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演習之前，俄羅斯《生意人》報就發表題為《台灣成了明顯的目標――中國想用俄軍達到自己的目的》的文章，認為俄羅斯出動軍隊要為中國打仗。顯然這只是一葉障目，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大多數評論則指出，這場中俄兩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不但是兩軍交往的里程碑，也是中國和俄羅斯兩國政治關係走向成熟與穩定的重要標誌，是新的安全環境下大國走向合作的典範。

　　當演習於8月25日降下帷幕後,我們不能不在想：今天的大國為什麼要合作？一場中等規模軍事演習能在國際上引來如此多猜想與重視，除這是中國與俄羅斯兩國第一次原因外，還在於它是大國合作的具體實踐。不但對中國和俄羅斯有着重要的意義，而且對國際社會，特別是大國的合作指明了新的方向。這是一場不再把某一特定國家當作假想敵的軍事演習，而是針對國際社會共同的敵人或威脅而發起的旨在維護國家主權與統一，維護地區穩定與和平以及反對恐怖主義威脅的軍事行動。

　　那麼今天的大國為什麼要合作呢？答案是：我們正面臨一個全新的國際環境，就像中國與俄羅斯軍事演習本身所帶有的新特點那樣，今天的國際安全環境完全不同於冷戰時期和歷史上其他任何時期。

　　首先，經濟全球化把大國關係拉入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麼雙贏、要麼皆輸的互動且相互依存的境地。

　　即使同冷戰時期比，我們也會發現，今天的國家關係更加盤根錯節，趨向複雜，許多國家不再用意識形態的標準來區別敵友，而是以經濟上相互依存、政治上的互動以及軍事上的相互信任來共謀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謀求國家的發展。不論今天來自哪個國家，在世界各個角落，“中國製造”會不時地出現在你眼前。你穿着的T恤衫，你孩子的玩具都可能是在“中國製造”的。再回頭看看北京滿街跑着的汽車，它們可能來自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等等。同事甚至開玩笑，說北京的朝陽區現在幾乎成了外國區，這裡不但散布着一座座風格別致的大使館，而且還有美國的微軟、通用動力、摩托羅拉、IMB、麥當勞等等，許多世界知名的公司都站立在那裡。北京的朝陽區只不過是今天開放中國的一個縮影。

　　不會有人反對，今日之中國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批發商之一，也是最大的消費者之一。2005年5月16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財富論壇：北京2005”上告訴與會者，自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的26年時間裡，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從1473億美元增長到今天的11548億美元，年增長率為9.4%；進出口總額從1.67億美元增長到6099億美元；貧困人口從2.5億人口減少到2600萬人。作為國策，到202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40000億美元，人均國內產值3000美元。截至2004年底，中國引進的外資已經超過了5621億美元，大約有50萬家國際公司都在華投資，構成了1個5600億美元的大市場。

　　根據胡錦濤主席的講話，世界500強中的400家公司已經在華投資，設立的研究中心達700餘家。這樣一組數字是枯燥無味的，但它表明了中國今天與國際社會的互動深度與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程度，表明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正在進入一種全新的時代。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使世界經濟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任何國家，不論大國，還是小國都在不同程度上捲入了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之中，都無法單槍匹馬地控制世界經濟的進程，一方通過戰爭逼另一方簽署城下條約的歷史將越來越罕見。今天，國際社會所需要的合作不是為合作而合作，地球真的成了一個“村”，而且“村民”的關係也會越來越密不可分。這就要求，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重新建立國際遊戲規則，使合作代替對抗，維護“地球村”的和諧發展。

　　第二，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新技術革命正在全面而深刻地影響着我們的社會生活，影響着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國家，特別是大國只有置身於其中，才能深知合作的必要是何等重要。

　　因為這場新技術革命猶如一枚硬幣，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國際交往越來越頻繁了，社會生活正變得越來越簡易了。事實上,我們每日的生活都環繞在新技術成果中，從移動電話、數碼相機、數碼電視機、計算機等等。隨着信息技術的發展，我們已經離不開把世界各地聯繫到一起的網絡系統。可想而知，失去網絡，我們將無法工作。一些學者聲稱，今天的經濟實際上是鍵盤經濟，即一秒鐘之前資金還在雅典，但是任意一次鍵盤的敲擊，這筆資金立即會轉到了倫敦或法蘭克福。這種經濟就是鍵盤經濟。

　　新技術的發展極大地加快了社會生活的速度，加深了國家與國家的聯繫與相互依存。另一方面看，技術的發展使我們走進了一個關鍵的節點，我們必須關注高技術的擴散。技術的發展使高新技術更加容易掌握。例如包括核生化武器在內的擴散門檻已經越來越低，使我們的社會生活面臨着根本性挑戰。“9·11”事件之後，歐洲的學者就提出，2001年美國實際上遭遇了兩次恐怖襲擊，第二次就是散見於美國政府機構的炭疽攻擊，是一次沒有造成重大傷亡的生物攻擊。今天的中國人仍對2003年春夏之交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SARS記憶猶新。上述事件確實為我們提出了一個警告：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思維模式，以應付技術發展給人類帶來的挑戰。事實證明，任何一國都不可能獨自徹底地應付這些挑戰，國際社會，特別是大國只有攜起手來，才會對諸如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現實威脅做出有效的反應。

　　第三，今天的戰爭形態正在發生深刻而全面的變革，美國人更多地稱之為“轉型”。有兩種趨勢是值得一提的，一是高新技術使戰爭樣式發生了變化。部隊的質量，而不是部隊的數量在決定戰場勝負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美國武裝力量早已經意識到了信息技術對國防和軍隊建設所帶來的機遇，正在進行一場以數字化為核心的部隊“轉型”。為了贏得未來的戰爭，美軍正在忙於打網絡戰爭。二是戰爭的平民化趨勢明顯。平民完全可以不使用坦克和戰鬥機，而是民航客機或者是網絡系統發動一場防不勝防的戰爭。

　　美國總統布什在2002年9月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指出，“今天，這一任務發生深刻變化。過去的敵人需要大規模軍隊和雄厚工業基礎才能對美國構成威脅，而今，陰影下的個人網絡可用少於購買一輛坦克的代價給我們帶來巨大的混亂和損失。恐怖分子組織起來，向開放的社會滲透，並且把現代技術所帶來的能力用於對付我們。”“我們國家面臨的最大的危險就是它處於激進主義和技術相結合的十字路口。”

　　“9·11”事件所造成的全球經濟損失達1萬億美元，美國僅資本市場的損失就超過1000億美元，遠遠地超出了一場地區性局部戰爭的代價。戰爭形態的演變也帶來國家安全觀的變化。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就提出“經濟安全”等概念，事實也確實如此：2003年夏，一些國家先後發生大規模停電事故：美國和加拿大的紐約、多倫多等城市發生停電事故，使城市地鐵、機場、電訊等設施和公共交通基本陷入癱瘓；英國倫敦停電兩個多小時，造成地鐵和部分列車停運，25萬人被困地鐵中；瑞典和丹麥發生大面積停電事故，200萬用戶受到影響；意大利出現歷史上首次全國性停電，數萬居民滯留在百餘輛列車中。停電事故嚴重破壞了社會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直接威脅國家安全，為人們敲響了警鐘：國家安全正超越傳統的狹隘範疇，而延伸到新的廣泛空間。國家安全趨向泛化：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環境安全等缺一不可。 擔心並非空穴來風。像全球大停電，即使不是恐怖襲擊，其破壞威力也比直接投入1～2枚巡航導彈帶來的損失大。從損害程度看，突如其來的災難所帶來的損失並不比傳統意義上的戰爭低。據美國經濟學家估計，美、加兩國停電1天的經濟損失就可達300億美元，而據有關資料顯示，北約國家對科索沃之戰才耗資90多億美元。

　　總之，為應付上述挑戰，大國必須承擔起自己的歷史使命，走向新的合作。必須徹底改變對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的傳統思維模式，應用綜合安全觀。

　　歷史向人們證明：人的思維模式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遠遠落後於現實的。例如，最近一段時間又重新盛行的“中國威脅論”，完全把中國的和平發展當成了主要挑戰。

　　中國威脅論的始作俑者有着他們的思想基礎和理論基礎。在思想基礎方面，這些人經歷了長期冷戰的薰陶，意識形態標準仍是他們認識世界和處理國際關係的出發點，人為樹敵成為他們自然和不自然的思維定式，在蘇聯這樣一個龐然大物解體後，他們認為，應該在國際上有一個敵人。在理論基礎方面，這些人人仍在沿用冷戰思維。應用傳統的“均勢”理論來指導自己的外交理論與實踐。在他們看來，一個新興國家必然要對舊的帝國形成挑戰，因此，為了維護“均勢”，老牌帝國必須下功夫把新興國家扼殺在搖籃中。

　　應該說，“均勢”理論本身並沒有什麼錯誤，問題在於面對已經變化的世界形勢，我們的思維方式仍停留在17世紀主權國家剛形成時的狀態，這樣所做出的判斷理所當然會與現實脫節。在落後的思想基礎和理論基礎指導下推導出來的結論只能是把中國這樣一個有着悠久和平傳統的國家當成“威脅”。足見儘早更換思維模式對促進大國合作的重要性。

　　大國間的合作是歷史的必然。現代國際關係史有這樣一種啟示：當社會生產力低下之際，國際關係往往呈現出的是一種封建割據的競爭，歐洲長達數世紀的封建戰爭始終沒有解決國家發展和國際和平的歷史命題。三十年戰爭（1648年）結束後的數世紀裡，國家的主權意識在社會生產力的催生下深入到了各國當權者的思想深處。在處理國際關係中，大國更多地糾集起其他中小國家一起挑戰或應對所謂的敵性國家。表現在戰爭形態上，這一時期的國際關係則多為“打群仗”，即集團對集團的競爭，甚至是戰爭。這一點在20世紀前半葉表現得最為突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參戰方都參與了其中的一個集團，而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的激烈競爭與對抗也是在兩大集團的框架下進行的。

　　今天，競爭依然存在，但並不存在相互作用的兩個集團。大國必須要放棄“結夥打群仗”的傳統思維方面，而轉向通過合作達成生存的最佳狀態，而不是樹立某一個國家為自己的敵人，製造不和諧的國際生存環境。到冷戰後期，美國和日本學者就圍繞着“說不”和“即將到來的美日衝突”做開了文章，兩個夥伴時常為貿易、技術轉讓等問題發生摩擦。而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中美之間可能發生的碰撞。認為中國（一個新興國家）的崛起必然會與老牌帝國美國發生衝突，碰撞不可避免。

　　我對這種假設始終持否定的態度。如果是在一百年前，這些假設也許有它存在的依據，但今天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新技術飛速發展和戰爭形態根本性變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大國的碰撞不但可以避免，而且還必須使之避免。讓我們想定一種“撞船理論”：設想中國和美國是兩艘輪船，美國的排水量是10萬噸級的（世界銀行2004年7月公布的美國國內生產總值是11萬6675億美元），中國至少也是萬噸級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1萬6493億美元）。兩者相撞，結果是不一定誰沉。我們至今還記得“泰坦尼克”號巨輪被撞沉的悲劇，號稱永不沉沒的英國的超級巨輪被冰山一角帶入海底。巨輪都不可承受的迎頭相撞，大國更承擔不起。

　　自古以來，國際發言權是以國家的實力來說話的。如果說大國與弱小國家相撞，大國獲勝的幾率會很高，這就猶如巨輪撞擊小舢板，舢板根本不是巨輪的對手，撞擊後也許連舢板的影子都找不着了。但是，大國與大國的碰撞卻不那麼簡單。在當前的形勢下，大國必須承擔起自己對國際社會的義務，任何大國間的碰撞是必須避免的，特別是大國領導人必須有足夠的睿智，找出合作的渠道，為維護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做出自己的努力。否則，一場大國與大國的碰撞同樣也是整個世界的碰撞，那將是一場世界性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