樣大的抵抗力，他們是沒有料到的，他們把中國已處於進步時代，中國已存在着先進的黨派、先進的軍隊和先進的人民這一點忘掉了。及至不行，就逐漸增兵，由十幾個師團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個。再要前進，非再增不可。但由於同蘇聯對立，又由於人財先天不足，所以日本的最大的出兵數和最後的進攻點都不得不受一定的限制。二是沒有主攻方向。台兒莊戰役以前，敵在華中、華北大體上是平分兵力的，兩方內部又各自平分。例如華北，在津浦、平漢、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傷亡了一些，占領地駐守了一些，再前進就沒有兵了。台兒莊敗仗後，總結了教訓，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這個錯誤算是暫時地改了一下。三是沒有戰略協同。敵之華中、華北兩集團中，每一集團內部是大體協同的，但兩集團間則很不協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時，北段不動；北段打台兒莊時，南段不動。兩處都觸了霉頭之後，於是陸軍大臣來巡視了，參謀總長來指揮了，算是暫時地協調了一下。日本地主資產階級和軍閥內部存在着頗為嚴重的矛盾，這種矛盾正在向前發展着，戰爭的不協同是其具體表現之一。四是失去戰略時機。這點顯着地表現在南京、太原兩地占領後的停頓，主要的是因為兵力不足，沒有戰略追擊隊。五是包圍多殲滅少。台兒莊戰役以前，上海、南京、滄州、保定、南口、忻口、臨汾諸役，擊破者多，俘獲者少，表現其指揮的笨拙。這五個——逐漸增加兵力，沒有主攻方向，沒有戰略協同，失去時機，包圍多殲滅少，是台兒莊戰役以前日本指揮的不行之點。台兒莊戰役以後，雖已改了一些，然根據其兵力不足和內部矛盾諸因素，求不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且得之於此者，又失之於彼。例如，將華北兵力集中於徐州，華北占領地就出了大空隙，給予游擊戰爭以放手發展的機會。以上是敵人自己弄錯，不是我們使之錯的。我們方面，尚可有意地製造敵之錯誤，即用自己聰明而有效的動作，在有組織的民眾掩護之下，造成敵人錯覺，調動敵人就我範圍，例如聲東擊西之類，這件事的可能性前面已經說過了。所有這些，都說明：我之戰爭勝利又可在敵之指揮上面找到某種根源。雖然我們不應把這點作為我之戰略計劃的重要基礎，相反，我之計劃寧可放在敵人少犯錯誤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敵隙，敵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敵以可尋之隙，又是我們指揮方面的任務。然而敵之指揮錯誤，是事實上已經存在過，並且還要發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製造出來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將軍們應該極力地捉住它。敵人的戰略戰役指揮許多不行，但其戰鬥指揮，即部隊戰術和小兵團戰術，卻頗有高明之處，這一點我們應該向他學習。

抗日戰爭中的決戰問題

　　（一○六）抗日戰爭中的決戰問題應分為三類：一切有把握的戰役和戰鬥應堅決地進行決戰，一切無把握的戰役和戰鬥應避免決戰，賭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應根本避免。抗日戰爭不同於其它許多戰爭的特點，又表現在這個決戰問題上。在第一第二階段，敵強我弱，敵之要求在於我集中主力與之決戰。我之要求則相反，在選擇有利條件，集中優勢兵力，與之作有把握的戰役和戰鬥上的決戰，例如平型關、台兒莊以及許多的其它戰鬥；而避免在不利條件下的無把握的決戰，例如彰德等地戰役所采的方針。拚國家命運的戰略的決戰則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這樣就破壞了敵之“速決”計劃，不得不跟了我們干持久戰。這種方針，在領土狹小的國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後了的國家也難做到。我們是大國，又處進步時代，這點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戰略的決戰，“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雖然喪失若干土地，還有廣大的迴旋餘地，可以促進並等候國內的進步、國際的增援和敵人的內潰，這是抗日戰爭的上策。急性病的速勝論者熬不過持久戰的艱難路程，企圖速勝，一到形勢稍為好轉，就吹起了戰略決戰的聲浪，如果照了干去，整個的抗戰要吃大虧，持久戰為之葬送，恰恰中了敵人的毒計，實在是下策。不決戰就須放棄土地，這是沒有疑問的，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也僅僅是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勇敢地放棄。情況到了這種時候，絲毫也不應留戀，這是以土地換時間的正確的政策。歷史上，俄國以避免決戰，執行了勇敢的退卻，戰勝了威震一時的拿破崙[41]。中國現在也應這樣干。
　　（一○七）不怕人家罵“不抵抗”嗎？不怕的。根本不戰，與敵妥協，這是不抵抗主義，不但應該罵，而且完全不許可的。堅決抗戰，但為避開敵人毒計，不使我軍主力喪於敵人一擊之下，影響到抗戰的繼續，一句話，避免亡國，是完全必需的。在這上面發生懷疑，是戰爭問題上的近視眼，結果一定和亡國論者走到一夥去。我們曾經批評了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就是因為這種拚命主義如果成為一般的風氣，其結果就有使抗戰不能繼續，最後引向亡國的危險。
　　（一○八）我們主張一切有利條件下的決戰，不論是戰鬥的和大小戰役的，在這上面不容許任何的消極。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只有這種決戰才能達到目的，每個抗日軍人均須堅決地去做。為此目的，部分的相當大量的犧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犧牲的觀點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觀點，必須給以堅決的反對。李服膺、韓復榘等逃跑主義者的被殺，是殺得對的。在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動作，是在正確的作戰計劃下絕對必要的東西，是同持久戰和最後勝利不能分離的。我們曾經嚴厲地指斥了所謂“有退無進”的逃跑主義，擁護嚴格紀律的執行，就是因為只有這種在正確計劃下的英勇決戰，才能戰勝強敵；而逃跑主義，則是亡國論的直接支持者。
　　（一○九）英勇戰鬥於前，又放棄土地於後，不是自相矛盾嗎？這些英勇戰鬥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嗎？這是非常不妥當的發問。吃飯於前，又拉屎於後，不是白吃了嗎？睡覺於前，又起床於後，不是白睡了嗎？可不可以這樣提出問題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飯就一直吃下去，睡覺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戰鬥就一直打到鴨綠江，這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幻想，在實際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誰人不知，為爭取時間和準備反攻而流血戰鬥，某些土地雖仍不免於放棄，時間卻爭取了，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的目的卻達到了，自己的戰鬥經驗卻取得了，沒有起來的人民卻起來了，國際地位卻增長了。這種血是白流的嗎？一點也不是白流的。放棄土地是為了保存軍力，也正是為了保存土地；因為如不在不利條件下放棄部分的土地，盲目地舉行絕無把握的決戰，結果喪失軍力之後，必隨之以喪失全部的土地，更說不到什麼恢復失地了。資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錢，全部破產之後，就不算什麼資本家。賭漢也要賭本，孤注一擲，不幸不中，就無從再賭。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戰爭也是一樣，只有形式主義者想不通這個道理。
　　（一一○）我想，即在戰略反攻階段的決戰亦然。那時雖然敵處劣勢，我處優勢，然而仍適用“執行有利決戰，避免不利決戰”的原則，直至打到鴨綠江邊，都是如此。這樣，我可始終立於主動，一切敵人的“挑戰書”，旁人的“激將法”，都應束之高閣，置之不理，絲毫也不為其所動。抗日將軍們要有這樣的堅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將軍。那些“一觸即跳”的人們，是不足以語此的。第一階段我處於某種程度的戰略被動，然在一切戰役上也應是主動的，爾後任何階段都應是主動。我們是持久論和最後勝利論者，不是賭漢們那樣的孤注一擲論者。

兵民是勝利之本

　　（一一一）日本帝國主義處在革命的中國面前，是決不放鬆其進攻和鎮壓的，它的帝國主義本質規定了這一點。中國不抵抗，日本就不費一彈安然占領中國，東四省的喪失，就是前例。中國若抵抗，日本就向着這種抵抗力壓迫，直至它的壓力無法超過中國的抵抗力才停止，這是必然的規律。日本地主資產階級的野心是很大的，為了南攻南洋群島，北攻西伯利亞起見，採取中間突破的方針，先打中國。那些認為日本將在占領華北、江浙一帶以後適可而止的人，完全沒有看到發展到了新階段迫近了死亡界線的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和歷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我們說，日本的出兵數和進攻點有一定的限制，是說：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礎上，為了還要舉行別方面的進攻並防禦另一方面的敵人，只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中國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為止；在中國一方面，又表現了自己的進步和頑強的抵抗力，不能設想只有日本猛攻，中國沒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不能占領全中國，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區，它將不遺餘力地鎮壓中國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內外條件使日本帝國主義發生了進入墳墓的直接危機之前，它是不會停止這種鎮壓的。日本國內的政治只有兩個出路：或者整個當權階級迅速崩潰，政權交給人民，戰爭因而結束，但暫時無此可能；或者地主資產階級日益法西斯化，把戰爭支持到自己崩潰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這條路。除此沒有第三條路。那些希望日本資產階級中和派出來停止戰爭的，僅僅是一種幻想而已。日本的資產階級中和派，已經作了地主和金融寡頭的俘虜，這是多年來日本政治的實際。日本打了中國之後，如果中國的抗戰還沒有給日本以致命的打擊，日本還有足夠力量的話，它一定還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亞，甚或兩處都打。歐洲戰爭一起來，它就會幹這一手；日本統治者的如意算盤是打得非常之大的。當然存在這種可能：由於蘇聯的強大，由於日本在中國戰爭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進攻西伯利亞的原來計劃，而對之採取根本的守勢。然而在出現了這種情形之時，不是日本進攻中國的放鬆，反而是它進攻中國的加緊，因為那時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剝的一條路。那時中國的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的任務，就更加顯得嚴重，更加不能絲毫懈氣。
　　（一一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制勝日本的主要條件，是全國的團結和各方面較之過去有十百倍的進步。中國已處於進步的時代，並已有了偉大的團結，但是目前的程度還非常之不夠。日本占地如此之廣，一方面由於日本之強，一方面則由於中國之弱；而這種弱，完全是百年來尤其是近十年來各種歷史錯誤積累下來的結果，使得中國的進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狀態。現在要戰勝這樣一個強敵，非有長期的廣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應該努力的事情很多，我這裡只說最根本的兩方面：軍隊和人民的進步。
　　（一一三）革新軍制離不了現代化，把技術條件增強起來，沒有這一點，是不能把敵人趕過鴨綠江的。軍隊的使用需要進步的靈活的戰略戰術，沒有這一點，也是不能勝利的。然而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於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一切技術和戰術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我們說日本技術條件雖優，但它終必失敗，除了我們給以殲滅和消耗的打擊外，就是它的軍心終必隨着我們的打擊而動搖，武器和兵員結合不穩。我們相反，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軍隊的政治工作的基礎。軍隊應實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廢除封建主義的打罵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這樣一來，官兵一致的目的就達到了，軍隊就增加了絕大的戰鬥力，長期的殘酷的戰爭就不患不能支持。
　　（一一四）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我們方面，軍隊須有源源不絕的補充，現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買兵法”[42]，亟須禁止，改為廣泛的熱烈的政治動員，這樣，要幾百萬人當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財源十分困難，動員了民眾，則財政也不成問題，豈有如此廣土眾民的國家而患財窮之理？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於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
　　（一一五）很多人對於官兵關係、軍民關係弄不好，以為是方法不對，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從這態度出發，於是有各種的政策、方法、方式。離了這態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錯的，官兵之間、軍民之間的關係便決然弄不好。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這些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那些認為不是根本態度問題而是技術問題的人，實在是想錯了，應該加以改正才對。
　　（一一六）當此保衛武漢等地成為緊急任務之時，發動全軍全民的全部積極性來支持戰爭，是十分嚴重的任務。保衛武漢等地的任務，毫無疑義必須認真地提出和執行。然而究竟能否確定地保衛不失，不決定於主觀的願望，而決定於具體的條件。政治上動員全軍全民起來奮鬥，是最重要的具體的條件之一。不努力於爭取一切必要的條件，甚至必要條件有一不備，勢必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轍。中國的馬德里在什麼地方，看什麼地方具備馬德里的條件。過去是沒有過一個馬德里的，今後應該爭取幾個，然而全看條件如何。條件中的最基本條件，是全軍全民的廣大的政治動員。
　　（一一七）在一切工作中，應該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因為只有這種方針才能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關係、軍民關係，才能發動全軍全民的全部積極性，為保衛一切未失地區、恢復一切已失地區而戰，才能爭取最後勝利。
　　（一一八）這個政治上動員軍民的問題，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之所以不惜反反覆覆地說到這一點，實在是沒有這一點就沒有勝利。沒有許多別的必要的東西固然也沒有勝利，然而這是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全軍全民的統一戰線，決不僅僅是幾個黨派的黨部和黨員們的統一戰線；動員全軍全民參加統一戰線，才是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目的。

結　　論

　　（一一九）結論是什麼呢？結論就是：“在什麼條件下，中國能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實力和中日兩國其它許多決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只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在戰爭的過程中……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後期從事陣地戰，對於日本的占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它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占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後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一九三六年七月與斯諾談話）“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一階段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由於當前的抗戰還存在着嚴重的弱點，所以在今後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我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衝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地前進和發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這些就是結論。亡國論者看敵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勝論者看敵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這些都是錯誤的。我們的意見相反：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一二○）我的講演至此為止。偉大的抗日戰爭正在開展，很多人希望總結經驗，以便爭取全部的勝利。我所說的，只是十個月經驗中的一般的東西，也算一個總結吧。這個問題值得引起廣大的注意和討論，我所說的只是一個概論，希望諸位研究討論，給以指正和補充。

注釋

[1] 見本卷《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注〔1〕。

[2]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45〕。

[3] 這種亡國論是國民黨內部分領導人的意見。他們是不願意抗日的，後來抗日是被迫的。盧溝橋事變以後，蔣介石一派參加抗日了，汪精衛一派就代表了亡國論，並準備投降日本，後來果然投降了。但是亡國論思想不但是在國民黨內存在着，在某些中層社會中甚至在一部分落後的勞動人民中也曾經發生影響。這是因為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在抗日戰爭中節節失敗，而日軍則長驅直進，在戰爭的第一年中就侵占了華北和華中的大片土地，因而在一部分落後的人民中產生了嚴重的悲觀情緒。

[4] 以上這些意見，都是共產黨內的。在抗日戰爭的頭半年內，黨內存在着一種輕敵的傾向，認為日本不值一打。其根據並不是因為他們感覺自己的力量很大，他們知道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民眾的有組織的力量在當時還是很小的；而是因為國民黨抗日了，他們感覺國民黨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有效地打擊日本。他們只看見國民黨暫時抗日的一面，忘記了國民黨反動和腐敗的一面，因而造成了錯誤的估計。

[5] 這是蔣介石等人的意見。蔣介石國民黨既已被迫抗戰，他們就一心希望外國的迅速援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更不相信人民的力量。

[6] 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中國軍隊和日本侵略軍在台兒莊（今屬山東省棗莊市）一帶進行過一次會戰。在這次會戰中，中國軍隊擊敗日軍第五、第十兩個精銳師團，取得了會戰的勝利。

[7] 徐州戰役是中國軍隊同日本侵略軍在以徐州為中心的廣大地區進行的一次戰役。從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華北、華中的日軍分南北兩線沿津浦鐵路和台濰（台兒莊至濰縣）公路進犯徐州外圍地區。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中國軍隊在取得台兒莊會戰的勝利後，繼續向魯南增兵，在徐州附近集結了約六十萬的兵力；而日軍在台兒莊遭到挫敗以後，從四月上旬開始調集南北兩線兵力二十多萬人，對徐州進行迂迴包圍。中國軍隊在日軍夾擊和包圍下，分路向豫皖邊突圍。五月十九日，徐州被日軍占領。

[8] 這是當時《大公報》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社評中提出的意見。他們從一種僥倖心理出發，希望用幾個台兒莊一類的勝仗就能打敗日本，免得在持久戰中動員人民力量，危及自己階級的安全。當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普遍有這種僥倖心理。

[9] 參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3〕。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着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

[10]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5〕。

[11]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6〕。

[12] 戊戌維新也稱戊戌變法，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發生的維新運動。當時，中國面臨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嚴重危機。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緒皇帝的支持下，企圖通過自上而下的變法維新，逐步地在中國推行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聯合統治的君主立憲制度，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這個運動缺乏人民群眾的基礎，又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堅決反對。變法三個多月以後，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幽禁光緒皇帝，殺害譚嗣同等六人，變法遭到失敗。

[13] 見本書第一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注〔3〕。

[14]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近衛內閣發表聲明，宣布以武力滅亡中國的方針；同時宣稱由於國民黨政府仍在“策劃抗戰”，日本政府決定在中國扶植新的傀儡政權，“今後將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15] 這裡主要是指美國。自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美國每年輸入日本的物資占日本全部進口額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戰爭物資占一半以上。

[16] 指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

[17] 張伯倫（一八六九——一九四○），英國保守黨領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任英國首相。他主張遷就德、意、日法西斯對中國、埃塞俄比亞、西班牙、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的侵略，實行妥協政策。

[18] 毛澤東在這裡所預言的抗日戰爭相持階段中中國方面可能的向上變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是完全實現了。在國民黨統治區，則因為以蔣介石為首的統治集團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不但沒有向上變化，反而向下變化了。因為這樣，也激起了廣大人民的反抗和覺悟。參見本書第三卷《論聯合政府》第三部分關於這一切事實的分析。

[19] 這個比喻里所引用的神話故事，見明朝吳承恩所著的《西遊記》第七回。這個神話故事說，孫悟空本是個猴子，他能夠一個筋斗翻十萬八千里，但是，他站在如來佛的手心上盡力翻筋斗，總是翻不出去。如來佛翻掌一撲，將五個手指化作五行山，把他壓住。

[20] 一九三五年八月，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說：“法西斯是肆無忌憚的沙文主義和侵略戰爭。”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又發表了題為《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的論文。

[21] 參見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和《社會主義與戰爭》（《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327頁）。

[22] 見本卷《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23] 見本卷《陝甘寧邊區政府、第八路軍後方留守處布告》注〔3〕。

[24] 見《孫子•謀攻》。

[25] 城濮在今山東省鄄城縣西南。公元前六三二年，晉楚兩國大戰於此。戰爭開始時，楚軍占優勢。晉軍退卻九十里，到達城濮一帶，先選擇楚軍力量薄弱的右翼，給以嚴重的打擊。然後，再集中優勢兵力擊潰了楚軍的左翼。楚軍終於大敗而退。

[26]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31〕。

[27] 公元前二○四年，漢將韓信率部與趙王歇大戰於井陘（在今河北省井陘縣）。趙軍號稱二十萬，數倍於漢軍。韓信背水為陣，率軍奮戰；同時，遣兵襲占趙軍防禦薄弱的後方，使其腹背受敵，遂大破趙軍。

[28]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32〕。

[29]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33〕。

[30]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34〕。

[31]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35〕。

[32]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36〕。

[33]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法國的拿破崙曾與英、普、奧、俄以及歐洲其它很多國家作戰。在多次戰爭中，拿破崙的部隊在數量上都不如他的敵人，但都得到了勝利。

[34] 公元三八三年，秦王苻堅出兵攻晉。他依仗優勢兵力，非常輕視晉軍。晉軍打敗了秦軍的前鋒，從水陸兩路繼續前進，隔淝水同秦軍對峙。苻堅登壽陽城（今安徽省壽縣）瞭望，見晉兵布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的草木，以為都是晉兵，覺得是遇到了勁敵，開始有懼色。隨後在淝水決戰中，強大的秦軍終於被晉軍打敗。

[35] 蔣介石、汪精衛等在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後，進行十年的反人民戰爭，同時又在國民黨統治區實行法西斯統治。這就使得中國人民沒有可能廣泛地組織起來。這個歷史錯誤是應該由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負責的。

[36] 宋襄公是公元前七世紀春秋時代宋國的國君。公元前六三八年宋國與強大的楚國作戰，宋兵已經排列成陣，楚兵正在渡河。宋國有一個官員認為楚兵多宋兵少，主張利用楚兵渡河未畢的時機出擊。但宋襄公說：不可，因為君子不乘別人困難的時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後，還未排列成陣，宋國官員又請求出擊。宋襄公又說：不可，因為君子不攻擊不成陣勢的隊伍。一直等到楚兵準備好了以後，宋襄公才下令出擊。結果宋國大敗，宋襄公自己也受了傷。

[37] 見《宋史•岳飛傳》。

[38] 見《禮記•中庸》。

[39]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軍在占領北平、天津以後，不久即分兵沿津浦鐵路南下，進攻山東省。多年統治山東的國民黨軍閥韓復榘不戰而逃。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旬的十多天裡，他就放棄了山東中部和西南部的大片國土，從濟南一直逃到山東、河南的邊境。

[40]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5〕。

[41] 一八一二年，拿破崙以五十萬大軍進攻俄國。當時俄軍只有二十萬人左右。為了避免不利於自己的決戰，俄軍實行戰略退卻，一直到放棄和焚毀了莫斯科。拿破崙的軍隊在深入俄國國土以後，遭到了俄國廣大軍民的堅決反抗，陷於饑寒困苦、後路被切斷、四面被包圍的絕境，最後不得不從莫斯科撤退。這時，俄軍乘機大舉反攻，拿破崙軍僅剩二萬餘人逃離俄國國境。

[42] 國民黨政府擴軍的一種辦法，是派軍警四處捉拿人民去當兵，捉來的兵用繩捆索綁，形同囚犯。略為有錢的人，就向國民黨政府的官吏行賄，出錢買人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