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4月13日晚敘利亞上空這場“爆燃”的交火冠之以“戰爭”多少有些誇張，但其造成的戰場之外的影響甚至比真正的戰爭還要引入矚目。交戰雙方各執一詞，大馬士革、莫斯科、德黑蘭謂之以“可恥的侵略失敗”，就像筆者在不久前的另一篇專欄文章（《敘利亞，大國利益核心區外的新冷戰試驗田》）所預測的一樣；而在華盛頓、巴黎和倫敦，“入侵者”同樣高調宣示了自己的勝利，儘管這絲毫沒有影響到敘政府軍在空襲第二天就恢復了對大馬士革郊區反政府據點的圍攻。

　　那麼空襲的軍事意義到底在哪兒？或者說根本就沒有什麼實際的軍事意義？除了破朔迷離的戰果外，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推特上鼓吹的“智能導彈之戰”，也許給了我們另外一個觀察的維度——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純粹用上百枚巡航導彈發起並結束的“戰爭”，就像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被稱為第一場純粹用空中力量擔綱的戰爭一樣，具有可供渲染的“里程碑”意義。

　　當然，“巡航導彈戰爭”的勝負至今仍是個謎。如果俄國人宣稱的70%攔截成功率更接近真實，那麼自第一次海灣戰爭以來被樹立近30年的巡航導彈神話就足以宣告破滅了；假如美方所說的105枚導彈全部命中更接近真相，“4·13之戰”也足以引起相關國家對巡航導彈戰略價值的更深入認知。事實上，比起有限的實際戰果和“無限”延伸的政治影響，進攻方對巡航導彈新的技術和戰術試驗更值得關注，而防禦方同樣如此。

　　這也是我們下面將重點探討的問題，它的實際軍事意義顯而易見。

　　低門檻戰略武器

　　當德國菲施勒兵工廠的工程師們在1944年不斷完善V-1導彈性能時，他們幾乎無法設想其創造性工作對未來戰爭構成的深遠影響。自1944年以來，巡航導彈的防禦一直令各國軍方極為頭痛，而其戰略價值在冷戰期間就已有充分體現。甚至有人認為，美軍在B-52戰略轟炸機上大量部署的AGM-86B（加上同期部署的BGM-109陸基巡航導彈）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蘇聯的解體。

　　針對美軍的舉措，蘇聯國土防空軍當時部署了大量造價高昂的米格-31重型截擊機、蘇-27重型戰鬥機、S-300P輪式防空導彈連、S-300V履帶式導彈連及相關輔助設施。由於蘇聯通過部署上述武器系統對抗美軍相對數量較少的空襲武器，導致蘇聯國土防空系統的建設預算增長在80年代徹底失控。迄今為止，在研究如何採用技術不對稱手段對敵方經濟體系造成大規模戰略性破壞時，該案例仍是重要的參考。

　　巡航導彈的主要吸引力在於它具備較遠的防區外射程，從而使發射平台能夠規避絕大部分（即便不是所有）防空武器的攻擊。同樣具有重要意義的是，防禦方很難探測、跟蹤和擊毀體積較小且通常飛行高度極低的巡航導彈。隱身技術使這一問題更趨複雜，例如美軍上世紀90年代研製的AGM-137通用防區外導彈（TSSAM，該項目已被取消）和後來的替代型號AGM-158從一開始就被設計為真正具有隱身性能的武器。與全尺寸的飛機相比，巡航導彈更容易在設計上降低雷達反射信號，因此歐洲、俄羅斯、中國自行研製的新一代巡航導彈肯定也會考慮隱身因素。

　　對於所有類型的巡航導彈而言，其主要缺陷一直是效費比問題。巡航導彈的彈頭重量通常低於彈體總重量的50%，而其採購成本也通常相當於制導炸彈的50倍以上。複雜的制導和推進系統是巡航導彈的主要成本構成因素。美軍在一場空中突襲中一般至少會發射數十枚巡航導彈，如果是類似於伊拉克戰爭這樣的行動則會一次性發射數百枚，這樣的消耗（單枚“戰斧”的採購價格在150萬美元以上）即便對於財大氣粗的美國來說也是很難承受的。正因如此，目前美軍正在大量採購“低成本”的JASSM（單價約50萬美元）等智能彈藥，而巡航導彈將主要用於打擊敵方防禦嚴密的高價值目標。

　　但是，GPS系統、環形激光陀螺儀、第三代微處理器和單片式微波集成電路等技術的“商業化”正在讓巡航導彈變得更廉價也更容易擁有，這種情況對當今巡航導彈的技術擴散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新技術不僅能降低制導裝置的成本，而且能夠打破以往只有美國和蘇聯/俄羅斯能夠大規模製造和使用巡航導彈的技術壁壘。同時，美國和俄羅斯也利用相關技術改裝了大量冷戰期間製造的巡航導彈，如美國為核裝藥型“戰斧”和AGM-86B的彈體改裝常規戰鬥部。

　　隨着亞太與中東地區巡航導彈技術的擴散，各主要國家當前面臨的問題類似於30年前蘇聯面臨的挑戰，只是規模有所區別而已。如澳大利亞北部和中國西部縱深地帶的地理特徵類似於蘇聯西伯利亞地區，即人口聚居區、軍事基地和工業設施分布極為分散且相距遙遠，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全面防禦敵方巡航導彈打擊的難度會非常大。同時，儘管傳統巡航導彈的常規戰鬥部威力一般，但其針對天然氣/石油基礎設施的毀傷效應也會因目標自身的爆燃性呈幾何級增長，從而讓巡航導彈的攻擊在某些情況下具備洲際彈道導彈的戰略效果。

　　發射技術挑戰

　　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巡航導彈一直由飛機和地面發射架發射，後者最初採用靜止型發射架，此後又發展出機動型發射架。到50年代，水面艦艇和上浮於水面的潛艇也成為巡航導彈發射平台，此後美蘇兩國又研製出可在水下直接發射的潛射型巡航導彈。美國近期一直在探討在海上和空中分別使用偽裝為民用貨船或民航貨機的巡航導彈發射平台，如美國和英國分別提出了採用波音747和A340客機作為空基發射平台的建議。

　　對於防禦方而言，上述每種發射技術都構成了不同的挑戰。大型飛機（戰略和戰區轟炸機以及經過改裝的運輸機等）能夠在數小時或數十小時內在地區或全球範圍內，以800公里/小時以上的速度攜帶大量巡航導彈實施作戰。較大的航程和較高的速度為及時實施導彈攻擊提供了靈活性。根據典型的飛行包線，巡航導彈載機通常會飛至計劃中預先設置好的發射點，並用數分鐘時間完成投射，然後返回基地。美軍通過使用B-52或B-1B戰略轟炸機執行此類任務，俄羅斯軍方的圖-95、圖-160轟炸機也可以搭載經過改裝的常規型Kh-55系列導彈實施類似攻擊。

　　根據作為發射平台的飛機以及武器系統本身的性能，上述作戰模式可以採取許多不同的戰術。如俄軍的圖-22M“逆火”超聲速轟炸機掛載Kh-22M一般採取高空超音速突防戰術，在飛抵發射點後投放巡航導彈，而搭載AGM-86C導彈的B-52則通常會採用亞聲速低空飛行方式進入發射點。總的來說，轟炸機越能有效接近敵方防禦火力圈，機載巡航導彈的縱深突防距離就越大，根據敵方防禦體系的已知情況選擇飛行路徑的靈活性也越強。

　　除轟炸機外，由加油機提供支援的戰鬥機作為發射平台是另一種選擇。雖然戰鬥機本身的生存能力遠強於速度較慢的轟炸機，但為其提供支援的加油機則缺乏自衛能力，且戰鬥機的載彈量遠不如轟炸機。因此，從作戰效費比角度考慮，空軍大國仍傾向於使用轟炸機作為巡航導彈發射平台。

　　美俄兩國海軍均廣泛使用水面艦艇作為巡航導彈發射平台。對於進攻方而言，如果希望水面艦艇在敵方防禦系統外安全發射，就必須儘可能提高導彈本身的射程。

　　潛艇能提供水面艦艇無法比擬的隱蔽突襲能力，被認為是最佳的巡航導彈海上發射平台。在發射深度和水文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潛艇可以在發射前部署於非常接近敵方海岸線的海域，由此減少敵方預警時間。

　　然而，即便發射導彈的潛艇平台足夠“安靜”，但在空中飛行的巡航導彈卻很容易暴露潛艇的位置。且普通攻擊型核潛艇或常規潛艇的帶彈量有限，如果大量裝載巡航導彈，就會影響到魚雷的裝載量，用魚雷管發射巡航導彈的發射效率也較低。因此，當前的趨勢是採用垂直或近垂直固定式發射管來發射巡航導彈。如美國海軍為弗吉尼亞級攻擊型核潛艇專門設計了專用的巡航導彈垂直發射艙段（4月13日首次參戰），還將4艘較老舊的俄亥俄級彈道導彈核潛艇改裝成了巡航導彈核潛艇。這一解決方案為潛艇提供了固定數量的巡航導彈攜載量，且發射效率也比魚雷管高得多。

　　巡航導彈的第三種發射方式是採用陸基機動部署，通常使用大型輪式運輸車或半掛式拖車。這實際上是馮·布勞恩博士在1944年採用的車載機動式A-4/V-2發射架的變型。目前，裝備最多的現代化陸基巡航導彈發射系統是美軍BGM-109G巡航導彈所使用的格里芬四輪平台，它於1983年部署，主要用於打擊蘇聯的SS-20中程彈道導彈。印度部署的“布拉莫斯”，俄羅斯和中國部署的大量岸基反艦導彈也採用了地面機動平台。

　　如果在衝突開始階段將陸基巡航導彈發射系統進行分散部署並加以精心偽裝，那麼它們將與潛射巡航導彈一樣具有較強的突襲能力，但只要導彈發射出去，發射平台就會很容易暴露位置。與潛艇和水面艦艇一樣，發射車較慢的轉移速度也會對保持巡航導彈的發射強度（每一波導彈發射完需要轉移發射陣地再次發射），以及在發射後成功撤離陣地造成困難。

　　換言之，海基和陸基發射方式雖然能夠達成攻擊行動的突然性，但是卻缺乏機動性。空射巡航導彈的突襲能力相對較弱，但這種方式的機動性卻很高，導彈載機的飛行速度一般相當於地面發射車和海軍艦艇的10倍或更高，這讓空基發射系統可以迅速撤離或轉移坐標後再次發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