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22日上午，一架美軍運輸機從重慶起飛，在三架戰鬥機護航下，直奔延安。

這架神秘的運輸機上搭載了9名美國人，包括美國陸軍上校包瑞德、美駐華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美國陸軍步兵部隊和戰略情報局約翰·高林上尉等。

這些人身份各異，卻共同隸屬於新成立的“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

　　派遣一個軍事觀察組進駐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延安，美方在1943年就有了這樣設想。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出於對日作戰的總體考慮，迫切需要中國戰場拖住更多日軍兵力，因此一直從經濟和軍事上援助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

然而，美國對蔣介石及其軍隊的戰場表現並不滿意，尤其是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約瑟夫·史迪威。

史迪威與蔣介石的關係幾乎從一照面就不大融洽。

第一次緬甸戰役失敗後，兩人關係進一步惡化，蔣介石抱怨失敗全在史迪威不聽指揮，史迪威則向羅斯福告狀，打不贏是因為“花生米”。

花生米是美國俚語，特指野心大而能力差的人，史迪威在日記里就直接用“花生米”指代蔣介石。

對蔣不滿的史迪威等美國人很快注意到了中國的另一支軍事力量，這就是活躍在敵後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

在史迪威的建議下，羅斯福從1944年2月9日起，接連給蔣介石發了3次電報，要求派一個觀察組到延安，但都遭到蔣介石拒絕。

蔣介石稱中共軍隊為“匪”，一直對外封鎖有關延安的真實消息，若是同意美國派去觀察組，豈不暴露共產黨抗日真相？

蔣介石更害怕美國人了解共產黨能力後，傾向共產黨。

但是，蔣介石的能力確實不給自己爭氣。

1944年4月，日本為挽回在太平洋上的頹勢，企圖逼迫蔣介石投降、徹底解決中國戰局，在中國發動了“一號戰役”，即豫湘桂戰役，2個月內攻陷146個大小城市，打通了平漢路，占領了自河南至廣西的大片地區。

美國的援華飛虎隊在長沙、桂林的空軍基地和機場被日軍占領，撤至昆明。

國民黨軍的大潰敗引起了國內外，尤其是美國政府對蔣介石強烈的不滿。

1944年6月23日，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受總統羅斯福委派作為特使到重慶同蔣介石會談。

羅斯福

華萊士很不高興，完全是批評的態度。

華萊士強調需要採取一切措施來結束戰爭和拯救美國士兵的生命，指出美國空襲日本的轟炸機以及在華北地區進行空戰的飛機隨時可能被擊落，需要中共控制區的軍民營救飛行員。

美軍也亟須得到華北和華中的準確軍事情報，而派遣美軍觀察組去延安是軍事需要，同政治問題無關。

蔣介石唯唯諾諾。

在美方的壓力下，主要是考慮到軍事上還要靠美國援助，蔣介石只得同意美方要求，批准觀察組的建立，同意該觀察組直接受駐華美軍司令部領導，也同意包瑞德上校任組長。

作為由中緬印戰區派駐的使團，美軍原本對使團的稱呼是“美軍代表團”或者“中緬印戰區美軍觀察團”，卻遭到了蔣介石的激烈反對。

蔣介石認為稱其為“團”規格太高，提議改名為“視察組”。

“視察組”的名稱傳到延安，毛澤東評價說，“視察”通常是上級對下級的蒞臨檢查，這種稱呼顯然不合適。

使團名稱關乎政治影響，國共雙方都不馬虎。

後來，經過美國、重慶、延安三方磋商，使團的名稱最終確定為“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以下簡稱“美軍觀察組”）。

美國中緬印戰區司令部經過挑選，最後確定了一份18人的名單，這些人各有所長，有步兵、航空兵及信號兵和軍醫等，分屬美國陸軍、空軍、海軍、戰略情報局各系統。

美軍觀察組終於正式成立。

觀察組被賦予的使命是:

一、搜集共產黨軍隊獲取的日軍作戰情報；

二、了解共產黨軍隊的作戰情況和物資裝備供應情況；

三、考察中國北部地區的氣象、經濟等情況，協助延安和幾個主要的敵後根據地建氣象站，為美軍航空隊提供可靠的氣象情報；

四、協調八路軍和新四軍對迫降在敵占區的美軍飛行員進行積極救援；

五、評估共產黨對抗日戰爭所能作出的貢獻，探索與中共進行軍事合作的可能性等。

包瑞德對使團的名稱也有意見。

包瑞德和觀察組的成員們自稱為“迪克西使團”。

許多年後，謝偉思曾這樣解釋，“迪克西”有兩個意思，一是指美國南北戰爭時南方反叛的各州，另一個意思是太陽照耀的地方。

在當時，延安對於迪克西使團成員而言，就是一個令人嚮往的太陽照耀的地方。

延安

那時，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名著《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已經傳遍世界。

迪克西使團成員，按專業特長擔負不同的“觀察”項目。

據高林自稱，其本人是因擅長爆破技術及游擊戰專業知識，而獲得奉派機會的。

迪克西使團分兩批到延安，每批9人，7月22日是第一批。

當第一批觀察組成員乘坐的飛機降落在延安機場時，出現了意外。

延安機場說是機場，其實只是一條相對平整的臨時跑道。

簡陋的機場上，飛機駕駛員錢皮恩操縱着飛機着陸後，就在飛機離開跑道，為後面的護航戰鬥機讓道時，“砰”的一聲巨響，飛機突然向左一歪，停了下來。

包瑞德和錢皮恩跳下飛機一看，發現飛機的左輪陷入了一個無人留意的舊墳坑裡，飛機與地面相撞，左邊的螺旋槳和機頭被撞壞了。

螺旋槳像方向失控的尖銳刀片，一下子切入了飛機的駕駛員艙位。而此時，錢皮恩正在俯身關掉發動機，否則，很可能就要因此喪命了。

歡迎人群陷入了一陣混亂。

但很快，觀察組成員走下飛機時，就看到了恢復鎮靜的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彭德懷等中共領導人。

周恩來上前握住團長包瑞德的手，坦誠地說：“組長，一位英雄負了傷，我認為您的飛機是一位英雄。很幸運，另一位英雄也就是您自己沒有受傷。毛主席要我向您轉達，他對您的到達表示慰問。”

52歲的包瑞德上校在中國生活多年，能講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話，他引用了《論語》中的一句話回答道：“傷人乎？不問馬。”

一場緊張的意外就這樣化為了輕鬆的笑談。

由於飛機受傷，本來計劃隨後就到的第二批觀察組成員，直到8月7日才抵達延安。

當美軍觀察組全部到達延安後，毛主席不僅親自宴請接待，而且大篇幅地修改了《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的社論，特意加上了“戰友們”三個字，發表在1944年8月15日的延安《解放日報》上。

把美軍觀察組稱作戰友，足見毛主席的用心和重視。

正如社論中所說，“美軍觀察組戰友們的來到延安，對於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實有重大的意義。”

因為這一時期，正面戰場的國民黨軍隊節節潰敗，而我黨領導的敵後根據地成為中國抗戰最重要的戰場。但由於國民黨對根據地實行嚴密的包圍封鎖，使國際社會不能真實了解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抗戰的情形。

而美軍觀察組的到來，正是打破封鎖、讓外界了解中共抗日主張和抗日實情、爭取抗戰勝利的重要契機。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和各根據地考察期間，同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進行了深入交談，彭德懷、陳毅等八路軍、新四軍領導人介紹了我軍的抗戰歷程和戰果。

美軍觀察組還同有關人員進行了若干次專項座談，參觀了軍隊、工廠、學校、醫院等。

美軍觀察組根據自己的實地考察和分析思考，寫了大量報告，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在報告中幾乎一致給予了充分肯定。

美軍觀察組除了考察延安以外，還有部分成員到晉察冀等敵後根據地進行了考察。

考察中，美軍觀察組對中國共產黨和敵後根據地有了新的認識，認為:“救中國，非共產黨之力量不可。”

毛主席、朱德與美軍觀察組成員

爆破專家高林上尉對延安的地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延安自製的一種石雷不僅威力大,而且探雷器還不能發現,真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發明創造。

八路軍“使用了類似象牙和玉石雕刻家精雕細琢球中之球的技術，用堅硬的石頭製造石雷。他們把直徑兩英尺的石頭從中間挖空……當我使用我的金屬探測器去測試這種地雷時，探測器竟毫無反應”。

這讓高林感到驚訝，而高林也帶來了令八路軍吃驚的先進武器。

高林從重慶來延安時，帶來了具有現代技術水平的、可供定時爆破之用的爆破器材，包括蚌式爆破器、炸藥箱、定時器等。

延安方面安排高林搞了四次爆破示範表演，每次都有上千人觀看，使八路軍官兵大開眼界。

但在一次表演中出現了意外。

那一天,高林在表演一支0.22（英寸）口徑的暗殺手槍時，不慎走火，差點擊中了站在正前方的周恩來。

這種暗殺手槍拍擊相當靈敏。

高林一般表演完都要把槍機打開,把裡面的子彈夾取出來,放在一邊。

沒想到，這一次助手卻把子彈夾插入了槍機,高林無意中一碰,槍機啪一下合上了,子彈同時打出去。

走了火的子彈從周恩來耳邊飛過。

在場的人全都目瞪口呆。

高林更是覺得腦子裡一片空白,以為會被逮捕甚至槍斃。

由於美軍觀察組和延安的微妙關係,是走火還是謀殺原本是說不清的。

而這時,身經百戰的周恩來卻一派大將風度，只是微笑着淡然說了句“好險”，這件事就過去了。

高林的一顆心這才悄悄地放回了原處,又繼續開始表演。

那麼，這件事到底是走火還是謀殺？

這件事當然說不清楚。

但是，能看清楚。

身為特工專家的周恩來對走火還是謀殺，一眼就能看穿。

再說，進入迪克西使團的人都是嚴格挑選、經過“政審”的。

正如美軍觀察組飛機初到延安出現意外一樣，這件事，也是意外。

所以，周恩來淡然處之。

周恩來（右）與美軍觀察組成員在一起

高林的示範表演給八路軍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希望能獲得表演的軍事器材,但迪克西使團的成員回答,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包瑞德認為,用美國武器裝備共產黨，蔣介石這一關過不了。

就連迪克西使團到延安還要羅斯福總統多次做蔣介石的思想工作，武器到延安難度甚大。

但是，親眼觀察到八路軍、新四軍的戰鬥力和行之有效的游擊戰術的包瑞德，還是將援助共產黨的軍隊少量的步槍、機器和一些輕型炮的建議寫進報告。

毫無疑問，這種報告是石沉大海。

實際上，“迪克兩西使團”的使命到1944年12月就基本結束了，雖然它作為形式一直留到了1945年。

據說，原因是美國即將研製出戰敗日本的核武器——原子彈，只要蔣介石不投降日本就可以，與中共合作更沒有必要。

特朗普政府為了其利益需要，選擇“退群”，拜登政府為了其利益需要，選擇“入群”，與抗戰時的美國政府的派遣和結束“迪克兩西使團”的使命，何其相似。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史記·貨殖列傳》）。

1944年12月的一天，高林帶着迪克西使團的全面考察報告回國。一到華盛頓，即奉命向戰略情報局局長多諾萬將軍匯報情況。

高林後來回憶說，“多諾萬是華盛頓想了解‘迪克西使團’情況的唯一高級官員”，然而最終的結果仍然是不了了之。

1945年5月，高林再度奉派來到中國，到重慶擔任美國駐華大使館陸軍副武官，繼續執行呈報有關中共游擊隊活動的任務。

8月，赫爾利再度赴延安邀請毛主席赴重慶與蔣介石和談。毛主席在赫爾利陪同下抵達重慶時，高林以副武官身份在第一時間抵達現場，拍攝了大量彩色照片記錄這一重要歷史時刻。

後來，約翰·高林上尉寫了本回憶錄，書名叫《延安精神》。

在回憶錄的後記中，高林寫道：

我們奉命去考察共產黨人的潛力，我們完成了任務，並和中國革命領導人建立了友誼。

是政治把我們派到了延安，也是政治最終扼殺了我們對了解到的情況所做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