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戰區彈道導彈和“積極防禦”學說

馬丁•安德魯（美國JAMESTOWN基金會網絡期刊CHINA BRIEF 2006年3月12日文章）

台灣國防部最近宣布：中國已經加快速度建造用於對付台島的戰區彈道導彈，到2010年將部署近1800枚導彈用於跨海峽打擊。由於中國和北朝鮮都在建造戰區彈道導彈，本地區的其他軍事大國正在投資研發彈道導彈防禦（BMD）偵測設施和武器系統。這些研發BMD的投資相應削弱了中國的戰略導彈威懾能力，因為一些BMD能夠攔截中國上空的遠程導彈，因此抵銷了其威懾能力。由於這些BMD系統的研發工作正在結出果實，中國將被迫在反制BMD系統方面投入巨資，以免失去其戰略威懾的基本手段。

中國的戰區彈道導彈

中國的全部彈道導彈都控制在第二炮兵部隊手中，這些導彈既有常規彈頭又有大規模殺傷彈頭。其種類包括安置於加固型發射井的洲際彈道導彈，以及現在部署到解放軍新近重組的集團軍的機動型戰區彈道導彈（TBM）。在機動導彈部隊中，指揮和控制設備已經在過去兩年得到廣泛的現代化，並且在最近的一系列演習中得到了全面訓練和評估。解放軍內部正在討論中國彈道導彈部隊的指揮和控制權問題。1990年代末期，解放軍把短程彈道導彈的控制權賦予集團軍。隨着集團軍被建設成為主要戰鬥集群，使用TBM時就遇到了指揮和控制權的難題。600公里射程的DF-15現在可能被置於集團軍司令員的指揮下，而非受控於軍區司令員。

目前正在重組的集團軍計劃把A—100型多管火箭發射器和十二枚DF-15D戰區彈道導彈部署到兩個不同的營，作為成建制的縱深打擊系統。然而，由於A-100的最大射程為120公里，而DF-15D為600公里，因此存在射程不匹配的問題。這對指揮和控制構成了巨大挑戰，因為A-100是解放軍集團軍司令員不經中央當局批准就可使用的最大射程武器。戰區彈道導彈卻仍然處於第二炮兵部隊的控制之下，最近舉行的意在評估新型集團軍結構的新疆軍演已經揭示了這一點。因此，使用DF-15D戰區彈道導彈需要取得第二炮兵部隊的許可。而在請求同意期間，一些需要予以快速打擊的敵方目標可能逃逸。（相形之下，美軍集團軍司令或者得到授權的軍官，能夠命令發射ATACMS彈道導彈，其最大射程在128公里和300公里之間。）

中國最近已經研發了B611“枕木”戰術導彈系統，更適應於新型集團軍的需要。它的射程為150公里，裝備了集束或者高爆彈頭，使得集團軍司令員能夠進行縱深打擊，而不必向二炮部隊請求使用更為遠程的武器。其發射車使用北方-奔馳的2629型8x8底盤，裝有兩聯裝導彈發射筒，能夠在發射後快速重新填裝。這將使得集團軍指揮官擁有縱深打擊武器的指揮和控制權，如果不是獲得了一種新型短程彈道導彈系統的話，則不會得到這種權力。

部署

無論是作為武力展示還是在台灣宣布獨立時作為首選攻擊力量，福建的導彈部隊都被視為中國軍隊對付台灣的關鍵部分。美國評估人員最近聲言，中國面向台灣部署了超過700枚的CSS-6（DF-15）和CSS-7彈道導彈，而且每年以100枚的速度增加。它們被視作反對台灣獨立野心的槓桿手段，同時也提供了第一波打擊能力。然而，它們也促使台灣用BMD偵測設施和武器系統武裝自己，正如日本那樣（日本被迫防備朝鮮）。

台灣防空系統是牢固的、分散的和機動的，很多公路可以在緊急情況下被用作跑道，以確保在遭遇突然襲擊時的生存能力。台灣將部署連級規模的戰鬥集群，通過縮少目標而減少部隊在導彈攻擊中的脆弱性；這同時又保持了足夠的戰鬥力，以應付對機場的攻擊和兩棲襲擊。此類規模的戰鬥部隊易於隱藏在森林中、山區和城市地區。

區域性積極防禦和彈道導彈防禦系統

裝備神盾系統的艦載標準IV型反彈道導彈系統（ABM）和陸基THAAD以及愛國者PAC-3在全面研發完畢後，將具備攔截速度為每秒五公里的再入式彈頭（相當於射程為3000至3500公里的彈道導彈）的能力。這種能力有效地抵銷了中國的多數核威懾。日本和美國海軍擁有能夠使用標準IV和PAC-3導彈的軍艦，澳大利亞的新型驅逐艦計劃裝備標準IV型導彈，台灣在購買四艘前美國海軍基德級驅逐艦（最近已經整合到台灣海軍中）後，已經考慮為未來的軍艦購買神盾系統。它們的發射器已經能夠發射標準IV，但還沒有裝備神盾系統。台灣已經同意購買愛國者PAC-3BMD系統並且聲稱它需要九個愛國者導彈連以防衛台灣。

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如果部署在台灣或者中國離岸地區，將使中國的戰區彈道導彈面臨一個難題。由於THAAD和標準IV的射程使之能夠在中國上空進行導彈攔截，其彈頭可能在中國領空爆炸或者在其領土上墜毀。這就是為什麼中國軍事戰略家把東北亞的BMD偵測設施和武器系統視為一種實質上的挑釁的原因。中國防務雜誌已經談到這個問題，並且談論了如何在導彈上採取反制手段。然而，幾乎所有的選項都趨向於減少射程和縮小彈頭尺寸，包括可變彈道、輕型和重型假彈頭。按照積極防禦學說主張，可能採取先制打擊的辦法，破壞導彈防禦系統，或者通過經濟壓力迫使美國停止向台灣以及其他國家提供相關裝備。後一種手段已經得到了應用。

中國的指揮和控制系統，危機管理和積極防禦

解放軍在提高指揮和控制系統的生存能力方面投入巨資，通過衛星和光纜把各軍區與所屬野戰部隊以及上級指揮機構聯接起來。中國各指揮中心經常性地與野戰單位進行演練，廣州指揮中心還使用着一套包括南中國海的軍事計劃顯示系統。中國軍事戰略的核心是積極防禦，一位解放軍高級軍官將其概括為“以三個基本原則為基礎：不挑釁他國；不以任何外國領土為基地；不奪取領土”。然而對於中國的危機管理系統和方法論，我們還知之甚少。

2004年度中國國防報告第二章指出：“中國堅持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第一章批評美國加速研發BMD，以及日本研發BMD，還有美國持續“在數量和質量上增加對台軍售”。第一章還聲稱台灣獨立“勢力正在日益成為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台海兩岸和整個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直接威脅。”這對台灣部署BMD系統和偵測設施是一個不祥之兆。

中國政府反覆聲稱它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問題在於，“進攻性防禦”學說是中國積極防禦戰備的關鍵。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中並對抗聯合國軍，以及中越衝突，都以解放軍使用這種戰略而被證明為正當的。韋森論述說，1962年的中印戰爭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國軍事家對進攻性防禦學說的偏好，按此學說，在假設一個較強對手（即蘇聯）即將對中國發起聯合打擊的前夕，中國先對較弱的對手（即印度）實行了損害性攻擊。

自紅軍時代以來，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或者損害性攻擊就已經成為解放軍軍事學說的組成部分。因此，在南中國海或者台灣發生危急事件時，解放軍可能進攻第三方——如果中國領導人認為它會介入並危害中方軍事行動的話。作為選擇，它即使還沒有完全作好通過較早奪取相關地區以預防外國干涉的準備，也可能在戰爭初期就發起此類攻擊。如果它認為自己的戰略威懾系統受到威脅，也可能採取先發制人的攻擊行動。中國肯定感到東北亞的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對自己的威脅。1969年，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為了使其部署哨兵BMD系統合理化，將中國界定為“無賴國家”，以及1996年美國提議讓台灣和日本部署和獲取BMD系統，都使中國政府的有關部門感覺這些行動是美國遏制戰略的組成部分。如果中國感到被威脅，它就有可能發射其核導彈，亦即“針對威脅性預警而發射導彈”（即敵方有介入意圖但還未行動），因為中國相信，如果等待“針對發射性預警而發射導彈”（即敵方已經準備發射導彈）或者等待“被攻擊後再發射導彈”，它的導彈就有可能未及使用就被攔截。中國相信後兩種情況將毀滅其戰略威懾的基礎。

戰略困境

中國領導人處於一個困境之中。由於中國和和北朝鮮的彈道導彈，東北亞地區正在部署BMD系統。然而，如果中國準備就撤除其面向台灣的彈道導彈進行談判，那麼它就會失去影響台灣的主要手段，——同時日本和南朝鮮仍然保有其面向北朝鮮導彈的BMD系統。然而通過維持——和增加——福建的導彈力量，北京則要冒削弱其戰略威懾能力的風險。如果中國領導人遵從其積極防禦學說，並且相信其核威懾能力正在被抵消或者處於威脅之中，它就可能令人信服地發起對台灣、日本和美國彈道防禦導彈力量的打擊，肯定將導致報復性的經濟和軍事行動。隨着中國建設對台彈道導彈力量步伐的加快，這正在成為一個關係亞洲—太平洋雙方面的問題。

（華南老虎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