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軍工高乾子弟多。當時在中央和地方的高級幹部中，都以能夠把子女送到哈軍工上學為榮。高乾子弟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實際上也不能一概而論，有低調務實、埋頭學習的；也有沾上“八旗子弟”陋習，誇誇其談，看不起普通工農子弟的。

我們班有幾個高乾子弟，其中一個父親是山東省的副省級領導，一個父親是武漢市的副市級領導，還有一個養父是個河南的縣委書記（這實際上算不上高幹了，不過他自我感覺很好，也許在小縣城裡人家一直把他噹噹地的“高乾子弟”看待）。前兩位學習很刻苦，成績也不錯，組織觀念和組織能力較強，是班裡最早發展的黨員。

同隊不同班的有一個是南京軍區空軍司令N中將的兒子，身體不好，一副病懨懨的樣子，腰上綁着不鏽鋼支架，抽煙。這在當時的軍工絕對少見，給我的印象確實不太好。文化大革命開始後，N司令被打倒，他那個群眾組織都不參加，乘學生可以免費串連，到新疆游天山，到海南遊天涯海角，到昆明看蝴蝶泉，幾乎走遍了祖國大好河山的所有著名景觀。回來後父親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等着分配。最近聽說他已經當上了A省省軍區司令了，大跌眼鏡。

低我們兩屆，65級有幾個高乾子弟。文化大革命後期和他們有些交往，聽他們擺呼其傲人的經歷：67年，他們結伴去廣州串連，突發奇想，弄輛車去從化溫泉看看。可惜老爸此時都已經落難，在廣州靠正規渠道是借不到汽車的。於是到中山五路轉悠，看到一輛麵包車停一座大廈底下，用一把螺絲刀起開了車門，再把駕駛座前面板起開，把電源線連上，馬上可以打火開動。

5個人，開着這輛“借”來的麵包車，出廣州，在從化溫泉玩了兩天，非常盡興。但是，後來發現副駕駛座前抽屜里，駕駛執照是澳門的，嚇了一跳。原來是輛外籍車輛，如果車主去公安局報失，肯定會追查。於是商定晚上進廣州，把車停在黃花崗偏僻處。回廣州路上，汽車沒油了，攔住一輛過路上海牌轎車，兩個體形高大的同學架住車主，剩下的人拿起麵包車上面的水桶、吸管，把上海牌轎車油箱裡的汽油抽取了大半桶。怕上海牌車主追上來，順手把車鑰匙拔了帶走，然後揚長而去。

後來回軍工，閒着沒事，拿起氣槍到學院後面職工村“打獵”，職工村沒有野味，就打職工養的雞，打中了，拎回宿舍用電爐煮着吃。學員食堂冬天吃餃子，都是炊事員抽空包一些凍外面，等包夠了，再煮。這些大爺，知道了食堂有凍餃子，就背起書包到食堂後院，乘炊事員不注意偷偷裝了一書包，回宿舍也用電爐煮着吃。

工宣隊進駐軍工後，拿這幾個人開刀。殺雞擏猴。一一交待，會場上面陣陣笑聲，好像在聽《天方夜譚》故事。

最有意思的是裝甲兵X司令的孩子，68年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帶了軍工一批學生（邊境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黑龍江邊境做穩定邊境的工作。某天突然失蹤，留下的行李中找到一張蘇聯地圖，一把短劍是蘇聯國防部贈送給他父親的，還有一張蘇聯姑娘的照片。同時，邊防部隊還發現這幾天晚上有人偷渡越境。情報直達中央軍委辦事組，中央軍委辦事組馬上發布“三北地區”（東北、華北和西北）通緝令。並通過外交部與蘇聯交涉，引渡偷渡者。同時派他同班同學，三人一組，拿着中央軍委通緝令。去他所有親戚、朋友、同學家尋找。

兩個月後，在重慶到武漢的江輪上發現了他。在乘警配合下，一舉抓獲。船到武漢，碼頭上早就有中央軍委某局的三輛吉普車等着，直接押送漢口火車站乘車回北京。一年多後，他又出現在哈爾濱，身份是某國防工廠三線建設搬遷辦公室主任。後來在中越邊境反擊戰中，他是英雄坦克團團長，身先士卒，衝鋒陷陣。《解放軍報》以“將門虎子”為題有整版報道。現在他已經是我國裝甲兵學院的院長，少將軍銜。

知情者告訴我，原來他在邊境接到女友來信，說“大姨媽沒有來，可能是有了”。這在當時是件十分嚴重的事情。慌亂之下，倉促離開，直奔四川老家，安置女友。據說後來中央軍委知道了事實真相，也哭笑不得。等X司令問題得到解決，也給他下了個審查結論：嚴重無政府主義。未婚先孕，無政府主義，這是其一；沒有打招呼就跑，害得中央軍委發了“三北地區”通緝令，典型無政府主義，這是其二。

還有一位是衛生部H副部長的兒子，大高個，娃娃臉。因為當時哈軍工一個群眾組織接到北京所謂“非常委員會”的一批宣傳材料，這個“非常委員會”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有名的“516”集團。材料在這個群眾組織領導層里小範圍傳閱，當中央文革追查“516”反革命集團時，這幾個人統統被抓，關在黑龍江公安廳監獄中有一年多時間。其中就有這位H兄。

待事情搞清，釋放回校，也沒有說抓錯了，還是讓他交代問題，認識問題。那天工宣隊把他帶到我們宿舍，把他交給我們，說就和你們住在一起，嚴加看管。

果然，H兄進門就拿起拖把拖地，上廁所也要向我們報告。時間長了，互相也熟悉了。說起監獄裡面的生活，給我們長了不少見識。黑龍江公安廳監獄條件不錯，地板地，一間房間大約15平方米大，沒有床，行李放地上，白天捲起來人坐在行李卷上面，晚上鋪開睡地鋪。因為他是要犯，一個人一間。牆角一個水池，一個抽水馬桶。管教交待他考慮自己的問題，想到什麼自己的、別人的不符合MZD思想、違反文化大革命的言行，隨時揭發交待。白天只能坐在行李卷上思考問題，不能隨便走動。

為了在牢房中爭取合法走動，他就時不時的去水池洗手，洗衣服，不多久衣服就洗白了。

一天九兩高粱米飯。飯中的刷鍋竹籤成了好東西。收藏好，在水泥窗台上慢慢磨成竹針，兩個竹針互相在一頭穿個針眼，就可以拿來縫補破舊的衣服了。沒有線，從自己衣服內側抽取。呵呵，這就叫“只要功夫深，竹籤磨成縫衣針”。

他說，其實其它幾個一起被抓的同學，就住在他同一所監獄裡。但是直到釋放互相都沒有能夠見面。也不知道他們揭發了我什麼問題。

我們問他，你到底參加“516”組織沒有？他說天曉得，“516”在哪裡，是些什麼人，我都不知道。就是傳閱了北京不知道那個組織寄來的幾份材料，就沾包了，莫名其妙坐了一年大牢。過了一個多月，工宣隊宣布他解除隔離，可以參加運動了。

後來我們下鄉了。他是65級的，要到1970年才分配。最近從毛毛著的一本暢銷書上面，得知他居然成了當代駙馬爺。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一個人倒霉的時候，你根本想不到能夠時來運轉，會有這麼一天的。

軍工高乾子弟中的女性，都很有才幹。文化大革命開始上台辯論搶先發言的，大多是有高乾子弟背景的女同學。後來成立了“八八團”和“紅色造反團”兩大群眾組織，領銜的也多數是女生。她們上台發言，字正腔圓，口齒清楚，很有煽動力。領頭呼口號，也極有號召力。掃四舊，開展對地富反壞右分子的鬥爭，都毫不手軟。拿起皮腰帶，劈頭劈臉掄下去，打得那些人滿頭滿臉是血，她們從不皺眉頭的。據說是：對階級敵人要象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

有趣的是，這些巾幗英雄，不少有“姐弟戀”的愛好。我認識的好幾個，都是61級的女生找65級的小男生。然後象大姐姐那樣呵護着小男生。鑑於涉及個人隱私，具體到人我在這裡就不展開了。

我在哈軍工認識的高乾子弟中最有名的就是他老人家的侄子了。比我高三屆，在學院讀書時據說曾經是長跑隊的指導員，沒有一點高乾子弟的陋習，平易近人，艱苦樸素，嚴格要求自己。

65年畢業後，下放到二炮的基層當兵鍛煉。聽他說營地是在深山老林裡面，很少能夠見到生人。連隊出操時，如果附近村子裡的姑娘、大嫂路過，不用連長喊口令，肯定全體非常一致的“向右看齊”，直到姑娘、大嫂離開視線，這個注目禮才結束。

後來和他的親密接觸是在1967年，哈爾濱兩派武鬥升級，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召集兩派頭頭到北京談判，住在西苑賓館。他當時被調到北京擔任總理聯絡員，負責和我們聯繫。這時還是那樣的平易近人，和我們一起談笑風生。時而也開開玩笑。

後來他被任命為瀋陽軍區副司令。遼寧的一些極左的做法據說都是出自他的手。包括所謂的“趕社會主義大集”，包括殘酷殺害張志新烈士。最為人不齒的，是他的同班同學，睡上下鋪的鐵干兄弟，路過瀋陽去看望他，居然讓秘書出來擋駕，說：首長很忙，沒有時間接待。

70年冬，瀋陽軍區陳司令和他一起到HL島視察船廠，到了船塢碼頭，他準備下潛艇艙里看看。把軍大衣一脫，陳司令乖乖的走上前去接過軍大衣，在手裡拿着。堂堂一個上將，在碼頭寒風中等了他足足一個多小時。從中既看到這位王儲的驕橫，又看到了陳司令的卑躬屈膝，厚顏無恥。

四人幫倒台後，他被審查了幾年。後來到上海某研究所總工程師辦公室工作，現在也應該退休了吧。

軍工高乾子弟中的二號人物無疑是那位副統帥的大女兒－林曉霖。

林彪的女兒林曉霖是林彪在蘇聯學習時，與前妻張梅生的孩子。張梅與林彪分手之後，留在蘇聯未回國，後來和徐介藩結為夫婦。徐介藩便是哈軍工裝甲兵工程系主任，一位性格剛直不阿的軍人。林曉霖一直和他們夫婦生活在蘇聯。

1955年徐介藩夫婦歸國後，林曉霖仍留在蘇聯上初中、高中。所以1963年林曉霖歸國轉學入哈軍工時，她俄語極其流利，中國話反而講不好。後來哈軍工分建，裝甲兵工程系搬到西安成立裝甲兵工程學院，徐介藩也就和張梅一起調到西安工作，把林曉霖一個人留在了哈爾濱。

這位缺少父母之愛，自小獨立生活，又久受異國文化教育的孩子，性格極其剛烈。葉群不歡迎這個林曉霖，而林曉霖也憎恨葉群。她常常會不顧場合地當着林彪的面咒罵葉群，甚至罵林彪這位父親。

每到學院放寒暑假，林彪辦公廳秘書必來電話，希望學院設法安排林曉霖不回家，以免惹林彪元帥生氣。有幾次是派生活秘書帶林曉霖到廣州、上海度假。就是不能到北京去見她親生父親。

院裡不知道這是林彪的指示還是葉群讓秘書假傳聖旨，誰也無法核實，只好執行。系裡幾位領導在心中很為林曉霖鳴不平。放假孩子們都有家去，惟獨她像一隻失群的小羊。而且，她對中國生活很有些不習慣，適應力差一些，誰也不好留她在校照顧她，惟一的去處是勸她去西安她母親家。張梅那時已和徐介藩調往西安工作。據說葉群也不讓林曉霖到西安見她的親生母親，真是沒有一點人性。

林曉霖後來患了肝炎。為此事，林彪、葉群沒來信，總參謀長羅瑞卿來了一封信。信直接寫給院導彈系，囑咐系裡照顧，每月給補助20元營養費。據當時的系主任戴其萼回憶說，系裡很不高興，覺得林彪這個當爸爸的太差勁兒，女兒患了肝炎，也不關心，當軍委副主席工資不少，20元給女兒還拿不出來嗎﹖意見歸意見，系裡還是給林曉霖補助20元。

文化大革命中，保守組織“八八團”把林曉霖抬了出來，當了它們的頭。這在群眾中也確實可以迷惑一些群眾：看，副統帥的女兒在“八八團”，這個組織不會有問題。後來，葉群知道了這件事，讓秘書起草了一份《林彪聲明》，聲明說：曉霖一貫反對我(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論和行動並不代表我，我概不負責。從現在起，我與她斷絕父女關係。

我當時在武漢，但是通過長途電話知道了這個消息，非常高興這下我們的對立面“八八團”非跨不可。果然，到了67年春天，紅色造反團奪了黑龍江的黨政財文大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社論《東北的新曙光》，肯定了奪權的方向。接着，“八八團”宣布解散。解散那天，“八八團”團長S發表了催人淚下的動人演講，據說許多“八八團”的群眾都哭了。

後來聽說林曉霖被發配到了新疆塔克拉馬乾大沙漠中央的導彈發射基地庫爾勒，在那裡嫁給了一個陸軍大尉。可惜，一代公主就這樣的下場。

附錄：歷史解密——那份斷絕父女關係的《林彪聲明》

編者：本文作者張雲生到林彪身邊工作之時，正值中央做出《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作為“林辦”成員之一，他近距離目睹了整個“文革”時期的林彪。本文透露了有關林彪與其女兒斷絕關係的鮮為人知的內幕。

“文化大革命”從我進入“林辦”的那時起，才真正掀起了勢不可擋的“高潮”。身受其害的人千千萬萬，林彪的大女兒林曉霖也未能倖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加害林曉霖的不是別人，正是林彪和葉群。

“老趙，你看曉霖的事怎麼辦？”有一天，葉群從釣魚臺回來後，和秘書老趙談起了林曉霖。據說，“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林曉霖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參加了名叫“八·八戰鬥團”的群眾組織，它的對立面叫“紅色造反團”。中央文革認為，“紅色造反團”是“真正左派”，而林曉霖為骨幹的“八·八戰鬥團”是典型的“老保”。中央文革在操縱黑龍江省的運動，他們礙於林彪的女兒在那裡，就把這一心患告訴了正在向中央文革靠攏的葉群。

葉群並非林曉霖的生母，與曉霖的關係向來不好，而且把她看作是政治上的異己。以讀書為由，葉群經常把曉霖支去外地，儘量不給她接觸林彪的機會。這樣，曉霖也與生父林彪的感情逐漸疏遠。

“曉霖太不像話！”葉群對我們抱怨：“她的‘八·八戰鬥團’是保守派，在中央文革是掛了號的。她到處演說，宣傳保守觀點。大家都知道她是首長的女兒，以為是首長在支持她。你們可以證明，我和首長才不支持她呢！”葉群說到這裡，顯得很生氣。“這都是首長自作自受。他把曉霖慣成這樣，誰的話也不聽，更不把我這個後媽放在眼裡，但我就不相信拿她沒辦法！”

沒過多久，由葉群口授，趙秘書記錄整理，形成一份所謂的《林彪聲明》。葉群說這是經過林彪本人點頭的，趙秘書和在場的我以及年輕的李春生都心存疑惑。《林彪聲明》的大意是：曉霖一貫反對我(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論和行動並不代表我，我概不負責。從現在起，我與她斷絕父女關係。

很快，葉群親自布置，空軍派出一架飛機，由國防科委的一位副主任帶着印好的《林彪聲明》，奔赴哈爾濱。由黑龍江省委印發，在哈軍工及各大院校廣泛散發，林曉霖的“八·八戰鬥團”也由此被迅速瓦解。在葉群的一連串布置下，國防科委的一位負責人坐着吳法憲派的飛機，又赴哈爾濱。奉令而行的“特使”對林曉霖說：“你父親叫你回北京去，我是來接你的。”但是這架飛機升空後，就奔向了西北大沙漠中的一個尖端武器試驗基地，附近是幾百里荒無人煙的戈壁灘。當林曉霖發現自己受了騙，已經無濟於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