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治下中國各地域的概況

    中共治下中國的單一制國家結構，與元明清類似，都是以省（或類似規模和性質的行政區劃）為單位將全國劃分為若干一級行政區。雖然中央在一些重要領域和重大問題上，可以直接管到縣級，但大多數事務都是通過省級機構進行管理與處置。而中國的地域及地域差異，也以省為單位劃分和比較。不過，在山川地理形勢、文化與價值觀、歷史變遷等因素影響下，往往也會出現一些並不以省級行政區劃為界限的區域，如東北地區（東北三省加內蒙東部）、江南地區（一般特指江蘇省和浙江省，一般不包括上海、安徽、江西）、嶺南/兩廣地區（廣東省和廣西省）、西南地區（雲貴川，一般不包括西藏）、西北地區（陝甘寧，一般不包括新疆），這些區域也會形成現實的利益共同體，中央也會按照區域來索取和分配利益。

    北京、天津

    建國至今，首都北京是現行體制和國家結構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獨尊的地位和極為豐厚的利益。由於北京是中共中國的首都，是決定全國命運的權力中樞所在，又集中了中共統治集團的各種權貴精英和基本盤，所以獲得了最大程度的政策傾斜、資源供給、發展優先權。毛時代的北京，既是政治風暴的中心和政治風向標的所在，更是一切大政方針的策源地。而擁有北京戶口的市民，則在那個物質極端匱乏的年代擁有令全國其他任何地區都艷羨的食品和消費品配給，以及免費和相對優質的教育和醫療服務。而這些供給，很多都來源於對其他省份的“抽血”，例如前述的在饑荒年代從農業大省強奪糧食供應北京。北京市民不僅在民生上相對優越，也更易參與和滲透國家政治，起碼比其他任何地區都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政策和資源。

    而改革開放之後，北京的政治文化地位仍然在全國首屈一指。雖然經濟相對南移，但北京仍然通過行政手段從全國各地獲取巨量的資源和利益，全國各地仍然被迫任北京予取予求。無論是南方的稅收，還是中原的人才，以及周邊河北省的所有有價值資源，都被北京大量吸收。居住在北京的各種既得利益者也在不斷增多壯大，並以“北京戶口”作為身份認同和利益連結的紐帶。擁有北京戶口的市民，在教育、醫療、就業、住房、養老及各種公共服務方面，擁有着非常大的優勢和特權。例如北京戶籍居民高考得到清華北大等全國性名校錄取的比例，平均是其他省份的二十多倍。而北京的醫療資源也是全國最頂尖，上海、廣州、成都、南京等城市醫療資源相合也不及北京。當然，不同身份的北京戶籍居民，其福利待遇也千差萬別，如高級幹部和普通市民的醫療保障就差距極大，但整體上所有北京戶籍居民都是國家的特權者。而國家的內政外交軍事民事人事等諸多方面，凡是涉及到北京和其他地區利益衝突時，都優先考慮北京及北京戶籍居民的利益。

    而這一切，都是北京利用政治地位、通過行政強制力獲得和維護的，而非北京及北京戶籍居民的貢獻所應得。相對於西安、洛陽、南京、杭州、開封等位於漢文明精華區的歷代都城，北京偏居北方一隅，經濟文化本來都不發達，僅僅是依靠重北輕南、帶有強烈軍國色彩的政權和割據勢力強制開發的城市。它缺乏自立式經濟造血能力，文化底蘊也不深厚，政治上更是頑固保守。而行政手段雖然讓北京發展壯大，但是以供給資源的其他區域的損失為代價的。還有，北京雖然從全國得到了豐厚的資源，以及受到中央政策的優先照顧，但北京戶籍居民內部也被分成三六九等甚至更多等，按照或明或暗的等級秩序領取所得，少數權貴得到了最優質和大多數的資源，越往下所得越少。而沒有北京戶籍的外來“北漂”，則更是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的“人肉電池”（當然他們也能蹭得一些北京相對於其他地域的特權利益，但非常有限）。“北京摺疊”不止是科幻小說才有的景象，更是現實北京的文學映射，且現實比科幻小說的描述更複雜更殘忍。

    另外，北京雖然得到了如此優越的條件，但卻並未有效帶動和輻射周邊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相反，周邊地區被北京吸走各種資源，在各領域及政策上也首先要考慮和服從北京利益。河北省是北京虹吸效應的最大受害者，河北管轄的北京市外周邊地區被戲稱為“環北京貧困帶”。與北京相連的另一個直轄市天津，既是北京虹吸的受害者，但同時也在吸取河北的資源。

    北京和天津不僅在經濟上沒有帶動周邊地區發展，在文化、思想、教育等非物質領域，也沒有給周邊乃至中國帶來正面的、文明的、進步的影響。

    北京是北方保守主義文化的中心和封建皇權專制主義的頑固據點。歷史上，凡是定都北京的政權，都相對專制保守，政策殘忍冷酷。相對於文明浸淫日久的中原和關中，以及經濟發達社會開化的江南，北京的文化、社會風氣、人的價值取向，都相對缺乏人道和公正，而有着明顯的等級色彩和非人權傾向，且社會潛規則盛行，官本位嚴重，崇尚權力而蔑視契約，還在現實中表現出種種冷酷與暴力。北京雖同為漢文化的輻射區，當地居民中漢族也占絕大多數，但卻有意吸收借用北方游牧民族的價值觀念和言行方式，以及接納全國各種少數民族人員和勢力，來區隔其他地區尤其中原和江南的文化形態和公民組成。

    雖然近現代以來尤其改開以後，北京的思想文化及北京人的價值觀念相對變得多元，但整體上、與其他區域尤其南方相比，以上這些特徵仍然相對突出。而且，北京那些思想開明進步的人，更多是自我享受而非傳道受業，也並不是北京文化的主流，並不能給他人他地乃至北京自身帶來人文關懷和社會更新，其影響力局限在特定的範圍內，還與中下層北京人及“北漂”頗有隔膜。相反，北京各種保守落後的糟粕，卻在中央集權和“首崇北京”的政策下，會通過制度、政策、潛規則及人際往來等各種方式影響全國，包括影響國家的治國理念和大政方針。這對於中國顯然不是什麼好事。

    而鄰近北京的另一個直轄市天津市，相對沒什麼需要詳細敘述分析的內容。天津由於獨特的地理位置（位於渤海灣沿岸、連接東北和華北的水路要塞）及特殊的歷史沿革（清末北方軍事重鎮和租界區、袁世凱等人的苦心經營），以及中共出於發展北方、拱衛北京等經濟政治目的，在天津設立了直轄市。天津的地位和獲得的利益遠遠不如北京，但也遠超環其周圍的河北省，並同樣從河北“吸血”。我個人認為，天津並無設置直轄市的必要，未來民主中國也應該廢除這一直轄市，將其併入河北（可作為河北省會，也可作為類似於廈門在福建的地位那樣的河北城市）。

   東北

    而中共中國單一制國家結構下，受益僅次於北京的地區，是東北地區。第二次國共內戰中，中共之所以能夠擊敗國民黨、奪取政權，很大程度就是依靠在東北對蘇軍和日軍武器的接收，以及對偽滿軍隊的大規模收編、對偽滿公務人員的全面留用。中共在內戰初期不確定能統一全國，甚至準備以哈爾濱為首都，只控制東北地區。而中共取得國共內戰勝利後，因為東北籍黨政軍人員的突出貢獻、東北居民對中共的好感與忠誠，以及東北背靠蘇聯的地理優勢，將東北作為國家重點建設地區。在建國最初的十多年，東北以全國八分之一的國土面積、十分之一的人口，獲得了約占全國三分之一至半數的工業投資和蘇聯援助。而日據東北時代（即“滿洲國”時期），日本也對此地有很多工礦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這為後來中共統治時期東北工業發展打下了基礎。

    在全國各地普遍被貧困和饑荒困擾時，東北居民不僅衣食無憂，還享受着質量不算太高但在當時中國已非常優厚的就業、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保障。三年大饑荒期間，東北是京滬之外全國為數極少沒有大規模餓死人的區域，這也有賴於種種政策和資源優勢。而他們享有的這些資源，除一部分為蘇聯援助及自有自產外，大多數都是從其他地區調集和徵收過來的。在這十多年中，東北得到了完全不成比例的資源供給與政策傾斜。直到1960年代中蘇決裂、蘇聯威脅入侵中國並在邊境陳兵百萬，中共推動“三線建設”，才將在東北和京津等地的一部分工業和重要機構遷往內地，稍稍平衡了全國各地經濟投入和工業生產嚴重不平衡的狀況。但即便如此，東北的工業化、城市化及社會保障程度，仍然遠遠高於除京滬津之外全國所有省級行政區域。而文革期間，東北受到的衝擊也相對最輕，其他地方大批打死人和摧毀文物古蹟時，東北各種歷史遺蹟包括滿清宮殿皇陵幾乎完好無損或只受到輕微損害。當其他各地前國民黨人士紛紛被批鬥甚至殺害時，原偽滿出身的人士則普遍得到保全（或只被象徵性“下放”）。東北顯然是“前三十年”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當然，東北也創造了不少財富，如製造了大量工業品、收穫了各種農產品，以及提供了各種礦產資源，幾十年來為國家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但相比而言，其獲得還是大於產出，其很多產出也是建立在獲得他處支持的基礎上。而東北的工業化文化，既頗有可圈可點的值得讚揚之處，也有頗多弊病（下面會談到）。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優先對外開放和實行非計劃經濟（不完全是市場經濟）的珠三角和長三角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民生也在改善。而東北雖然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因計劃經濟沉疴已久，積重難返，經濟開始有所滑落。1990年代的國企改制和下崗潮，更是沉重打擊了東北的經濟民生。而對下崗工人安置的不到位及各種貪污腐敗，也導致了各種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再後來，南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東北經濟越發沒落。東北曾經的輝煌一去不返（起碼暫時如此）。

    但即便如此，東北獲得的各種中央層面的政策傾斜、轉移支付、高考錄取比例優勢、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社會福利保障，仍然明顯高於全國除京滬津外其他任何地區。雖然東北經濟乏力，但大多數東北戶籍居民的教育、醫療、住房、養老都不用發愁（這四方面也是民生的基本內容），這是其他地區大多數居民都夢寐以求而難以得到的。尤其在全國各地民眾都陷入“內捲化”的惡性競爭時，東北人可以輕鬆“躺平”。而這些都有賴於中央集權下中央對東北的偏愛與支援。雖然東北戶籍居民的各種相對特權不及北京和上海戶籍居民，但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加一起只有4000萬左右，東北則有1.2億人。所以從獲取優先政策和利益的總量上，東北超越了京滬，成為中共中國單一制國家結構和中央集權政策傾斜的最大受益者。（即便東北最悲慘的大下崗時期，東北人整體和平均生活水平仍然高於全國大多數地區。下崗者也只是東北人的一部分。而全國其他地方大多數人尤其農民階層在90年代也只能勉強溫飽，教育醫療養老還是負擔不起）

    例如高考錄取比例，北京和上海明顯高於東北三省（東三省高考錄取比例也遠高於青海寧夏西藏等人口稀少省份外所有其他省份），但每年北京和上海參加高考者人數加一起也遠低於東三省（例如2022年北京參加高考人數僅5萬人，上海也是5萬左右，京滬共計10萬；而黑龍江有18萬、吉林12萬、遼寧20萬，東三省共計50萬）。同樣，其他如各種教育、醫療、基建等投入，東三省所獲的支持從總量上也超過京滬。因此反而是東三省而非京滬獲取了利益總量最大的公共資源供給和政策傾斜。而且，相對於京滬許多“後來者”需要拼命打拼才能得到戶籍特權、與其他精英殘酷競爭，東三省即便平民也能共享各種政策資源紅利，不需要多麼激烈的與他人競爭（比如黑龍江鶴崗的重點中學很容易上，在北京想上同樣高考成績的學校卻需要拼各種資源和關係，僅購買學區房就需花費數百萬元）。

    更重要的是，東北的政治地位一直都是極高的。在建國後，東北被稱為“共和國長子”，在“前三十年”得到了僅次於北京的地位與話語權。而改革開放至今，雖然東北經濟一直不佳，但政治地位和話語權仍舊得到了保持。在江浙、中原、嶺南等區域被中央予取予奪的情況下，東北卻一直可以保障既得利益（起碼保障東北權貴集團的既得利益）。而各種全國性政策，也都優先考慮東北利益和關切。在中國的高度中央集權下，東北某種程度有很大的獨立性，不被中央完全駕馭，反而有時可以要挾中央。雖然我對中共內部的政治派系與權力鬥爭缺乏了解，但我可以肯定，東北地域利益集團及其關聯勢力，在中共決策層必定有着其他各區域都難以擁有的份量和話語權。

    而由於東北相對獨立於關內的地理位置、相對特殊的歷史變遷，形成了非常有地域特色的文化風氣、價值體系、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在歷史上，東北長期是女真/滿族、渤海、契丹等少數民族的聚居區，漢化程度低，缺乏文明的浸淫，因此很大一部分人崇尚弱肉強食、行為殘忍暴虐。而且，相對於匈奴、蒙古、突厥等其他民族在征服戰爭中雖然殘暴但也直爽坦誠的特徵，女真等東北民族在侵襲內地和統治中國的過程中，不僅手段殘忍，還陰險狡詐、流氓成性、背信棄義。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其吸收了漢文化的“術”而缺了漢文明的“德”。而清末民初“闖關東”的大量漢人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也頗受這類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影響。還有許多在東北的漢人，早年飽受異族屠殺奴役，但被征服和融合後，反而相對漢文化更加認同異族身份和文化，價值觀和言行舉止皆變得異化。雖然這很大程度也是惡劣的自然和人文生存環境催生，而非種族民族的基因和遺傳，但客觀上的確成為當地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特徵。雖然並不是每一個東北居民都有這些價值觀和言行，但整體的社會風氣和一部分占人口少數卻非常突出的群體所作所為，的確就是如此。

    清末至民國漢族人占了東北人口的大多數，但並沒有促成東北真正漢化，相反這些漢人某種程度被“滿化”了，或者說形成了獨特的東北文化。無論漢滿蒙回朝各族，都認同相似的邏輯與價值觀。而日本在東北建立“滿洲國”，更強化了類似的價值觀念、思想文化認同。日本人雖然利用“滿洲國”殘酷對待當地民眾、血腥鎮壓反滿抗日人士，但血腥殘酷程度明顯輕於全面入侵中國後對關內各地的所作所為（尤其和華北、江南相比）。而且，日本人在“滿洲國”也有許多建設，促進了當地的工業化與現代化，文化教育事業也頗有進展。“滿洲國”的政治實體雖然在1945年灰飛煙滅，但是它遺留下來了很多東西，如經濟基礎和經濟結構、價值觀塑造、國族/地域主義認知與立場，至今都在影響着東北的方方面面。

     而中共建政後，得益於中共的全力支持及蘇聯援助，再加之日滿時期的基礎，東北經濟社會得到極大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也突飛猛進。東北以短暫的時間取得了文化教育的跨越式發展，社會文明程度起碼在表層得到迅速提高。但歷史文化的遺留與慣性仍然影響巨大。而東北是高度工業化的計劃經濟模式，這也形成了極具特色的社會文化和人際關係。東北高度工業化下高度的城市化，讓東北各階層民眾都能夠有很高的知識儲備和素養，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程度高於其他地區，部分家庭的男女平等程度似乎也較中國其他地區為優（雖然這個是存疑的，不同人有不同說法），作為平民一部分的產業工人也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權利與福利保障。東北地區是中共建國後中國最像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地區。

    但計劃經濟造就的醜惡相對更多。不同於市場經濟中相對較多人員流動和人身自由，計劃經濟形成了工業化下的熟人社會，與鄉土中國的熟人社會類似，人與人之間既有脈脈溫情也有勾心鬥角。一些東北人常為東北去除宗族的影響自豪，認為是進步的表現。但東北工人階級和幹部階級（兩個階級共同構成計劃經濟下的城市居民社會）人際關係的緊密和複雜程度，不亞於南方的宗族社會（而且並非沒有宗族，在農村，或者滿族、錫伯族等非漢民族家庭，宗族影響力非常大，加上更加暴力化，其對家庭成員的控制力甚至超過許多南方省份的宗族）。相對於宗族以親情為依託，東北的人際關係更多基於同事間的利益交換，少了溫情多了算計、少了論理多了論力。同樣，東北人驕傲於沒有受儒家封建糟粕影響，這一定程度是事實，但其沒有儒家糟粕同時也少了傳統文明的禮儀教化和道德積澱。還有，計劃經濟的封閉性，也不利於形成自由開放的市民社會，反而導致托關係走後門和各種暗箱操作的盛行。改革開放後，東北國企也進行了改制和重組，但並未真正擺脫計劃經濟帶來的各種人文社會影響。（另外，與北京一樣，東北的計劃經濟、官僚主義、保守文化，也導致其經濟活力嚴重不足，缺乏造血能力，其經濟幾乎都依靠政策扶植和各種輸血，其創造的物質與精神財富不及所得）

    在這樣的歷史變遷下，如今的東北有着怎樣的社會風氣，部分東北人有怎樣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就不言而喻了。而且，部分東北人也通過各種方式在全國開枝散葉，並抱團行事，直接影響了全國各地的德行風氣與社會民生。我不希望在本文發泄情緒，所以就點到為止。簡而言之一句話，東北的地方文化和民風，以及部分東北人的價值觀與言行方式，是非常不利於社會進步、文明和諧的，既傷害東北和東北人自身，也有害於整個中國及中國人民。

    需要說明的是，我以上所說關於東北及東北人的問題，並不是說所有東北人都如此，為惡的當然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數東北人本質還是好的，有一部分東北人更是非常熱情善良真誠的。但即便是一小部分，也足以造成很大破壞和影響。還有，無論在現在的專制中國還是未來的民主中國，東北和東北人當然有權得到其應得的尊嚴、地位、話語權、利益，但不應該超出必要限度、不能以損害其他區域其他地域居民利益方式獲益。東北人如果還自認為是中華民族和中國的一部分，在享有權利同時也要承擔義務、得到尊重同時也應遵守公序良俗。

    還有，部分東北人的惡行傷害的最大的還是其他弱勢東北人。我雖然痛恨那些作惡的東北人，但也非常同情例如東北下崗工人、因維權被虐待者等弱勢者，我認為下崗措施雖必要，但起碼應該保障他們下崗後吃飽飯、子女和老人得到合理照顧。對於如建三江、馬三家勞教機構惡行中的受害人，我更是非常同情並為其略盡微聲聲援。部分東北人各種惡行，傷害最大的其實也是其他相對弱勢的東北人，因為東北人更多的生活在一起，當然是接觸越多者受惡人傷害越大。改變現狀，最終也有利於東北的文明進步。就像如果八九民運勝利，中國民主化，雖然大抵仍然要推動國企改制，但90年代下崗潮中的失業工人及家庭就不會那麼悲慘，可參考東歐各國（尤其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安置和補償，是非常有利於勞工一方的。即便被國人嘲諷鄙夷的俄羅斯轉型，俄羅斯失業工人所得的補償和保障，也略好於中國下崗工人。而其他方面的人權改善，也是如此。北歐各國的地理位置與東北類似，歷史上也曾多次南下劫掠，但20世紀以來逐漸成為發達民主國家，國民素質極高，還包容移民難民，被世界稱道，也無必要去追索其歷史上的醜惡了。中國東北如果能效仿北歐，那也會成為中國和世界有益的組成部分。

   上海

    北京、天津、東北之外，上海是另外一個相對其他地區而言的受益者。但上海的受益程度和影響不同。上海早在中共建政前，就是中國乃至東亞的明珠，是與紐約、巴黎、東京相媲美（甚至超越了東京、未來發展可能勝過紐約和巴黎（因為背靠的人口龐大）的現代化都市。民國時上海即是與北京平行的特別市，政治經濟地位僅次於首都南京和代表北方的北京。而中共建政後，雖將上海劃為直轄市並給予特殊地位，但其閉關鎖國的政策反而破壞了上海經濟的發展、阻礙了上海民生的改善。當然，上海也的確因此得到了各種特權和資源，但遠不及北京。改革開放後尤其1992年上海全面開放和浦東新區設立後，上海才回歸到正常的開放與發展狀態。

   上海擁有直轄市特殊地位和政策傾斜後，改開以來成為長三角乃至東南沿海的革新進步的領軍者，其經濟社會的發展帶動和輻射了周邊地區的發展，和江浙皖贛等地實現了合作共贏。而北京、天津、東北，以及北方和西部其他一些被重點扶植的城市（如西安、成都、武漢、蘭州），不僅通過行政手段吸收各種資源，還對周邊和其他地區有破壞無建設、拉大區域差距和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

     還有，上海戶籍居民尤其“老上海人（上海土著居民）”的確比較排外，上海也有傾向於本土主義乃至自治和獨立的思潮，但是一種精緻利己的、自保型的排外，是希望與外地人互不干擾，而不像北京戶籍居民尤其“老北京”那樣，一邊排外一邊肆意從全國各地及“北漂”那裡掠奪各種資源。在做人的修養和言行素質上，上海人也好於北京人。北京的排外程度從表面上不如上海強烈，甚至有時對外人還有些開放包容，但那是在沒有觸及其利益和深度接觸的情況下。如果觸及北京市民利益或者長住在一起，以及和北京籍公務人員打交道，那各種矛盾衝突都會爆發，外人就能深刻體會到其排外和其他各種醜惡行徑。雖然上海的排外也是錯誤的，其各種所得都有外地及外地人的貢獻，但還算情有可原，冷漠但不過於使壞的排外言行也勉強可以忍受。

    不過，相對於北京居民包括戶籍居民內部受益嚴重不均的情況，擁有上海戶籍的平民因戶籍制度和其他本土主義政策而受益頗大。據說，上海戶籍居民一生的福利折合人民幣超過一百萬元，如得到拆遷補償款，則不下數百萬乃至上千萬元。上海平民享有的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家政等資源的平均數量和質量，皆居於全國之冠。

    （不過，如果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雖然上海與北京一樣仍然擁有各種政策傾斜，上海戶籍居民也享有種種特權，但起碼一部分是上海及上海人靠區位優勢和自身奮鬥而非行政手段就可獲得的。甚至，如果沒有中共統治，而是民國或其他相對民主開放的政權統治包括上海在內的中國大陸，即便那時的上海並不擁有現在這樣的制度性地域特權，其人權保障程度和公民福利水平，也會遠好於幾十年來在中共治下的相關條件和所得（尤其改革開放以前的階段）。上海雖然在中共治下得到了一些地域特權，但只是和相對被中共侵害更嚴重的地區的比較而言。如果沒有中共，上海可能相對中國其他地區的相對優勢弱化、優越性不那麼強，但本身的權利和民生都要更好於現在。這也從側面更加凸顯了中共統治對中國其他地區更深更劇烈的傷害）

    一種制度有相對受益者，就有相對受害者。而中共中國的單一制和中央集權下，只有北京、上海、天津、東北是明顯的受益者，其餘地區除個別城市和區域外，都不同程度受害。（不過，這四地的“受益”主要是指相對於其他區域，如果和1949年起步情況類似的國家地區相比，中國所有地區都是受害的。而且，這四地受益者主要是權貴精英，平民大眾與其他地區一樣受害，只是程度有所差別。）

   江浙

    在相對程度上，受害最大的是江南地區/江浙地區，尤其江蘇省和南京市。歷史上，江浙地區長期是南方政權的核心地帶，南京則是作為首都次數最多的南方城市。江浙兩省相比，江蘇有更加深厚的政治和思想底蘊，浙江則是民間社會更為發達和活躍，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南方部分的菁華。

    但由於北方在軍事和政治上的相對強勢，南方政權往往不敵北方而屢次受到入侵與壓迫，南京更是遭遇多次屠戮與破壞。民國有十餘年定都南京，曾讓南京及江浙有了很大發展，政治文化地位也空前提高（經濟地位長期都是全國最高）。但1937年日軍製造南京大屠殺，以及八年占領中對江浙各地的多次屠殺與長期奴役，讓大量民國精英尤其出身江浙的精英遇害，南京及江浙許多城市都遭遇嚴重破壞，對南京及江浙的地位、聲譽、經濟、文化等各領域都造成沉重打擊。1945年國府還都南京，本來可能重振南京和江浙，但隨着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中共渡江戰役的勝利，南京的首都地位再次失去。

    中共建政後，南京的地位大大下降，各種資源被奪走、實力和影響力大為削弱。1951年，毛澤東在“鎮反運動”中聲稱，“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南京（鎮反）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可以說是中共政權對南京這個城市命運的殘酷宣告（且毛澤東是在明知南京曾在十幾年前發生慘絕人寰大屠殺的情況下如此發言，可見其心之惡）。而在1950年代初期的高校院系調整拆分中，包括原中央大學在內的南京諸多高校被拆解、遷移、削弱，極大打擊了南京乃至江浙地區的教育、人才培養、思想文化發展。在政治地位上，北京擁有了獨一無二的、至高無上的國都地位，南京則成了一個普通的省會城市，僅僅可以代表江蘇省（甚至在江蘇省內，南京的首位度也不高（不過這很大程度是因為江蘇其他城市經濟文化實力也很強））。中共還有意扶植缺乏政治野心、沒有定都歷史、文化底蘊不足的上海，以進一步削弱和制約南京。改革開放以後，南京的經濟文化有所恢復，但仍然只是一個普通的省會城市，其地位和影響力不僅遠不及北京和上海，連廣州、西安、成都的區域影響力都不及。

    而南京所在的整個江浙地區，從建國至今也都是被打壓的對象。而建國後江浙的處境，也是江浙地區幾千年來相對北方弱勢的格局的延續，是中國大陸南北兩個板塊軍事衝突、政治鬥爭、文化對立的縮影和例證。

    早在華夏文明初興之時，江浙所在地區就是文明發祥地之一，南方河姆渡文化即是與北方半坡文化並列的華夏文明的源頭。而從吳越的崛起、夫差勾踐的爭霸，到秦末項羽劉邦的奮起抗暴、漢初吳楚七國之亂，再到漢末三國孫氏家族數代的文治武功，千年前的江浙曾是尚武之土、興兵之地。但後來，一方面是經濟重心南移下，江浙文教日益興盛、民生越發富足；另一方面卻是相對北方而言武力的衰弱、戰略的守勢。由於北方異族入侵、戰亂頻仍、暴政肆虐，原來繁榮的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多次成為貧瘠的焦土。而地理環境得天獨厚的江浙地區，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的核心地區。“蘇湖熟、天下足”、“國家根本，仰給東南”，都在反映着江浙經濟的發達與對全國的重要性。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隨着經濟開發，以及“衣冠南渡”下北方士人階層的南下、中原文化在江南的傳播和與當地文化的融合發展，江南的人文也日益興盛，並形成了相對獨特的、與中原文化等北方文化有明顯差異的文明形態與價值觀。其文化婉約、含蓄、內斂，思想開明、包容、進取，讓漢文明更加豐富與溫和。而明代中後期及清前期，伴隨資本主義萌芽和商工文明的發展，江浙湧現了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新儒學”思想家，提出了“天下為主君為客”、“工商皆本”、“經世致用”、“有治法而後又治人”等主張，帶有一定的民主和自由主義色彩，其進步性可與歐洲啟蒙運動相比。這些思想也已經很大程度作用於現實，伸張了許多民權，打擊了封建專制，促進了科學發展（如徐光啟、宋應星的成就），讓明王朝向開明專制乃至更大的革新邁進。如果江浙經濟文化社會繼續發展，還能推動中華文明的進步轉型。

    但隨着滿清的鐵蹄入侵和文字獄的鋪展，江浙的文明被摧毀、社會的進步被打斷。在滿清統治的二百多年中，江浙一直是被打壓和吸血的對象。“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八十一日”，仍未讓江南屈服。因此從順治康熙時的“哭廟案”、“莊廷鑨明史案”、“南山集案”，到乾隆時的“叫魂案”，滿清政權又對江南士人和民眾進行了許多次清洗，“屠盡了漢人的骨氣廉恥”，讓江南沉寂了百年有餘。這期間江南經濟仍然非常發達，但大多數收益被滿清統治者和北方保守勢力掠走，政治和文化上更是極為消沉。江南士人連本地重要官職都不能擔任，滿洲貴族的臣屬乃至家僕成為了這裡的主官（如曹雪芹父祖及整個家族），從官場到民間皆是腐爛，從官紳到黔首俱若奴隸。而到了太平天國時期，江浙地區成為起義軍和清軍交戰的修羅場，再次受到殘酷破壞。在這個過程中，江浙人只是被雙方利用和屠殺的對象，自身幾乎毫無作為。

    直到清末民初，隨着滿清政權的內外交困尤其對外戰爭中的一系列敗績，江浙才從壓抑窒息統治下得到久違的部分自由。隨着國門打開，江浙深厚的人文底蘊與西方及日本的現代思想碰撞，擦出了革命的火花，並逐漸燎原。在思想啟蒙和革命浪潮中，江浙湧現了秋瑾、章太炎、魯迅等革命家和思想家，讓江浙的才華與勇氣在沉淪許久後重新煥發耀眼之光。“拼將十萬頭顱血，須將乾坤力挽回”，江浙及江浙人民在民族民主革命洪流中涅槃重生，武昌起義後以光復會為主的江浙起義軍在徐州與清軍接戰，後克復江寧（南京）與杭州，與兩廣、四川、湖北等地共同迎來光復，實現了夏完淳“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的遺願。而民國定都南京，發展江浙、經營寧滬杭，讓江浙一度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核心地帶。但日寇的入侵再次讓多災多難的江浙蒙難，從社會精英到平民大眾都遭遇殘酷虐殺。與南京的命運一樣，中共對國民政府的取代，也讓江浙失去了抗戰後再次重生的可能。

    擊敗國民黨的中共政權，對江南的態度和作為，除了沒有明顯的民族壓迫（但有“重北輕南”的政治經濟歧視），其他方面與滿清幾乎沒有二致。在“前三十年”，中共的閉關鎖國和計劃經濟模式，對適應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江南顯然是噩耗。但由於江南工農業基礎的優良（哪怕經歷了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破壞），經濟仍然優於全國大多數地區。在三年大饑荒期間，江蘇和浙江餓死的人較少（但生活水平相較民國大幅下降，蘇北和浙江山區也有餓死人現象）。而江南地區的相對富庶，也成了中共政權重點掠奪的對象。

    而中共之所以可以肆無忌憚的掠奪，也在於江浙政治權力地位和話語權的失去。由於國民黨的核心一大部分都來自於江浙（核心的另一部分來自於兩廣），國民政府的核心統治區也在江浙，所以作為國民黨死敵的中共對江浙嚴防死守、百般打壓。還有，江浙人崇尚自由、反對專制、主張民主民權、營建和參與公民社會、追求法治透明的社會風氣和歷史行為，都令高度專制、奉行等級制度和個人獨裁、迫使民眾仰其鼻息而活、習慣於潛規則和密室政治的中共恐懼。在中共專制極權尤其“鎮反”、“反右”、“文革”的摧殘下，江浙在清末民初復興的人文風貌、士人風骨，都毀損殆盡。

    在反右與文革被迫害致死的知識分子中，大多數都來自於江浙。例如有雜誌列舉文革中自殺的52位名人（主要是學者型知識分子，還有一些藝術界人士，也是廣義的知識分子），一半以上都來自於江浙。其他各處關於文革的資料，也都能反映出中國受迫害的著名知識分子中，來自江浙的比例幾乎超過全國其他所有地區的總和。具體的例子有，祖籍浙江上虞、生於江蘇南京的考古學家陳夢家，從建國後就經常被整，文革中又遭迫害，被吐口水和往頭上澆剩飯菜，最終不堪受辱自殺；江蘇江陰籍戲劇家上官雲珠被迫獻身於毛澤東，但文革中也未倖免被批鬥，最終自殺身亡；浙江杭州的文學家吳興華，被紅衛兵不斷批鬥、強迫勞動，最終強行灌下污水將其殺害；江蘇南匯（現上海浦東）籍翻譯家傅雷被抄家和侮辱，和妻子雙雙自殺；浙江義烏籍歷史學家吳晗，因發表《海瑞罷官》等作品被批鬥和逮捕，最終死於獄中；江蘇無錫籍的導彈和航空航天專家、研發“兩彈一星”的元勛之一姚桐斌，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暴打致死；江蘇上海縣（現上海市）籍、被稱為“大師的大師”的物理學家葉企孫，在文革在被誣陷為“國民黨中統特務”，被紅衛兵百般羞辱折磨，精神失常，大小便失禁，文革結束後不久即去世（他的同籍貫的徒弟熊大縝，則早在1939年即被中共誣為“特務”殺害）；另一位江蘇無錫籍鋼琴家顧聖嬰，被批鬥羞辱後開煤氣和母親弟弟一起自殺；同樣是籍貫為江蘇無錫的歷史學家、南京大學教授錢海岳，因讚頌鄭成功被指鼓吹蔣介石反攻大陸，被紅衛兵殺害於明孝陵……連死去的秋瑾、章太炎的墓葬乃至骨殖都被破壞（可悲的是，這些主要都是江浙本地紅衛兵所為，他們這時已經被洗腦的完全是非不分、將家鄉的英雄當成罪人批判和污名）。而倖存的江浙知識分子，絕大多數也都沉默、沉淪、沉寂，在打擊和壓迫下默默的活着。江蘇揚州籍的翻譯家巫寧坤，其倖存離國後寫下的《一滴淚》，就反映着江浙知識分子的苦難和傷悲。

   面對毛澤東和中共的淫威，毛時代的江浙人噤若寒蟬。毛時代中共對江浙的所作所為與滿清對江南的屠殺壓迫與文字獄何等相似？死於文革的江浙知識分子，與明末殉國的東林黨人的悲劇又多麼相通？而反右和文革至今江浙的沉默低調，又與滿清兩江/閩浙總督治下民眾的長久沉寂驚人一致。萬馬齊喑中，只有蘇州籍的林昭奮力吶喊，在那泯滅人性的黑暗時代發出痛斥暴君、反對專制、追求自由的偉大啼鳴。但這無法改變當時的專制暴政，江浙人民也只能戰戰兢兢、渾渾噩噩的生存與死亡。

    改革開放後，江浙的經濟迎來了久違的春天。相對於珠三角更多依靠對外開放和藉助港澳台的資本與平台拉動經濟，長三角的江浙更多憑藉自身的經濟社會底蘊恢復和發展。珠三角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貧富分化嚴重、治安混亂、各種非法活動猖獗，充滿着暴力與動盪。而長三角這幾十年貧富差距相對較小，治安更是在全國相對最為優良，公然的過惡的非法活動也較少。相對於珠三角的野蠻生長、東北經濟的相對衰落、內陸其他地區的相對貧困落後，長三角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發展最穩健、最紮實、最均衡、最惠民、最具可持續性的地區，域內各地差距和城鄉差距都小於其他地區，尤其江浙農村富裕程度冠絕全國。江蘇和浙江的GDP總量不僅常年位居全國前四，人均GDP更是居各省份（不包括直轄市）前三位。江浙上繳中央財政的總量與比例，也同樣位居全國前四。江浙地區無疑是京滬之外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

    但經濟的發達無法改變政治的弱勢和文化的不振。改革開放後，中共仍然實行重北輕南的政治方針，鼓勵南方發展經濟的同時遏制其政治影響力和話語權的增長。雖然中共兩任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皆出身於江蘇省，但這並不能改變中共在地域問題上的原則和政策。北京仍然是中國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引領着中國的發展方向和決定着中國的政治特質。中共仍然非常警惕南方出現能夠挑戰北京權力與地位的地域勢力，江浙則是其最為提防和打壓的地區。江浙只有在經濟上埋頭發展和為其他地區“供血”的義務，卻沒有與付出相匹配的政治權力與話語權利。相反，其地方文化入方言和地方傳媒，遭受各種或明或暗的打壓，已幾乎沒有了獨特的地方思想價值體系，也沒有獨立的話語權。

    歷經滿清屠殺和文字獄、日寇屠殺和奴役、中共的專制及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江浙的文風、民氣屢遭摧殘折辱，雖幾度復興，但起碼如今已不再有曾經的盛況。現在的江浙雖仍是理工和人文學者最集中的產生地區（可以看當今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的院士籍貫，江浙籍的占四分之一，算上受江浙影響的上海、安徽、福建、江西（即華東地區），則占兩院院士的一半），但卻普遍遠離政治或依附強權，不是自私自利耽於享樂，就是成為政權的走狗和喉舌，再也沒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觀念和“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公共意識。歷史上的物理與心靈摧殘和留下的陰影餘悸，以及如今仍然專制和壓制思想文化自由的環境、在地域博弈中的相對弱勢地位，都讓江浙人變得非常低調、世俗、保守，紛紛在物質享樂和靡靡之音中沉醉，無力也無心去效法先賢、秉筆直書、經世致用了。夏完淳、秋瑾、林昭，這些人的光芒太耀眼，江浙人更多是恐懼和遠離，而非效仿和超越。江蘇人面對相較很高生源質量而言很低的高考錄取率（還包括將本省大學錄取名額大量“讓”給其他省份）、殘酷的中考“五五分流”，選擇唾面自乾的忍受（雖然也有零星的反抗行動，如在江蘇籍家長在省內各級政府機構、教育機構門前的和平抗議，都被鎮壓下去），也反映了他們已經喪失了抗爭的意志，現實中也沒有抗爭的手段和能力。壓抑之下，江浙社會風氣也逐漸糜爛，當地的人們也被動或主動的沉淪。

    在沉淪中，許多江浙人紛紛變成精緻利己之徒，只顧個人私利而沒有家國天下精神和公民意識，乃至為私利損人利己、狗苟蠅營。曾經注重清廉和操守的江浙籍官員，現在也普遍參與腐敗，雖然執政績效尚可，但也不再那麼秉公無私，不僅貪腐，裙帶之風也極為盛行；許多江浙中產在教育資源和中高考錄取名額限制下，紛紛想方設法不擇手段擠進名校，還排斥外來打工子女與其孩子同校同班；在醫療、養老等方面，江浙人也越來越為私利鑽營……

    而江浙一些知識分子包括一些有話語權的科技醫工與人文社科學者，不僅早已沒有民國時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追求，反而視野狹隘且保守自利，只有知識沒有品德，為前途名利巧言撒謊（有些學者甚至在關繫到億萬國民生存和人權、國家發展乃至人類命運的一些問題上巧言令色、歪曲事實、誤導大眾，如在新冠議題上替官方封城隔離政策背書、推薦並不可靠的中醫中藥治療新冠的醫學界專家鍾南山、李蘭娟（李蘭娟丈夫鄭樹森亦為浙江人，其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因無法提供論文中涉及的563例器官移植來源的倫理證明而被撤稿，可想而知其參與了多少醜惡）；在氣候危機問題上巧言撒謊、誤導公眾、造成極大惡果的地理學專家丁仲禮），勇於私鬥而怯於公爭，歧視弱者而默於強者。他們都不是真正的科學家，而是”高級技術員”。如同明清易代後，“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東林黨人成為為官人軍頭做高級僕役的“紹興師爺”那樣，今日的江浙知識分子再次成為體制和權貴的附庸，為作惡者出謀劃策和提供知識與技術。他們被醜惡傷害卻又參與醜惡，既是歷史和時代的受害者，又是相對更弱者的加害者，令人感到可悲可嘆。

    江浙的沉淪，亦是中共式中央集權的惡果。對南方地域勢力的憂慮、對江南自由開放文化和市民社會的恐懼，都讓代表北方頑固勢力、崇尚北方保守文化的中共不遺餘力的打壓江浙，扭曲當地的文化民風，讓這塊人傑地靈的寶地，變成世俗市儈的戲園。這不僅是對江浙人民尤其知識分子的摧殘，也是對漢文明的破壞，並讓中國走入和困在醜惡的歧途。

    廣東

    廣東和珠三角地區的發展沿革和地位，則是中共治下中國的又一種中央與地方關係形態。廣東所在的嶺南地區，一直都有着相對漢族其他地區強烈很多的獨立性與獨特性。這既是地理環境造就的，也是廣東歷代人民主動抗爭與堅持的結果。不同於漢族其他地區已大致“同音同文”，廣東一直保持着獨特的語言--粵語，以及基於獨特語言的獨特文化。獨特的語言，是強化族群認同和凝聚力、拒斥外部同化的重要工具。正是憑藉這一點，廣東在歷朝歷代都比中原和江南乃至雲貴川地區都有更多自主性。而廣東與香港、南洋的特殊關係和連接，也讓這裡有着對外開放的條件與風氣。還有，相對於江浙相對溫婉的文化特徵，廣東的民風粗獷甚至野蠻，既可為公作戰前赴後繼，也會因私械鬥血流成河；既講求貿易自由社會契約，也五毒皆興治安混亂。而且，廣東只有珠江（西江北江東江合流後那段）沿岸地帶較為富有，其他地區貧窮程度不亞於中國中西部（迄今都是如此），這樣的相對貧窮和很大的域內貧富差距，也讓許多廣東人有強烈的名利動機和冒險精神，並為之不惜性命。

    正是在這樣的特色條件下，廣東成為清末民族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以及民國南北對峙時期南方革命政府的大本營。不過，不同於緊鄰北方、與中原文化密切乃至融合、時而有問鼎中原之志的江浙，廣東相對更加傾向於割據一方，保衛自身的文化特色與獨特利益。而從廣東出兵、志在統一中國的北伐戰爭，其實是相對例外的。而陳炯明、胡漢民、許崇智在廣州的坐鎮稱雄，更能反映廣東作為相對獨立的政治區域的特徵。

    而中共建政後，相對於江浙，廣東在中共治下有相對略多一些的自主權（雖然重大和決定性事務仍然要聽命於中央）。而葉劍英、陶鑄等中共元老的坐鎮，一方面保證中共對廣東的控制，另一方面也讓廣東有了更多話語權與自主性。大饑荒期間廣東餓死人很少，也和其有一定自主、不用像皖豫川那樣被大規模強征糧食有關。在“前三十年”，廣東一方面與其他省份一樣處於專制和閉關鎖國之下，但另一方面卻有當時全國絕無僅有的對外開放窗口，即“廣交會”，以及與香港的特殊關係及聯繫通道。廣交會的前身可追溯到滿清乾隆時期的“廣州十三行”，二者都是全國閉關鎖國下唯一的對外經貿窗口（這又是一處中共與滿清相似乃至相同之處）。除了公開的廣交會，還有在廣東和香港邊界私下進行的各種交易。中共政權利用廣東與香港、南洋、西方的特殊關係和歷史淵源，在閉關鎖國時留下縫隙，以為中共特權階層謀取利益。例如當時毛澤東、林彪、江青等人都從廣東和香港的聯繫通道獲得各種西方新式產品（例如淋浴設備），包括他們看的西方影片也是這樣進口的。正是出於中共特權階層的私利，中共才給了廣東一定的自主權，這實在是一件諷刺的事。

   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決定在廣東和福建等地進行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試點，在廣東設立了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廣東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機遇，有了更大的自主權。隨着經濟的騰飛，以及廣東與香港聯繫的日益緊密（尤其香港回歸後），廣東及整個嶺南地區的特色文化也得以恢復和發展，其在輿論上的話語權也明顯增強。以《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報》為代表的南方系媒體，成為中國輿論界放言百弊、監督政府、關懷民生的領軍者。而廣東的公民社會及街頭運動也一度有聲有色。這與同樣人文深厚（乃至更加深厚）卻在輿論方面沉悶低調、幾乎毫無聲色的江浙，形成鮮明對比，凸顯了廣東在文化和輿論上的相對獨立和富於特色。

    相對於經濟上的相對自主和文化上的相對自由，廣東在政治上卻仍然高度受制於中央。雖然廣東的政治自主性和相對獨立性高於江浙，但這只是比較而言。隨着2013年習近平的上台和中國政治的極速收緊，廣東政治、經濟、文化、輿論的有限自主自由也很快被剝奪的所剩無幾。而2020年中共挫敗香港反修例運動和頒布《國安法》，則讓作為廣東外部依託的香港也日益內地化，廣東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迅速下降。廣東現在變得越來越像江浙，成為供給中共權貴集團和其他財政虧損地域的“肉雞”。

    廣東的各領域自主權之所以長期受限乃至最終被剝奪，當然同樣是由於中共中國的單一制國家結構和中央集權。在這種體制下，即便賦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權，也必然是有限的，更是隨時可以剝奪的。對中共中央來說，讓廣東保有一些自主性，只不過為了發展經濟，以維護中共政權的存續和利益。當地方的發展變革威脅到政權安全，那當然就會改弦更張，收回下放的權力。而廣東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利益，當然是不需要顧及的。

    北京、上海、東北、江浙、廣東，是對中共來說最為重要的五個地區。首崇北京、拉攏上海、供養東北、打壓江浙、利用廣東，就是中共政權對這五個地區的基本政策方針。

   其餘地區

    陝西省、山東省、湖南省

    而其餘的地區，中共同樣有不同的對待。以上五地之外的漢族聚居區，中共相對看重和扶植的，是陝西省、山東省、湖南省。

    陝西省是中原和西部的交界省，一般被劃為西北地區（有時也會被視為中部地區的一部分）。而同樣屬於西北的甘肅、寧夏、青海，體量遠小於陝西，新疆則是特殊地區。所以，陝西就成了中共扶植的控制西北的命脈之省，政策上高度傾斜，在此投入的政治、經濟、文教、科技等資源，無論總量還是人均，都遠超其周邊所有省份（包括人口分別為陝西省兩倍以上的河南省和四川省）。此外，陝西管轄的延安是中共革命聖地，同樣是陝西一部分的榆林則是能源和工業重鎮。這兩地的特色和價值也是中共扶植陝西的重要原因。但除西安和榆林外，陝西其他地區包括延安都非常貧窮，地理環境也十分惡劣。所以，中共扶植陝西省的結果，是導致西安一城獨大（榆林市只有工礦但不適合生活），經濟和科教文衛資源高度集聚於西安一地。雖然這種集中也有一定必然性和價值，但即便西安市民，受惠也分三六九等，貧者極貧，富者愈富。而自然地理和人文環境惡劣的陝西其他地區，就越發凋敝敗落。顯然，這樣的扶植並不利於陝西整體的民生發展，只是符合中共的統治需要、有利於西安權貴的利益。

    山東省則是中共政權崛起地和高層官員的重要來源地之一，政治經濟地位頗高。雖然山東省不是土地革命時代的“革命老區”，但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卻成為中共的重要根據地，為中共發展壯大和奪取政權起到重要作用。山東重農的經濟特點和保守的文化特色與中共的“農民黨”特質合拍，部分山東民眾不怕吃苦、堅韌、順從、蒙昧的特性，也讓中共便於對其收買和利用。無論建國之前還是建國後至現在，中共大量軍政人員皆出身於山東，山東也是中共軍隊主要兵源地。

    中共政權着力培養山東成為北方經濟大省，並試圖將之與經濟實力強勁的江浙、廣東抗衡，以提高北方的經濟權重。但正是因為山東省位於北方，官僚主義與保守主義色彩極為濃厚，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經濟成果也難以普惠民眾而是被官僚掠走。山東本來也有深厚的人文底蘊，孔孟儒學也頗有可取之處，但中共為鞏固統治卻故意“取其糟粕、去其精華”，利用傳統文化灌輸忠君和服從，卻故意無視儒學思想中的人道理念與民本立場，從而讓山東人文環境更加惡化。

    湖南省是毛澤東的家鄉，也是中共起家地之一。出於飲水思源等原因，中共對湖南也多有扶植。但與陝西和山東一樣，中共的扶植主要是為了鞏固統治，其各種建設發展缺乏人道和普惠性。而湖南有“南方的北方”之稱，本來風氣就相對保守、民眾較為愚昧（當然也有許多聰穎剛直之士，但只是湖南人的少數），社會崇尚暴力、官本位思想不亞於山東，精英與平民、城市與鄉村（尤其省會長沙與其他市縣鄉村）有着巨大鴻溝，中共的統治和各種措施更加劇了湖南保守落後、社會不公。

    以上三省，中共都對其有大量政策傾斜和各種資源投入。但由於中共政權的性質和特徵，其各種政策扶植和資源投入，都無法真正普惠和可持續性的改善民生，也不能促進當地文教的公平有益發展。三省一直都有非常多的貧困人口，很小比例的人集中了大多數財富和資源。而專制下這些省份更不可能發展民權和興起公民社會了。所以，即便這些得到中共偏愛的省份，在中共治下也是受害多於獲利。

    而上述的五個地區及三個省份之外中國的其他漢族聚居區，則普遍是被忽視、利用、損害、拋棄的對象。

    河北省、河南省、四川省、重慶市

    河北省，如前所述，關於它的各種政策和制度，都圍繞着為北京服務（有時還包括天津）的原則，是京津的奴僕。它沒有享受到鄰近首都的任何好處，卻受盡了北京的剝削壓迫。河北人是最能感受到中國地域不平等和戶籍制度之惡的，是制度性地域不公的最大受害者。河北沒有自身獨特的文化（“燕趙慷慨悲歌”早已被中共殘酷的專制磋磨淨盡），也缺乏省籍認同和歷史自豪感，全省人民都在渾渾噩噩的為北京當“人肉電池”。雖然有許多中央層面的高官出身河北，但是他們幾乎從未為家鄉帶來發展和利益，甚至總是站在中央和北京的利益立場上要求河北犧牲。這更能反映河北籍的上層精英與河北人民大眾的割裂乃至對立。同樣，那些在衡水中學等高考工廠里“內卷”出來上了名校的“天之驕子”們，也很少會回鄉生活，而是千方百計遠離河北，不讓自己孩子再遭受作為河北人的種種苦難。如果中共政權不倒台、畸形的京津冀地域關繫結構不改變，河北就不可能振興和發展。

    河南省，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曾經有過輝煌燦爛的歷史，從商周至唐宋的一千多年中，一直是中華文明與漢文明的核心和精華地帶。但是經過無數戰爭摧殘尤其金國/女真、蒙元的入侵和破壞，異族的燒殺搶掠和橫徵暴斂，以及起義軍與統治者的持續交戰，曾經的東京夢華和東都繁盛，都化作過眼雲煙。明代的河南，已經非常沒落和被忽視。明末農民起義和滿清入侵，再次重創了河南。這些殘酷的戰亂與入侵，讓中原文明的中心河南，成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令人厭棄之地。清末和民國的歷史變局中，全國許多省份都有梟雄和旗手，只有河南沒有可以保境安民、興建工商文教的政治強人，自然也沒有實力雄厚的地方組織和勢力。正是因此，河南在近現代繼續被侮辱和踐踏，人民成為沒有主心骨和凝聚力的孤魂野鬼。1942年河南大饑荒中災民們在蝗蟲、日軍、國軍的夾擊下死亡枕藉，就是典型的寫照。八年抗戰，河南並非主戰區，也無發生特別激烈的戰役，但死於戰爭有關的人數卻是全國各省最多，也反映了一盤散沙、無人照管的河南人民的悲慘。

    而中共建政後，河南仍然是“朝中無人”。在“前三十年”，河南除了“一拖（洛陽東方紅拖拉機廠/中國第一拖拉機製造廠）”和幾個依託礦產資源的企業，幾乎沒有什麼像樣的工業，是十足的農業省份。但由於集體經濟的低效和強制征糧政策，種糧食收糧食的河南人卻經常吃不上糧食，除占河南人口很小比例的幹部、工人、軍人得到定量糧食供應（高級幹部還有充足的肉、蛋、奶供應）及衣布配給外，大多數民眾吃不飽穿不暖是常態。“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辛勞之後，換來的是“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的“回報”。而河南眾多的人口和人均稀少的資源，更是加劇了貧窮落後。當時的中國整體非常貧困，河南省則是貧窮中的貧窮。改革開放後，河南經濟有了發展，無論本省二三產業，還是赴外打工群體，都創造了可觀的財富，民生也得到改善。但由於中央政策仍然不利於河南，如政治地位低於大多數省份，教育上僅給了河南省一個重點院校名額，人均轉移支付也低於其他省份，河南省大多數人民仍然在為基本的生存掙扎。

    四川省，是中國兼具龐大人口和廣闊面積的超級大省，是西南地區的代表。四川有着獨特的地理環境，域內土地肥沃風調雨順，還和周邊尤其中原腹地相對分隔，本來應是安逸和與世無爭的天府之國。但實際的歷史上，許多中原政權和勢力都流亡至此，將蜀地作為休養生息後奪取天下的跳板，多少蜀地兒郎成為外來大人物爭雄天下的工具而死於疆場。“終黃土”的不止“臥龍躍馬”，更有親眷們“春閨夢裡”才能相思相見的百萬千萬兵丁。但外來勢力的不斷湧入，也讓四川高度漢化、成為漢民族強固的一部分。保路運動、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近現代的四川人前赴後繼的為國家民族的救亡復興做出了巨大努力和犧牲。民國的四川也有一些能幹的地方梟雄，地方自治和經濟社會發展也在進行中。

    中共建政後，四川喪失了相對的自主，與河南等地一樣成了政權的“奶牛”，大饑荒中餓死的人數為全國最多。雖然1960-1970年代的“三線建設”讓其有所受益，但只是讓占人口很小一部分的黨政軍及公營機構人員獲利，整體貧困落後的情況基本沒有改觀。改革開放後，其發展程度和瓶頸與河南類似。中央集權下，地方的發展飽受制約，中央不僅不給予四川和河南這兩個歷史上有過獨特輝煌的地區更多自主，還有意避免其形成地方勢力和自我壯大，以保證四川和河南被中央牢固的控制於股掌之中。四川雖被中共當做西南的領軍省份予以重視，但大多數民眾獲益有限。各種政策扶植和轉移支付，與陝魯湘三省一樣，都被省內權貴和依附者瓜分，人民並沒有得到什麼利益。因為四川人口極多、省土廣袤，所以人均分得的轉移支付相對以上各省更少。還有，與陝西省的資源高度集中於省會西安一樣，四川省會成都在全省獨大、市民相對富有，而川地其他縣市均非常貧窮（排名第二的綿陽市GDP總量僅有成都的八分之一，人均也只是成都的二分之一），發展極不均衡。

    從四川省被分出的重慶市，雖然有了直轄市之名，但很大程度上沒有直轄市之實。相對於京滬津，重慶受到的政策扶植較少，也沒有它們那樣的地位和話語權，人民享有的政策紅利和社會保障更是遠低於前三者。不過，以市而非省看待的話，重慶的政治地位和經濟規模，仍然與四川省會成都並駕齊驅，是西南的重鎮，在全國也至少是第二梯隊的中堅。

    安徽省、江西省

    安徽省和江西省，自古以來都相對周邊貧窮。兩地的民風都相對保守野蠻（尤其和鄰近的江浙相比），官僚主義和底層暴力都較嚴重。這很大程度在於其地理環境不佳，以及地理與經濟和人文的惡性循環。雖然兩地也人才輩出，如安徽合肥、江西吉安和臨川，皆是“才子之鄉”，但對皖贛整體人文風貌和社會發展影響有限，人才流失嚴重。而多次戰亂和民變讓這裡的環境更加糟糕。中共這個單一制政權，沒有努力去促進安徽和江西的發展以彌合區域差距，而是以嚴酷壓迫讓兩地安於貧窮，為其他地區輸送廉價勞動力、農產品和礦產資源。江西省還是中共的革命老區，但中共並不怎麼照顧江西，曾經的革命老區仍然高度貧窮。相對於國民政府和土豪劣紳，中共對江西農民的強制征糧徵稅更加野蠻無忌。這也反映了中共政權對人民的叛賣。相對於中共和中央政府的野蠻無情，倒是地理相近的江浙滬對皖贛兩省經濟社會發展有所促進，兩省許多民眾也通過在江浙滬務工經商得以溫飽乃至發家致富（當然江浙滬也利用和剝削了皖贛的廉價勞動力，也對其人才及其他資源有虹吸並造成一定負面影響。另外，中共在打壓江浙同時也對江浙有一定安撫，安撫內容即包括抑制安徽和江西的權力地位，令其在與江浙博弈中處於相對弱勢貧乏一方）。

    其他省份

    山西省、湖北省、福建省、海南省，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歷史文化、戰略價值，相對獨立於周邊地區，各自自成一體。中共對這四地的態度都是利用，利用山西的煤炭資源、湖北的地理優勢和水文資源、福建的戰略位置及與台海的連接、海南的獨特地理環境與位置。在利用的同時也有建設，但建設少於索取。

    雲南省、貴州省、廣西省（廣西壯族自治區，但一般也視為漢地），則是被忽視和邊緣化的。相對於中共在東北三省的巨大投入，地理位置相對的西南三省正是反面典型。這三省在中央也缺乏話語權，很難影響政權的決策和執行。雖然近年來三省也有很大發展，但自力更生所得遠多於中央的賜予。中共的確在這些地區進行了扶貧開發，但人均每月實際得到的資源和補助，恐怕還不如京滬一般公務員下館子的一頓普通餐費。相對於平民的貧苦，三省各地的本土家族、少數民族精英，則被中共扶植和“統戰”，獲得了各種制度和政策的紅利，協助中共政權維持着西南的寧定。

    甘肅和青海兩省，雖然因為地理位置的重要（位於漢族和少數民族交界和混居區，甘肅連通中原、西南、西北，青海位於長江、黃河、瀾滄江等河流的源頭）、自然資源的相對豐富，得到了中央的一些扶植，又因為人口較少所以人均得到的資源較多，但有限的資源主要被權貴和體制內人士所得，平民大眾還是生活在貧窮中，文化教育和社會風貌也長期落後。

    總結

    總之，在中共的單一制國家結構及中央地方關係模式下，整體普遍受益的地區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東北四地，陝西、山東、湖南也得到一些相對的好處，但以上各地也只有域內部分人受益，而其餘地區整體上都不同程度的受害。而各地的受益和受害，取決於中央的政策導向及各地的話語權。還有，全國所有地區得到的一定程度的優惠政策和資源配給，其利益的大多數皆是被權貴精英及依附者瓜分，平民則都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只不過不同地區、不同階層、不同細化身份的平民，被侮辱與損害程度有所區別）。

    中共有意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將全國各地以省級行政單位分割，一切管理與政策皆分省而行。中共也在不同地域和行政區域故意實行差別待遇，以加劇地域衝突對立、避免各地方團結，以鞏固專制極權。而戶籍制度則是分化各地的最重要手段。中共建政後的許多年，不僅城鄉之間的戶口遷移非常困難，跨省的戶口變動也被政權緊密控制。雖然現在跨省遷移戶口的政策有所鬆動，但戶籍制度仍然在阻礙跨地域的人口流動，尤其京滬津三地的戶籍很難取得。雖然不遷移戶籍也可以去外省旅行和工作，但往往難以享受在地的各種權利和社會保障，也會在辦事過程中面臨更多麻煩。正常的單一制國家，國民是完全自由流動的，在哪裡就是哪裡人。而中共中國則一方面通過單一制強化中央集權、號令全國，卻又設置了比各聯邦制國家還嚴格許多倍的區域壁壘，並將人民用戶口綁在特定的省份乃至具體的市縣鄉村。中國這種畸形的單一制國家結構，世間除朝鮮外再無他例。

    此外，中共政權雖然嚴格限制地方黨政機構和官員的權力，對地方嚴密管控，打壓地方及地方官民自主性，不過這種中央集權主要是用於維護中共政權統治及統治集團利益，對於地方黨政機構及官員、公務員、地方強人、農村宗族勢力、底層流氓惡霸，以及這些機構、群體、個人的依附者的各種惡行，包括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內的最高層卻是默許、放任、鼓勵的。例如中國自80年代起至今人口販賣問題極為嚴重，電影《盲山》中的情節迄今還在發生，如2022年還曝出如“徐州八孩”事件這樣的醜聞，但中央政府卻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購買婦女和兒童的買家往往根本不予處罰或量刑畸輕。這顯然是出於穩住頗具暴力能力的農村男性和宗族勢力考慮，而不惜犧牲女性和兒童的權利自由乃至起碼做人的尊嚴。對於各地方其他同樣普遍的惡行如貪污腐敗、暴力執法、制假販假、濫砍亂伐，中央也是放任或選擇性執法。

    對於中央統治者而言，放縱地方官員和黑惡勢力作惡，對底層種種醜惡不聞不問或有意偏袒強勢一方，雖然損害人民利益、影響政權形象、招致民眾不滿，但卻能夠變相收買和控制各地官員和強人，既可以通過包庇縱容官員和強人的違法犯罪、滿足其各種欲望與利益需求，以拉攏其效忠，又可以藉助對他們作惡違法的選擇性執法來懾服他們，令其不得不依附與忠誠於中央和最高層的特權者。而各地弱勢的民眾，則成了中央權貴和地方既得利益者拉攏對方和利用對方的“禮物”和“棋子”。顯然，這樣的中央集權不僅沒有發揮以集權打擊地方邪惡腐朽勢力的作用，還助長和加劇了各地強人惡人的為非作歹。

    因此，中共治下中國的單一制國家結構，有着極大的弊害。它既剝奪了地方的自主權，又設置了區域壁壘“分而治之”，還在不同區域的發展和競爭中“拉偏架”、製造地域矛盾，抑制可以挑戰中央權威的地區發展，並且通過戶籍制度迫使國民依附於政權。而且中共的中央集權體制下，中央反而放任地方官員和惡霸胡作非為、魚肉百姓，集權成為維護統治的工具，而非保護人民的後盾。這對於中國各區域尤其江浙和中原的發展、中國全境的革新進步、中國全體國民的自由與平等，都是極大的損害。

中國各地的統一與分離問題（不包括少數民族聚居區）

    雖然我設計的漢族聚居區是不同於少數民族及港澳台的單一制中央集權結構，但我也認為應該給各地方以分離獨立的權利。“強扭的瓜不甜”，民主中國的統一、漢族聚居區的團結，應該是建立在對歷史、文化、價值觀的共同認同，相同的道德自律和言行方式，以及各地方共同利益的相對一致基礎上的。如果某些區域的眾多人士離心離德，製造種種事端，那不如一拍兩散。

      例如中共中國對首都北京市的獨尊和賦予北京戶籍市民的特權，在民主中國就不能再存在，這必然導致北京既得利益者們的反彈（即便不追溯此前的既得利益、仍然讓他們保留更高起點）。北京在建國以來之所以一直保持繁榮、北京戶籍居民得到遠超其他任何地區的種種福利配給和特權，幾乎完全依賴於中央政策的高度傾斜和其他區域的資源輸入。反過來，北京卻沒有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對全國有反哺和助益。而未來民主中國，無論北京是否還是首都（我傾向於在其他城市建都，如武漢、南京、西安、杭州、鄭州、洛陽、長沙，都可作為民主中國首都備選地，個人認為武漢最宜），都不再可能有如今這樣的“輸血”強度，北京市民尤其中共統治下有北京戶籍的居民，也不可能再有如今的各種地域特權。即便還是首都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基本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起碼在制度層面也與全國各地相同。

    而北京為代表的北方保守頑固、充滿封建皇權等級色彩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種文化和制度影響下塑造的“潛規則”和人的言行習慣，也嚴重阻礙中國的發展進步與人民權利的伸張，民主後必須削弱乃至清除這類思想文化並摧毀其根基。而對於各種通過公然的或潛規則作惡獲利的北京居民尤其權貴階層，也需要進行揭露、批判、審判、改造、自新。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摧毀舊的醜惡的思想、行為模式、社會結構，重塑各階層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即便廢除不平等的制度和法律，各種醜惡亦會以各種相對隱蔽的形式存在，蟄伏待機、勾連內外反動勢力，並會在民主法治不彰、正義力量虛弱時捲土重來。

   中共統治下中國重現明清尤其滿清時期的專制體制、等級制度、閉關自守、潛規則、各種醜惡的思想和文化、對個人自由和社會輿論的鉗制，尤其“紅衛兵”和“白衛兵（防疫人員）”再現“義和團”的反智愚昧狂熱，各種醜惡百年未變，都是民國時未深刻反思和批判舊人舊物，導致的血淋淋的前車之鑑、正在發生的歷史悲劇再現。假如早幾十年充分省思歷史悲劇、挖掘歷史根源，從結構與根底上改變傳統，文革和今日防疫的悲劇與荒唐就不可能重演。

   如果未來民主中國仍然姑息敷衍，不審判舊日的既得利益者，不釐清是非曲直，不剷除根基，一時半會可能得到寧定和平，但作惡者實力猶在，也不會真心悔改。即便一時沉寂和邊緣化，但其舊日積累的資源人脈仍在，內心也期盼覆辟和重作惡行，早晚會趁民主進步勢力虛弱時捲土重來（乃至在民主進步勢力強盛時，他們也會或明或暗的製造事端，通過“耳語”和“潛規則”繼續荼毒國家和人民。或者，直接滲入民主進步政權，讓政權蛻變為和明清、中共一樣的貨色）。對於沒有廉恥和自省精神的人，進步勢力的寬容大度只會被當成軟弱和容易欺騙。而這些素養低下、沒有道德和同情心同理心的群體強大乃至掌權後，卻不會同樣程度的寬容進步勢力和弱勢群體，而是對前者批傷批殘，乃至批鬥致死；對後者則予取予求、拼命奴役，在“使用完畢”后冠以“低端人口”加以野蠻驅逐。

    這樣的情形不改變，會讓未來的北京和全中國持久腐爛，乃至發生更大的禍亂，不斷重演歷史上的種種悲劇。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多次且現在還正在發生，難道未來還要不斷重複循環嗎？如果民主之後“算了”，那說不定過幾十年又會重蹈覆轍，甚至這些勢力就會成為顛覆民主、扼殺自由、破壞進步的關鍵力量。因此，“轉型正義”必須進行，舊制度、舊勢力、舊思想必須予以批判和清除，過程中也必然伴有許多懲罰與破壞。

   當然，不僅北京，全中國都要“轉型正義”，但專制和醜惡的中心當然需要加倍重視和改造。不過，我並不是說要大肆殺戮，甚至一個都不殺，但要充分回溯歷史、挖掘機密、扒開內幕，充分釐清各種人與事的真相併完全公開，然後加以反思和批判，就如納粹德國的“去納粹化”過程、南非/韓國/台灣地區/西班牙的轉型過程、美國的“扒糞運動”和民權運動那樣，從本質上瓦解醜惡存在的土壤和根基。

    而且，如果不如此的批判和改造，而是輕輕放過，他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種種行為是作惡，如戶籍特權、無人道政策、暴力執法、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階級/地域/性別歧視、欺壓老弱、各種潛規則與私相授受……他們把當成理所當然，認知不到這些是錯的、是損害他者利益的、違背現代文明的，甚至許多人還以擁有各種特權和“關係”為榮，以“根正苗紅”自居。包括口口聲聲自由民主法治的許多北京籍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異見人士，也並不在乎或者知道但有意迴避戶籍特權和階級特權問題，拒絕談論是否應廢棄，更不談自身願不願意放棄這些既得利益。因此，只有正視這些醜惡和不公，徹徹底底的揭露批判，才能讓加害者、受害者、社會各界各方，都從心底拋棄醜惡，重新做人。

    對北京的既得利益者們，對這些改變的感受必然如同“一落千丈”。但民主中國不可能繼續讓這些人寄生於其他地區及“北漂”人士的勞動成果之上，不可能讓河北等地人民在民主之後還忍受被北京制度性剝削壓迫的痛苦。民主中國也不能再容忍皇權專制、等級觀念、陰損潛規則的大行其道。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北京市民無法接受失去各種特權、北京變成一座地方城市（而非首都）的現實，他們也有權通過公投等方式離開民主中國。如果要留在民主中國，北京市民同樣要放棄一切特權和不合情理法的利益，與他地他人平等相處。（天津市也同理，民主之後將併入河北省，不再享有任何地域特權）（其實，即便廢除北京和天津的各種特權，原京津戶籍居民仍然可以依靠舊有既得利益擁有遠好於全國平均水平的生活、更多的資源和機遇）

    還有，如前所述，雖然北京市民尤其戶籍居民享有各種福利和優越性，但內部亦分成三六九等，除最高領導人外其他人同樣在一些情形上是弱者和奴僕（最高領導人其實也難安枕），沒有人是完全的受益者，所有人都一定程度受害。即便相對受益者，也在這樣的環境中喪失了純潔、扭曲了心靈，還因參與醜惡而承受各種壓力與負擔。如許多“做題家”辛辛苦苦拿到北京戶口，甚至進入“體制內”，卻仍然只是為權貴打下手的“工作機器”，看着各種醜惡只能沉默和屈從，自身也飽受壓榨，甚至成為他人罪過的“背鍋俠”。雖然相對大多數國人富足，但是也近距離感受到更多不公不義。這些人難道不希望換一種人人平等、社會自由、有起碼尊嚴的生活嗎？

    而對於那些沒有取得或暫時沒有取得北京戶口乃至居住證的“北漂”，身在北京並對北京發展建設有着巨大貢獻（甚至遠比那些尸位素餐的權貴更有貢獻，付出的勞動和血汗則更是多了許多倍）卻不能享有權利和福利，難道他們的利益、情感、尊嚴、人權，就不如北京戶籍居民尤其權貴“金貴”嗎？這樣的人占到北京常住人口的一半，如加上其他經常在京的外地人，起碼占到三分之二。難道這些人不配稱為“北京人”、不能代表北京的利益與訴求嗎？

     北京從中國分離，其實也可以給那些中共統治時期的權貴精英、各種既得利益者乃至惡人一個退路。不僅北京，中共統治下全中國各地的權貴精英，尤其殘酷對待民眾、背有血債的中共高官和打手，非常擔心被人民尤其各種受難者及家屬清算、報復，他們也正是因此而恐懼和拒絕變革。

   因此，不如將北京作為民主後給他們的“自留地”，一個能保全自身安全和家人性命的退路，允許其獨立建國。不僅北京當地特權階層，從上海到南京，從廣州到成都，從西藏到新疆，全國各地的類似人士及其家屬都可以在民主化期間和之後遷到北京，去過他們自己的日子。他們分離出去，和民主中國隔離，人民不用忍受他們的剝削壓迫，也能阻塞他們破壞民主轉型的企圖，而他們自己也可以不用日夜不安的擔心，不用害怕人民像他們對待人民那樣對待他們。這也是一種另類的“兩全其美”了。我想不僅我個人，大多數人民也樂意甩出去這些醜惡的東西。倒是這些權貴精英，或許會為不能再繼續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享有各種特權，而懊惱和不甘，甚至希望留在民主中國，利用舊有資源人脈繼續滲透政權、荼毒人民。（其實，不僅北京，全國其他地區若區域內大多數人認同中共統治模式、價值觀、社會形態、人文風貌，也可以公投與中共控制的北京合併。這樣，那些真誠認為中共統治好於自由民主開放社會的“自乾五”們，也就得其所願。而民主中國則拋掉了這些麻煩和障礙，免去許多不安定因素。兩全其美，豈不快哉）

     如果說北京既得利益者起碼暫時還樂於留在中國，而中國東北則長期都有一定的離心傾向。如前所述，東北地區有着相對關內而言特殊的歷史沿革、族群認同、文化風貌。不同於中國關內各地往往同呼吸共命運，東北的興衰與關內不僅不同步，甚至往往是關內繁榮時東北悽苦、東北興盛時關內凋敝，且並非偶合而是相關。東北地區的許多居民，雖然大多數是漢族，但其中一部分人的價值觀、利益訴求、立場，與關內各地頗有差別乃至相互衝突。即便他們在中共建政這數十年得到了除北京之外全國最為偏愛的政策傾斜和資源輸入，卻反而認為自己吃了虧。其經常提及“支援全國”，可這本來就是建立在一開始資源配置就嚴重不公的基礎上的。例如建國初期蘇聯援助中國的156個工業項目，三分之一以上都安置在了東三省，且重要性和質量更是高於全國其他區域所得。“前三十年”，全國其餘地方得到的蘇援和其他投入，還不如東北這一隅。這對全國其他地區顯然是不公平的，但部分東北人從不考慮這點，甚至認為這種不公平分配天經地義。這就是只要權利和利益，卻不考慮作為中國一部分、漢族大家庭成員應承擔的責任與義務。

    還有他們聲稱向全國供給了多少糧食和礦產資源，可這些並不是白送給其他地區的，其他地區是通過金錢購買或資源置換得到的，且往往是以高於國際市場價格收購的。而且，東北各種礦產資源如石油、煤炭，並非東北居民勞動創造所得，僅僅是其居住地區恰巧有相關資源罷了。就像沙特、阿聯酋、科威特等國，憑藉石油賺的盆滿缽滿，但根本上說是不勞而獲，其擁有的石油資源和其自身勞動創造毫無關係（不僅與現在的住民無關，和其祖輩祖先也沒有關係），無助於現代工業文明的鋪展（甚至還助力了封建保守頑固、形成能源依賴（“荷蘭病”）），有什麼值得炫耀的呢（當然，東北還好一些，畢竟當地居民參與勞動了，沙特等國則是僱傭外國勞動力做苦工，本國人只當高管或者乾脆躺平不工作拿高額福利）？當地居民真正有資格拿的，只包括自己作為開採者付出的勞動所應得的報酬、資源開採對土地的占用和造成環境污染的補償，其他收益其實都是非合理所得。何況，其他地區包括南方同樣向東北輸送了各種有形資源和無形財富，如中部的農產品、南方和西北的有色金屬礦產、上海江浙的高校師資。東北所獲的“輸血”，無論從量還是質，都超過了其“造血”的成果。

    至於90年代的大下崗，的確是巨大的悲劇。但東北及全國各地低效和負擔沉重的國企，是必須要改革的，否則國家經濟就會崩潰，受害的是包括東北平民大眾在內的全國大多數人民（國家經濟崩潰，東北也會被波及）。東北在“前三十年”得到了極大的偏愛，那當然也應該要有所付出。下崗工人沒有得到妥善安置、各種補償款被侵吞，其實很多也是東北籍的官員和權貴造成的，歌手曲婉婷的母親、前哈爾濱市發改委副主任張明傑，就是侵占下崗工人補償款的貪官的典型。而且，大下崗中的國企下崗工人的確悲慘，但當時中國的農民和沒有編制身份的城市居民更加悲慘。國企下崗工人是從天堂墜落地獄，而農民和無編制的城市居民則是一直都生活在地獄裡，前者的悲慘從落差上看更大，而後者的悲慘在總量上更多。

    面對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許多東北人仍然視而不見。還有現實中一些東北人也與其他地區的漢族有矛盾衝突，相互都有怨恨。而且很多東北人也懷念當年“滿洲國”的“輝煌”，覺得東北工業發達、自然資源稟賦優越，認為獨立就能發展的更好。既然如此，那不如遂了他們心願。如果他們希望與日本或俄國合併，或建立某種特殊關係，那也聽憑其願。中國的確難以管束他們，或許日俄反而能教化成功，歷史好像也的確證明了這一點。如果他們想複製歷史上對關內的入侵，那中國內地當然也可以複製二戰中聯合歐美各國對抗日本的“ABCD（美英中荷）包圍圈”，以及如今烏克蘭依靠北約和歐盟對抗俄羅斯的模式，捍衛國家利益和世界和平。

   而且東北的社會風氣和部分人的價值觀乃至言語思路，都與其他國人極不相同。具體差異很多，在此僅舉一例。例如部分東北人一方面總是以自己幾十年來在社會福利和生活水平方面的相對優勢自豪，並通過嘲笑關內的貧窮和苦難炫耀優越性；另一方面在涉及關於轉移支付、各種政策傾斜問題上，又不斷提及自身的條件不足、貧窮落後，以及南方如何發達富裕、理應讓利給東北。他們可以在不同場合同時使用這兩種邏輯和話術，並且一點不覺得矛盾和愧疚，實在令人嘆為觀止。僅這一點，部分關內人和部分東北人就很難能正常溝通。其他類似的價值觀和言行想必許多人也都有所領會。當然，這也並不是部分東北人天生如此，也是各種客觀環境所致，且其在與中國其他地區民眾打交道時，同樣感覺不適，認為對方傷害了自身感情、觸犯了自己尊嚴，我相信這種感覺是真實的，好像根據他們邏輯也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說並非完全一方對一方錯。而是形成“文化衝突”，並導致各種現實衝突，冤冤相報何時了。既然如此，那何必都痛苦呢？（我並不是說關內其他地方的人都沒有雙重標準和虛偽撒謊，但是要論缺乏羞恥自省、以之為榮，那部分東北人的確令他者望塵莫及）

   如果大多數東北居民還是願意留在民主中國，那也需要放棄各種不合情不合理的特權，遵守法紀和公序良俗，以及解決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和其他地域同樣實行“轉型正義”且要更加深徹的思想文化改造，然後和其他地區居民平等的生活在中國領土。

     如果北京、天津、東北一方面希望留在民主中國，一方面又不願意放棄種種特權，還在民主中國內部使用各種手段專橫跋扈、巧取豪奪，破壞國家團結與安寧，那民主中國其餘地區應進行集體公投，將此三地從民主中國強行分離出去。另外，對於這三地尤其東北地區出身、在全國其他地區生活的成員，若其裡通外國、不遵守法律和公序良俗，乃至成為滲透在漢族民主中國各地的“第五縱隊”式的勢力，那應將這些人驅逐出境、遣返屬地。否則，對於全國其他多數地區，尤其河北、河南、江蘇、浙江、山西、山東等地，等於是延續中共治下中國地域不平等的損害，是對數億國人權利與利益的破壞，也是未來民主中國的巨大禍患。

     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就曾對國土問題有過論述：“若滿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舊封，以復靺鞨金源之跡，凡我漢族，當與滿洲何怨？以神州之奧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東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漢人治漢，滿人治滿，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嚴”。而中華民國沒有放棄周邊而是貪圖領土，於是造成了後來百年的各種民族和地域問題及連帶的更大問題。假如民國乾脆捨棄包括東北、內蒙、熱河、北京等與漢族文明離心離德或異化中華的地區，與維藏等西部民族達成友好折中的分治共治協議，守住燕趙之南、陝甘以東的漢族中國本體，其餘地區甚至可以作為和緩與俄日關係的手段附贈予之，或許就能讓一個真正的漢民族主義國家屹立，然後再軟硬兼施的文明滲化和武力防守反擊，徐圖故土，得到真正心悅誠服的舊地，也就可能避免了後來幾十年的禍亂。

    就像美國早年只據有東部十三州，主體人口是英裔移民（另有一定數量的法裔、德裔、愛爾蘭裔、意大利裔移民，這些移民文化和價值觀較接近，且英裔占壓倒性多數），然後隨着繁榮發展逐步開拓，反而愈發繁榮。如果一開始就包括西部南部相對落後之地、族群及文化頗為不同的人口，反而可能難以發達，甚至會有更多次類似於南北戰爭的內戰或對峙。而美國發達、文明、強大之後，德克薩斯和夏威夷等地主動要求併入，波多黎各則想加入而不得，墨西哥許多人也都希望成為美國公民。這時強大自信的美國，也能相對從容包容不同族群（雖然仍然沒有很好解決族群差異問題，拉美裔的族群問題雖不如非裔嚴重，但也很是棘手。可想而知早年加入美國會如何）。

    而土耳其的凱末爾，果斷放棄土耳其本土外原奧斯曼帝國所有非土耳其人為主體的領土和殖民地（包括近在咫尺的敘利亞），但對土耳其人為主的小亞細亞半島及首都伊斯坦布爾寸步不讓，成功斬斷各種內外麻煩、實現土耳其的現代化和民族振興。而在凱末爾去世後數十年的今天，與其意識形態大異但都熱愛土耳其國家民族的埃爾多安，就在凱末爾保有的國力基礎上試圖復興奧斯曼帝國榮光，向非土耳其裔地區擴充影響，並有所成就。如果不談是非對錯、只論利弊得失，美國和土耳其“舍外固內”、“先棄後取”的決定顯然都是非常成功的。

   而如今的中國，國內民族/族群和地域問題並沒有好於民國，幾十年來不僅沒有解決問題，還愈演愈烈，並成為阻礙國家民主轉型和社會進步的巨大障礙。因此，面對價值觀念和言行方式與其他區域有明顯差異、所獲遠大於貢獻的東北，以及代表保守糟粕思想文化、作為專制體制頑固據點、充滿各種權貴既得利益者、向全國吸血卻缺乏貢獻的北京，人文差劣且價值很低的天津，其他漢族區域人民不僅未因這三地是中國一部分而得利，反而受害不淺，放棄未必是壞事，甚至利遠大於弊。

    其他地區也應該基於自願決定留在中國還是分離獨立。就例如四川，如前所述它是一個相對獨特的地理區域，也有相對鮮明特色的地方文化。它歷史上既被外來的漢族政治人物利用，導致“功成功敗萬骨枯”，但也得到漢族思想文化的浸潤，實現了文明開化並融合於泱泱中華，在近現代更是與中國其他地區同抗爭共患難。“天府之國”既在許多短暫時期受害於中州入侵，但長遠而言更受益於中華文明。無論是武侯祠，還是杜甫草堂，都象徵着漢民族脊梁在蜀地的伸展，讓川渝閃耀着華夏英傑的輝光。對四川來說，究竟是留在民主中國且作為漢族聚居區一部分、繼續作為中華文明一份子，在經濟社會上與周邊漢地連為一體，還是分離獨立並構建特色的文明形態，哪個更利於四川及四川人民？

   地域特性突出的廣東也是類似。廣東的一些本土主義思潮可以理解，但細究起來頗有值得商榷之處。廣東在改革開放以來迅速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第一大省，也是向中央財政上繳款項最多的省份。但廣東的發達，一方面是憑藉區位優勢，另一方面更利用了中部和西部各省的廉價勞動力，以及背靠全國的資源和市場，並非廣東一省的功勞。尤其是小珠三角之外的廣東普遍貧窮，更反應了廣東自身的乏力。廣州和深圳的高度發達，其實和香港類似，都更多是藉助天時地利，連通中外，才得以發達。僅靠廣東自身，其恐怕並不會比其隔壁的廣西和北鄰的湖南發達多少。

   廣東的粵文化的確獨具特色，但粵文化更多是在漢文化的浸潤下才更加文明和豐富。 例如香港作家金庸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系列小說及改編的各種作品，成為粵文化和香港文藝的標杆，但這些故事從情節來源到道德價值，皆出自漢地與漢文化。這些作品最廣為傳誦的地方，也是中國大陸大江南北，因為只有同文同種的中國人才最能感知和明白金庸作品的內涵和意蘊。而其他廣東和香港的藝術與人文作品，從武俠小說到言情劇，從紀實文學到政治研究，無不與中國、中華、漢民族和漢文化有關。如果比喻，在一盤菜中，粵文化就像香料與麻油，而漢文化則是菜本身，只有後者沒有前者，就寡淡乏味，但前者如果沒有後者，就等於釜底抽薪而直接無用。

   顯然，廣東和中國內地更多是互補互利，而非一方的施捨恩賜。那麼，廣東究竟是要獨立成國以弘揚粵地本土文化和捍衛當地利益，還是作為中華文明一部分、捍衛漢民族的南部陸海之疆，和民主中國其餘地區優勢互補、一起發展壯大？這當然應由廣東人民來決定，並同時考慮中國其他地區的利益與情感。

    而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上海市，在民主中國仍然會是直轄市，但不應再對外地人有各種歧視性政策壁壘，本地居民也喪失戶籍特權（不過可以暫時保留部分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的優惠，但會逐步取消，最終會完全廢止制度和政策層面的特權和優先權。但原來所獲的物質和非物質利益，都不再追溯褫奪。這樣原上海戶籍居民仍然在起點上優於後來者），上海居民願不願意接受？上海的繁榮發展，同樣是全國人民共同付出的結果，而地理區位的得天獨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上海土著和獲上海戶籍的“新上海人”的自我奮鬥只是占到貢獻的一小部分。上海以開放進取包容和國際化自居，那麼在制度上難道應該和印度的種姓制度看齊嗎（而且印度已廢除了種姓制度，還反而給低種姓人士各種優惠政策以平權扶助）？與上海地位、性質、規模類似的城市，如紐約、倫敦、巴黎、東京、孟買、里約熱內盧，皆無戶籍制度和其他制度性地域特權，上海人民難道真的非要厚着臉皮保留這些專制與等級社會的殘渣？如果那樣，上海也可以選擇公投獨立。

    關於中國大陸之外香港、澳門、台灣的離合，也應以民意為基礎。在以前，我認為港澳台回歸祖國，對中國大陸人民來說當然值得驕傲和自豪，而那些港獨台獨分子則罪該萬死。但是經過多年的了解觀察接觸，越來越明白是非黑白並非這樣簡單。國家統一的根本目的，當然是為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全體國民的幸福。而在中共治下，除了占人口少數的權貴階層，全都生活中在巨大不幸之中（其實權貴也是缺乏安全感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者也是受壓迫者，最高領袖也是處於終身不安中）。這樣的國家體制和社會狀態，為什麼非要更多人來受苦呢？

   而“一國兩制”同樣並非真正良好的制度設計。且不說反修例運動後香港的“一國兩制”已打了巨大折扣（雖然仍然有不同制度和社會形態），即便真的履行“一國兩制”，不談對港台人的影響，僅看對大陸人，也不是好的和公平的事。

   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民眾赴港都是免簽入境，而中國大陸居民卻需要額外辦理“港澳通行證”且往往停留限期很短（短期旅遊僅允許停留7天（大陸人持中國護照過境香港，可免簽停留7天，但僅限於過境中轉），而與中國大陸人口接近、經濟水平更差的印度的國民來港，則可以免簽證停留14天）。而香港居民享有的各種權利與福利，即便在香港上學、工作、旅行的大陸人也不能享有或起碼無法完全享有。而香港從官方制度到民間社會，也普遍對大陸人施以歧視。

    顯然，大陸人在香港只是“二等公民（甚至更低，如歐美日韓公民在香港都得到更多尊重）”。這樣的“一國兩制”，對大陸人無異於赤裸裸的歧視、剝削、傷害。回歸後的香港，對大陸人儼然如外國殖民“租界”，香港人在制度和現實中公然凌駕於大陸人之上，大陸人值得驕傲嗎？而具體到大陸人個體，只有權貴精英和一部分與香港關繫緊密的民眾得益，大多數中國大陸的平民百姓，除了因香港回歸有了一些虛幻的自豪感，沒有任何實際受益。如對山西某位挖煤工、江西“革命老區”某位農民、雲南某位少數民族山民，香港的繁華和陸港的一統，與他/她們在實質上有一分錢的關係嗎？（即便反修例運動和《國安法》頒布後日益“內地化”的香港，整體仍然如是）

   而如果台灣回歸，同樣如此甚至更甚。由於台灣相對香港更大的“統戰價值”，大陸對台灣的優惠和許諾更豐厚，特權也更多。如台灣人可以直接申請北京戶口並基本100%成功，這就是90%以上中國大陸人夢寐以求而不得的。而澳門居民也有類似於港台的特權，僅118平方公里的面積、65萬人口的規模，其政治地位和話語權份量卻超過全國大多數省份。

    此外，根據“一國兩制”的設計細則，無論香港、澳門、台灣，其都不需要上繳中央財政一分錢，也不需要承擔任何經濟社會方面的國家義務（僅需承擔保持統一和政治穩定的義務，甚至這個義務都不需要完全承擔），哪怕其財政收入和人均GDP都居全中國最前列（而人均GDP低於港澳台的上海、江浙、廣東，均要拿出巨額財政收入轉移給其他省份）。相反，大陸需要不斷出台各種“惠港/惠台”政策，許多政策紅利反而需要大陸居民付出代價、讓渡權利和利益。統一祖國難道只是讓大陸人頭上多這麼一些“大爺”嗎？

   而這一切，即便在中國大陸實現民主化之後，也不會有迅速和根本的改變。香港和台灣已和大陸隔離太久，無論利益、文化和價值觀、生活習慣，都與大陸相異乃至衝突，並不是制度一致就可以全面接軌的（何況民主制度也分許多種類）。澳門雖然親近中國大陸，但也不願意和大陸完全並軌。尤其如果在社會保障和財政收支方面與大陸合併同一，即便循序漸進，他們也很可能會激烈反對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民主後三地與大陸的離合，最好還是遵從三地民眾的意願，而非強制統一。而且，如果統一，也必須像北京、上海那樣，逐步廢止各種“特權”。即便仍然作為自治區、異於漢族聚居區的另外聯邦主體，可以擁有一些特別的權力、制度、政策，但是不能有凌駕於中央政府和大陸人民的特權（但舊有既得利益不再褫奪），並且承擔與其他地方相同的義務。這樣的統一才是真正讓兩岸四地皆平等的統一，而非為了名義的大一統和被虛化的民族尊嚴。這也是對大陸人民而言最好的統一方式。

    總之，中國的統一與分離，要尊重全國各地人民的意願。

但各地自決獨立，需要滿足一定的面積和人口規模，如需同時滿足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里、域內人口超過3000萬且連接成片的區域，才有權進行集體自決獨立（如整個區域是完整的省級行政區劃，或少數民族自治區中的漢族聚居區、漢族聚居區中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則不滿足這些條件亦可公投獨立，或併入相同民族的自治區或國家）。否則，每個市縣乃至鄉鎮村莊都進行“獨立公投”，國家安定將不復存在、社會秩序也將陷入混亂。此外，與各聯邦主體的“公投冷卻期”相同，如漢族聚居區中一地獨立公投未能通過，則20年內不能再進行獨立公投，這同樣是基於國家安定和維護社會秩序的考量。

    只有基於真心誠意的國家公民與民族身份認同、同大於異的價值取向和利益訴求，民主中國各地尤其各漢族聚居區才能真正團結一心、共謀發展。前述的楊度對統一與分離的看法，不僅可以評價不同民族的離合，對同一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意識形態立場群體也適用，對統獨問題應順勢而為而非強求統一。而且，對於只是吸血卻乏建設、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皆無積極貢獻甚至是“負貢獻”、破壞國家團結和內部安寧的勢力，與其強留導致鳩占鵲巢、內訌不斷、如鯁在喉，不如去除以強固本體、擺脫掣肘。尤其對於漢文明的兩大核心地帶中原和江南而言（還有受壓榨更殘酷的華北（河北、山西），與壓榨和束縛自身的地區分離，是有利無害的事。

    （我內心深處，是非常希望實現全中國包括港澳台在內所有漢族聚居區的完全統一，實現制度和法律的同一、國民享有權利自由和社會福利保障的均一、身份認同和內政外交步調的一致、全境內經濟社會的完全一體，整個民族和國家如一人，一元一體。但這不應該依靠強迫實現，起碼不應該依靠完全強迫，而應該主要以思想文化的博大與價值觀念的先進、制度法律政策的科學進步、經濟繁榮和人民生活的殷實安定，產生難以阻遏的吸引力、真誠認同的向心力、強固不破的凝聚力，並完全同化異質族群，讓以漢族為主體的民主中國達至真正的統一，並江山永固、長治久安。但是，中共政權的戶籍制度、特區制度、兩岸分治，以及其他各種或明或暗的基於地域和其他身份的歧視性制度和規則、對不同國人的分割與挑唆，加之各地域固有的隔閡與矛盾，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撕裂了包括漢族聚居區在內的整個中國，讓國民人心離散、相互仇視，想真正讓兩岸四地和全國數十個行政區的民眾，捨棄既得利益和各種優越性，並發自內心的走向統一，已是難上加難。當然，無論現在還是未來，無論是否民主，我們都應該竭盡全力促成中國的統一與團結，但如果仍然無法阻止分離，那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其自然吧）

    總括而言，民主中國將實行聯邦制，將全國劃為9個聯邦主體，包括“內地漢族統合區（漢族聚居區）”、5個少數民族聚居區、港澳台三個特殊地區。但具體而言，漢族聚居區將實行類似於單一制的中央地方關繫結構，保障國家的統一、發展、進步，實現人民的自由、平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