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或錯：剖析美國的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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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com 《美國對或錯：剖析美國的民族主義》（America Right Or Wrong: An Anatomy Of American Nationalism）安納托爾·列文（Anatol Lieven）著，牛津大學出版社（紐約）2004年9月30日出版，精裝本274頁，定價30美元。

在過去的兩個多世紀以來，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如大英帝國的沙文主義、二戰時期德國的納粹主義和日本的軍國主義——前仆後繼、此起彼伏，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歐洲，這個既是民族主義的起源地，同時也是受害最深的地方，一度近乎被這種狂熱的意識形態毀滅，如今已經學會如何去控制它了；但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民族主義卻仍然時不時地爆發，深深地威脅着我們的世界——甚至在當前的美國也出現了這一危險的苗頭，《美國對或錯：剖析美國民族主義》一書的作者安納托爾·列文就如是認為。

也許將任何一個國家與民族主義聯繫在一起也沒有將美國與它聯繫在一處讓我們覺得驚奇，至少從晚近以來，這個領土廣闊、實力超群的國家就一直給世人以與民族主義無緣的感覺，似乎她生來便具有對帝國之類東西的嫌惡；而且，在幾代總統的引導下，這個國家可謂深具世界主義情懷，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和羅斯福總統（Franklin Roosevelt）分別發起建立的“國聯”和聯合國，其最初和最根本之目的即在於消解民族主義對世界和平的危害。

不過，在列文看來，這一切已經被9·11恐怖事件改變了，在該事件的影響下，美國外交背離了多年的傳統，單邊主義和軍事民族主義開始支配華盛頓的決策和對外態度——列文對當前美國有走向民族主義之虞的觀察正是基於這一背景而作出的。列文認為，正是因為美國的強大，她一旦轉向民族主義，對世界的危害將是史無前例的，因此，必須就這一話題進行深入到位的公共討論，並及早對此苗頭做未雨綢繆。他的《美國對或錯》一書即為此而作，力圖挖掘當前美國政策轉型背後的民意支持，或者說文化基礎。

列文在書裡提出了一個他稱為“美國信念”（American Creed）的概念，即對自由、憲政、民主、個人主義以及政教分離等價值觀或準則的堅守；這實質上也是民族主義，一種有節制的民族主義。列文反覆申明，《美國對或錯》一書抨擊的並非這種有節制的民族主義，也不是起初發起的旨在打擊基地組織及其同盟的反恐戰爭，相反地，他認為，這種有節制的民族主義正是美國樂於貢獻自己的力量、維持世界和平的動力所在。他這樣寫道：因為美國式的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自由民主制,現在已為全球大部分國家和地區所接受，因此，自然而然地，美國應該表現得像一個保守霸權（conservative hegemony），以維護現存國際秩序，傳播以美國為典範的價值觀。列文將這種有節制的民族主義稱為“美國信念”。

與此相比較，列文認為，布什政府的所作所為則完全呈現相反的走向，屬於一種只注重美國一己之利的狹隘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不能夠為美國的霸權事業提供基礎——事實上正相反，倒是導致美國逐步喪失了團結包括穆斯林國家在內的世界主要國家共同進行反恐戰爭的機會，而且還因此造成西方的分裂及與穆斯林世界愈加疏遠，同時也將自身陷入了更大的危險之中。

列文在書裡深入剖析了這一被他描述為“受到傷害的報復性”的民族主義的根源所在——對外部世界的非理性的憎恨、甚至恐懼，以及對“美國精英和知識分子陰謀出賣國家”的想象。傳統的那種善意的維護世界和平的使命感在此種心態的影響下，逐漸演變成摩尼教（Manichaean）式的教條，簡單地將世界上的國家分為正義和邪惡兩大陣營，雙方處於你死我活式的鬥爭中，必欲將對手根除才肯罷手。列文認為，這種邏輯不但會將美國的自我正義感和民族主義推向極度危險點，而且還會損及其反恐戰略——比如美國在9·11後更加偏袒以色列的行為在列文看來即嚴重損害了她的反恐戰略。

在題為“痛苦的心臟地帶”的一章里，列文審視了關於美國的這樣一個悖論，即在外人看來一部美國史就是不斷取得成功的歷史，但在美國國內的很大一部分人群看來，卻並非如此。相反，他們倒是認為自己是失敗的，因此充滿着怨恨——這正是滋生民族主義的土壤所在。比如在美國數量頗為龐大的原教旨主義清教徒（fundamentalist Protestant），這些最早進入美國的人常常覺得自己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響力在不斷縮小，已日漸被新移民來的群體、尤其是大城市中的精英階層所替代，1960年代的包括性、種族、女權在內的等各種反文化運動更是引起了這些人無比的憎恨；在此背景下，美國的政治和文化從1970年代開始日漸保守化，1994年的“金里奇革命”（Gingrich revolution）提出的“奪回美國”（take back America）的口號正體現了他們這些人的呼聲。

列文表示， 這股自1970年代興起的勢力既是保守的，也是宗教的，同時具有着異常濃烈的民族主義色彩。不愛國、或者說具有世界主義傾向的東部海岸自由派和知識精英、無神論的歐洲、不敬神的聯合國以及其它諸如此類的人或組織在他們這些人看來都是墮落的、無恥的，道德敗壞的，需要加以革命的對象。

列文認為，美國的這種民族主義對內對外造成的危害都是非常嚴重的。對外，摩尼教式的世界觀一方面直接促成了伊拉克戰爭之類的玩火行為，另一方面又排斥外人的批評，拒絕承認錯誤、調整政策——這對於一個象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而言尤其致命，而教條主義和單邊主義的興起則使得美國敵視各種國際機構和國際條約，這也是非常危險的，因為未來的諸多挑戰如反恐、能源、環保、愛滋病、核擴散等都是需要國際社會來共同應對；在內，則導致妖魔化知識精英和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的出現，與之相應的是厭惡理性對話、輕視科學方法，這些最終將損及美國的教育機制，這在當前美國領導力和科技優勢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的時刻尤其具有危害；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宗教色彩濃厚的民族主義信任神的啟示更甚於經驗知識，這意味着21世紀的美國有可能在它的影響下背離建國之父們開創的以啟蒙精神為準則的道路，開啟將某種特殊宗教信仰置於世俗公共事務之上的先例，在列文這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看來這是最為痛苦的，也是最令人感到憂慮的。

儘管如此，列文認為，美國的民族主義不會——至少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此跡象——像別的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那樣走向集權統治。他相信，美國人與生俱來的那份憲政民主文化和個人主義傳統在關鍵時刻總是能制止任何可能導向獨裁的趨勢。他在書裡這樣寫道，民族主義的魔鬼遲早會再一次被“美國信念”的力量所制止；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民族主義高潮後，美國將回歸至一個更加寬容、更加多元化的社會。

列文是倫敦國際戰略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IISS）《戰略評論》雜誌（Strategic Comments）的前主編。值得指出的是，他並非美國人。要知道，做為一名外國移民，尤其是歐洲人，在當前的美國——借用列文的觀察來形容就是“民族主義情緒盛行之時”——發表對美國的批評，往往會被視為是“反美主義”而遭受攻擊的。尤其是在進入2005年春季以來，從埃及到沙特，從巴勒斯坦到伊拉克，最後是黎巴嫩，整個中東都似乎隨着天氣的轉暖而出現了令人振奮的民主潮流的涌動，很顯然，新的這一輪民主衝擊波與伊拉克戰爭有着直接的關係；在這一現實面前幾乎所有此前反對或批評伊拉克戰爭的歐洲和美國左派媒體都開始苦澀地發問：難道布什是對的？而如此一來，列文無疑就更容易被美國保守派樹作“自由派偏見”或“自由派陰謀”之類的靶子了。

劉見林，《華盛頓觀察》周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11期，2005/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