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毛克疾】

在美印均將在2024年內舉行大選的背景下，近期兩國圍繞“印在美策劃刺殺”的輿論齟齬持續發酵，外交言辭不斷交火。考慮相關歷史先例，他國情報機關在美國土上遂行刺殺無疑已觸碰美國底線，但目前這一事件似乎進入“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狀態。

這不僅使人揣測，美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印度？要回答這個問題，歸根到底要搞清楚美印戰略合作的基礎和限度。可以說，對華共同敵意是美印戰略趨近的基礎，而美國的意願——而非印度的意願——很大程度上決定美印合作的理論上限，但印度的意願卻能決定美印合作的實際水平。

當地時間6月14日，印度總理莫迪與美國總統拜登在意大利的七國集團（G7）峰會期間會晤。圖自：視覺中國

毫無疑問，中國因素是決定美印關係的基礎因素，而中印矛盾是美印關係走近的主要動力。總體看，在中美戰略競爭走向長期化、激烈化的大背景下，印作為人口體量與中國相當、經濟潛力舉世無雙，且與中國存在既有領土爭端的國家，已成為美國應對中國崛起的當然關鍵夥伴。中印兩國近年來多次發生邊境武裝對峙，美國因此有動機，也有機會採取盎格魯-撒克遜海洋國家歷史上面對大陸國家之爭歷來奉行的離岸平衡戰略——如果中印進入19世紀“德法之爭”那種長期彼此互耗的狀態，美國自然也能像當年英國一樣坐收其利。

儘管美印理論上享有共同對華的動機，但在小布什、奧巴馬政府時期，印美、中美關係幾乎處於兩條平行的政策軌道——中國因素極少被納入美印關係框架。例如，2008年小布什政府在印度沒有加入《核不擴散條約》的背景下就同意其獲取民用核技術，這一舉動雖隱含“針對中國”的意味，但“拉攏印度”的用意顯然更加突出。再如，奧巴馬政府2010年宣布“重返亞太”，但這個旨在系統應對“中國崛起”的戰略卻沒有為印度安排任何角色。此外，2007年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涵蓋美日印澳的“四方機制”設想，但僅召開一次會議就匆匆解散。之所以產生這些現象，是美國當時認為中印關係總體穩定，因此印看起來並不值得美國信賴，同時美也不認為中國威脅已大到需要動員印這種“不可靠的夥伴”。

然而，中印近年來的衝突客觀上都成了美國推動對印關係發展的契機。早在2013年，奧巴馬政府就高度關注中印“帳篷對峙”，但對峙很快和平解決使奧巴馬政府認為邊境問題並不足以影響中印關係大局。到2017年夏的中印“洞朗對峙”時，雖然印仍未直接向美求助，但莫迪政府對美態度已發生重大變化。2017年秋“洞朗對峙”解決後，美日印澳2017年11月隨即利用馬尼拉東亞峰會“復活”了已凍結10年的四方機制，召開2007年後首場副部長級會議。此後，美印關係緩慢步入快速發展期：2018年印破例成為首個獲美先進無人機技術的“非北約”夥伴；印獲取有權自美購買軍民兩用技術的“戰略貿易授權1類”地位；印美還建立“2+2”防長外長定期磋商機制。

2020年“加勒萬衝突”某種程度上是美印關係的分水嶺。在美印2017年以來迅速深化戰略合作的基礎上，到2020年中印暴發“加勒萬衝突”時，美方已在技術裝備、情報信息等領域全面做好“給予印度任何所需支持”的準備。“加勒萬衝突”之所以成為美印關係的分水嶺，就是因為美在衝突期間對印有求必應的支持很大程度打消印高層對“美國在中印衝突中是否可靠”的長期顧慮。這也解釋了印為什麼選擇在“加勒萬衝突”期間刻意宣揚一些此前難以想象的戰略動作，包括允許美軍P-8偵察機在印安達曼群島着陸加油，美印航母編隊在孟加拉灣舉行聯合演習等。事後看，“加勒萬衝突”已深刻改變印精英對華態度，特別是為他們在敏感領域對美合作解決了基礎互信問題。

拜登政府在美印解決戰略互信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將美印合作拓展至產業科技領域。在“加勒萬衝突”以後，莫迪政府突然開始限制中國投資、中國技術、中國企業，特別是通過大規模封殺中國背景APP釋放出“印要脫離中國產業技術生態”的強烈信號。這高度契合拜登政府在產業科技領域發起的對華遏制和競爭，也促成美印建立“關鍵新興技術倡議”（iCET），並使之成為美印合作最受關注的議程。同時，拜登政府也通過將印納入印太經濟框架（IPEF），力推印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替代中國地位，早日成為美構建“排華生產網絡”的支柱。

基於以上分析可看出，對中國的共同敵意是美印不斷靠近彼此的基礎，但中美矛盾更多是結構性長周期矛盾，這構成美印互動的大背景，而中印矛盾更多是事件推動的具體矛盾，起到催化美印關係發展的作用。總體看，美在戰略上對印合作訴求大於同期印對美合作訴求，因此美對印通常處於“予多取少”“責多權少”的讓利狀態，而印對美則通常處在“拉高報價”“刺探底線”的博弈狀態——因此，印對美配合的程度決定美印合作的實際水平，而美面對印“拉高報價”的讓利決心和面對印“刺探底線”的容忍程度決定了美印合作的理論上限。

2023年6月，一名涉嫌殺害美籍錫克教徒的印度男子在捷克被逮捕，已被引渡至美國（捷克警方）

從上述分析框架出發，可以推測出，在莫迪大概率勝選連任印總理的背景下，無論美國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贏得大選，都只會影響美印合作的理論上限，但不太可能瞬間改變美印戰略合作的實際進度，更不用說雙邊合作的總體方向。不管美國哪個政黨上台，美印都將圍繞“中國因素”繼續推進多個領域的戰略合作：

一是在軍事領域，美將不遺餘力加強對印合作，尤其是情報偵察、裝備彈藥等領域合作。考慮當前全球地緣戰略格局，美某種程度上比印更在乎“中印邊境”問題，畢竟中印矛盾越激化，美影響印度的槓桿就越大。因此，美一方面將加大力度對印共享情報，特別是涉及中國邊境基建的感知數據和偵察結果，確保“不放過每一次拱火的機會”。另一方面，美響應莫迪政府打造本土軍工生產能力政策號召，甚至期待借印成本優勢打造“民主兵工廠”，推動印脫離俄制國防體系的同時，為民主世界尋找性價比更高的製造、維修、補給、後勤服務。

二是在產業科技領域，美繼續推動印度取代中國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核心地位。儘管2017年以來的美印產業合作經驗表明，印目前仍不具備通過“友岸外包”大規模替代中國的能力，但考慮印人口規模和市場潛力，美仍對“印度製造”給予厚望。未來，美仍主要通過鼓勵企業直接投資、引導投資印股印債、營銷印國債等方式支持印，重點推動印改善基建和提高技術水平，促其完成進口替代的基礎上，更好提高大規模承接製造業的能力。儘管印渴望自美獲得更大貿易讓利，但美出於內政約束，只願用“印度製造”在近似條件下替代既有“中國製造”的份額，而非給予印專門貿易優惠。值得注意的是，美還將推動對印新技術合作，涵蓋半導體、人工智能、空間技術等，但考慮印實際水平，短期內效果有限。

三是在外交戰略領域，美繼續在權利方面給予印度盟友待遇，但在責任方面卻並不做同等要求。美政策界已達成一個基本共識：一個更強大的印度對中國利益的擠壓，必定大於對美國利益擠壓，因此美更在乎印對華整體戰略牽制，而非具體戰術行動收益。例如，美雖然歡迎印在南海、台海等涉華方向發揮更大作用，特別是加強對日本、菲律賓、越南的合作，但卻並不指望印度做出承擔“盟友義務”的承諾。再如，美將進一步配合印在南亞和印度洋區域遏制中國，但並不要求對等回報。此外，美國鑑於自身面向全球南方的影響力短板，也會繼續扶持印度以抵消中國面向全球南方的強大影響力。

四是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領域，美將繼續按需選擇性突出印度總體的“民主屬性”和莫迪政府的“專制屬性”。雖然莫迪政府對內集權、對外霸權在美引發重大爭議，但美印戰略合作大方向已定，這些爭議反而成為美運籌對印關係的籌碼——需要敲打的時候就強調“莫迪政府專制”，需要拉攏的時候就強調“印度民主”。在具體措施上，如果連民主黨政府都選擇對“印度在美策劃刺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通常對進步價值觀不屑一顧的共和黨政府更不可能因此對印實施實質性懲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