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如何解讀中國反日大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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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ters.com

“日本人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的崛起，對此，日本是感到不舒服和害怕，怕的不是現在而是未來。”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邁克爾·葉胡達教授（Michael Yahuda）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的專訪時說道，“在中國和日本領導人能一起弄清楚彼此都能接受的未來關係圖景之前，中日關係將繼續讓亞洲的未來籠罩在陰影之中。”

中國國內的反日情緒隨着聯合國是否吸納日本進入安理會問題而爆漲，3月9-10日中國出現全國性的示威遊行，深圳的示威者逾萬人。對此中國總理溫家寶敦促日本“進行深刻反省”，日本高官稱中國“真是可怕”，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則敦促中國“肩負起防止外國人在京受到攻擊”的責任。

“日本最終是不是一個衰落的大國，中國是否一定崛起，這都還是可以討論的問題，但是如果中國是正確的，中國的確在崛起而日本在衰落，那更給了中國一個理由主動向日本伸出手去。目前這樣貶損日本只會鼓勵那些民族情緒強烈的日本人跳出來推動政府採取更強硬的姿態。”葉胡達教授說，“日本的確在向右偏移，對日本來講過去很難修改憲法第九條（和平條款），可能現在更容易了。中國人非常快地訴說他們的情感如何被傷害了，但是比較慢地認識到自己所做的對別人也有影響。”

華盛頓的日本問題專家普遍擔心中國街頭的示威遊行不僅於事無補，不會達到讓日本人反省歷史問題的目的，反而會進一步惡化中日關係，同時挑起中國對日政策以及中國民族主義走向的種種疑問。

“這是非常不幸的發展。我堅定地認為良好的中日關係、中美關係和美日關係對亞洲的和平和穩定非常重要。我們有很多可以一起考慮、一起做的事情。我認為這（種對抗）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正常途徑。我尤其不喜歡暴民式的暴力，這只會激怒日本人，”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日本研究室主任威廉·布里爾(William Breer)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井泉：“中國政府不得不考慮民意”

正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擔任訪問學者的、中國外交部工作人員井泉說他對國內的示威遊行“並不感到吃驚，因為這代表了近幾年來中國的基本民意”。他認為日相四次參拜靖國神社以及歷史教科書問題是這種情緒的根源。

井泉說從中國政府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確想同日本保持友好關係，中日政治上高層互訪雖停滯不前，但是中低層的官方來往仍在繼續，這說明中國政府想同日本發展健康穩定的關係。

“但是民意（對政府）有很大壓力，中國政府不得不考慮民意，”井泉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中國）政府要同日本談，但是應該允許老百姓表達自己的意見。”

葉胡達教授說，中國政府既然可以控制因特網，很多問題在網上討論不得，那麼允許反日言論的流行和討論表現出中國政府讚許這一情緒。雖然了解中國內部思維動態的觀察家對此未必苟同，但是葉胡達的觀點的確代表華盛頓很多分析家的意見：華盛頓對中國反日遊行是“自發而來”這一澄清並不買賬。

“我不認為這純粹是一場草根性質、民眾推動的運動。”華盛頓保守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日本問題專家巴爾比娜·黃（Balbina Hwang）批評說，“（中國）政府多多少少是捲入指引、鼓勵和挑起這種示威行為的，而他們至少是可以控制這些行為，但卻沒有這樣做。中國和韓國利用同日本的歷史問題來為自己國內的政治目標，有時是國際目標服務……給公眾輿論火上澆油，政治化這些問題……這樣做是相當不負責任的，點燃的是不負責任的民族主義。”

巴爾比娜·黃認為，中國這次示威遊行的主要是年輕一代，不是日本侵略的實際受害者，所以一定程度上來講，他們的憤怒並非來源於親身經歷過的歷史，而是情緒性的民族主義。

“中國也好，韓國也好，這樣憤怒的渲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我不是在說這樣渲泄完全不正當，他們的緣由和目的是正當的，敦促日本社會更正對待歷史問題不負責任的態度。但是問題在於（示威者）不是就想達到這一個目的，而是政治化（歷史）問題。可是這樣一來，這一問題就更不可能得到解決，因為這會在日本招致反面效果。” 巴爾比娜·黃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巴爾比娜提到最近的民意測驗都表明絕大多數的日本人本身不是極端分子，不是民族主義者，但是他們支持小泉總理參拜靖國神社，不支持修正歷史教科書。

“這並不是因為日本人都是軍國主義分子，而是因為他們討厭來自中國和韓國的――至少是他們看來――‘傲慢的’、‘太過分’、‘不合乎情理’的要求，因此他們拒絕向這些要求妥協。這是我所談的反作用的結果。日本人也許對修改歷史教科書會合情合理，但是他們如果認為是被中國或韓國強迫或要求去做，他們就不會做。”巴爾比娜說。她認為中韓兩國政府的處理方式，同預想達到的政策目標比，適得其反。

“（中國示威遊行）這樣做根本不會解決問題，反而會帶來日本民族主義的回潮和高漲，”巴爾比娜警告說。

葉胡達教授認為日本也正有一股情緒敵視中國，公眾輿論的壓力使得日本領導人不能在中國問題上成為“軟腳蟹”。中日民族主義情緒橫流的結果是使得雙方政府在政策妥協上不剩什麼迴旋空間。

“這讓人感到不安：中日兩國如何才能理智地共處？”葉胡達教授說，“我不是要他們變成朋友。只是希望他們允許相互間的共識和分歧，找到一致的地方一起合作。但是目前中日找到的是越來越多的分歧。”

中日如何作為強國共處？

冷戰的結束帶給亞洲的一個機構性的後果是，幾乎所有亞洲國家都在重新審視自己的國際和國內定位，回答“我們是誰？”的身份問題以及“我們想要什麼樣的未來”這一理念問題。不僅中國、日本，南韓，印度，還有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一邊尋找和重新審視這些問題的答案，一邊發展同其他國家，甚至是冷戰中一度為敵的老對手間多層次多邊合作關係。唯有兩個國家做不到這一點，那就是日本和中國。

雖然中日世代為鄰，一水之隔，但是歷史上，兩國從來沒有同時作為兩個強國共處的經驗。中國街頭針對日本的示威遊行難免會給北京和東京的決策人帶來如何對付眼前問題和長遠戰略利益問題的壓力。如果跳過眼前鋪天蓋地的口水之戰和濃煙滾滾的示威遊行，中日必須考慮未來，包括對方保留強勢存在的未來，對於他們各自意味着什麼，該如何找到一條共處之路。東京和北京需要各自作出戰略性的選擇。

“中日在過去的交往中總是一國在強大時拼命凌駕於另一國之上，將另一國推入從屬或是服從的位置。”葉胡達教授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中國的立場看起來是要東京承認北京在道德上更高尚……看起來中國領導人想象的日本所扮演的角色是一個服從性的、第二位的、軍事‘矮’化的國家。”

葉胡達教授的觀點羅列如下，基本代表了美國對日本反駁中國指責持“理解”態度的日本問題專家所有論點：

中國的民族主義取代意識形態而被政府鼓勵，中國共產黨是以反日本侵略起家，尤其在改革開放之後，國民黨不再是意識形態中公開的敵人，日本則成為眾矢之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上美化中國共產黨擊潰日軍的作用，而不夠充分地提及美國的作用，因此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也不誠實，而是片面而有選擇性的；過去50年中，中國的電影、教科書和小畫書充滿了日本兵所犯下的種種可怕罪狀，但是從未提及日本戰後發展起來的民主制度以及反戰主義和和平主義；中國人在日本侵華之後的70年中也有很多可怕的經歷，包括大饑荒、文革，但是既沒有人道歉，也沒有人對此提出疑問。很多國家彼此也做過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也沒有道歉。這包括俄國曾占領中國大片領土，犯下各種暴行，俄國並未道歉，但中國忽視了；日本在中國的殖民主義並非都壞，比如以東北重工業基地為例；日本在中國，尤其是沿海城市，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有很多貢獻，還有日本對華無償援助，這些都很少被提及。

葉胡達教授說：“我不是說日本在這所有事情里是無辜的。日本還沒有按照我們想要的方式對自己的歷史問題作出交代，這是讓我們關心的。但是我們該如何反應呢？是不斷咆哮、示威遊行，還是象不久前亞洲杯時的渲泄？我們必須和解，而和解本身要基於相互的尊嚴，要用一種能使得雙方都‘向前看’的方式達到。”

美國學者：萬事有始應有終

“美國可能沒有能力去（調解中日之間的紛爭）。如果美國真的要置身事內的話，那就應該在私下裡、安安靜靜地做。這時候我們（公開）說任何話都會引起那些憤恨日本的中國人將敵意轉移到美國身上。” 曾經在美國國務院工作了35年，曾在日本居住了18年的布里爾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公開的討論已經夠了，你一句我一句的公開發言夠多了，現在是私下裡外交的時候。”

布里爾認為，美國現在窮於應付中東和反恐，很難顧及中日之間的爭端。他認為中美日三國本來可以在很多事情上，包括環境問題、能源、自然資源開發等等方面進行合作，但是在“目前這樣情緒化的情況里，這些又顯得不切實際”。

葉胡達認為美國不會從中日關係持續緊張中獲益，但中國未必接受美國在中日之間進行調和。

“中日是兩個自豪的強國，美國只可能安安靜靜地在幕後提請幫助中日促和。美國此時很難被中方看成一個無辜的旁觀者。加上最近中情局和國防部高級官員大談特談中國軍事力量增長，中國可能很難將美國看作中日關係中有用的調停人，”葉胡達教授說。他認為美日最近將台灣變成其共同戰略目標，這樣美國便清楚地向中國暗示，或者至少會讓中國覺得，美日可能聯手來對付中國。

巴爾比娜認為中日關係會穩定下來，但不會僅僅因為經濟因素。2004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

“我認為人們不應該過於簡單化或是誤判亞洲正在發生的一切。媒體非常容易描繪憤怒的示威遊行，難聽的過激言語，好像這可以解釋中日之間、韓日之間整個關係似的。事實上事情遠比這複雜得多，複雜到多數人困難理解。現實是中日就是處於一段非常糟糕的階段。雖然情緒化的衝動，競爭會時時出現，但是這一地區所有的國家，包括中日，都明白未來的安全、穩定和繁榮依賴這兩個大國之間的合作。” 巴爾比娜·黃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陳雅莉，《華盛頓觀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