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中國學者熱烈討論“利益相關者”，並盡情發揮想像力之時，這個詞彙的首次提出者——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在2005年年底進一步闡述了他對中國問題的思路：“我試圖更為嚴肅地介入中國問題。一方面，對於他們所取得的成就給予應有的尊重，另一方面則是敦促他們必須認識到他們在國際體系中負有更大的責任。”

當然，佐利克並沒有表態說，他的中國觀可以取代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2005年6月在新加坡關於中國“威脅”的觀點。

佐利克和拉姆斯菲爾德都是布什內閣的資深成員，在對中國的觀點分歧上也分別代表了美國對中國態度中的兩大派。後者是以五角大樓為主的“中國威脅派”，前者則是以美國國務院為主的對中國持懷疑不確定態度派。

但現在，美國國務院在賴斯的領導下更為強大，而作為賴斯主要副手的佐利克現在分管中國。當被問及其思路是否代表布什政府的政策時，佐利克笑着說道：“是的，我在政府工作，我當然不會發表一個沒有受到政府其他成員廣泛支持的講話。最近拉姆斯菲爾德訪華的時候也曾提到‘利益相關者’這個詞。我敢肯定中國人一定已經密切關注到了這一點。”

新年伊始，美國布倫博格新聞網上發表了一篇評論，開頭這樣寫道：“根據布什政府的判斷，2006年是中國年，美國會更加關注中國的人民幣問題、貿易以及人權等問題。簡而言之，就是提醒中國誰才是老闆。”

作為目前世界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美國有着至上的優越感。誰才是老闆的自信體現的正是這種優越。美國的外交政策，無論是針對中東還是東亞，都服從於一個最高目標，即維持美國在現有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這也是為什麼2005年美國國會對中國問題的討論主題集中在了中國在拉美、亞洲、中東以及非洲的影響力上。在華盛頓的國會議員眼中，他們由對“世界的中國”的矚目開始轉向對“中國的世界”的擔憂。他們認為，中國在拉美、非洲、中東等區域正在擴大影響力。

正是美國政治精英對國際體系的這種霸權式的解讀，才會出現所謂“中國責任論”觀點。其中闡述最為明確的，要算2005年9月12日佐利克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上做的一篇題為“中國往何處去：從會員到責任”的演講。他說，中國已經不是美中建交時的中國，因此美國的對華政策應該“超越引導中國加入國際社會的 ‘融入政策’”，變為鼓勵中國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參與者”。

一個月後，拉姆斯菲爾德在接受德國《鏡報》採訪時同樣提到了中國應承擔“責任”。當記者問及中國是否會成為第二大超級大國時，拉姆斯菲爾德回答道，“我只是希望世界其他國家將敦促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建設性的、更為融入的參與者。穩定對他們的經濟有好處。假如有戰爭沒有人會贏，假如有衝突或不確定性，也沒有人會贏，不穩定錢就會流走。人們希望中國日益感到他們也是成功的國際體系的一部分。”

無論是佐利克，還是拉姆斯菲爾德，都在強調中國作為國際體系的參與者應該承擔的責任。要想成為美式盡責者，也就是要想真正成為美國人眼中國際體系中的盡責者，應該如何做呢？

按照佐利克的解釋，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挑戰美國的權威，並與美國一道建設符合美國長遠利益的國際秩序。在經濟上，承擔責任，改變貿易不平衡的狀況。在外交上，協助美國處理好“問題國家”，軍事上增加透明度，政治上改進民主。而這在美國總統布什訪問亞洲所做的重要講話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現。按照布什講話中的標準，在美國人眼中，亞洲最盡責的國家就是——日本。

實際上，美國是要強加給中國責任，就是維護美國化的國際社會新秩序。這個秩序中不僅包含着美國價值體系中的美式資本自由和美式人權自由，更包含着後冷戰時代的美國國家長遠利益。用佐利克的話說就是“對美國和全世界來說，根本的問題是：中國將如何運用自己的影響力？”

這個問題最近有一位中國人剛剛回答了。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06年來臨之際這樣宣告：“中國人民願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促進多邊主義，促進經濟全球化朝着有利於實現共同繁榮的方向發展，提倡國際關係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樣性，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這個回答不知讓美國的政治精英們滿意不滿意？如果他們聽了後感覺不符合他們所謂的“中國責任”的定義，那他們今後完全可以捂上自己的耳朵繼續自說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