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說“幹部子弟是一大災難”，事實令人乍舌

　　毛主席的兩個女兒李敏和李訥都出生於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敏”與“訥”則出於《論語》中的“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從給女兒起的名字中，可以體會出毛主席是希望自己的女兒長大要做多干實事、少說空話的人。就是對這兩個愛女，毛澤東絲毫不溺愛，總是讓她們在各種艱苦的環境中鍛煉，過普通人的生活，從不允許搞特殊化。

　　李敏回憶，父親曾對身邊的衛士說，比貢獻不要比享受：“她們(李敏和李訥)不如你們有出息，也不如你們有前途。她們比你們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1965年，毛主席又對李敏她們提到：“幹部子弟是一大災難。”毛主席逝世以後，事情的發展證明毛主席的憂慮是完全正確的。

　　毛時代：“幹部子弟不能出國”

　　毛澤東時代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幹部子弟不能出國。

　　新中國建立於廢墟之上，百廢待興，建設剛剛起步，物質條件還比較匱乏，比起國外一些物質較豐裕的國家來說顯然出國能夠很大程度提高生活上的舒適與便捷，但為什麼偏偏不讓幹部子弟出國呢?

　　首先，在毛主席眼裡，幹部子弟都是老革命的後代，而革命的後代理應繼承革命意志，在國家的建設事業中身先士卒，這是幹部子弟的“特權”——這種“特權”不應是享受的特權，而應當是身先士卒，為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奉獻與犧牲的特權。1950年，中央決策出兵朝鮮“抗美援朝”，毛主席首先將自己的兒子毛岸英送上了前線。得知毛岸英犧牲的消息以後，毛主席只說了一句“誰讓他是毛澤東的兒子……”。正是毛主席的這種表率作用，一大批老革命自覺不自覺地都要向毛主席看齊，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70年代末期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一大批高級將領的子弟也走上了前線，這在後來是無法想象的。

　　此外，幹部子弟出國後是否會受到不測或意外?是否會被敵視國家或組織綁架或扣押、以人質形式作為談判的籌碼?如此國家安全將陷入被動局面。另外，幹部子弟出國後一旦架不住外國間諜的腐蝕利誘怎麼辦?或許毛主席知道那些幹部子弟平日裡養尊處優慣了可能抵擋不住誘惑。如此他們會做出不利於國家的事情，比如叛國、賣國都有可能。因為他們很容易得到重要的信息乃至掌握有國家機密，這會帶來國家安全的隱患。

　　這條規定只約束幹部子弟，並未約束科學家、學者、企業家、商人等等，足見當時毛主席作為一把手對自己領導的班子要求是多麼地嚴苛!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是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標誌性的特徵。

　　毛澤東擔心幹部子女成為“漢獻帝”

　　有一次，毛主席同湖北省委秘書長梅白談起領導幹部子女的教育問題。毛主席問梅白：你記得曹操評漢獻帝的話嗎?梅白答道：記得。有這樣兩句：“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毛主席稱讚說：不錯，你讀書不少。現在有些高級幹部的子女也是“漢獻帝”，“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嬌生慣養，吃不得苦，是溫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級機關的托兒所、幼兒園、部隊的八一小學，孩子們相互之間比坐的是什麼汽車來的，爸爸幹什麼，看誰的官大。這樣不是從小培養一批貴族少爺嗎?這使我很擔心呀!毛主席還說，現在有些高級幹部對自己的子女要求不嚴格。根本問題是要自己帶頭，要嚴以律己。他問梅白，你的孩子要坐你的車嗎?梅白說，我不給坐。毛主席又問，你是怎麼辦的?梅白說，三個姑娘老實些，不敢上，兩個男孩子上來，我就把他們從車上推下去。毛主席說，這樣好，應當推廣你的經驗。並且指出，有的領導幹部讓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開會，這樣很不好。他特別指出，高級幹部的子女不管好，總有一天要犯罪的。

　　1964年7月，一次毛主席在同侄子毛遠新的談話中說：“你就喜歡舒服，怕艱苦。你就知道為自己着想，考慮的都是自己的問題。你父親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絲毫不動搖，就是因為他為了多數人服務。要是你，還不是雙膝下跪，乞求饒命?我們家許多人，都是被國民黨、帝國主義殺死的。你是吃蜜糖長大的，從來不知道什麼是吃苦。你將來不當右派，當個中間派，我就滿足了。”毛主席還批評說：“你就喜歡人家捧你。嘴裡吃的是蜜糖，耳朵聽的是讚歌，這是最危險的。你就喜歡這個。”

　　毛主席擔心幹部子女成為“漢獻帝”，他是把幹部子女尤其是高級幹部子女的教育問題，提高到關係社會主義事業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的。

　　文革初期的“幹部子弟”

　　但是，僅有榜樣和制度的約束是遠遠不夠的。

　　毛主席曾經告誡，建立新中國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從西柏坡出發前，毛主席把革命取得政權比作“進京趕考”，他告誡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建國以後一些苗頭的出現，讓毛主席更加憂心忡忡。從槍斃劉青山、張子善到歷次政治運動，毛主席一直在為防止革命政權的蛻變做着各種努力，直到晚年被迫發動那場備受爭議的運動。

　　“幹部子弟”群體中，許多人都有濃厚的“自來紅”思想，因父輩的革命資歷和功績而產生很強的優越感。低調的人，努力向平民百姓子弟看齊;但更多的人喜故顯示自己出身高貴，喜歡攀比自已父輩官位的高低，住的什麼房子，坐的什麼汽車等等。他們消息靈通，見多識廣，朋友圈也大多是父輩地位相同或戰友、同僚家庭的子女。他們中一些人還看不起那些成績拔尖、超過他們的平民子弟，特別是那些出身不好、成績卻很好的同學。文革運動開始，他們自然地按自已理解的階級觀念，實際是封建的“血統論”，高調宣傳他們的口號：“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他們以天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以家庭出身分敵我，完全偏離毛主席發動文革運動、重點整走資派的鬥爭大方向，而將鬥爭的矛頭指向“地、富、反、壞、右、資”“�六类�幣約八�脡q淖優�，制詿�?966年8月的“紅色恐怖”及其許多駭人聽聞的暴行。

　　1967年5月28日，毛主席看了中央文小組辦事組1967年5月26日編印的《要事匯報》，這期《要事匯報》說，據云南省公安廳報告，22日晚，十七個自稱紅衛兵的人抄了雲南省副省長王少岩的家，抄走手錶、照相機等物和現款、存摺，在取款時被抓獲。參與者都是中學生，其中有六個是北京學生，其餘十一人，除兩人外，都是高乾子弟。於是，對高乾子弟抄家，毛澤東批示說：

　　如不教育好，會成為將來反革命復辟的禍根之一。好在還不占幹部子弟的多數，多數還是較好的。

　　毛澤東

　　五月廿八日

　　(見毛澤東手稿)

　　可笑的是，這幾年，這群已經成為億萬富翁的幹部子弟卻紛紛跳出來，上演“替文革”道歉的鬧劇，可惜他們的道歉不是在承認和檢討他們自己在文革初期的暴行，而是將矛頭指向文革本身——這個威脅他們當年以及現今“特權”的幽靈，其目的正如他們自己所言——“要守住81年決議底線”。

　　朱德的孫子被槍斃

　　毛主席走後，幹部子弟沒有了毛式“反特權”鬥爭路線的羈絆，“特權”就開始不斷膨脹。

　　1983年“嚴打”期間，朱老總最小的孫子因觸犯法律，在天津被處以極刑。一時間，社會上傳得沸沸揚揚。

　　康克清曾對跟隨她多年的老秘書葉梅娟說:“朱德同志生前有過囑咐:'如果孩子不爭氣，犯了錯誤，出了問題，你也不用生氣，黨有黨紀，國有國法。子孫不爭氣，你可以登報與他們脫離關係。'”對於社會上的種種傳說和流言，康克清未予理睬，她說:“當務之急是要做好他母親的思想工作，使她能認清現實，尊重法律，並從中吸取教訓。”

　　就在朱老總的小孫子被執行死刑的次日，康克清外出參加重要活動。行車途中，她平靜地對司機劉國和說:“劉師傅，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我的孫子犯了罪，昨天給槍斃了。”“我也聽說了，但沒敢問您。”稍後，劉國和又謹慎地問:“聽專車司機們說，您在判決書上籤過字?”康克清略顯激動地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還用簽字嗎?”

　　在此後，康克清有時在飯桌上也會對着孫子們發火:“你們出了問題，不是個人的事，是在折騰你爺爺!爺爺有話在先，你們如果不爭氣，做了違法的事，要我登報聲明，與你們斷絕關係!”

　　朱德的親孫子當時是天津市人民銀行的行長朱國華，權也大，官也大，人也長的不錯，又很有地位，很討女孩子們的喜歡呀，於是他天天晚上換女孩子，就是這樣一個罪，跟現在比起來，那根本不算什麼的，可在當時這還是一個大罪。當時是否判他死刑的請示報告遞到鄧小平手裡，鄧小平沒有批，指示把請示文件拿給康克清，一切請她決定，最後康克清批覆，同意死刑。

　　康克清這樣的老一輩革命者因為革命理想的純粹，還沒有走到“護犢子”那一步，畢竟“告別革命”剛剛起步，時代的風氣還會沿着原來的歷史慣性繼續一段時間。然而，再往後就很不好說了。

　　“不爭論”與“護犢子”

　　80年代中後期，很多幹部子弟借改革的名義，以權謀私，成為了靠偷偷摸摸地倒買倒賣公有資產攫取不義之財的“官倒”。風波之後，“資產階級自由化”被高高舉起，輕輕放下。自由化分子順利出走，這些幹部子弟卻從地下走到地上，變成了赤裸裸和無所顧忌地吞噬公有制資財的貪官污吏。他們不僅比當年的“官倒”更有過之，而且正在蛻變成“倒公(有制)”、“倒社”及至“倒國”的一夥。也恰好在此蛻變中，“官倒”特別是“最大的官倒”被“不爭論”所掩蓋。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大家都開始“護犢子”，誰也甭指責誰。

　　無數個農村集體經濟被強行解體，能不迅速造就一些萬元戶、十萬元戶甚至百萬富翁?眾多國營企業隨着承包、租賃、股份制和抓大放小及賤賣的資改政策的推行，能不很快孳生出一批千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替文革道歉”最起勁的秦X、陳XX某均在這個過程發家致富，將他們父輩秉持的共產黨人恪守清貧的“好家風”一腳踢開。

　　當年的擔憂一步步變成現實，只因為那個令兄弟們“不輕鬆”的人走了。

　　但現實不斷地教育着人民，人民也越來越理解他的良苦用心。王震將軍到晚年面對現實也有所醒悟：“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五十年”。

　　殷鑑不遠，蘇聯73歲而亡黨亡國。建國70周年之際，面對現實，我們重溫毛主席的指示，不是更覺振聾發聵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