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莞兒認為日本應該滿足於滿洲國的勢力範圍、不應全面侵略中國（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1946年初的某一天，盟軍駐東京憲兵司令部門口來了一個身着和服的老頭，從他拄着拐杖顫顫巍巍的腳步和每次邁步時的痛苦表情中，不難看出他已時日無多。然而，他面對接待他的美軍軍官說的兩句話，立刻把全場都驚着了。

第一句是：“我是來自首的，我覺得我有資格成為甲級戰犯。”

第二句是：“如果由我來當（日本陸軍）總參謀長，根本輪不到你們今天在這裡耀武揚威。”

這個跑到盟軍憲兵司令部“自首”的老頭，就是在終戰時已經退役的前陸軍中將石原莞爾。作為“九一八”事變的發動者，石原“自首”的理由固然十分充分。不過，與他的自首相比，更令後世研究者後怕的，其實是石原的後一個論斷--的確，如果這個曾被奉為“關東軍大腦”的人如其所願成為整個日本戰爭機器的“大腦”，日本軍國主義還會在亞洲肆虐多久，着實難說。

跟天資欠缺的東條英機不同，石原莞爾年輕時就是個“考神”。1902年，11歲的他輕鬆地考上了仙台陸軍幼年學校。其他學生被沉重的課業壓得透不過氣來，而石原隨時都在閱讀與考試無關的閒書，還總能考高分。

石原的這項神功最著名的一次展現，是在他考日本陸軍大學時。面試時有這樣一道題目：“機槍應該怎樣使用？”石原沉思片刻後回答說：“裝在飛機上，對地上的步兵掃射！”主考官們全愣住了，這一年是1915年，石原所預言的戰鬥機剛好在當年的4月份被法國人發明。

不幸的是，石原雖然智商爆棚，但情商似乎是負分。在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時，畢業學生前五名就能得到天皇賞賜的銀懷錶，而校方偏偏以“品行惡劣”為由將其“操行分”打得很低，其名次被拖到了第六名。在陸大學習時，石原重蹈覆轍。他的畢業成績本來是第一名，首席畢業生享有覲見天皇並發表御前講演的榮譽，估計校方是怕這位“怪胎”在演講中說出什麼悖逆狂狷的話嚇着天皇，硬生生把他拉到了第二名。

雖說失去“首席”的風光，石原好歹成績優異，是獲得天皇御賜軍刀的“軍刀組”一員。按說這樣一個人在日本軍部謀份美差應該不難。然而由於石原渾身散發出那種怪胎氣息，不出幾個回合，他就在軍部撈了個“正常人無法與之完成合作”的名聲。畢業兩年後，石原被“發配”到中國武漢華中派遣隊當參謀，期滿又被派到德國去留學三年，剛回來不久又被派到關東軍去當參謀。從日本軍部對於石原的這種安排中，不難看出上司們實在看他不順眼，世界有多遠，就讓他滾多遠好了。

不過，日本軍部那幫老爺始料未及的是，對於石原莞爾的這種“發配”，無意中打開了整個戰爭的潘多拉魔盒。

一場豪賭成“民族英雄”

日本關東軍是日俄戰爭後日本為守護其在中國東北獲得的滿蒙權益所建立的衛戍部隊。在“九一八”事變前，這支部隊不僅力量弱小（人數只有一萬人，是東北軍的三十分之一），而且按照當時日本文官政府緩和對華關係的打算，關東軍還面臨條約到期後捲鋪蓋走人的尷尬前景。也正因如此，這支部隊一度成為日本陸軍用以打發不受歡迎軍官的回收站，這種安排讓關東軍內部積聚了大量的“少壯派”軍官。這批少壯派雖然鬱郁不得志，卻又偏要以“憂國憂民”為己任，積攢了一肚子的青春荷爾蒙無處發泄。恰在此時，石原莞爾如同一個火星，落在了這個火藥桶上。

石原莞爾對中國的感情有一個奇特的轉變過程，年輕時他曾信奉中日提攜、黃種結盟的“亞洲主義”，甚至為辛亥革命搞過“裸捐”，毀家紓難幫着中國革命買槍買彈。然而在接觸了辛亥革命後分裂的中國，尤其是被分配到關東軍後，石原莞爾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編了一套鼓吹拿下東北的“最終戰理論”。

所謂的“最終戰理論”，就是東西方之間遲早要有一戰。在日本抱有這個想法的人非常多，畢竟日本在近代也是曾被西方人欺負過的民族，肚子裡也憋着一口惡氣。石原認為，日本國土縱深太小，根本無法進行一場現代戰爭，解決方法是：要想和西方打，首先得有個後方基地，這個基地就是滿洲（中國東北）。

20世紀20年代的日本其實有點灰頭土臉，對外擴張受到英美壓制不說，國內還又是地震又是經濟危機。在此之際，石原這個“最終戰理論”讓日本輿論一時如打了雞血一般亢奮，《每日新聞》連發30多篇社論為其捧場。當然對此更為興奮的是關東軍--石原的理論為關東軍的閒散憤青們指明了方向，石原在關東軍聚集了大批“粉絲”，一下子從“被流放者”變成了連上司都對其言聽計從的“關東軍大腦”。

嘴癮過完，下面該實幹了。這時，日本陸軍的一項奇葩特質顯現出來--表面看上去，日軍似乎是一支近代軍隊，有着嚴格的軍法。但在實際操作中，只要你打出“愛國”這杆大旗，幹什麼都行。石原正是抓准了這一點。他和擁躉們對於“九一八”事變的策劃，是打着“維護日本生命線”的旗號大張旗鼓地進行的，弄到最後，連駐朝的日軍居然都公然越過國界，跑到東北來“幫忙”了。如此目無中央的私下軍事調動，日本軍部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派了個叫建川美次的大將去視察，可是建川此人估計也追捧石原莞爾的理論。從日本到東北，有飛機不坐他非坐船，到了朝鮮又坐火車，一路磨洋工，“九一八”事變當晚才到東北，到地方後看到關東軍上下一片緊張氣氛，明顯是要今夜動手，於是建川乾脆跑到酒館來了個一醉方休。

其實，對於“九一八”事變到底有多大勝算，石原自己也沒底兒，東北軍不僅人數絕對占優，而且武器裝備也比日軍精良，配備了當時極為少見的捷克輕機槍，飛機、坦克也一應俱全。關東軍與其對賭，贏面實在太小。事變前幾天，石原跟幾個“九一八”事變的主謀開了個最終會議，同夥板垣征四郎決定搞個占卜儀式，拿了一支鉛筆豎在桌子上，手鬆開，往左倒就干，往右倒就不幹了。結果這鉛筆還真就朝右邊倒下去了。幾個人大眼瞪小眼，那就散夥回家唄？一陣難堪的沉默過後，坐中的今田新太郎突然跳起來：“你們不干我一個人干！”

今田的二杆子精神激勵了在場所有人，“九一八”事變就這麼被敲定了。

歷史的詭譎有時就在於偶然，石原莞爾左算右算，也沒算到自己的狗屎運竟然這麼好，“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竟然壓根沒抵抗，等建川美次從酒桌上爬起來時，整個東北已經江山易手。石原莞爾的“最終戰理論”就這麼實現了。而石原本人，經此事變一躍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被任命為手握重權的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站在了他人生的頂點。

根本停不下來的“模仿秀”

有人分析說，石原莞爾此人的性格有點像個洋蔥，剝開怪胎的外衣，你看到的是一個絕頂天才，而摘下天才的面具，你又看到了一張軍國主義憤青的臉，但在這個憤青的內心深處，又藏着一個稀世戰略家的精巧心機。這些不同層次人性在他生命中的依次展開，構成了石原莞爾複雜的個性。

在將整個中國東北鯨吞後，石原的態度突然大轉彎，成了日軍內部極力鼓吹對華懷柔的旗手。

按照石原的計劃，日本現階段對於中國的擠壓應該到此為止，東北擁有豐富的工業原材料，在日本統治下的偽“滿洲國”GDP幾乎和日本本土相當，好好發展這片搶來的風水寶地，日本將積聚足夠的戰略實力，而中國在羽翼豐滿以前是不敢跟日本貿然開戰收復領土的。如果這種戰略僵持下去，中國進步，日本同樣也進步，收復東北將遙遙無期，中國將在緩慢的蠶食中被日本肢解。這就是石原為日本設想的戰略前景。

萬幸的是，人算不如天算，石原計算好了國家力量格局，卻忽略了一個人之常情--他這個前輩借着“最終戰理論”立下功勳，自己也撈着了不少好處。後輩們當然想有樣學樣，自己也弄個“民族英雄”噹噹。於是日軍內部各色“小石原莞爾”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

石原莞爾認為日本本土需要滿洲做縱深，那滿洲呢？需要華北做縱深。華北又需要華南做縱深。山寨版“最終戰理論”就這麼一步步往外推，“小石原莞爾們”沒有石原本人的對於戰略的精細考量，野心卻個個都比他大。最典型的案例，是1936年的綏遠事變。當時，石原在關東軍中的後輩武藤章想在內蒙古製造第二個偽“滿洲國”。石原莞爾深知不妙，親自從東京乘飛機跑來勸阻，他苦口婆心地開導武藤說：日軍再這麼搞下去，會陷入中國大陸的泥潭，當今之際，最要緊的是積聚實力云云。

武藤章一句也沒聽進去，略帶嘲笑地回了他一句：“石原前輩，我們只不過是在重複您在滿洲幹過的事情，有什麼錯嗎？”這句話，對於石原的打擊恐怕是巨大的，他意識到自己根本管不住這幫要“山寨”自己的下級。可以說，日本陸軍走到這時，已經徹底喪失了約束的可能性，再沒有什麼戰略可言了，只能朝着戰爭的深淵狂奔而去。

石原本人後來的命運有些諷刺，由於他老在強調“日本再戰必亡”的“泥潭論”，以致原先將其奉為“英雄”的軍國主義分子越看他越像“日奸”，逐漸失去了人望。再後來，依靠山寨他爬上來的武藤章等人乾脆將他排擠出了軍部，曾經的“民族英雄”最終以一個虛職黯然退役，當了一段教書先生後，又因為在戰時鼓吹“東亞聯盟”而丟了工作。在日本最終戰敗前，石原莞爾已經失業在家許多年了，這就是美軍占領日本後為啥沒找他的原因，也是石原為何上趕着去當戰犯--這位曾經的“天才”，可能過得實在太鬱悶了，哪怕是上絞架，他也想露回臉。

其實在1942年，已經退場許久的石原還閃光了一回。那時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已經敗象初顯，黔驢技窮的首相東條英機突然想起日本還有石原這號奇才，於是不顧兩人死對頭的身份跑去問計。石原回答說：“沒希望了，我軍的作戰已經超越了攻擊停止點，從北支事變（七七事變）到這次戰爭（太平洋戰爭），我軍根本就沒有考慮過在哪裡停下來。打仗怎麼能如此胡鬧。”

的確，日本在二戰中的一系列軍事冒險，從一開始就是一場沒有終點的盲動，只不過第一個推動這場盲動的，恰恰是石原。可笑的是，作為戰爭的始作俑者，石原已經被比他更瘋狂的人擠出了主角的行列，他成了個求戰犯之名而不可得的可笑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