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8月份美國《財富》雜誌評選出的最新全球500強企業榜單中，中國企業數量首次超過美國躍居第一。對此，美國《財富》雜誌資深記者傑夫·柯文結合當下美中競爭態勢評論了此一事件的意義。他在文中指出了中國500強企業的某些不足，並分析了美中關係的前景。文章表達的是其個人觀點，觀察者網翻譯本文，謹供讀者參考。

　　[文/傑夫·柯文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群]

　　大國關係的惡化從沒像7月下旬中美關係的惡化那樣迅速。美國命令中國在72小時內關閉其駐休斯敦總領事館，這似乎是對所謂的中國黑客盜竊新冠病毒研究成果和其他有價值信息的懲罰，美國司法部在政府下令關閉總領館當天宣布了此項指控。

　　但美國國務院說，真正的原因是它所聲稱的（中國）多年進行的“大規模非法間諜活動和提升本國影響力的活動”。那麼，為什麼要此時關閉領事館呢？幾乎所有分析人士都說選擇此時關閉領事館是出於競選需要，特朗普總統和前副總統喬•拜登都在競相表現自己的對華強硬姿態。然而，這不是例行的外交表演。這種情況此前從未出現過。在兩國正式建交後的41年中，美國從未下令關閉過中國駐美外交機構。

　　兩方都摒棄了官樣文章，直接開罵。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聲稱，美國“將不會容忍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犯我國主權和恐嚇我國人民”。一名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回擊說，關閉決定是“蠻橫無理的，將嚴重破壞中美關係”。一天后，國務卿邁克•蓬佩奧說，中美關係應基於“不信任與可查證”原則，拋棄了“與中國盲目接觸的舊有模式”。第二天，中國命令美國關閉其在中國西南部重要商業中心成都的領事館，這也是前所未有的。

　　回想一下去年12月，那時美中兩國簽署了緩解貿易戰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特朗普總統說，當時的美中關係“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好的。”

　　領事館風波表明某一趨勢有了明顯而又重大的發展，現在全世界都感受到：當今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競爭態勢加劇了。這極大加劇了更廣泛意義上的不確定性，各種具有嚴重後果的未知因素組合在一起，將改變我們人類的未來。它們被提煉成兩大問題，而這兩大問題都是在7月下旬的美中關係破裂中產生的：美中競爭將把我們帶向何處？哪個擺脫疫情的國家遭受最少的長期經濟和社會損失？此外，這兩個問題還與第三個問題交織在一起：面對兩位截然不同的總統候選人，美國將選擇哪一個？這些問題的答案標誌着世界前進方向的拐點。

　　《財富》雜誌2020年全球500強企業排名中展現的新數據揭示出美中競爭態勢出現了標誌性的變化。現在總部設在中國大陸（包括香港）的全球500強公司數量首次超過美國，中美兩國分別達到124家和121家。如果將台灣計算在內，則大中華區的500強公司總數為133家。

　　全球500強企業分布圖 圖片來源：美國《財富》雜誌

　　這次改朝換代反映了長期的趨勢。美國500強企業的數量自2002年達到197家後就逐年減少。在2003年，中國大陸公司的上榜數量僅位列榜單11位，此後上榜的中國公司數量則連年增加。

　　在由這三個問題組成的拐點中，美中關係的未來可以說具有最重大的世界歷史意義。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格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Allison）將這種關係形容為“一種固有的、深刻的、結構性的競爭關係”，是一大崛起的強國正在威脅着一個牢牢占據着統治地位的強國。艾里森告訴《財富》雜誌，中美之間的競爭是危險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種競爭帶有濃厚的感情色彩，特別是對那些堅信本國理應獨居世界第一強國位置的美國人來說。艾里森借用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歷史記述，即斯巴達與崛起的雅典爆發衝突從而引發三十年戰爭的歷史典故，給美中衝突起了一個廣為人知的名字——“修昔底德陷阱”。

　　儘管美中兩國目前遠未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當前形勢已經非常糟糕，而且還在迅速惡化中。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的創始人兼總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說：“每個重要議題都在惡化。華為、香港、南中國海、台灣、美國因為中國而退出世界衛生組織，應有盡有。”

　　大多數專家都認為，這種關係在過去的一年中已經陷入到了自我強化的螺旋式下降之中。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商業與經濟研究專家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說，“我坐在華盛頓，感覺好像我們正處於暴風眼中，正身不由己的朝着一個方向衝去”。隨着北京在中印邊界、台海上空和南中國海變的越來越咄咄逼人（外交人士稱這是北京在採取行動向美國發出信號），美國也開始向盟國施壓，要求它們禁用華為公司（該公司在全球500強榜單上排名第49位）的設備，甚至考慮禁止人數多達2億7千萬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及其家屬赴美旅行，這其中就包括幾乎所有中國重要公司的首席執行官。

　　全球500強榜單的變化意義重大，因為這種競爭是建立在經濟實力之上。分析人士可能會爭辯哪個國家的經濟規模最大。如果按照貨幣匯率進行比較，美國仍遙遙領先，2019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21.4萬億美元，而中國為14.3萬億美元。但如果是基於購買力平價（根據各國不同價格水平進行調整的衡量標準）進行比較，截止到2018年，中國略微領先於美國，為21.4萬億美元，而美國是20.5萬億美元，這是世界銀行擁有的最近年份的數據。現在這一差距可能已經變的更大，並且還會繼續擴大。艾里森說，這是很重要的衡量標準，因為它表明“誰可以製造最多的無人機”或資助最多的研究。

　　這也使中國成為消化層出不窮的新產品和新服務的全球最大市場。肯尼迪說，它“將是新產品投放的第一個市場，因此中國消費者將在產業發展方向上擁有更大的發言權。美國市場可能不夠大，無法促進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

　　由於這個以及其他原因，美國公司極不可能離開中國。任何希望保持自己全球競爭力的企業都不能放棄這十億活躍消費者。此外，很少有公司願意將中國完全從其供應鏈中剔除。儘管貿易緊張局勢和疫情向全球範圍內的許多公司表明，它們過於依賴中國供應商，但中國公司通常擁有其它國家公司所不具備的製造業專業知識。此外，離開中國的外國公司（例如轉向印度和越南的公司）可能會發現，當這些公司想向中國市場出售產品時，它們已變得不再那麼受歡迎。

　　中國的經濟實力令人印象深刻，但要充分了解中美競爭態勢，國內生產總值是最明顯的衡量標準。中美衝突的主戰場是在科技領域，科技實力是經濟增長和國家安全的基礎。包括國家主席在內的所有中國領導人都宣布過官方政策，中國要在科技領域“趕超”發達國家。哈佛大學的朱利安•貝爾德•蓋維茲（Julian Baird Gewirtz）寫道，對中國領導人來說，“技術進步不僅是增強經濟和軍事實力的一種手段，而且其本身就起到了某種意識形態的作用——證明了中國在經過數十年的奮鬥後終於實現了偉大復興。”

　　兩國脫鈎在科技領域最為明顯。華為是全球5G網絡設備的第一大製造商，而且截至今年第二季度，它還是世界第一大手機製造商。但在美國銷售華為產品實際上是違法的，其首席財務官已在加拿大被軟禁了18個月，美國指控她進行銀行欺詐、電匯欺詐和盜竊商業秘密，但她和華為公司都堅決否認這些指控。就中國而言，那些在美國最受歡迎的科技巨頭，包括谷歌和臉書在內，實際上已被禁止在華運營。布雷默說：“我們的世界已經從更加融合滑向了四分五裂。到目前為止，技術是競爭的關鍵，最重要也最危險。”

　　技術戰在多條戰線上展開——人工智能、5G、語音識別、面部識別、金融科技等諸多領域。其中人工智能是最重要的，因為它能極大促進其它技術的發展。艾里森和一位匿名的美國科技行業領袖最近合寫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們認為中國掌握的人工智能技術遠比美國國家安全機構以為的先進。他們指出，中國的優勢在於其人口數量四倍於美國。他們寫道，“在人工智能領域，人的聰明才智比計算機的計算能力更重要”，中國每年畢業130萬名理工科學生，而美國則為30萬，中國的計算機科學家數量是18萬5000人，而美國則是6萬5000人。即使在美國，在每10名計算機科學應屆博士畢業生中，有3名是美國人，2名是中國人，大多數中國博士後將最終返回中國。

　　但是，儘管中國看起來像是一台即將要碾壓美國的經濟技術壓路機，但事實卻並非如此。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儘管中國實力強大，但中美競爭的最終結果仍然高度不確定。

　　美國與其主要貿易夥伴的經貿數據 圖片來源：美國商務部

　　先拿全球500強中的124家中國大陸公司來說吧。儘管它們在數量上超過了美國公司，但這些公司的規模卻都較小，它們的總營收僅占全球500強總營收的25%，而美國公司則占到30%。而且其中絕大多數中國公司（68%）是國有企業，他們並不是通過在公開市場奮力搏殺才得以脫穎而出的。儘管這份名單中也包括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科技巨頭（阿里巴巴集團，華為，聯想），但也有很多只在中國本土開展業務的企業，比如某些礦山或電力企業。

　　在國際戰略競爭中，這些公司的性質對其將具有怎樣的實力影響巨大。關鍵問題是：它們是如何做大做強的？肯尼迪問道：“它們能脫穎而出是通過發明創新、明智的管理運營和良好的公司治理做到的，還是通過中國重商主義的國家力量和中國國有銀行的慷慨解囊而實現的？”

　　甚至中國能否像很多人認為的那樣，最終登頂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也是不一定的，或者說至少這不是馬上就會發生的。摩根士丹利投資管理公司首席全球策略師魯吉•夏爾馬（Ruchir Sharma）最近在《外交事務》雜誌撰文寫道，如果中美兩國國內生產總值（以市場匯率計算）繼續以各自2019年的名義增長率持續增長，中國經濟總體規模大約要到2050年左右才能趕上美國。哪怕中國經濟增長率下降一個點，這個趕超時間就將推後至2090年，這意味着“今日美國人沒幾個能活着看到美國跌至第二位”。

　　未來最有可能發生的事是某些分析師所說的第二次冷戰。第二次冷戰將與上次冷戰截然不同，當時蘇聯經濟比美國弱的多，並且與東歐之外的國家很少有貿易聯繫。但現在這場已爆發的衝突則不同，除了炸彈和子彈之外，冷戰雙方還部署了其它各種武器，並同時在民間層面繼續進行互利貿易。布雷默說：“美中兩國將繼續保持經貿往來，尤其是在像液化天然氣和農產品這樣的大宗商品領域。”這種情況就如去年美中兩國貿易所展示的，美國向中國出售了價值138億美元的農產品和31億的油氣產品。

　　美中下一階段對峙的焦點可能會是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布雷默問道，“這份協議能執行到大選嗎？特朗普會沒完沒了的怪罪中國。叫停協議的可能性很高，”即使消費者、金融業、農業和其他行業都可能遭受損失。

　　這時，另一個重大問題就會浮出水面，即下一任美國總統究竟是誰。政策分析師們相信，在一位叫拜登的總統領導下，美中關係的基調會發生變化。如果他能使美中緊張局勢降溫，兩國就有了談判迴旋的餘地。歐亞集團的分析師說，和特朗普相比，拜登也更有可能聯合美國的歐亞盟友組成統一戰線共同與中國展開談判。同時，美國可能仍會保持對抗性的政策立場。布雷默說，就政治而言，“兩黨取得廣泛共識的唯一政策議題就是要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面對由上述三個問題組成的拐點，我們並無明確答案——唯一確定的只是未來世界將會更加動盪不安。美中兩大強國的關係正在惡化，未來通向何方無人知曉。但形勢發展也並非一無是處。也許理性追求本國利益的中美兩國會像展開商業競爭那樣管控彼此之間的關係。來自美國、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多種有效疫苗有望在一年內消滅新冠病毒。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將獲得復甦，大家又可以互相擁抱在一起，全球性的焦慮也可能稍有緩解。

　　在一個動盪的世界中，即使出現最極端的情況（好與壞）也似乎是合理的。計劃沒有變化快，風險總比收益高。允許人類犯錯的機會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