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中俄元首決定將兩國關係提升為“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這是中國在迄今為止的所有雙邊關係中，規格最高、聯繫最緊密的一個。在此之前，中國與俄羅斯，兩個彼此最大的鄰國之間，外交關係已經穩定向前發展了二十餘年。但兩國關係的發展，並沒有向着軍事同盟的方向前進，而圍繞現實與各自戰略目標保持着高度的靈活性。

在俄烏戰爭爆發後，西方國家開始全面抵制與俄羅斯的商貿關係，歐洲宣布不再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在這一情況下，圍繞中國是否應當對俄羅斯提供援助，一場爭論正在浮現。同時，為了解決大量小麥進入飼用領域造成的臨儲小麥大幅下降（自8000萬噸下降到4000多萬噸），在疫情風險下平抑小麥價格，中國海關總署出台了一份公告，自即日起允許俄羅斯全境小麥進口，很多人都認為此舉飽含深意。

中俄兩大國是亞歐大陸上的第一大與第二大國家，在當前國際格局下，兩國對亞歐大陸戰略態勢的關切有着很強的協同性。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國際政治舞台上，這種情況也在大國博弈之中多次出現。這一個世紀也正是中國從近代泥潭中艱難奮起的時代，蘇聯與其繼承者俄羅斯在這一個世紀中對中國的多次援助，發揮了巨大的歷史作用，也塑造了中俄關係獨特而複雜的歷史脈絡，甚至使很多人對這一關係的理解都帶上了很強烈的情感特質。

在此，我們全面回顧幾段歷史。

大革命時代的蘇聯援助

北伐戰爭的勝利與蘇聯援助密不可分

在共產國際的促進下，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第一次合作得以實現。而蘇聯政府在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要求下加入國民黨後，對孫中山領導下的中國國民黨及廣州革命政府進行了援助。

1923年3月，蘇聯政府應孫中山的請求，向廣州革命政府提供了一筆近200萬墨西哥銀元的財政援助。並派遣五名軍事顧問到廣州。同年秋，同樣應孫中山的要求，第一批蘇聯軍事專家到達廣州，同時到來的還有蘇聯代表鮑羅廷。之後，蘇聯軍事顧問大量到達中國支援革命。根據現有不完全的名單，先後來華的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有姓名可查的不下100餘人。但實際上，來華的蘇聯顧問人數還多很多。

黃埔軍校的開辦經費和軍械也都是蘇聯政府提供的。當事人包惠僧曾回憶：“蘇聯無條件資助200萬元現款，作為開辦費，各種軍械也是由蘇俄無代價地從海叄崴陸續運來的。”

同時，蘇聯政府還給予廣州革命政府大量武器資助。據現存資料記載，1926年前後蘇聯用記帳方式分四批援助南方國民革命軍的物資有：第一批，日本來福槍4000支，子彈400萬發，大刀1000把，長矛500杆；第二批，俄國來福槍9000支，子彈300萬發；第三批，馬克沁式機槍40挺，大炮12門（每門炮附帶最新瞄準具及藥箱），炮彈1000發；第四批，俄國來福槍5000支，資彈500萬發，機槍50挺，戰炮12門，配有藥箱及馬具。

這還只是有據可查的部分，實際數字會更多得多。

蘇聯政府不但援助了南方的廣州革命政府，還對北方馮玉祥的國民軍進行了援助。

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馮玉祥的國民軍得到蘇聯援助的步槍55857支，子彈5800萬發，大炮48門，山炮12門，手榴彈1萬多枚，配帶子彈的機槍230挺，迫擊炮18門以及藥品等等。這些武器價值1090萬盧布，比同時期蘇聯援助廣州革命政府的數字還要多。

大革命時代，蘇聯政府對中國革命力量給予了大量的多方面的援助。為北伐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蘇聯援助

蘇聯援助資金送到上海，支援了土的革命戰爭時期的黨和紅軍

國共合作破裂後，共產國際和蘇聯終止了對國民黨的經濟援助，中國共產黨成為共產國際和蘇聯經濟援助的唯一對象。因為紅軍根據地深入中國內地，而黨中央很長一段時間位於上海的租界，因此共產國際和蘇聯的資助主要依靠專人攜帶資金的方式在上海交予中國共產黨。

今天可以看到的不完整的記錄中，如：

1932年4月黃平寄給執委會的信中提到：“從1931年9月到年底共收到1.03萬美元、1000兩和1000墨西哥元。今年已收到2.5萬美元，包括3月25日收到的1.5萬美元。”

1934年，在伯格特的往來信件上，也有兩次提及援助中國共產黨經費問題。分別是在去年8、9月，親手轉交給中國共產黨“24.56萬法郎、6.16萬美元、101452墨西哥元、5000瑞士法郎、1864荷蘭盾”和中國共產黨應獲得每月7418美元的固定經費援助。等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反圍剿失敗。黨中央和紅軍開始長征，共產國際、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失去了電訊聯繫，援助中斷。1936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陝北根據地通過新建電台再次獲得了與共產國際、蘇聯的聯繫。1936年8月，共產國際和蘇聯提出打通寧夏路線，許諾援助中國共產黨6000噸軍械物資。但最後因為各種原因，在紅軍西路軍損失慘重的情況下才在新疆收到這批軍械物資。

總的來說，這一時期共產國際和蘇聯對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援助主要以經費援助為主。但同時也在一些重要的技術上支援了中國共產黨，比如1930年10月，遠東局組長蓋利斯的信件中提到：“要求用1萬美元，幫助中國共產黨建立上海通往蘇區的交通聯絡路線、舉辦無線電報務人員訓練班和購買無線電器材。”這對於後來中共和紅軍的無線電技術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戰爭時期的蘇聯援助

抗戰中的蘇聯援華航空隊烈士紀念碑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當時願意大規模支援中國資金和武器的，只有蘇聯。

1937年底，蘇聯向中國派出大量軍事顧問和技術專家。據資料，蘇聯援華期間，援華的軍事顧問達300多人。再加上專家、技術人員，人數超過3000多人。在顧問期間，中國戰場對日主要戰役的作戰計劃制訂大多有蘇聯軍事顧問的參與。蘇聯技術人員幫助修建了大量國防工事。

在技術兵種的空軍、炮兵與坦克兵等技術兵種中，蘇聯顧問與教官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

除了軍事顧問，蘇聯還派出援華志願航空隊，直接參與對日作戰。1937年10月22日，第一批援華空軍和飛機飛抵中國，包括一個殲擊機大隊和一個轟炸機大隊，254名飛行員及工作人員。從1937年到1942年初，蘇聯共派遣來華的空軍人員2500多名，飛機1280多架。來華的飛行員、地面服務工程技術人員共有5000多人。

蘇聯志願航空大隊共參加了25次戰役，與中國空軍一起擊落、炸毀日機1049架，艦船100多艘，有235名蘇聯飛行員為中國抗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同時，蘇聯還向中國提供了大筆貸款和借款，成為當時中國政府能夠得到的最大也是成本最低的國際資金支援。

蘇聯對華信用借款共有三筆。第一筆大約相當於5000萬美元，購買為武器交付。於1938年1月商定，借款自1937年10月31日算起，年息3%，五年償還。第二筆貸款仍為5000萬美元，於1938年7月1日商定，條件同第一批；第三筆貸款為1.5億美元，於1939年6月13日商定，條件也同前兩批貸款（第三批貸款合同由於蘇德戰爭爆發未能完全履行，中國拿到0.73億美元）。三筆貸款中國實際利用超過1.73億美元。

作為直接支援，蘇聯向中國提供了大批武器裝備。抗戰期間的蘇聯援華武器的絕大部分是利用蘇聯對華信用借款支付的，包括：飛機1235架、坦克82輛、修理廠600間、汽車拖車等1550輛、各類大炮1600門、機槍14000挺、機槍子彈2.1億發。航空彈31600發、炮彈200萬發、步槍子彈1.8億發……約可裝備20個師的蘇聯軍械。在蘇聯軍事顧問團的建議下，裝備了國民革命軍第2軍，第5軍，第13軍，第71軍和第74軍。

1941年4月，《蘇日中立條約》簽訂，蘇聯對中國援助大大減少，至蘇德戰爭爆發，蘇聯援華基本停止，大批飛行員、軍事專家回國。但在1937到1941這段中國最困難的時期，蘇聯援助對於中國抗戰的幫助是毋庸置疑的。

解放戰爭時期的蘇聯援助

建立在蘇聯控制下的大連的解放軍兵工廠建新公司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抗戰勝利後，內戰爆發。在此期間，蘇聯對中國共產黨解放全國建立新中國的戰鬥，也進行過援助。主要體現在在東北對八路軍、解放軍武器的供給上。

這一點，陳雲曾指出過“那時，蘇聯黨對我們的力量估計不足，並有《雅爾塔協定》的約束，但他們還是盡力幫助我們的。”

根據徐焰將軍的研究，蘇聯對東北八路軍解放軍的武器援助主要有以下幾批：

一開始，在國共兩黨分別派出部隊收復東北時，初期進入東北的八路軍在蘇聯駐軍的幫助下得到了一批武器彈藥。八路軍究竟取到了多少武器，後來能看到的全面數字只有陳雲、高崗、張聞天於1945年11月30日向中央報告中的數字——“槍10萬支，炮300門”。

1946年3月至4月間蘇聯從東北撤軍，恢復了向中共秘密移交武器，東北民主聯軍34萬人輕武器才裝備齊全，有槍近20萬支，並有了各種炮700門。此間得到的槍約在20萬支左右。

1947年，解放軍在蘇軍的幫助下，有拿到一批武器，林彪1947年12月28日給斯大林的信件對此說道：“我們用你們給我們的那批武器裝備了30個步兵團、2個山炮營。”之後，蘇聯又通過朝鮮方面向東北解放區提供了2000車皮裝運的武器。

徐焰將軍得出的結論是“大致可估算出，東北解放戰爭中蘇聯轉交的武器大約有槍40到50萬支，各種炮約2000門(有些統計中將日制擲彈筒列入是不對的)。”

除了直接的槍支彈藥之外，在蘇聯控制的大連，解放軍還建立了全軍最大的軍工生產基地，如華東野戰軍使用的大部分炮彈都是大連“建新公司”生產並通過海路運去，淮海戰役期間便向戰場供應了20萬發山、野、榴炮彈。

正如徐焰將軍所說，如果客觀地評價蘇聯援助中共武器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說雖不是決定因素，還是加快了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

朝鮮戰爭時期的蘇聯援助

使用蘇援武器戰鬥的志願軍戰士

朝鮮戰爭爆發時，中國綜合國力十分薄弱。1951年第一季度，朝鮮戰場上所需彈藥為14100多萬，而國內的軍工生產能力一共才有1500多噸。入朝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當時兵種構成單一，武器裝備落後，中國想憑藉這樣的武器裝備打一場現代化戰場是不可能的。

在此背後，是蘇聯同時期的大量援助。在西方國家全面封鎖新中國的1950年前後，蘇聯是唯一願意大規模援助中國的國家。

志願軍剛入朝參戰的時候，全軍只有1300多輛汽車。零件不齊，經常損壞。1950年，蘇聯向中國援助了5000輛汽車。抗美援朝時期，蘇聯共援助志願軍71000輛汽車，包括運輸車、指揮車等多種車型，這些運輸裝備，有效保障了志願軍後勤補給工作。。

僅在1951年初期，蘇聯方面一次向志願軍援助了14萬支蘇式步槍，子彈5800萬發；26000支蘇式自動槍，子彈8000萬發；蘇式輕機槍7000挺，輕機槍子彈3700萬發；蘇式重機槍2000挺，子彈2000萬發；飛行員用手槍1000支，子彈10萬發；TNT炸藥1000噸。還有一部分裝甲車、坦克、喀秋莎火箭、噴火器、反坦克武器、通訊器材、高射炮等現代化的裝備物資。

整個朝鮮戰爭期間，蘇聯先後提供給志願軍94個整編步兵師的武器裝備，累計武裝軍人141萬人。

抗美援朝前後，蘇聯向中國出售或者贈予的飛機有3000多架，其中有1000多架是性能先進的米格15等戰機，中國在這些飛機的基礎上組建了28個空軍師，五個獨立飛行團。當然，當年蘇聯向中國提供的這些援助，基本上都是中國花錢買來的，無償援助只占其中很小部分。

中蘇蜜月期的蘇聯援助

建設中的鞍山鋼鐵廠，一五計劃中156個蘇聯援建工業重點項目之一

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中蘇進入蜜月期。

中國政府決心採用蘇聯模式，走以重工業為主，軍事工業為先，民用和輕工業為輔的發展道路。蘇聯專家根據中國當時的國情，為我國的第一個5年計劃出謀劃策。1952年，中蘇決定建設50個工業重點項目，1954年，中蘇最終確定建設項目156個工業重點項目，包括著名的鞍山鋼鐵廠、瀋陽飛機製造廠等。

在最後投入施工的150個項目中，包括民用企業106個，國防企業44個。在106個民用企業中，除50個布置在東北地區外，其餘絕大多數布置在中西部地區，其中中部地區29個，西部地區21個。

這156個工業重點項目，重工業占比為70%，它奠基了鋼鐵工業、有色金屬工業、機械工業、化學工業、能源工業、製藥工業等基礎工業體系。

工業化建設所需要的東西很多，資金、技術、設備、專家等，缺一不可，蘇聯提供了大量資金，顧問和專家、技術資料等。在西方的封鎖下幫助了中國的工業經濟發展，打下了改革開放前中國工業化的技術基礎。

三年困難時期的蘇聯援助

三年困難時期赫魯曉夫曾經提出援助我國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

1959年，中蘇交惡，蘇聯撤回了對華的大部分援助和人員。隨之而來的三年困難時期，一直有蘇聯“逼債”的說法。然而，到1961年上半年，蘇聯開始部分地恢復了對中國國防和經濟方面的援助。

1961年2月27日，赫魯曉夫致函毛澤東，主動提出願意通過借用形式提供給中國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3月8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蘇聯大使作了口頭答覆，感謝赫魯曉夫的好意。不過出於“爭氣”和不願受制於蘇聯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願將蘇聯的糧食作為後備。

提出願向中國借糧後，1961年3月間蘇聯政府又主動提出，在兩國貿易中，中國所欠的10億盧布逆差可分5年償還，不計利息。蘇聯還建議，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應中國五十萬噸糖，以後在1964—1967年期間歸還，不計利息。中國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這一建議。

90年代以後 俄羅斯和烏克蘭對中國軍事發展的幫助

回國路上的瓦良格號航母

1989年後，西方全面制裁中國，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只有一個借鑑途徑——前蘇聯國家。在這段時間裡，蘇聯及蘇聯解體後誕生的俄羅斯和烏克蘭對中國的軍售和技術轉讓，對中國軍隊的現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先看俄羅斯。

1990年以來中國向俄羅斯引進的先進武器包括：空軍戰鬥機升級的關鍵蘇27戰鬥機、當時全球最優秀的多用途戰鬥機蘇30MK2和蘇30MKK、先進防空導彈S-300系統、領先世界的野戰防空系統道爾M1防空導彈、擁有現代化防空系統的現代級驅逐艦、填補空白的大型軍用噴氣式運輸機伊爾-76、革命性的常規潛艇基洛級、陸軍航空兵大量使用的米17直升機等。

這些武器裝備很多在相應領域將我軍的裝備水平從6、70年代一步提升到世界領先水平。這些武器裝備和隨之附帶的技術，在我國軍事工業打破西方封鎖，快步追趕武器領域國際先進水平的進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與此同時，烏克蘭也大量對華軍售。

在烏克蘭對華出口的技術裝備中，出售“瓦良格”號航空母艦，是中烏軍工合作領域一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事件。在中國軍工的短板——飛機、艦船、坦克的發動機方面，中烏的合作密切，包括加油機、大中型水面艦艇動力系統、直升機的動力系統，艦載機設計技術、還有大型運輸機設計技術、超音速高級教練機、坦克發動機和空對空導彈等關鍵裝備和技術。直到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爆發時，烏克蘭還在為中國生產歐洲野牛重型氣墊登陸艦，並提供技術由我國後繼製造。

綜上所述，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朝鮮戰爭、國內建設等諸多時期，蘇聯和蘇聯的後繼國家都曾給予中國大量援助。

蘇聯和俄羅斯的這些援助，雖然包含着複雜的政治與安全考量，但畢竟這些援助在各時代都是雪中送炭之舉，並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歷史。上述所說的八個時段，塑造了我們至今所熟悉的亞歐大陸現狀，也塑造了中俄、中烏之間錯綜複雜的戰略現實、外交關係與情感聯繫。面對當下這一時刻，我們對現實政策的關注，都不能繞過這一歷史脈絡及其背後的邏輯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