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歷史就是一部與世界其他大國的對抗史，甚至就是衝突史。19世紀初，年青的美國發現自己面對那個時代的兩大強國：英國和法國。我們與兩國開戰。人人都知道1812年的戰爭，但可能不記得1798-1800年與法國的那場准戰爭，那幾年美國海軍俘獲了差不多80艘法國艦隻。

20世紀開始，美國與英國法國恢復和平——儘管倫敦直到1869年代還巴不得華盛頓輸掉國內戰爭——但美國很快又開始了熱戰或冷戰，先是與德國，然後對日 本，之後對俄國。

現在，進入21世紀，森然隱現的大國是中國和印度。所以，如果前車可鑑——應該是如此——我們前方難免又要與這兩個國家碰撞。當然大部分美國人今天只想着穆斯林中東，但我們與伊斯蘭的戰鬥並不能改變“亞洲雙雄”對我們的挑戰——這兩個國家到本世紀中期各自的經濟實力就可以等於甚至超過美國。同時，這兩個大國之間，以及與次等的核國家如巴基斯坦之間，無疑也會互相爭鬥。

所以，本世紀美國的大戰略應該是雙重的：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崛起的大國本質上就是崛起的威脅；第二，應該使這些崛起的大國互相平衡，互相抑制，不與美國直接對抗。為什麼？因為美國投入核大戰代價太大，除非是事關國家存亡。美國明智的做法是在亞洲退居次要地位，以減少自己參與一個未來不可避免的地區衝突的責任。

我們應該記住拉丁詞語“快樂的旁觀者(tertium gaudens)”。即是說，沒有法律規定我們一定要參加每場戰鬥，有時做個旁觀者更好。但我們現行的政策卻認為我們應參與所有潛在的戰鬥——儘管就美國的國家利益來說，亞洲最好是中國、印度、日 本及其他可能的一二隻“虎”互相爭權奪利，美國坐山觀虎鬥其樂幾何。

今天，美國的政策已使國家危險到在兩個不相關的地區近乎與中國攤牌的境地，這兩個地區就是北朝鮮和台灣。中國肯定是當今亞洲最有血性的崛起者。美國人應該明白如果我們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打一場戰爭，北京會很樂意與我們干。

但如果我們繼續在中東戰爭消耗我們的資源，暴露我們的軍事策略及弱點，則與中國打仗我們未必能贏。因為中國固然犯了很多錯誤，但如果他們不會從錯誤中學習，他們也不會是地球上最悠久連續的文明。

較之中國，美國像個少年，相信自己的永存——雖然在這方面古老的中國未必更聰明。的確，中國人為自己古老耐久的文明驕傲，但同時，多數觀察家一致認為，中國從15世紀開始，在長達五百年的時期里飽受殖民者的掠奪，中國人對此是怒火中燒的。中國人直到近三十年才開始改變自己境況。

而美國人作為反對北朝鮮發展核武器的領軍者、台灣的主要保護者和日 本的最好的朋友，美國在中國人的心裡是一種“沉重”的角色，一種過去由英國及其他殖民者所扮演的角色。同時，高踞世界頂點卻無論如何都感受不到安全的美國，會因為感受到中國人的怨恨而憎恨中國人。在世界政治遊戲中，怨恨就是備戰的序幕，而備戰往往就會邁向戰爭。

的確，儘管我們雙手還忙於伊拉克和伊朗，亞洲的戰鼓去卻在美國擂響。克林頓政府曾將中國貼上“戰略夥伴”的標籤，在今天看來是幼稚的。布什政府則稱中國為“戰略競爭者”。作這樣的外交名稱遊戲有必要嗎？將一個國家公開地從朋友變成敵人從地緣政治學來說是聰明之舉嗎？顯然，簡單地稱中國是太平洋彼岸的大國會比上述稱法更好。

從2001年海南島飛機相撞事件起，激進的美國新保守主義者就與更傳統的軍事主義者結成統一戰線，一致同意將中國視為敵人。9/11之後，班內特(Bill Bennett)告訴CNN，“美國正在進行一場善與惡的戰鬥”，將黎巴嫩、利比亞、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和中國作為美國應該攻打的邪惡國家。中國？難道賓拉登長征去了中國？難道在紫禁城截獲了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其後的幾年，新保守主義者果然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把中東攪成一團亂麻。有人還急着開闢“第二戰場”，如不斷尋舋的布特(Max Boot)在其文章“更在何處？(where else?)”中鼓吹實行“內部顛覆”中國的政策，他惟恐不能激怒中國，說，我們的目標就是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化”。

人們往往傾向於忽視這種信口開河的政治份量。但在伊拉克自由之戰發生以後，誰會懷疑那些吵吵嚷嚷的新保守主義者真有能力將他們好戰的口水戰轉變成真彈實槍的戰爭？

事實上，對中國的戰爭的準備——理由是既然相信戰爭不可避免，為什麼不爭取穩贏——已經持續在進行。但很少有人注意這種幕後的準備，直到9月8日，警覺的華爾街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引人注目的文章《秘密武器：五角大樓內部，一個學者使對華觀點定型。白邦瑞先生說，北京視美國為軍事敵人；一個樂觀主義者轉向悲觀》

頭版的白邦瑞先生就是美國前國防部助理次長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一位從愛中國變成恨中國的學者，他告訴華爾街日報，中國“可能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挑戰。”呵，比我們在1776、1861、1941、1962年面對的挑戰還大？白邦瑞堅信不疑地：“北京將美國視作不可避免的敵人，並按此作準備。”

當然，誰說白邦瑞錯了？6月，一位叛逃的中國外交官告訴華盛頓時報。北京視美國為“最大的敵人，最主要的戰略敵手。”中國官員多年來就威脅要用核武器對付美國：今年7月，中國國防大學校長朱虎成將軍告訴金融時報和其他媒體，如果山姆大叔在台灣問題上干預中國，“美國就要準備數百個城市被中國摧毀”。

同樣的事實是，美國人也從來沒少威脅過要對中國核打擊。這就是關鍵：過去幾個世紀，大國都互相威脅，威脅和反威脅的結果往往就升級為戰爭。

許多美國人，包括一些鷹派人物，肯定已表示反對這種升級。彼得斯（Ralph Peters），一位退休的美軍上校，是伊拉克自由之戰的堅定支持者，他更廣泛的世界事務觀點從他的新着的書名《新的榮耀：擴展美國的全球超級地位》就可以知道。但就是彼得斯也不情願捲入一場跨太平洋的世界大戰：“雖然我們總要作與中國衝突的準備，但我們要停止製造衝突。”

美國長期地模擬對中國的戰爭，中國人似乎也在同樣地準備對付美國。近年來，中國的間諜和代理人不僅滲入FBI，而且滲入軍事工業聯合體，甚至在克林頓的白宮品嘗“咖啡”，美國導彈機密也許就是這樣流向了北京。近來，中國人又對美國的計算機系統發起幾乎是持續不斷的黑客攻擊。最近我們獲悉，中國山東大學的網絡黑手破解了“安全散列算法-1”，這是美國軍隊的基礎代碼之一。

於是，陰暗的衝突不可避免論就這樣懾服了我們所有人。如同一個美國人對這場未來戰爭之謎所說，“我們抓住了狼的耳朵”，即是說，我們既不能堅持下去，又不能脫手。中國人類似的成語是“騎虎難下”。而且，對太平洋西岸的我們來說，事關榮譽，對中國人來說，就是保全面子。

最近，九月號的《外交事務》雜誌以大量篇幅鼓吹杜希曼(Barbara Tuchman)之類人的中美衝突不可避免論。如崔大偉（David Zweig）和香港大學畢建海的描述中國“全球搜求能源”的文章，說中美直接爭奪同一處的石油供應。作者觀察道，“既然白宮熱衷於單邊的干預和國會大聲叫嚷中國軍事威脅，北京自然會擔心美國將竭力阻礙中國購買自然資源。”許多美國人看來也相信這一觀點。加州大學的一位能源專家說，他看不到中美在能源方面的不發生對抗的可能。

同一期《外交事務》的另一篇文章，新加坡李光耀公共事務學院院長墨布巴尼觀察說，“中國的政策制訂者越來越相信美國是決心遏制中國的崛起。”墨布巴尼回憶起多數美國人甚至可能不知道的一個事件:1999年美國轟炸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美國官員藉口說那是個意外錯誤，但許多中國人卻“相信轟炸是故意的”。

這是中國人的偏執狂嗎？或是北京的宣傳機構有意喚起反美熱？墨布巴尼，作為第三方，對中國人的擔心表示理解。“美國比世界任何國家做着更多的動搖中國的事情，”他斷言，還以一種遺憾的語氣增加了一句，“華盛頓沒有一個人提出過，更不用說執行過，一種美中關係的新的全面的戰略。”

所以，是尋求一種不同的——既非鷹派也非鴿派的，而是現實的美中戰略的時候了。這種戰略應該是在過去大國博弈的歷史考驗中已經驗證過的外交政策。

除了孤立主義，美國過去二百多年來採用的不外是三種外交戰略：集體安全，遏制，戰爭。三種戰略都有過成功和失敗。第一種戰略，集體安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提出的，但這位美國第28位總統從來就沒有得到參議員和民眾對此戰略的體現“國際聯盟”的支持。

最近，喬治·布什重新拾起了這個主意。實際上，在科威特和後來在巴爾幹的聯合軍事行動是很成功的，但是，美國人從來就不喜歡集體安全的概念，選民們拒絕布什的伴有嚇人的黑色直升機轟鳴聲的新世界秩序觀。

第二種外交政策模式是遏制。早在1807年，傑佛遜總統就在當時只有17個州的共和國提出過禁運法案，試圖通過該法案阻止與歐洲的貿易，從經濟上遏制歐洲。這個政策打擊了美國的繁榮，被證明是新生的美國的災難。

此後，美國又嘗試過不同的禁運和遏制。特別成功的是持續四十年的對蘇聯的遏制——當然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但作為一項全面的政策，更典型的是美國對古巴的禁運——結果也是深深的失望。美國過去二十年對伊拉克和伊朗的禁運，也是失敗的。對伊拉克我們改變了它的政體，伊朗則變得更加反美和一年年走向核武。

第三種外交政策模式就是戰爭，或戰爭威脅。美國大部分歷史——從無數的印第安戰爭到2001年阿富汗戰爭——美國都得以將敵人消滅。這種連續的勝利使美國得到一種天下無敵的感覺。

1992年，當時的國防部部長助理沃爾福茲（Paul Wolfowitz）擬訂了一個文件，聲稱美國在後蘇聯時期的外交政策目標是保持壓倒性的全球支配地位，防止“在一個較大的地區或全球範圍內出現任何可能的競爭者”，用中國話說就是將所有可能構成競爭的對手消滅於萌芽狀態。

的確，沃爾福茲聲稱，首要的是消滅任何可能的對手，美國必須全力“防止任何敵對國家支配一個資源足以給養一個全球強國的地區”。

這個野心勃勃的文件在1992年的時代算是很超前的，很快就撤回不交公眾討論。但十年後，沃爾福茲，此時已是國防部副部長，監管了一個類似文件的起草。

這份文件，2002年9月17日經喬治?布什總統簽字通過。很多人將會記住在這個星球的前台和在困惑的世界聽眾面前表演的這篇狂放的唯我論的經典之作。沃爾福茲以Fukuyama式的自信和雄辯說，“事實上，歷史已經作出結論，世界只剩下一種單一的國家穩定模式：自由，民主和自由經濟。”換言之，就是美國模式。

這種不妨稱之為沃爾福茲學說的另一個要點是，五角大樓將強化這種美國秩序。如果這就是單極力矩，如克勞薩默（Charles Krauthammer）所命名的，高層的新保守主義者看到了充分利用它的機會：“美國將利用這個機會的力矩將自由之光傳遍全球”；其他國家，文件繼續說，根本不應該夢想與美國軍事競爭。

相反，世界其他國家應該放心地等待山姆大叔來解決問題。但學說的制訂者似乎從未想到一個現實問題：如果美國要對所有人行使霸權，它就可能成為所有人的敵人。

這種沃爾福茲學說美國至上主義，被一種反歷史的樂觀主義吹得膨脹起來。惠靈頓公爵曾說過，大國無小戰。這句話用於今天，就是說對多數國家來說，有美國軍隊的存在就意味着打仗。

霸權的野心在我們的日常思維中埋藏得如此之深，以至於把不正常的事情也看成正常。例如，將別人的國家置於自己的軍事司令部的轄區，這是不正常的。但五角大樓卻偏要這麼做。世界的其他地區??五角大樓稱之為“行(ROW)”——被分成美軍的五個戰區司令部的轄區：歐（洲）非（洲）司令部，中東司令部，南美（洲）司令部，北美（洲）司令部。

第五個就是亞（洲）-太（平洋）司令部，簡稱PACOM。這種劃分並不是秘密，地球上是任何居民——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13億人中的任何一個人——如果好奇想知道在美國的世界軍事地圖上自己國家屬於哪裡，看一下五角大樓網站就知道了。 對於很少關心軍界事務的美國人來說，事情大概歷來就是如此，美國司令部系統代表的不過是美國的一點永久的野心罷了。正如歷史上的羅馬人也曾無法想象自己不能在世界上肆意馳騁??他們同樣將地中海直稱為“咱們的海（Mare Nostrum）”——今天的美國人也異想天開地認為世界上的每個生活元素都需要美國來監管，現在和永遠都是如此。

那些居住在華盛頓的人們聽過許多從某個戰爭演習歸來的軍事人員的隨意的談話——演習中他們模擬美國軍人保衛或解放世界上某個海灣，海峽或海岬。為什麼？因為所有這一切都關繫到我們的國家安全。

從左翼的索羅斯(George Soros)到中間派的克林頓，到右翼的布什，都認為美國將管理世界60億人——他們的政治，貿易區，人權表現及幼鯨的保護。能不這樣嗎？按照克林頓時代的國務卿奧爾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的恢弘的構想，美國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國家”。布什更是強調美國的使命就是塑造自由的世紀。

婉轉些說，我們已經經受了不少失望了。不僅世界不喜歡布什學說，而且美國人好象也不喜歡這樣做。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的盧特瓦克（Edward Luttwak）已經提交過一份有用的解釋性文件。11年前，盧特瓦克預言美國會變成一個“不充英雄”的國家，這就是說，作為一個由小家庭組成的國家，我們再不會願意將我們相對稀少的孩子送上戰場。伊拉克戰爭支持者減少以及募兵率下降都已在人口統計數據上給出了證明。

但華盛頓並沒有理會盧特瓦克所預言的現實的深刻影響。美國的人口變得充當不起英雄，但美國的政策仍然要充英雄，仍在尋求其全球野心。就以我們試圖包圍中國來說，需要建立從南海群島到韓國和日 本的軍事基地；我們在蒙古有軍事顧問；美國海軍甚至被派往越南訪問，海軍上將毫不掩飾希望在曾經打敗過我們的國家重建軍事基地；當然還有太平洋中與美國有“特殊關係”的台灣。如果這種過度擴張的目標導致一場美國人並不想打的戰爭，那可真是不幸。

與此對應，中國人已經將那些被美國視為賤民的國家如蘇丹和津巴布韋團結成一個混雜但資源豐富的反美戰線。而且，2001年6月，中國帶頭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SCO），包括六個成員國：中國，俄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後來，SCO又擴大了：印度、巴基斯坦、伊朗成為“觀察員”國家。當然，這個雄心勃勃的新歐亞聯盟是否有足夠的份量還有待觀察；迄今為止，美國及其盟國對SCO關於美國軍隊應該離開阿富汗的決議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