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魯埃里·凱西，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2023年10月，德國駐突尼斯大使彼得·普魯格爾（Peter Prügel）在參加突尼斯郊區一所新建中學的開幕儀式時引起爭議。當突尼斯教育部長在致辭中聲援加沙民眾後，普魯格爾在講話中形容以色列人是“巴勒斯坦恐怖行徑”的受害者，他指的是哈馬斯10月7日發動的攻擊，在以色列南部造成約1200人死亡。

突尼斯教育部長憤怒地進行反駁，強調德國大使的言論違背了突尼斯政府在以色列-哈馬斯戰爭問題上的立場。普魯格爾匆忙離開了活動。很快，一些突尼斯民眾開始在互聯網上宣稱，普魯格爾為以色列在加沙地帶濫殺平民辯護。

德國大使館則堅稱，普魯格爾對所有遇害者表達同情，但同時指出：“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哈馬斯對以色列野蠻的恐怖襲擊導致了衝突升級。”

數天后，抗議者聚集在德國駐突尼斯大使館門口，要求撤換普魯格爾。那些反對以色列進攻加沙的抗議者已經出現在美國和法國大使館門口，但這是他們第一次向德國表達憤怒。德國小報《圖片報》將對普魯格爾的批評形容為“仇恨攻擊”並提醒讀者，那所突尼斯郊區的學校之所以能建成（德國發展銀行提供了部分資金），完全要歸功於德國的慷慨解囊。

突尼斯民眾在首都的德國大使館門口抗議

數十年來，德國政府始終尋求在一種對以色列肩負的歷史責任感與同阿拉伯世界發展友好關係之間保持平衡。柏林在中東留下了大量的軟實力足跡，長期被視作一個可靠的經貿關係中間人。主要由德國政府出資的組織，比如歌德學院、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以及與德國主要政黨有關聯的諸多基金會，都是中東地區各種援助項目的重要資助方。

自去年10月7日以來，這種平衡的努力已逐漸失衡。整個中東地區支持巴勒斯坦人抵抗的聲音日益高漲，越來越多的人譴責（在阿拉伯人看來）由以色列發動的一場種族滅絕戰爭。而德國則對猶太人遭受自大屠殺以來最嚴重的單日屠戮事件感到震驚，在初期基本上毫無保留地支持以色列對加沙的攻擊。直到最近一段時間，部分德國官員才開始採取更批判的立場。

儘管如此，柏林依然將自己視作以色列最親密的政治與軍事盟友之一，哪怕在被轟炸七個多月後，加沙地帶已有超過3.5萬巴勒斯坦人喪生，且正經歷大範圍的饑荒。德國對這場戰爭毫不妥協的回應導致該國在中東的聲譽迅速受損。

德國在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形象正在下滑。位於華盛頓特區的阿拉伯中心於2020年開展的民意調查顯示，略多於半數的阿拉伯公眾對德國的外交政策持正面看法。相比之下，多哈研究生院（Doha Institute）今年1月公布的一項在16個阿拉伯國家開展的民調顯示，75%的受訪者對德國在以哈戰爭上的立場持負面看法。

研究德國與阿拉伯世界關係的摩洛哥社會學家阿姆羅·阿里（Amro Ali）認為，這是阿拉伯民意的180度大轉彎。

長期以來，德國在中東地區留下的形象以正面為主：這個國家的名字總是與快速汽車、高科技產品和友好的遊客聯繫起來。德國政府曾拒絕參加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並在2015年至2016年接納了超過100萬敘利亞難民。柏林擁有歐洲最大的巴勒斯坦僑民聚居地，已經成為阿拉伯文化和知識分子交流的中心。在中東地區，德國並沒有直接的殖民遺產，不用像法國和英國那樣面臨來自當地人的防備與不信任。

10月7日的襲擊發生5天后，德國總理朔爾茨在一次講話中定調了德國對剛剛爆發的以哈戰爭的態度。他向聯邦議院表示，“在這個時刻，德國有且只有一個立場：站在以色列身邊”。截至2023年11月，德國批准向以色列出口的武器價值是上一年的近十倍。德國成為自這場戰爭爆發以來，僅次於美國的以色列第二大武器供應國。

2023年10月，法蘭克福警方在一場親巴勒斯坦遊行活動中逮捕一名抗議者

在公眾人物聲援以色列的同時，德國警方鎮壓了國內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基於“反猶主義”暴力驅散或禁止他們舉行示威。批評以色列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包括猶太裔和阿拉伯裔）警告，整個德國社會正在掀起一場噤聲風暴；他們中的許多人曾經獲得的獎項和資金被收回，計劃舉辦的活動被取消。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作家阿達尼亞·希布利（Adania Shibli）和黎巴嫩裔的埃及人類學家加桑·哈吉（Ghassan Hage），前者去年10月在法蘭克福書展的頒獎儀式被取消，後者於今年2月被著名的馬克斯·普朗克學會解僱。學會方面表示，哈吉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的觀點“不符合”該機構的價值觀。

在社交媒體上，摩洛哥的社會學家阿里注意到一些前所未有的現象：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年輕人每天都在發布關於德國的帖子，他們對德國的看法全都是負面的。阿里將人們對德國看法的轉變與一種全球政治的“再調整”結合起來，也就是說，西方對以色列的支持已經成為令全球南方許多人忍無可忍的虛偽之源。

“我們確實看到了一些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而其中一個關鍵助推因素就是德國。”阿里說。

這種公共輿論風向的改變不太可能影響德國同阿拉伯國家的政治或經濟關係，但有可能削弱柏林在中東地區的軟實力。

《外交政策》記者聯繫了分布在5個中東地區國家、6家德國對外援助機構的9位現任或前任員工。他們表示，德國政府在以哈戰爭問題上的強硬立場損害了他們與當地合作夥伴及社區的合作——耗費數年甚至數十年心血建立起來的信任與信譽遭到破壞。為了保護職業生涯，所有受訪者都拒絕透露姓名。

1952年，西德政府同意向以色列這個年輕的國家支付大屠殺賠款，以實現同以色列建交。時任西德總理康拉德·阿登納將賠款視作恢復德國名譽、重新融入西方國家的方式。而阿拉伯聯盟當時反對阿登納的計劃，理由是德國不應該向一個正同阿拉伯鄰國交戰的國家提供財政援助，何況這個國家還在1948年驅逐了數十萬計的巴勒斯坦民眾，且拒絕承擔責任。

研究德國同以色列關係的歷史學家、香港大學講師丹尼爾·馬維茨基（Daniel Marwecki）提到，阿盟明確表示“德國不應該以忽視阿拉伯人或巴勒斯坦人利益的方式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從最開始就埋下了隱患”。

1994年簽署的《奧斯陸協議》中提出的“兩國方案”為柏林提供了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德國旋即成為推動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談判的關鍵國家之一。2024年，通過直接援助以及走歐盟的渠道，德國已經是對巴勒斯坦領土和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的第二大捐助國，僅次於美國。

今年1月在16個阿拉伯國家開展的民調顯示，共75%的受訪者對德國在巴以衝突中的立場持糟糕（淺紅）與非常糟糕（深紅）看法 圖自：多哈研究生院阿拉伯研究與政策研究中心

“過去的想法是，只要向這個談判機制砸錢，所有事情都會得到解決，”馬維茨基說。“美國將扮演政治引領的角色，德國只需要開展‘支票簿外交’。”

進入2000年代，隨着奧斯陸談判進程的失敗，德國在安全問題上更加靠近以色列的立場。柏林的外交政策越來多地受到對國內反猶主義、穆斯林社區反以情緒的焦慮所裹挾。部分政客認為，這妨礙了德國克服歷史問題的努力。長期擔任總理的安格拉·默克爾在2008年向以色列議會發表的一次演講中總結了德國的立場，她說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國的“國家理由”（Staatsraison）——10月7日的襲擊發生後，朔爾茨與其他德國高官也重提了這個詞。

就算默克爾把2006年黎巴嫩戰爭和2008年加沙戰爭的責任全部歸於真主黨和哈馬斯，德國政府內部仍不時有官員反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2008年，一位資深社民黨政客指控默克爾“偏袒實施無休止轟炸的以色列”。

相比之下，以色列2014年和2021年在加沙開展的軍事行動卻很少受到德國各黨派政客的批評。雖然德國政府繼續反對以色列在占領的約旦河西岸修建非法定居點，並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領導的極右翼聯盟的反民主傾向表示震驚，但這些政策分歧並沒有實質性改變德以關係。

在10月7日事件發生後的幾個月裡，德國領導人高度關注哈馬斯襲擊的受害者、被困加沙的人質的命運、反猶主義的抬頭與他們眼中哈馬斯對以色列安全構成的“存亡威脅”。就算加沙地帶已經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平民死亡與破壞，德國領導人對巴勒斯坦平民生命財產的關注甚至相比過去的衝突更加微不足道。

去年10月，德國外交部長安娜萊娜·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宣稱，哈馬斯已經將整個加沙劫為人質，並複述以色列的說法，稱這個武裝組織正利用平民作為肉盾。德國政府繼續拒絕關於停火的呼籲（朔爾茨稱停火會令哈馬斯有機會重新武裝），並在2023年12月聯合國要求加沙立即停火的投票中投下棄權票。

當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死亡數字在今年1月超過2萬之際，德國副總理羅伯特·哈貝克（Robert Habeck）卻否認以色列軍方正在將平民作為目標；他說，儘管有些人可能會反對以色列軍方採取的“嚴酷措施”，但關於以色列正在執行種族滅絕的指控是錯誤的。德國將南非在國際法院起訴以色列的種族滅絕案形容為“政治工具化”。在以色列指控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的部分工作人員參與了10月7日的襲擊後，德國凍結了對該機構的資助（但在獨立審查發現以色列並沒有提供充分證據後，德國又恢復了資助）。

德國政府發言人今年1月表示，德國將代表以色列介入海牙國際法院審理，反對種族滅絕指控 圖自：社交媒體

身處中東的德國對外援助機構工作人員很少贊同本國政府的立場。消息人士向《外交政策》記者透露，他們私底下早就承認了在德國不能公開發表的觀點：“兩國方案”已經走進死胡同，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的占領形同種族隔離，德國的外交政策早已脫離以巴衝突的現實。

自10月7日以來，德國的各機構總部與設在中東地區代表處之間的分歧越來越明顯。在好幾個中東國家的多位工作人員透露，身邊的同事談到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時，使用“種族隔離”、“種族滅絕”等詞彙十分常見（德國政府不允許使用這些詞彙，認為其構成“反猶主義”）。他們承認，德國對以色列發動戰爭的支持，自己的機構對以色列行徑的沉默或支持，以及德國壓制國內親巴勒斯坦聲音引發的反彈均影響到他們的工作。

當突尼斯針對普魯格爾大使的抗議活動過去數周后，德國全球文化傳播的旗艦機構——歌德學院在突尼斯分部的牆壁被人塗上納粹標誌。該機構取消了一系列學校參觀和一場電影放映活動，並將原計劃的一次公開展覽改為僅限受邀者參加。出於安全考慮，歌德學院還取消了在貝魯特和拉姆安拉的活動。今年3月，埃及藝術家穆罕默德·阿布拉（Mohamed Abla）退還了歌德學院頒發的獎章，以抗議德國對以色列的支持；2022年，歌德學院也因為取消同巴勒斯作家穆罕默德·庫爾德（Mohammed El-Kurd）的座談而遭到抵制。

3名德國國際合作機構的現任（前任）工作人員表示，德國在這場戰爭中扮演的協助角色，在這家發展援助機構內部引發憤怒。雖然今年3月，該機構的一名巴勒斯坦員工在未經審判或遭到指控的情況下被以色列方面行政拘留，但德國國際合作機構一直沒有就這場衝突公開表達過立場（這與該機構在反對俄羅斯進攻烏克蘭問題上的強硬表態形成鮮明對比）。消息人士稱，至少兩個與德國國際合作機構有合作關係的巴勒斯坦非政府組織已經開始發起抵制。

一名工作人員形容，該機構內部充斥着“專橫”的工作氛圍，導致一些員工不敢發聲或是選擇離職。這些匿名人士將德國政府的行為描述成：“你一邊支持轟炸（加沙），另一邊又向他們施捨一丁點援助，以體現你是個人道主義者。”

為了保持低調、保護當地員工與合作夥伴，許多在中東開展工作的德國對外援助機構都悄悄地取消了公開活動，推遲報告的發布日期，或是從援助項目上移除自己的機構標識。數名消息人士擔心，如果與他們機構有關聯的人支持“抵制、撤資和制裁”（BDS）運動或在社交媒體上公開批評以色列，德國媒體或政府可能會以“反猶主義”為由頭怪罪他們的機構或當地合作夥伴。

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為約旦的年輕人與敘利亞難民提供手工業職業技能培訓 圖自：GIZ官網

德國聯邦經濟合作與發展部（BMZ）負責資助與指導德國國際合作機構以及各黨派基金會的海外工作。該部門表示，將“嚴格審查”有過合作的組織是否存在任何“反猶主義”、否認以色列生存權或支持BDS運動的言論。隨着德國政府削減國際援助與發展計劃的預算，該部正同德國外交部一道推進將近15億歐元的預算削減計劃。

去年12月，當埃及婦女法律援助中心的負責人簽署了一封譴責以哈戰爭和支持BDS運動的公開信後，德國政府中斷了對該中心一個支持人口拐賣受害者項目的資助。在10月7日之後開展的審查中，德國取消了對3個巴勒斯坦人權組織的資金援助（以色列在2021年將它們標記為“恐怖組織”，但聯合國對以色列的做法予以譴責）。德國經濟合作與發展部今年2月向《法蘭克福匯報》透露，該部門定期與以色列討論相關審查的進度。

一些地區合作夥伴也開始抵制德國。今年1月，位於黎巴嫩的“藝術家避風港”（Haven for Artists）組織拒絕了來自德國社會主義左翼黨（Die Linke）的羅莎-盧森堡基金會提供的3.5萬美元資助，因為該基金會的一名董事會成員批評埃及政府沒有接收逃離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而這個黎巴嫩的組織認為，上述言論等同於支持種族清洗。

黎巴嫩的一家德國對外援助機構的一名工作人員形容：“現在當地文化界的人不想與德國基金會扯上任何關係。”同樣是這位消息人士認為，如果資金上有餘力，會有更多的文化工作者加入抵制以色列的運動中。他們還補充說，許多人曾經將柏林視作歐洲的阿拉伯文化中心，如今則大失所望。

最近幾周，德國同美國一道，對以色列採取了更加嚴格的態度。朔爾茨與貝爾伯克現在反覆呼籲實現更持久的停火，並增加對加沙的人道主義援助力度，以緩解饑荒的風險。他們還警告內塔尼亞胡應叫停全面入侵拉法的軍事計劃。在3月中旬訪問以色列期間，朔爾茨沒有再提“國家理由”，而是談到了巴勒斯坦人遭受的苦難，以及僅靠軍事手段打擊“恐怖主義”是不可能成功的。

然而，4月底，德國駐巴勒斯坦領土的首席代表被抗議者趕出了拉姆安拉的拜耳澤特大學（Birzeit University），這種事放在幾個月前都是不可想象的。那位在黎巴嫩的德國機構工作人員說，德國政府自去年10月7日以來的言行“擊碎了這裡關於德國的幻想與一種信念”。

作為阿拉伯世界公民社會最大的西方資助者之一，德國將繼續在中東地區發揮重要作用。那些政治色彩更淡薄的工作，比如支援當地的基建項目與開設語言課程，基本上沒有受到以哈戰爭的影響。

然而，德國政府在許多議題上的道德優越性以及德國作為一個自由、友好社會的形象，可能很難在中東地區恢復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