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來，“中國崛起”這四個字，在全球甚囂塵上，震耳欲聾。而本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美國，則被一些人看作是為“中國崛起”舉行的剪彩儀式。為此，中國甚至還奉上了一份162億美元的厚禮，出手不可謂不闊綽。然而，未曾料想，這一“剪彩”，居然失了“彩”頭，而觸了霉頭。當布什在白宮草地致完歡迎詞，胡錦濤正準備發言時，一位華裔女士，突然“崛起”於記者群中，高聲喊道：“布什總統，別讓他殺人，別再迫害法輪功。”她同時揮舞着手中紅黃相間的法輪功的旗子。一時間，胡錦濤似乎懵了，好一陣未能回過神來。

這是否預示某種不祥之兆在“崛起”呢？

“眼見它樓起了，眼見它樓塌了。”

自從鄧小平改變了毛澤東禍國殃民的極左的經濟國策，中國經濟開始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總體規模的“崛起”是不可否認的。

問題是，它是依託什麼體制、以什麼方式崛起的？崛起後，它會走向何方？是“藏富於民”還是“藏富於官，國富民窮”？是挑戰國際主流秩序，挑戰普世價值？還是匯入國際主流，擁抱普世價值？簡言之，是崛起為一個自由國家，還是崛起為一個對抗自由的國家？是崛起為和平民主，還是崛起為軍國主義？是崛起為一個文明國家，還是崛起為一個野蠻國家？

白宮草坪發生的事，戲劇性地呈現出了國際社會及人們對中國崛起的複雜觀感。

中國諺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是的，沒有永恆的強國富國，也沒有永恆的弱國窮國。我們也確實在歷史上見識了不少國家崛起的故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德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兩次崛起，日本在20世紀初葉的崛起，前蘇聯在20世紀的崛起。它們是一種類型。此外，英國在18、19世紀的崛起和強盛，美國從19世紀末至今的崛起和持續強盛。它們又是另一種類型。

19世紀下半葉，在“鐵血宰相”俾斯麥的策劃下，普魯士帝國揮舞軍刀，通過三次王朝戰爭，即，對丹麥、奧地利和法國的戰爭完成了德國的基本統一。德國崛起為強大的軍國主義國家，力量日隆，進而躍躍欲試，挑戰當年的霸主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於茲爆發。德國戰敗，簽下屈辱的凡爾賽和約，由崛起而墜落。

而今日中國，在收回香港、澳門後，磨刀霍霍，聲稱不放棄用武力收復台灣。這不由不使人聯想，中國是否將在崛起為一個統一強大的國家後，效法當年德國挑戰英國之舉，挑戰今日美國呢？中國共產黨和當年的普魯士帝國都是武力崇拜者，是槍桿子裡面出來的政權。在普魯士帝國，軍人的地位十分崇高，有少年從軍的傳統，這種尚武風氣影響了德國人幾百年。此外，中共與普魯士統一行動的奠基者都是鐵血式的強權人物——毛澤東和俾斯麥。

不過，更加意味深長的典型是德國的第二次崛起——在二十世紀的崛起。一戰失敗後，德國全國瀰漫着一股強烈的悲情意識，凡爾賽和約成了德國的國恥，德國人認為整個世界都對自己不公平，有一種被迫害、被圍困的被虐心理；對英法美的行為，極其敏感，常懷敵意，往往並做出過度反應。希特勒及其納粹黨利用了這一民族情緒，高揚民族主義，比俾斯麥還徹底地統一了德國，清除了難於集權的聯邦因素，廢除了不平等的凡爾賽條約，奪回被瓜分的領土，解放出德意志民族被壓抑多年的力量，喚醒了這個民族。其時，他解決了德國的失業問題，使德國經濟欣欣向榮，迅速接近英國；擺脫國際社會對德國的歧視，洗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給德國帶來的國恥。因此，希特勒被認為是德國的大救星，他使德國人感到，德國從此站起來了，它正在經歷輝煌的復興和偉大的崛起。

1939年4月，在一次著名演說中，希特勒志得意滿地說：“我接受了這樣一個國家，它因為信任外國的諾言，因為民主制度種種惡劣的弊病而瀕臨毀滅。……我克服了德國的混亂，重新建立了秩序，並且大大增加了生產，……發展了交通，使龐大的公路網得以興建，運河得以開鑿，巨大的新工廠得以出現，同時也致力於提高我國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我曾經做到了使七百萬失業的工人全體得到工作。”

是啊，在當時很多德國人看來，與希特勒之前的民主的魏瑪共和國相比，希特勒領導的經濟強大的第三帝國顯然更加優越，它實現了德意志的目的。因而，德國認為，為了國家統一的意志和高度的效率，必須清除那些賣國賊、自由派、猶太人，必須消除不合諧的聲音。崛起的德意志決不向英美等列強低頭。魏瑪式的低效率的民主制度簡直是窩囊廢。歸根結底，民族復興難道不是比個人自由更重要的事情？

這樣，德國崛起了。德國向英美式的主流政治模式挑戰了。德國“最終解決”猶太人了。德國為更大的統一開戰了。……最後，德國被粉粹了：灰飛煙滅，遍地廢墟，滿目荒涼。

日本，也有過這樣的相似的“崛起”輝煌。它的軍國主義強悍力量，崛起於甲午戰爭，崛起於日俄戰爭，崛起於九一八，崛起於七七盧溝橋，崛起於珍珠港。日本人聲稱其崛起，是為了建設“大東亞共榮圈”，而它發動的戰爭是黃種人對白種人的“正義”之戰，是為了整個亞洲的黃種人擺脫英美白人的殖民統治。這一拯救黃種人的“大東亞聖戰”，使廣袤的亞洲與太平洋硝煙瀰漫，屍橫遍野…。最後，直到日本本土“崛起”了兩朵原子彈蘑菇雲，亞洲的天空才真正煙消雲散。不過，不是亞洲擺脫白人的“殖民統治”，而是日本接受了白人給它制定的憲法，真正“脫亞入歐”“脫亞入美”而被“殖民化”了。

對中國人更熟悉的，恐怕是蘇聯的崛起了。1917之後,那裡把國家變成“黨-國”，把生產資料全部收歸國有，實行統制性的計劃經濟，意識形態治國，政教合一，全國布滿關押政治犯的“古拉格群島”。蘇聯高效率集中全國力量，在20世紀20—30年代，通過幾個五年計劃，高速度完成了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和國家軍事化的目標。二戰後，“崛起”為世界核子超強，與美國平分天下。它統率一個“社會主義陣營”，與西方國家叫板、“冷戰”幾十年，何等威風！然而，這種高度極權的國家，卻在與西方的制度競爭的壓力下，在自己國民的不滿與抗拒下，像海市蜃樓一樣，沒有戰爭，沒有暴動，一夜之間，突然消失，崩潰解體了。

目睹德、日、蘇的崛起史，正如老話所說的：“眼見它樓起了，眼見它樓塌了”。滄海桑田，莫此為甚。

英美長盛之謎

總結“崛起”案例，自19世紀初到20世紀末，在世界體系中長期居於主流和領導地位的，唯有英國和美國。而先後氣勢洶洶地崛起並挑戰世界秩序、挑戰英美的，主要有德、日、蘇。它們的崛起分別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它們崛起很快，失敗更快。被人稱之為“大國崛起的悲劇”。而二戰結束後出現的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至今仍未有崛起為世界大國的成功案例。

這似乎是一個神秘的現象。“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主導型國家，寧有天命乎？”人們難免會有不平之鳴：上天何以獨厚英美？而德日蘇崛起的悲劇，其中的邏輯、模式和教訓又是什麼？

其中的基本邏輯是，這些新起的國家，由於悲劇性的歷史被國家宣傳所強化，產生了強烈的被迫害想象和成為強國的焦慮感，他們把國際關係理解為徹底的叢林原則，一切圍繞戰爭旋轉。這就促使當政者汲汲於集中國家的權力和力量，於是，一個絕對的主權者必定誕生。而且，不能對這個主權者有任何制約，必須允許他自由地判斷國家是否處於危險狀態，並絕對按照自己的意願採取他認為必要的任何措施維護國家的安全，哪怕為此而犧牲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這就是“主權至上”的霍布斯式的理念，它促成了一種國家主義甚至極權主義體制。

這些“崛起強國”的基本模式是這樣的：過去的德日蘇和毛的中國，都致力於設計一種國家體制，這種體制能夠確保國家集中力量辦事的效率非常高，能夠優先發展軍事能力，集中資源發展那些有助於積累軍事能力的經濟部門；確保權力的集中，大幅度提高國家動員資源的能力和效率；相應地，也應當通過法律強制，通過軍國主義教育（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培養服從的公民，鼓吹國家主義，鼓舞國民為了國家願意犧牲一切的精神。它們動用國家的力量高速發展經濟，特別集中於重工業，創造了一種與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不同的發展模式，可稱之為“統制主義”或“計劃經濟”模式。統制主義模式是對自由主義模式的否定，它改變了經濟運行的方法，甚至破壞了人類文明的基礎——私有產權制度，它們使國家成為主導力量，追求快速工業化。這種模式，雖然可以暫時奏效，但因與經濟人本性不合，故後勁乏力，最終難於競爭過自由的市場經濟，難逃失敗之命。

事實上，新崛起國家，雖然狂熱地相信強權政治的邏輯，但他們暫時引發出的國家力量通常並沒有所想象的那樣大。他們看到了看得見的力量，而忽視了真正具有長遠效力的國家力量：忽視了由於內部的優良治理、公民為維護自己的自由生活方式而自然地散發出來的軟力量。

正如胡適所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新崛起國家的基本失敗正在於他們企圖用一群馴服的奴才來建造強國，而且其國家強力干預經濟還違背了經濟學最基本的原則。

人們或問：既然經歷諸多挑戰，何以英、美自18世紀以來仍大體上維持了在世界上的主流地位？

原因很多，但簡單說，根本答案要從其立國原則中去尋找。

英國建立現代國家是一個自然的自發的演化過程。作為一個島國，它與歐洲大陸各國之間的紛爭頗有疏離，故英國人更關注自己內部的制度安排。當時歐洲大陸各國集中焦慮的是，如何保障一個強大的王權，以便能夠使國家集中力量進行與他國的戰爭。而英國人反其道而行之，專注於內部的權力分配和限制，努力用法律、用議會來限制國王的權力和特權。它的注意力是向內的。在當時這確實是異數。

美國這方面與英國類似，遠離歐洲。它遵循了華盛頓離任時的告誡，美國應當孤立於歐洲的霸權之爭以外。故它在建國時也傾力向內，關注國家各種權力的平衡與制約，根本目標是保障個人的生命、自由、財產與安全。

英美於前述的德日蘇不同，後者是以國族為單位、以國族為核心來考慮問題的；它們專注於外部國家間的戰爭。前者則是以個人為單位、以個人為核心來考慮問題的，它們專注於保障個人自由。 後者注意力向外，前者注意力向內。

於是，我們看到一條似乎矛盾的原則：那些在原初並不致力於追求對外強大而着重致力於內部善治保障人權的國家，最終卻持久地強大；而一心致力於迅速對外強大的國家，最終卻走向了毀滅。

要言之，從歷史看，英美在國際社會的強大和主導地位，並非其刻意優先關懷和經營一個強大國家的結果，而是其內部的制度安排所不經意間出現的副產品，是刻意保障國內公民權利所散發出來的未曾預料的對外強大的國家力量。用中國民間語言說，早期德日蘇的竭力“崛起”，是“有心栽花花不發”，而英美在國際社會中的長期影響，則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事實上，當德日在二戰後改弦易張，在內部制度上引入或靠近英美式的憲政民主制度後，它們也同樣成為在國際上長盛難衰的強國了。關鍵問題是基本制度。

實際上，20世紀初，美國也有一個崛起的經歷，它取代了“日不落帝國”的英聯邦而成為世界第一超強。但這個強權崛起的過程中，與過去歷史不同，並沒有血腥的戰爭，並沒有國際秩序的大紛亂過程。那是一個平和的自然的崛起和取代過程。

原因何在？雖然眾所周知，自美國“獨立戰爭”以來英美兩國之間相互深懷戒心。但重要的是，在關鍵時期——19世紀末20世紀初——兩國強弱易勢之際，基於：

1）兩國之間在國家制度上的同質性，在政治上對“民主”、“自由”“人權” “法治”的相同訴求，導致“民主國家間無戰爭”。從根本上避免了兩者之間的“零和遊戲”，緩解了換位時的國家緊張。這點顯然與崛起時期的德日蘇不同。

2）兩國在文化、宗教和民族血脈的傳承性。

3）在國家戰略上，美國避免了直接挑戰英國的國家利益，譬如，忍痛放棄了對加拿大的覬覦等等。

4）兩國在經濟上的互補關係。

諸種因素的作用，導致美英之間霸權轉換和平而自然。這對雙方是雙贏的歷史過程，促成了對現代史有重要意義的“美-英特殊關係”的誕生，它已成為主流國際社會的核心樞紐。

從歷史上德日蘇的“崛起”悲劇，再看美英之間平滑的霸權替換，比較當下的“中國崛起”，“中國威脅論”何以揮之不去？“中國崛起”何以引發國際社會疑慮重重？原因當盡在不言之中了。這裡有三個關鍵詞：第一是制度，第二是制度，第三還是制度。中南海當政者，聽懂大國興衰的歷史教訓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