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傳統，美國總統布什在2006年1月31日登上國會山，發表新一年的國情咨文從社會保障體系改革談到伊拉克戰爭，擺出讓專家大跌眼鏡的美國新能源政策到維護美國全球競爭力。然而，華府挑剔的政治觀察家們聽完之認為在布什任內剩餘的兩、三年政治時間裡，是否能出台一項明確的對華政策很大程度上要看朝鮮局勢和台灣問題的發展，但是對中國的性質認識不明確仍然是困擾美國作出對策的最大問題。

“我相信布什願意多花些精力在亞洲問題上，但是伊拉克和中東的其它危機：如伊朗核危機、巴以糾紛，都不可避免地主導了他的政策議程。”華盛頓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外交政策研究部主任克里斯托弗·普勒伯爾(Christopher Preble)說。他認為朝核六方會談是亞洲最緊急的外交政策危機，但是與中東對美國的挑戰相比還是遠遠不如。”

美國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伯特·洛克曼（Bert Rockman）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的專訪時說：“美國希望能利用中國－－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利用俄羅斯――作為其在亞洲的利益代言人。對美國而言，它在亞洲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卻有很多戰略利益。美國尤其希望中俄能多在伊朗和朝鮮問題上發揮作用。”

當布什2000年競選總統時，為了區別於前總統克林頓的接觸政策，布什曾為美國外交構築了一個在孤立主義、保守主義和接觸政策中進行選擇的框架。但是9.11恐怖襲擊改變了這一框架，新保守主義主導了布什的外交思想，五年來他的政府一直致力於在全球推廣所謂的美國式民主。迫於伊拉克戰爭和持續動盪的巴以局勢，布什的外交重點更是一個猛子“扎”在中東，拔不出頭來。

在洛克曼眼中，東亞的多角關係在長期的演化當中，一個傳統的力量機動平衡正在形成。

“日本曾是亞洲工業的主導力量，它對中國的實力上升格外敏感。15年前，日本在很多領域是美國的競爭對手，如今我卻看到它在軍事上日益依賴美國人。在和日本發展明確的政治聯盟的同時，美國也在含蓄地和印度結盟，以平衡中國的實力增長。站在東亞另一邊的韓國則害怕美國在朝鮮問題上過於強硬，導致朝鮮半島開戰。於是，韓國開始遠離美國軸心，轉而在與中國和朝鮮的外交中尋共同點。”洛克曼分析說，“亞洲外交存在明顯的變化。而美國會越來越注意亞洲事務的。”

普勒伯爾認為在制定中遠期的對華政策上，布什政府內部存在兩派分歧。一派認為對華經濟接觸應被看作與締造地區和平與安全相輔相成，另一派則傾向將中美關係推往對峙的一側。他認為布什總統正在等待任期終止前政府內部辯論結果出爐，而到目前為止，布什的對華政策還是這兩點的中和。”

“在外交政策上，美國對中國的決策有顧慮。中國有潛力成為一個解決國際爭端――如朝核危機、伊朗問題――的積極力量，但是中國在另一些國際事務中卻在給美國惹‘麻煩’，比如她與同美國作對的國家比如津巴布韋、委內瑞拉和蘇丹等走得很近。很多美國人無法理解中國的用意，在未來的一年中他們仍在觀看，”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研究員菲利普·斯瓦格(Phillip L. Swagel)說。

台海局勢的走向明顯對布什的“中國思維”影響很大。美國一直在台灣和中國大陸間尋求力量平衡。如今大陸對台灣民眾大打‘攻心戰’，台灣方面是否會接受這種‘和平融合’還是未知數。另外，朝鮮核談判的形勢最近出現倒退，布什將精力盡數放在中東，美國雖然一定希望解決朝核危機，但是不一定會做領頭羊，中國、日本和韓國有可能是最終解決朝鮮問題的主要角色。”

“如果中美之間的這兩根弦在未來兩年中都出現緩和趨勢，布什的對華態度會傾向有利於中國的一面。但是我懷疑未來兩年中布什會在亞洲有什麼驚人之舉，雖然這種可能性總是存在的，”斯瓦格說。

20世紀70年代初，尼克鬆開創的對華“破冰”外交曾震驚世界，現在應該沒有什麼大舉動能與之相比了。布什目前更熱衷於在中東推行民主，進行公民大選。如果說未來兩年他在外交上會有什麼大舉動的話，也應該是在中東，而非東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