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特稿

網易軍事頻道獨家約稿

艱難卻卓絕的生命救護

——美國學者約翰·瓦特眼中的中央紅軍長征醫療

約翰·瓦特，美國著名中國軍事醫學史專家。1967年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著有《帝國晚期的中國地方自治》、《台灣公共衛生發展史》等書。先後擔任麻省理工學院人文學科部助理教授，雷德蘭茲大學 約翰斯頓學院國際合作主任、首席專家，溫德漢姆學院院長，美國美中國際關係研究交流委員會執行秘書長等職務。他長期在美國醫藥援華會工作，先後擔任執行理 事、董事、副會長等職務。2012年6月受聘擔任成都第三人民醫院客座教授、名譽顧問。

他的《戰時中國的生命救護：現代醫學如何在戰爭和瘟疫中重構衛生保健體系（1928-1945）》 是一部關於整個中華民國史階段中國戰時軍事醫療的權威力作。本書的主題是中華民國時期，中國的醫護工作者，包括國共雙方的醫護工作者，怎樣從疾病、貧窮和 戰爭中拯救生命，做出建設現代化的公共衛生體系的努力嘗試，關注的重點在於軍事醫療。瓦特博士在美國醫藥援華會擔任了37年的執行理事、董事和副會長，對於中國近代醫學史非常熟悉。

他的這本大作分為8個 章節。分別探討了：中華民國成立初期戰爭、瘟疫對於公共衛生體系的挑戰，全面抗戰爆發之前的國民政府在公共衛生領域的進步與倒退，中共在江西和長征中的醫 療工作，抗戰中的中國軍隊醫療以及中國紅十字會對於促進中國衛生醫療事業的努力，國民政府軍事醫療改革的成效，中共在延安建立的保健體系以及1938年到1949年的中國的公共衛生事業。最後一個章節探討了“戰時中國的醫療救護為什麼重要”這個問題。

一、為長征醫護工作奠定經驗基礎的五次反圍剿鬥爭

在介紹瓦特教授關於長征中的紅軍醫療的研究成果之前，我先簡單介紹一下中央蘇區的軍事醫療史，因為這個階段的紅軍軍事醫療工作為長征中的醫療救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瓦 特博士考察的重點並非全部蘇區，而是將筆墨重點集中在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身上。瓦特博士認為，儘管中央蘇區相對於國民黨所占領的地域面積還是很小的，但是 它在所有的根據地裡面積最大，且由於中共中央在瑞金，所以中央蘇區的問題也相較於別的蘇區也更加複雜，它的醫療系統，也更加完備，中央蘇區的醫療衛生團隊 的也代表着當時中共醫療團隊的最高水平。

在嚴峻的生存環境中，中央蘇區的醫療領導者關注的重點是如何用人數較少的醫護人員在惡劣的條件下挽 救更多紅軍官兵的生命。為了擴充醫護團隊，紅軍動員中醫醫生和藥劑師到傳教士建立的醫學院和醫院中學習，有些特別優秀的醫護人才，甚至被送到莫斯科學習醫 學。所以紅軍自瑞金時代開始之時，就已經形成了一套高效的醫療動員和救護體系。紅軍還開辦了製藥廠生產西藥，製作中草藥，並建立起醫生和護士的培訓學校。

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的高材生賀誠醫生在1933年到1934年為中央蘇區建立起一套相對完備的公共醫療體系。雖然這一套完整的公共醫療體系自長征開始之後，絕大多數內容無法實施，但是它仍然為紅軍長徵發揮着積極的作用，中央紅軍的醫護工作者用自己的生命、鮮血和行動為中共贏得長征的勝利保駕護航。

紅軍的第一所醫院是毛澤東在1927年10月在寧岡建立的，它有4名醫生，12名護士，和10多個擔架兵，可以為40到50個病人同時提供醫療服務。藥品和器械奇缺，主要用當地中草藥治病。朱德率領的紅軍1928年4月與毛澤東會師井岡山後，毛澤東和朱德開始商議，如何更快地讓傷兵復原以加強部隊的戰鬥力，他們決定在井岡山腹地建立一所後方醫院。這所醫院在1928年夏天成立，段治忠擔任院長。醫院下設四個科室，兩個處理戰場輕傷，段治忠和伍輝國擔任科室主任。另外兩個科室看病。醫院設有門診、藥房和病房，醫生總共10多個人，護士20多個。

1929年，毛澤東又設立了一個可以容納1000名病人的醫院，醫生們主要用中草藥治病。他們經常使用的藥材是黃連和金銀花。豬油被當做凡士林使用，鴉片用於鎮痛。醫療器械大都用木頭和竹子製成，如鑷子和病人的便盆。外科手術用縫衣針和殺豬刀來進行。

1928年11月份，由於戰鬥受傷、營養不良、缺乏衣物等原因，井岡山的紅軍部隊有800名傷病員。由於缺乏醫護人員，紅軍招募了很多十多歲的孩子進行訓練，讓他們學會照顧傷病員，比如給傷病員餵飯、洗澡等，他們還要觀察傷病員狀況，發現問題及時報告醫生。由於沒有足夠的醫護人員、醫藥器械，以游擊作戰為主的井岡山部隊，傷病員的治療效果很不理想。

紅三軍團攻占大冶縣城後，當地的普愛醫院的醫生何復生加入紅軍，和他一起加入的還有他在普愛醫院的同事。何復生被任命為紅三軍團總醫院院長。這算是中央紅軍的第一所現代化醫院。

朱毛紅軍攻擊南昌失利後，部隊退到吉安，毛澤東前去拜訪當地著名的醫生戴濟民，戴濟民是基督徒，在漢口的基督教醫院中學習過10年，是中國紅十字會的會員。毛澤東以“革命的人道主義”說服了他，戴濟民將自己的診所改名成工農革命紅色醫院，醫院裡有7名西醫，7名中醫，還有相當數量的護士和擔架兵。

第一次反圍剿時，毛澤東率領的中央蘇區的4萬名指戰員，面對着國民黨10萬敵軍。在紅一、三軍團攻占吉安之前，兩軍團整編成紅一方面軍，處於毛澤東和朱德的領導之下。當時紅一方面軍的每一個軍都設有專門的醫療部門，各團均設醫務室還有一個後方醫院，醫療機構駐地都距離前線不遠，適應野戰需求。

除了軍隊醫院外，紅一方面軍還在井岡山、龍巖等地設立多個地區性的後方醫院。由於需要不斷轉移，紅一方面軍的醫院需要經常轉換地點，醫護人員被分散到農民家中和當地寺廟中設立小型醫務室，這些醫務室正常有3個醫生和11個護士。此時，紅一方面軍的醫護學校已經建立。紅三軍團的醫護學校培養了100名醫生和幾百名護士。

第一次反圍剿失敗後，國民黨糾結了20萬部隊，在軍政部長何應欽統帥之下圍攻中央蘇區。戰役自1931年4月打響。為了取得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紅一方面軍的醫療領導人將紅軍總醫院移到鄰近主戰場的富田。從第一次反圍剿中取得的藥品和俘獲的原國民黨醫護人員被分配到各個部隊的衛生隊。紅一方面軍從當地老百姓中徵集擔架兵和護士。這些準備工作提高了野戰醫療的水平。

救護隊穿梭於戰場和後方醫院，盡力挽救所有生命。衛生隊在前線設立傷口包紮點。野戰醫院主要工作是止血、處理彈片傷、清理傷口。部隊轉移時，野戰醫院隨部隊轉移，但是會留下小部分醫護人員用於應付前線部隊後撤時可能產生的傷員。從民間徵召的擔架手，抬着傷兵轉移。

1931年5月，中共中央從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隨中共中央轉移而來的有三位學醫的共產黨員，他們是賀誠、中山大學醫學院畢業生陳志方、以及上海南洋醫學院畢業生彭真。

1931年6月，蔣介石組織了30萬兵力，發動了第三次圍剿。此時紅軍只剩下3萬 作戰部隊，且疲憊不堪。第三次反圍剿是對紅一方面軍醫療團隊的巨大考驗，戰場救護隊需要在陡峭的山路上抬着中暑的、罹患足疾、瘧疾和痢疾的病人緊急送往救 護所。政治宣傳隊也被組織起來，為救護隊鼓勁，當地老百姓也被動員起來，幫助抬送重傷員和病號。由於政工部門強調精神力量，一些輕傷員又被動員回到前線， 相應的醫護部門在前線也設置了處理輕傷的醫療點。

由於前兩次反圍剿提供了經驗，紅軍的醫護人員此時已經可以做到迅速地從前線往後方醫院轉移傷員。紅軍醫護人員根據戰場救護類選法，優先讓擔架隊將重傷員抬到前線救護所做簡單處理，隨後轉移到後方醫院。這一救護系統的存在，極大地鼓舞了部隊的士氣。

醫 護人員還藉助於群眾路線，將當地老百姓變成了志願擔架手和家庭護理員。此時紅一方面軍的醫療系統已經成功地將醫學治療和政治動員結合了起來，將西醫和中醫 結合起來。經常出現這樣的場景，學習西醫的醫生從事戰場救治，他們也負責根據地的公共衛生工作，而中醫在幫病人看病。這就讓中西醫各發揮自己之所長。

日軍占領東北帶來的結果之一，就是國民政府被迫放鬆了對中央蘇區的圍剿。趁着這個短暫的相對安寧時期，中央蘇區的醫療工作領導們將根據地的醫療衛生工作進一步完善。12月份，寧都起義的國民黨地26路軍1.7萬名官兵加入紅軍，為紅軍補充了大量醫護人員。軍隊的後方醫院、工農醫院、公共醫院、貧民診所、公共衛生診所、紅色藥房、製藥廠紛紛建立起來。

賀誠醫生1931年11月提議中央軍委建立一所紅軍醫學院。中央軍委批准了這一建議，醫學院隨即建立。紅軍醫學院需要學員政治信仰堅定、身體健康、有一定文化程度，首批招收學員150名，其中50名女生。

紅軍醫學院在1932年2月15日正式開學，朱德出席了開學典禮。學 校資源缺乏，課程設置中沒有條件開設生理學、解剖學和藥理學課程。全部教學儀器只有一個人體骨架、幾張圖表和兩台顯微鏡。學校強調實踐教學，所以學生們經 常參與戰場救護，所以他們對於處理戰場傷亡學得很快。他們學習的另一重點是，防治痢疾、瘧疾、疥瘡和腿部潰瘍。紅軍醫學院多次搬遷，但是始終跟着紅軍總醫 院走，所以臨床實踐機會很多。學習了15個月後，19位學員得以畢業。1932年10月，紅軍醫學院改名為紅軍衛生學校。

1933年8月紅軍衛生學校轉移到瑞金附近，它與傅連暲醫生創辦的一些小型的醫學院合併。學校確立了13個月的課程體系，分析基礎醫學知識學習階段、臨床醫學知識學習階段和實習期。學員在瑞金的紅軍總醫院進行臨床學習和實習。此時衛生學校已經有了7台顯微鏡和一台X光機，還有5名生理學教師和一名外語教師。1934年之前，紅軍衛生學校共有670名學員畢業。他們全都參加了長征。

建立藥房和製藥廠是紅軍醫療部門領導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最初紅軍的醫藥主要是西藥，比如阿司匹林、磺胺和碘。後來主要依靠中草藥的提取物。1932年初，一個小型的製藥廠在附近附近被建立起來，只有幾台簡單的設備，他們從大黃、樟腦、薄荷和酒精中提取混合物。隨後製藥廠增加了人手，可以生產這些提取物的藥膏、粉劑和片劑。製藥廠分為5個車間，一個生產片劑、藥膏的車間，第二個生產紗布和繃帶。第三個從燒酒中提取酒精。第四個生產液體藥劑，如生理鹽水、紫藥水和碘酒等。第五個生產手術鉗、手術刀和鑷子。這個製藥廠為中央紅軍長征儲備了大量藥品，足足支撐了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頭三個月的醫療消耗。

蘇區的醫療部門主要有三個職責，一是處理戰鬥傷亡，二是治療疾病，三是負責公共衛生指導工作。1932年開始，治療疾病成為蘇區醫療部門的重點工作，因為此時疾病是削弱部隊戰鬥力的頭號敵人，影響部隊士氣，控制疾病流行成了公共衛生工作的大問題。1932年蘇區超過1000人死於傳染病。依靠原來地方上的中醫，不足以解決傳染病流行的問題。

1932年3月，中央蘇區衛生部門號召蘇區軍民與傳染病作鬥爭，蘇區政府將控制傳染病視為蘇區社會革命的一部分。為 了宣傳防治傳染病的衛生知識，醫護人員每周都要進行健康知識報告，並利用黑板報、編寫歌謠等方式傳播這些健康知識。《紅星》、《紅色中華》、《健康報》、 《紅色衛生》、《衛生講話》等報刊都是衛生知識的宣傳平台。衛生學校還出版了一本針對四種主要傳染疾病治療方法的書籍，進行宣傳。

1932年6月到10月，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紅軍的軍事指揮權落入李德手中。李德採取“主動防禦”，主動攻擊築有堅固工事的國民黨部隊。1933年初，國民黨重兵圍困中央蘇區。紅軍攻擊撫州和南豐失利，退入中央根據地，採用毛澤東的運動戰術，殲敵近3個師。由於日軍製造華北事變，國民黨軍在4月底被迫退兵，第四次反圍剿取得勝利。為了準備第四次反圍剿，紅軍醫療部門領導們將衛生隊建到了連一級部隊。有了這樣大規模的基層衛生員，《紅星報》報道，中央蘇區的10所後方醫院及其附屬醫療機構，有能力同時處理2萬名傷病員。醫療部門還規定戰鬥結束後，必須火葬屍體，部隊需要統一上交俘獲的醫療補給。

但 是當時紅軍的主動進攻戰略，部隊距離後方醫院距離遙遠，讓傷員回到後方醫院的難度增加很多，而且戰鬥在冬天打響，風雪讓擔架手運送傷員的難度增大。為了適 應這一變化，紅軍醫療部門與政工部門合作創立了一套新的傷員救護體制，醫護人員與政工人員混編，在運送沿途設立治療站，醫療站通常配備一個政工軍官，一個 醫生和10個護士。後方醫院從野戰醫院收治傷員，康復中心幫助輕傷員重新返回部隊。主動進攻戰略導致了傷員的生還率的降低，因為前線包紮所和野戰醫院同場相距至少15到20公里，這麼遙遠的距離會導致傷員失血過多和傷口感染而死亡。這麼長的距離，也讓止血繃帶入不敷出，且降低了師、團級醫護人員，特別是擔架兵的使用率。

為 了解決這些問題，紅軍醫療部門負責人提醒師、團級軍事主官加強和野戰醫院的聯繫，提前制定好戰鬥計劃，並告知野戰醫院，以便讓野戰醫院及時前移。軍級的軍 事主官也要與下轄的軍級醫療機構建立密切聯繫，告知相關信息，便於醫院做好準備工作。進攻戰鬥打響之後，野戰醫院和後方醫院要立即前移。戰鬥部隊要提前組 織好擔架隊，便於運送傷員。這些措施為紅軍醫護人員積累了隨部隊運動治療傷員的經驗，以及戰場後撤傷員的經驗。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中央紅軍新的軍事領導的“禦敵於國民之外”的新軍事戰略導致了紅軍的軍事失利。蔣介石這次圍剿動員了80到100萬人，50萬人進攻蘇區，其他的則進行封鎖。而中央紅軍只有10萬名接受過訓練的兵員，還有差不多20萬人的輔助性軍事力量。

在 消耗了紅軍的大量有生力量之後，新的軍事領導不得不進行長征這一戰略性撤退。當然戰略撤退也是國民黨絕對的優勢兵力面前的必然選擇。數量眾多的無法轉移的 傷病員被送到老百姓家中隱藏起來。和第四次反圍剿一樣，這次“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新軍事戰略給紅軍的醫療部門帶來了很大困難。前線距離後方醫院的距離太過 於漫長，崎嶇的山路又增加了轉運傷員的麻煩。天氣情況也很糟糕，戰士們經常露天宿營，這讓傷兵的傷情惡化速度加快。敵人進攻，紅軍部隊倉促撤退，有些時候 來不及帶走的傷員就落入敵人手中。

第五次反圍剿讓中央紅軍不僅損失了大量的戰鬥兵員，也損失了大量的醫護人員。在嚴峻的軍事形勢面前，力量 本來就很弱小的紅軍醫療部門無法面對短時間內巨量增加的紅軍傷亡。紅軍的醫療部門所能採取的有效應對措施是組建了一個保護黨和軍隊高級領導的特別團隊，當 時很多黨和紅軍的高級領導正處於病中，比如說毛澤東正深受瘧疾的折磨。此外，紅軍醫療部門的領導者們還預留了一部分醫護人員，他們將留在淪陷的中央蘇區， 他們的任務是秘密治療護理隱藏於民間的紅軍傷病員。

二、長征中的中央紅軍醫療

1934年10月，紅軍從江西開始長征，1936年 底到達陝北。在長征過程中，紅軍經歷了很多場殘酷的戰鬥。為了躲避國民黨的飛機的空襲，很多時候紅軍官兵們晝伏夜行，為了擾亂國民黨追兵。紅軍為了擺脫國 民黨追兵，時常進行迂迴運動，有些時候甚至朝着國民黨追兵的方向運動，以擾亂國民黨追兵的追擊判斷，所以這導致紅軍長征的行進線路長達兩萬五千里。

為 了打破國民黨的圍追堵截，紅軍醫療工作的領導們在贛縣南部山區重新規劃適應了長征需求的醫療隊伍。沿着事先規劃好的兩條進軍路線，紅軍游擊部隊將傷員分散 隱藏行軍線路附近的鄉村中。在長征開始的最艱難的四天中，這種運作機制告訴運轉，當地農民被動員起來轉運重傷員。這樣做的好處是重傷員都被隱藏在農民家 里，不會返回部隊，不會影響部隊的前進速度。輕傷員隨同主力部隊行動。四天后，重傷員的處置辦法也發生了變化，紅軍的流動醫院攜帶重傷員行軍，並對他們進 行治療。如果這些重傷員在短期內無法復原，他們就會被送到廣東和江西的交界地帶，住在農民家裡，紅軍支付給收留傷員的農民8元錢作為傷員在他們家復原的費用。紅軍部隊運動到廣東和湖南兩省交界的時候，他們與江西留守傷員的聯繫被完全切斷。

在1934年11月底，紅軍遭遇到一次危機，當時紅軍正準備渡過湘江，他們遭遇了蔣介石組織起來的國民黨重兵集團以及當地親國民黨勢力的武裝力量的圍追堵截。湘江之戰是一場血戰，紅軍產生了巨大的傷亡。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有8萬名左右的兵員，經歷湘江戰役之後，中央紅軍人數銳減到3萬左右。是什麼原因，讓紅軍減員多達5萬 人呢？中國大陸官方的說法是絕大多數傷亡來源於殘酷的戰鬥，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一個潛在的原因，也是必須被指出來的，那就是在輾轉了江西、廣東及湖南 南部的部分地區後，在湘江戰役之前，紅軍指戰員有很多已經傷病纏身，具體當時有多少指戰員傷病纏身，現在的研究還很難給出確切說法。傷病削弱了紅軍的戰鬥 力。當然，西方學界認為紅軍減員，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有意志不堅定者脫離部隊。持這種觀點的西方學者人數不少。據美國學者懷特森研究，水土不服、痢疾等疾 病，以及持續行軍造成的長期疲勞讓紅8、9軍團和中央縱隊在到達湘江之前已經減員了2.5萬人。中共方面也承認傷病是紅軍減員的重要因素之一，傷病加上疲勞行軍和作戰，紅軍在突破國民黨在江西和湖南南部構築的三道封鎖線，就導致紅軍減員超過2萬人。所有中共方面有學者認為，湘江戰役是傷病纏身的紅軍部隊在博古和李德錯誤指揮之下的一場帶有冒險主義的作戰行動，傷病對於紅軍戰鬥失利是重要原因之一。

為了攜帶重傷員行軍，紅軍醫療領導機構組建了由120部擔架和480名擔架兵組成的擔架隊。只要紅軍到達了人口稠密的地區，紅軍的醫護人員便在當地尋找奎寧和其他藥品。中央縱隊將即將康復的傷病員組織起來，由何長工領導。在這個部隊中有不少年紀較大的紅軍女戰士，其中包括24位紅軍的高級女性幹部，在這個特殊的傷病員部隊中甚至還有曾經擔任過紅軍高級軍事主官的將領。在到達湘江之前，紅軍組建了3個康復連。

由 於缺乏醫護人員，紅軍在長征中組建了醫護學校培養速成的醫護人員。在夜間行軍時，醫護學校的學員與傷病員寸步不離，時刻關注他們的病情和傷情，對於重病號 則有正式的醫生隨護左右。在白天行軍的時候，醫護學校的學員，走在最前頭，以便在傷病員歇腳的時候，為他們提供熱水和稀粥。在長征中，醫生們也給傷病員們 使用寶貴的西藥。紅軍的醫護人員在行軍途中，還可以給傷員進行簡單的小型手術，如處理槍彈的貫穿傷和骨折。

渡過湘江之後，兵力大大減少的紅 軍部隊又連續翻越了幾座陡峭的高山，遇到陡峭的路段，重傷員不得不從擔架上下來，要麼艱難地爬行，要麼被人推着往前走，要麼被人拖着往前走，要麼被人用手 抬着往前走，輕傷員藉助拐棍攀爬山路。儘管缺少足夠的食物、衣物和擔架，可是擔架兵們仍然恪盡職守地抬着擔架前行。女醫生和女護士們時刻準備幫助擔架兵 們，只要他們呈現出一點點過於疲勞的徵兆，有些時候甚至從擔架兵們那裡搶過擔架，替他們抬一段時間。紅軍的政工人員唱着進步歌曲，設立茶水供應點。紅軍的 高級將領和領導們，將他們的坐騎讓給傷病員使用。憑藉堅強的戰鬥意志和強大的無畏精神，紅軍在1934年12月14日，占領貴州東南部的黎平縣。在 中央紅軍領導層的高級軍事會議中，毛澤東說服軍事三人小組向貴州進軍，毛澤東的理由是，貴州防務空虛，紅軍有可能在貴州建立起一個革命根據地。由於軍事戰 略發生了轉變，部隊的醫療系統也隨即發生了變化，紅軍的醫療部門的領導者提出了加強野戰醫療的口號，以適應部隊不斷對敵野戰的情勢。遵循毛澤東的建議，中 央紅軍於1935年1月7日占領遵義。

眾 所周知，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權，紅軍在遵義也進行了休整，紅軍部隊指戰員獲得了足夠的食物，傷病員們也得到了更好地恢復條件。這段難得的休 整，讓紅軍的醫療部門有時間對於長征開始之後的工作進行了總結，紅軍的醫護工作者們對於歷次戰役期間對於傷病員的救治進行了反思。由於醫療條件簡陋，且部 隊處於不斷戰鬥和運動之中，但是紅軍傷病員的治癒率竟然還高達80%。紅軍的移動醫療救護隊沒有待 在相對安全的後方，而是分散編組到紅軍各個團級戰鬥部隊。師屬野戰醫院被關閉，其醫護人員被分散到各個團結戰鬥部隊中去加強一線戰鬥部隊的醫療工作。紅軍 的醫護學校繼續開課，並新招收的兩百名學員，他們強化學習戰場緊急救護、疾病防治和行軍過程中的醫療護理。在遵義會議期間，兩位老家在四川的紅軍領導人提 出，部隊要向四川西南部和西北部發展，那邊的條件更加適合建立根據地。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紅軍進軍赤水河。

紅軍從遵義轉進到瀘定橋的過程 中，一路伴隨着激烈的戰鬥，也在承受着嚴重的傷亡。在貴州中部的偏北地區的土城，中央紅軍遭遇了四川軍閥的部隊，雙方爆發激烈戰鬥。這場戰鬥國民黨部隊設 置了預設陣地，讓紅軍部隊付出了慘重的傷亡，很多紅軍的醫護人員失去了生命。為了加快脫離包圍圈的速度，傷情極重的傷員被秘密安置到當地老百姓家中休養。 紅軍領導人意識到國民黨軍已經封鎖了長江，所以部隊又回頭重新攻占了遵義。這招回馬槍成功地打擊了國民黨部隊的進攻勢頭，不過紅軍的醫療團隊也再度損失了 部分人員。

等到三四月間，紅軍找到了一條安全度過長江的路線——取道雲南，渡過長江的主要支流之一的金沙江。為加速穿越貴州省，夜間行軍成 為常態。在雲南省境內，紅軍的進軍比較順利，醫護工作者們主要的任務是防止部隊官兵中暑、罹患腸道疾病，此時的紅軍醫護工作者們已經意識到搞好部隊營地衛 生的重要性。從5月3日到9日，中央紅軍主力在皎平渡發現了渡船，成功渡過金沙江，進入四川省境內。在5月底，紅軍成功奪取了瀘定橋，渡過了大渡河，繼續向北前進。

中 央紅軍隨後翻越了難以逾越的夾金山。他們作為食物的玉米很難消化，他們攀登的山體高度越高，他們的手和嘴唇變得青紫，很多紅軍戰士抵抗不住飢餓、傷病和勞 累，還有寒冷，被活活凍死。國民黨的飛機還反覆襲擾，有不少紅軍指戰員和醫療工作者死於飛機轟炸和掃射，彭真醫生不幸遇難。紅軍翻越了夾金山後，到了山腳 下，部隊發現病號太多，人員都虛脫了，所以領導們決定休整一下再前進。到達山腳之後，一方面軍的醫護學校又複課了。三周多一點時間後，四方面軍的領導張國 燾，與中央紅軍的毛澤東、朱德就下一步的進軍線路產生分歧。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內，張國燾與毛澤東仍然存在分歧，於是張國燾率部轉向四川，紅 軍的醫療人員也一分為二，劃入兩支紅軍部隊。中央紅軍的領導權仍然掌握在毛澤東手裡。朱德和張國燾待在一起，中央蘇區醫療工作的重要領導人賀誠醫生被分配 到朱德身邊工作。賀誠醫生後來被授予中將軍銜，他在回憶錄中提到，他當時堅決地與張國燾的分離主義作鬥爭。朱德和賀誠後來晚於毛澤東到達陝北，他們直到1936年底才到延安。賀誠醫生到延安後，得到命令，被指定為受傷的王稼祥的保健醫生，隨同王稼祥赴蘇聯治病。

中 央紅軍翻越了夾金山後，準備過草地，醫療部門開始為傷病員準備小麥和大麥作為即將迎來的艱苦旅程的口糧。他們還準備了乾糧和奶酪、羊皮、儲水罐、紗布、棉 簽、探針、鑷子、消毒手術刀。周恩來在長征的絕大多數時間內，一直生病，有一次還因高燒而昏迷。醫生們診斷周恩來患有肺部膿腫和阿米巴痢疾。醫生們用依米 丁進行治療，並且由紅軍中幾個最好的醫生護理，周恩來恢復了健康。

8月21日，毛澤東率領的縱隊走過了草地，絕大多數紅一方面軍的指戰員得以倖存，還有部分由徐向前率領的紅四方面軍的指戰員也一起走過了草地。毛-徐縱隊，快速前進，在5天后抵達了四川最北部的班佑。從夾金山下來之後的這段路程，沼澤、泥潭以及嚴寒吞噬了很多紅軍指戰員的生命。第一方面軍400多人喪生。紅軍的醫護工作者減員也很厲害，紅軍的醫護工作者在長征之前，人數有1200人，走完草地後，只剩下200人。8月29-31日，右路縱隊在包座附近與胡宗南所部49師進行了激烈戰鬥，以極小傷亡大獲全勝，俘獲了急需的大批補給，敵軍在包座周邊兵力逃遁。一周后，張國燾收到了一份讓他沮喪的電報，紅四方面軍被分配到右路縱隊由徐向前率領的兵力，減員到8000人以下。紅一方面軍繼續向北前進。徐向前帶領紅四方面軍的部隊回到松潘，松潘駐有800名從包座戰役中復原的紅四方面軍的官兵，徐向前在松潘匯合了部隊。21位高級政治和軍事領袖，以及絕大多數醫護工作者和紅一方面軍部隊繼續向北前進。

紅一方面軍繼續向東北方向進軍，於10月19日 抵達了保安縣的吳起鎮。令他們失望的是，這個地方非常荒涼，基礎設施薄弱，農民貧窮困苦、飢腸轆轆。紅軍在吳起得不到足夠的食物、衣物，也沒有足夠的房屋 居住，紅軍大部隊安全過冬非常困難。但是對毛澤東來說，保安可以成為一個抗日的基地。中央紅軍與從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出發的紅25軍即陝北劉志丹所率領的紅26、27軍合編的紅15軍團合編，組成新的紅一方面軍，人數達到11000人左右。此時蔣介石又發起了攻勢，紅一方面軍在11月份於直羅鎮殲滅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1個師又1個團，俘獲5300多名敵軍，繳獲各種槍支3500支（挺）。紅軍教育了俘虜抗日救國的道理，並將他們釋放回去，傳播紅軍抗日救國的主張。

由於需要更多補給，也為了傳播抗戰主張，紅一方面軍組織了對山西的遠征。東征在山西廣大地區傳播了抗戰主張，並且擴充了大量兵員。張學良看到了紅軍的抗日主張，判斷紅軍可以成為他共同對日的同盟，開始秘密地向紅軍提供現金和槍彈補給。

與此同時，由張國燾和朱德率領的左路縱隊，在四川北部的甘孜度過了冬天，於1936年6月與賀龍率領的紅二方面軍會師。位於陝北的中共中央制定了“寧夏戰役”的作戰計劃，決定向寧夏發展打通與蘇聯的交通線，因為當時新疆被親蘇的軍閥盛世才所占據。中共中央派遣彭德懷率領紅一方面軍部隊在甘肅靖遠渡過黃河。10月8日，三大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長徵結束。

結論

回顧1928年到1937年的紅軍醫療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長征中紅一方面軍醫療救護工作有如下特點。

一 是，紅一方面軍部隊重視對於醫護工作者的培養。為了擴充醫護人員的隊伍，紅軍吸納了很多民間的“土醫生”進入醫護團隊，所以中醫的醫生和中醫的藥劑師也得 到了紅軍部隊的重視，並積極吸納。紅軍注意吸納社會力量中的醫護人員是保持住醫護團隊人員數量和質量的重要舉措。這使得紅軍的醫護團隊在長征中能夠時刻保 持對新鮮血液的接納，保證人員隊伍的相對穩定。

紅軍長征中，醫護人員不足，只要一有條件，醫護學校就會複課。醫生們教授非常認真。學員們被 手把手地教授：如何幫病人測體溫、測呼吸、測脈搏，如何檢查病人得排泄物，如何幫助病人疏通尿道，如何幫助病人灌腸，如何為病人清理眼睛。學員們被灌輸 “護士必須時刻在崗”的觀念，紅軍醫療部門一直強調，一旦護士發現了什麼異常徵兆，必須立即叫來醫生。學員們被教會如何守護消化道和呼吸道傳染病人。他們 還被教授如何觀察病人產生自殺的徵兆，如何阻止和避免病人自殺。

紅軍醫療方面領導人重點關注於野戰醫療救護團隊的發展，甚至可以這麼說，他們更關注圍困狀態下的野戰醫療救護的經驗的積累和人才的培養。這是由紅軍的生存環境所決定的，紅軍一直處於優勢敵人的重兵包圍和圍追堵截之中。

二是紅一方面軍醫療部門非常重視傳染病的防治，因為紅軍不斷處於作戰和行軍過程中，部隊集體活動，衛生條件簡陋，缺少必要的醫藥，傳染病流行如果得不到控制，將極大地削弱部隊的戰鬥力，大大地降低部隊的運動力。

長 征中紅軍醫療領導人們強調保持衛生的重要性。輕傷員必須保持自我清潔的習慣，每天護士要給重傷員進行全身的清潔。病人的食物、衣物和病人的身體也必須保持 乾淨。對於幫助病人排泄和換衣服，有嚴格的規定。廚房和廁所必須設置在病房和醫護人員住處以外。保持病房乾淨是護士的責任。病房必須乾淨，通風良好。醫生 和護士的住處也必須乾淨整潔。

紅一方面軍的在長征之前就公布了個人衛生守則和公共衛生守則以及防治傳染病的守則，在長征中也被醫護工作者和 部隊官兵嚴格執行。紅一方面軍的個人衛生守則號召軍民注意個人的飲食、洗浴衛生，勤理髮、勤剪指甲、勤換衣服，早睡早起，清晨鍛煉。公共衛生守則號召軍 民，不隨地吐痰，不隨地大小便，保持廚房、廁所和住房的清潔，及時打掃灰塵，給衣服消毒，給傳染病人使用過的廁所消毒殺菌，火葬屍體。傳染病守則要求軍 民，一旦發現傳染病人，不論是軍人還是普通百姓，必須立即報告。要保護水源，避免污染，有傳染病的人不能去廚房工作。傳染病人必須被隔離，他們的衣服必須 用沸水煮沸。在蘇區的時候，士兵們一年接種一次牛痘，預防霍亂發生，牛痘的功效在長征中也得以保持。這幾項守則在長征過程中也被嚴格執行，有效地降低了傳 染病發生概率。

三是紅一方面軍的醫療體制比較靈活，戰傷的緊急處理、後續處理和最終處理三個階段，非常明確。第四次反圍剿之前，紅一方面軍 將戰場緊急救護放到了連一級，培訓了連級衛生員，這在當時紅軍醫護人員非常缺乏的情況下，通過緊急培訓，造就了大量可以緊急處理戰場傷情的新生力量。第四 次反圍剿前，紅一方面軍從每個連抽調一個有文化的士兵去接受了兩個星期的普通疾病防治、戰場傷亡救護和加強衛生工作的培訓。連隊衛生員裝備有一瓶碘酒、少 量嗎啡和鴉片片劑、一瓶高錳酸鉀消毒劑，多卷消毒紗布，一把剪刀，一把鑷子，一根探針，可以對十個人就行急救。紅軍醫療部門規定，連級衛生員在完成培訓和 裝備後，連隊禁止調動他們從事其他工作，連級衛生員也有權力調動連隊其他普通士兵協助醫療護理。這就為第一時間處理、搶救傷員提供了先決條件。如此配置， 使得部隊一旦出現戰場傷亡，就可以在前線得到緊急處理，隨後傷員後送到團級包紮所，最後再送到軍級後方醫院。

此外，中央紅軍長征是戰略撤 退，醫護人員往往隨同傷病員一起行動，醫護人員也和戰鬥部隊待在一起，救護傷病員的額距離相對縮短，傷病員生還的幾率相對提高。由於之前經歷了五次反圍 剿，在長征途中，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不斷，中央紅軍醫護人員戰場搶救傷員的經驗非常豐富，這也提高了傷員的生還幾率。康復連隊的設置也是非常有創意且行之 有效的好辦法，康復連隊不同於重傷員，有一定的自理能力，且能得到醫生的特別照顧，加快了傷病員的康復速度。群眾路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在江西中央蘇區開始建立比較完善的醫療體系，極大地提高了部隊傷病員的生存率和康復率。這展示了紅軍醫療系統領導人精密的計劃性以及整個紅軍醫療工作者的優秀的執行能力。

五次反圍剿戰鬥為參加紅軍長征的醫療工作者積累了大量在行進中進行手術、治療、護理的寶貴經驗，讓醫療工作者提前適應了緊張的戰鬥環境。這為長征期間，紅軍的醫療團隊發揮積極而有效的作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雖然到達陝北的紅軍醫療團隊碩果僅存、減員嚴重，但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軍事醫療系統已經完備，而且醫護學校也仍然在積極運轉，不斷為紅軍培養合格的醫護人員。

毫不誇張地說，長征中紅軍的醫療團隊的有效運轉，是紅軍取得長征勝利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並且為日後中共軍隊對日作戰的醫療救護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范國平，男，1982年生，復旦大學歷史系2012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