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戴超武：在中印邊界衝突中，蘇聯究竟作出了什麼反應？（上）

作者 | 戴超武

整理 | 王晶

編輯 | 楊倩 陳珏可

導言

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是一個在國際冷戰史中占據突出地位的事件，對中蘇分裂的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蘇聯對中印邊界衝突的反應和政策，是蘇聯對印度政策發展變化和赫魯曉夫推行“和平共處”外交政策的必然結果，是自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以後蘇聯和中國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向題及國際戰略問題上所存在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分歧的突出體現。這些矛盾和分歧成為中蘇論戰的重要內容和中蘇分裂的重要起因及標誌。南亞研究小組特此轉載本文，供讀者參考。

關鍵詞：中印邊界衝突  蘇聯  中國  中蘇分裂  冷戰  

圖源：網絡

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是在國際冷戰史中占據突出地位的事件，對中蘇分裂的進程具有深遠的意義，長期以來為國內外學界所關注；但對於事件發生期間蘇聯的反應和相關政策，學術界則缺乏系統的研究。從已有的研究論著看，蘇聯官方的外交史著作很少甚至沒有論及這一問題。俄羅斯學者從中蘇關係的變化特別是導致中蘇分裂的原因方面研究了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

他們指出，中國的外交政策和使用軍事力量的方式開始緩慢地、但又不可避免地為蘇聯所不能接受，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構成了蘇聯與中國關係破裂的基礎。因此，中印邊界衝突和古巴導彈危機是中蘇關係發展的一個“轉折點”，標誌着兩國關係公開破裂的開始。印度學者認為，中國革命成功的經驗使潤之相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應該從莫斯科轉到北京，應該從赫魯曉夫轉到潤之。為實現這一目標，潤之最先關注的地區就是那些同中國有着相同經濟和政治狀況的亞非國家，首要的目標就選擇了印度。“進攻和顛覆是潤之的戰略的第一步，如果印度垮台了，印度共產黨將奪取政權，亞洲其他國家將會紛紛效仿這一模式。”因此，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中所採取的中立立場，便成為促成中蘇分裂的重要原因。西方特別是美國學界一直認為中印邊界衝突嚴重損害了中蘇關係，蘇聯的行為損害了“中國至關重要的國家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利益”。而中國的研究普遍認為，“赫魯曉夫試圖以蘇聯支持中國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的立場來換取中國在加勒比危機中支持蘇聯……短時期內對中印邊界衝突持觀望態度。蘇美就加勒比危機達成妥協後，蘇聯立即恢復了過去偏袒印度的立場”。不過也有學者對此持有不同的論點，認為在中印邊界衝突和古巴導彈危機中“中蘇同盟仍在發揮作用，兩國相互聲援對方”。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界對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中的政策評價不一。本文試依據近年來解密的蘇聯、美國外交檔案文獻以及中國和印度方面的相關資料，從更為廣闊的國際史的視角，對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特別是蘇聯的反應和政策及其影響予以考察。

一、從“兩個陣營”到“和平共處”：冷戰背景下的蘇聯對印度政策

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外交以兩大陣營來劃分敵我，雖然蘇聯在1947年4月13日同印度建立了外交關係，但對印度的外交明顯包含了意識形態的因素。蘇聯科學院的印度問題專家在1947年6月舉行特別會議，討論印度獨立後的內外政策。與會代表基本同意，印度的分治是印度資產階級和地主同英國帝國主義交易和妥協的結果，印度資產階級和國大黨領導集團已完全倒向反動和帝國主義陣營。印度目前的形勢是“印度資產階級貪婪和背叛的結果。它們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犧牲國家的獨立”。1947年12月的《布爾什維克》雜誌發表了蘇聯著名印度問題專家茹科夫的文章，呼籲印度共產黨通過結成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領導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儘管蘇聯領導人在公開宣布“兩個陣營”的形成時認為印度至少是“同情”社會主義陣營的，但隨着冷戰的全面展開以及對印度獨立後所拖行的外交政策的評價，蘇聯領導人顯然更傾向於相信印度的政策並非是“不結盟”的中立政策。《真理報》1949年11月的一篇文章明確指出，尼赫魯政府逐步把印度變成“英美帝國主義在東方的憲兵。”

蘇聯對獨立後印度的性質的判斷，還體現在對甘地和“甘地主義”的評價。《蘇聯大百科全書》指出甘地廣泛利用宗教上的歧視，是一個鼓吹種姓制度的反動派；他背叛人民，以蠱惑人心的方式把自己偽裝成印度獨立的支持者和英國的敵人，並幫助帝國主義者反對人民。因此“甘地主義”是“反革命的意識形態”。當印度駐蘇大使梅農（Krishna P. S. Menon）提請蘇聯駐印大使諾維科夫（K. V. Novikov）注意上述問題時，諾維科夫回答說，如果在蘇聯的書中找到一句貶低甘地的話，那麼就會在印度出版的書中找到一百句貶低列寧和斯大林的話。諾維科夫還說，在蘇聯，許多學者根據自己的觀點從事研究，並得出諸如像上述評價甘地的結論。

共產黨情報局1950年對印度共產黨的批評和直接干預，同樣是這一時期蘇聯對印度政策的必然結果。1950年1月27日，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殖民地與附屬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巨大發展》的文章，號召印度共產黨“根據中國和其他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經驗，自然應該是加強工人階級與全體農民的聯盟，為實現急迫需要的土地改革而鬥爭，並在爭取自由與國家獨立、反對壓迫他們的英美帝國主義者、反對與英美帝國主義者合作的反動大資產階級和封建王公而進行的共同鬥爭的基礎上，團結一切願保衛印度民族獨立與自由的階級、黨派和團體”。而當時印共內部對於是否應在印度開展武裝鬥爭的問題，存在着嚴重分歧。共產黨情報局的猛烈批評，造成了印共黨內嚴重的思想混亂，並導致印共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改組。新中央與新政治局制定新的政治路線，贊成印度革命要走中國的道路，而本來就反對開展武裝鬥爭的丹吉（Shripad Amrit Dange） 等人組成新反對派，反對這條新路線，致使印共公開分裂為不同的派別。印共黨內在中印邊界衝突期間產生嚴重分歧也起因於此。

這一時期蘇印經濟關係的變化，也清楚地反映了斯大林時期蘇聯對印政策的基本特徵。蘇聯從印度的進口額，從1948年的1620萬美元，下降到1953年的70萬美元；同時期蘇聯對印度的出口額，從980萬美元下降到90萬美元。

導致蘇聯對印度政策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印度在冷戰中所採取的政策，特別是印度對朝鮮戰爭的反應。斯大林開始意識到，“尼赫魯真正的興趣在於從西方列強對亞洲的冷戰中追求印度的獨立”。1952年3月5日，斯大林在同印度駐蘇大使拉達克里希南（S. Radhakrish- nan）會談時，對印度的進步表示了“友善的興趣”，並嚴重關注西方正對印度施加壓力以便把印度拉入西方陣營。蘇聯其他領導人也強調印度對加強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斯大林逝世後，蘇聯開始明顯調整對印度的政策。馬林科1953年8月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稱讚印度在朝鮮戰爭期間所做出的和平努力，希望蘇聯和印度的關係在友好合作的基礎上會更加密切。布爾加寧的一句話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說：“我們並不想讓尼赫魯成為一個共產黨人，我們希望尼赫魯就是尼赫魯。”尼赫魯1955年6月訪問蘇聯時受到的前所未有的歡迎就是這種調整的體現。當時印度駐蘇大使K. P. S.梅農說，俄國人在讚揚印度的一切東西。赫魯曉夫1955年7月在蘇共中央全會上甚至指出，如果印度在中國之後加入社會主義陣營，那麼西方資本主義將決定性的衰落下去。因此，蘇聯無需過早同西方發生衝突而應該在欠發達地區展開攻勢。

蘇共二十大以後，同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外交政策相適應，蘇聯對印度的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首先體現在蘇聯領導人對尼赫魯的認識上。1955年11月至12月，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對印度進行訪問。布爾加寧說：“印度和蘇聯作了很大的努力來維護和鞏固和平，並且主張用和平方法，通過談判解決國際爭端，這已經產生了相當大的積極結果。”他還強調：“我們兩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是為世界和平而進行崇高的偉大的鬥爭的同盟國。”赫魯曉夫也讚揚印度和尼赫魯的外交政策，他反覆強調，印度在尼赫魯的領導下執行着獨立的政策，“同蘇聯建立了最良好的親善關係。這種關係的基礎主要是為爭取鞏固世界和平這樣的卓越崇高事業而進行的共同鬥爭。“蘇聯”對印度人民和他們的政府在爭取和平、反對新戰爭威脅的事業中所做的重大貢獻給予很高的評價”。

赫魯曉夫強調，尼赫魯是一位“寶貴的朋友”，他“雖然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他並不只是一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治家，他是一個真正的人民民主主義者。即使他不採納馬克思主義，他確已開始向社會主義方面做出暗示和姿態。”赫魯曉夫表示，隨着時間的推移，蘇聯同尼赫魯的關係會越來越牢固，而他本人同尼赫魯的關係則是“再友好

不過的了”。赫魯曉夫還認為，“如果我們有耐心，尼赫魯會自願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自然，我們竭盡所能地幫助他做出正確的選擇”。蘇聯外長葛羅米柯也認為尼赫魯是一個“傑出的人物”和著名的政治家，主張加強同蘇聯和蘇聯人民的友誼。蘇共二十一大對印度和尼赫魯的評價更高。蘇聯領導人認為，“由於傑出的東方政治家尼赫魯及其領導的政府富有遠見的政策，以及所有進步力量的活動，印度在短短的歷史時期里，在發展工業、農業和整個經濟方面，在取得國內團結和提高國家的國際聲望方面，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就”。1960年2月11日至16日，赫魯曉夫訪問印度時多次表示支持印度緩和緊張局勢的努力，一旦印度需要援助的話，蘇聯將予以提供，甚至可能會包括軍事援助。訪問結束時發表的聯合聲明強調：“同以往任何時候相比，現在印度和蘇聯的關係是建立在更為牢固的友好和理解的基礎之上。”

其次，雖然蘇聯和印度在匈牙利事件上存在分歧，但兩國在其他重要的國際問題和涉及各自國家利益的重大問題上仍然相互合作和支持。赫魯曉夫在1958年考慮解決蘇伊士運河危機和伊拉克政變時，建議舉行美、蘇、英、法和印度五國會談。這種做法明顯具有排斥中國的意圖。在果阿問題上，蘇聯支持印度的行動，譴責葡萄牙對果阿的統治是“文明的恥辱”。對此印度方面認為，“蘇聯領導人的聲明在印度最需要支持的時候支持了印度的立場”。在印度看來至關重要的克什米爾問題上，蘇聯也明確支持印度的立場。1955年12月赫魯曉夫公開表示，“克什米爾是印度共和國的一個邦，這已經由克什米爾人民決定了”。1962年6月，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動用否決權，支持印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立場。與此同時，印度也在重大的國際問題上、特別是在德國問題上支持蘇聯。1961年9月尼赫魯訪問蘇聯，在11日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尼赫魯承認：“目前兩個德國的存在是不容忽視的事實，任何試圖改變邊界的企圖都將產生危險的後果。”

在上述政策指導下，赫魯曉夫時期蘇印關係發展迅速，特別明顯地表現在兩國經貿關繫上。從1955年開始，蘇聯和印度之間的貿易額持續上升。1958年，印度從蘇聯的進口額是4560萬美元，占其進口總額的1.8％；同年印度向蘇聯的出口額為4900萬美元，占其出口總額的4.2％。1951年到1959年，印度和蘇聯之間的貿易增長了15倍。同時，蘇聯還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1959年9月12日，蘇聯宣布給予印度28億盧比的第四筆貸款；9月28日，蘇聯又宣布給予印度1.87億盧比的第五筆貸款,這些貸款用於印度第三個五年計劃。1959年至1962年，印度從蘇聯的進口增加了4倍，向蘇聯的出口增加了10倍。與此同時，蘇聯和印度的軍事合作關係也日益密切。1961年2月25日印度國防部長梅農（V. Krishna Menon）宣布，蘇聯已經向印度提供了可以在北部邊境修築公路的設備。1961年4月，蘇聯向印度出售8架安-12型運輸機，這種運輸機可以向高度在17000英尺的地區投送作戰人員和物資。印度當時希望在拉達克地區使用這種飛機。印度此前還從蘇聯購入伊柳-14型運輸機和米-4型直升機。1962年7

月，印度購得了米格-21型戰鬥機。更為重要的是，從1961年2月開始，蘇聯與印度就和平利用原子能問題進行談判，並在1962年10月簽訂正式協議。

赫魯曉夫時期蘇聯和印度關係的發展，直接影響到蘇聯對中印邊界問題的反應，也直接影響到中共中央對蘇聯整個外交政策的認識和判斷。

二、西藏事件、邊界問題和中印關係的根本變化

中國對印度的政策首先體現了中共中央在冷戰背景下對待民族主義國家政策的變化，其主要過程從“中間地帶”理論的實踐，發展到50年代中後期突出“革命外交”的基本思想。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最初希望印度共產黨也能以中國革命的勝利為榜樣，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印度共產黨書記處總書記拉納迪夫（B. T. Ranadive）致電祝賀。潤之在回電中說：中國人民相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產黨，依靠印度所有愛國者的團結和鬥爭，印度肯定不會長期屈從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之下。潤之還強調，同解放了的中國一樣，一個自由的印度終將有一天會出現在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大家庭里。中國當時把尼赫魯視為“帝國主義的走狗”，將他同保大、蔣介石、李承晚相提並論，稱之為“人類的渣滓”。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印度對華政策的主動性以及朝鮮戰爭結束以後中國所採取的“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特別是潤之這一時期對“中間地帶”的認識，中印關係開始進入所謂的“蜜月時期”。潤之1954年10月在同尼赫魯的四次會談中，反覆強調中印的友好關係，指出：“儘管我們在思想上、社會制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要對付帝國主義。”潤之把印度劃入第三類國家，即“被壓迫的民族和國家，這些不是共產黨領導的，而是由愛國的團體和政黨領導的”。潤之認為這些民族主義國家“既不站在帝國主義的一邊，也不站在社會主義的一邊，而站在中立的立場，不參加雙方的集團，這是適合於他們現在的情況的。”這種中立立場有利於和平事業，不利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計劃和戰爭計劃。在後來的一些談話中，潤之還進一步指出：“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這三個主義中，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比較接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看來，中間地帶正處於激烈的革命過程中，是當前決定世界命運的重要環節之一，民族主義是中間地帶的主要中間地帶。

基於上述認識，潤之1956年5月2日在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會談時，針對尤金關於斯大林時期對甘地主義和甘地的作用認識不正確，是由於對印度的實際情況不了解的說法，指出斯大林對印度、中國和英國作為大國的作用認識不足，由於他對這些國家的形勢認識不正確，導致了對這些國家的錯誤政策。潤之認為，印度越來越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同英國和法國相比，它對美國奉行更加自立的政策。陳毅曾稱讚參加日內瓦會議的印度代表K.P.S.梅農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朋友，是一位出色的談判家”。對於印度占領果阿，中國表示並不相信軍事行動可以解決國際問題，但同時強調中國會儘自己所能結束殖民主義。因此，中國當時對印度的政策，正是中國共產黨對民族主義國家性質基本判斷和“中間地帶”理論的實踐。

即便在中印關係這一“蜜月時期”，中國也從印度在一系列涉及中國外交的重大問題的態度上，開始重新認識尼赫魯的不結盟的“中立”政策。印度在朝鮮停戰談判中的活動，特別是在聯合國提出的有關遣返戰俘的提案，被中國視為是“荒謬和非法的”。在1958年台灣海峽危機期間，尼赫魯向美國駐印度大使明確表示，堅決反對中國試圖以武力奪取沿海島嶼。基於印度的這些政策，中國領導人開始認為：“尼赫魯曾經在一個時期內，做過一些對世界和平有益的事情……但是，即使在這個時期，尼赫魯對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重大侵略行動也很少加以反對，而對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和社會主義國家卻不斷進行攻擊。在國際事務的許多重大的關鍵問題上，尼赫魯經常是站在帝國主義一邊，基本上是對帝國主義採取‘小批評、大幫忙’的政策。”中國特別強烈地批評印度在聯合國完全追隨西方國家的政策，支持西方國家在匈牙利、朝鮮和中國問題上的強權政治，判定印度通過這種方式正在進一步向帝國主義反動派靠攏。潤之在1959年5月就指出：“印度不是我們的敵對者而是我們的友人。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但他同時又強調：“那些原則立場，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說的，不說不能解決目前我們之間的分歧。”

導致中國領導人對印度外交和尼赫魯的認識發生根本變化的是1959年的西藏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印邊界衝突。但矛盾和衝突在1950年中國軍隊進藏時就已初露端倪。鑑於歷史原因，中共中央在做出中國軍隊進藏的決策時，充分考慮印度的反應。但中國在軍隊進藏問題上立場堅定，並告知印度政府：“中國軍隊是必須到達西藏一切應到的地方，無論西藏政府願意談判與否及談判結果如何，任何外國對此無置喙的餘地。”對中國軍隊進藏，印度在1950年10月21、28日和11月1日連續照會中國政府，表明其立場。印度堅持認為，“並沒有任何確證指出西藏方面採取了任何挑釁行為或任何訴諸非和平的方法。因此，無論如何，對他們採取這種軍事行動是沒有理由的。”印度甚至聲稱“最近在西藏的發展已影響到”印度和中國的“友誼關係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

毫無疑問，1959年西藏事件導致中國領導人對印度外交政策和尼赫魯的看法的根本轉變。中國領導人認為，西藏問題本質上是在中國大陸上最後一場激烈而嚴重的階級鬥爭，“印度也有錯覺，以為我們害怕民族主義國家”。周恩來1959年3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西藏事件同印度當局有關，英國和美國政府在幕後很積極，支持印度當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線，事件的指揮中心在印度的噶倫堡。中國領導人相信，尼赫魯和印度上層人士很怕西藏改革，反對改革，甚至說改革不可能。“這就發生了他們干涉我國內政和違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問題”。他們希望西藏長期保持落後狀態，成為中印間的 “緩衝國”。這是他們的主導思想，也是中印間的爭論中心。因此，這次鬥爭，在國內是由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國際上是由印度一部分大資產階級挑起來的。因為尼赫魯認為大和尚在印度人的計劃里將起到巨大的作用，沒有大和尚西藏會亂。中國領導人還強調：“對印度我們一定要反擊，這是他們挑起來的。他們搞冷戰，我們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鬥爭的策略要有理、有力、有節，有團結，有鬥爭，以鬥爭求團結……他們可能拋開西藏問題來掀起反共反華高潮，我們思想上要有準備。”潤之在平定西藏事件時曾說：現在是讓印度當局多行不義，到一定時候我們再跟它算賬。對於尼赫魯，潤之明確表示：“要尖銳地批評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鬧翻，要鬥爭到底。”

邊界問題是導致中共中央重新認識尼赫魯外交政策的另一個重要問題。鑑於中印在邊界問題上的根本分歧，1959年1月23日，周恩來致函尼赫魯，闡明中國對中印邊界問題的基本立場，並提出解決問題的首要措施。周恩來強調，中印邊界從來未經正式劃定，中方建議通過友好協商，全面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在全面解決之前，雙方維持邊界久已存在的狀況，對於已經發生的局部爭執，可以商談臨時性的解決辦法。3月22日尼赫魯覆信，不同意周恩來有關中印邊界從未經過正式劃定的說法，要求中國政府正式承認英國統治印度時期所形成的邊界線，並強調印度地圖上所標明的邊界線，“是沒有懷疑的餘地的”。為此，12月26日中國政府照會印度駐華使館，再次全面闡述了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立場。照會明確指出中印雙方當前亟待解決的兩個關鍵問題是：兩國之間的整個邊界確實從來沒有劃定過，有待於通過談判來解決；在邊界正式劃定之前，必須有效地維持兩國邊界的現狀和確保邊界的安謐。

西藏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不僅導致了中國領導人重新認識尼赫魯的外交政策，更為重要的是導致中國領導人特別是潤之對“中間地帶”理論以及民族主義國家的作用的重新思考；同50年代中後期“革命外交”的基本思想相適應，中國確立了對印度和尼赫魯的方針政策，由此直接影響了中國對中印邊界問題的政策方向。

中國領導人相信，中印邊界問題的爭吵是印度挑起來的，“假如我們對尼赫魯採取讓步的辦法，不僅他會更反動，會讓他覺得他對了，我們錯了，粉飾他的反動的一面，並且也會使他更得勢，我們不能採取這種方針。我們採取的是批評他，然後求團結；揭露他的錯誤和反動的一面，使廣大人民能看清楚。另一種可能是他緩和一下，收縮一下，繼續同社會主義國家和好”。在中國領導人看來，“在亞洲所有的民族主義國家中，印度尼西亞的立場最好，這從印度尼西亞對待西藏事件的態度中可以看出來”。而印度則開始變成“反動的民族主義”。為此中國領導人認為，現在兩個陣營之間出現的中間地帶的國家，可分為三種情況：一種是由壞變好，一種是繼續和平中立，一種是由好變壞。尼赫魯想利用中印邊界問題作為一張牌，對國內的右派進行控制，控制國大黨內部，對左派進行打擊，同時向美國要求援助，也向蘇聯要求援助，左右逢源。印度政府不想解決問題。1962年9月14日陳毅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華東組發言時強調：“大量事實說明我們同肯尼迪、赫魯曉夫、尼赫魯聯合戰線的鬥爭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們的鬥爭又是有分寸的、有約束的，不能說已經斗過分了……現在我們的外交政策是正確的，它有助於我們爭取時間，克服暫時的困難。如果採取機會主義的政策，不僅會影響對外鬥爭而且也會影響國內局勢。”

在上述理論思想的指導下，1962年9月29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十次會議進一步明確了中國外交政策的指導方針，相信“國際範圍內的階級鬥爭正在激烈的進行着”，因此中國外交長期的主要任務就是，“堅決而徹底地反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主要危險修正主義，堅決而徹底地反對教條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至此，中國“革命外交”的特點更加明顯和突出。

三、1959年中印邊界衝突、蘇聯的政策和中蘇分歧

蘇聯對中印邊界問題非常關注，1959年中印邊界衝突的爆發無疑使蘇聯的處境極為複雜。首先，在蘇聯領導人看來，中國共產黨一直把中印邊界問題看作是國際範圍的一場階級鬥爭，因此試圖得到兄弟黨的支持。而蘇聯並不同意中國共產黨的這個觀點，並希望自己可以同印度保持友好的關係。其次，蘇聯認為，中國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好戰方式”，不僅同“和平共處”的政策背道而馳，而且還可能影響中國處理其他有爭議的邊界問題，特別是中蘇有爭議的邊界。1959年9月8日，蘇聯外交部向蘇共中央遞交了一份題為《蘇中邊界問題》的詳細報告，表明蘇聯決策部門已意識到同中國可能產生的邊界問題。最後，蘇聯領導人對中國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不向蘇聯通報感到非常不滿。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後，蘇共領導人通過外交渠道告訴中共中央：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以蘇聯為中心加強團結互助合作，交流經驗，統一步調是非常重要的，是建成社會主義最可靠的保證。希望中國對各社會主義國家迫切需要互助合作、統一步調的願望能進一步了解，各社會主義國家也希望中國在這方面發揮更多的作用，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團結與發展的一個強大的因素。中國也曾在1958年底向蘇聯承諾“今後不會草率從事”。

至於1959年中印邊界衝突，蘇聯是在衝突爆發後“很長時間”後才收到中國方面的通報。蘇方認為，“中國同志承認並反覆強調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世界輿論就會形成如下印象：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釆取的強硬路線和外交政策，是得到蘇聯同意的”。因此，蘇聯領導人感到有必要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表明蘇聯的立場，這一立場清楚地反映在塔斯社1959年9月9日的聲明中。1959年9月8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央，對中國的做法提出異議，認為中印邊界是山區，難以劃出準確的邊界線，並指責中方在衝突中造成印方的人員傷亡。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安東諾夫(F. Antonov)還約見陳毅，遞交一份準備在10日發表的塔斯社聲明。聲明稿寫道：中印邊界衝突是“可悲的”，西方某些集團企圖利用這一事件，在赫魯曉夫訪美前夕使國際局勢複雜化。蘇聯不能不對這次事件表示遺憾，希望中印雙方考慮相互的利益，解決發生的誤會。陳毅當即表示希望蘇方暫緩發表這個聲明，指出中印邊界衝突不一定會對赫魯曉夫訪美帶來消極影響。中國還把周9月8日致尼赫魯信的副本交給安東諾夫。9月8日晚，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面告安東諾夫，中國方面已公布了周的信，請蘇聯政府考慮這封信的態度和立場，不要發表塔斯社的聲明。然而，蘇聯政府並沒有考慮中國方面的意見，並將原定10日發表的聲明提前於9日發表。

1959年9月9日塔斯社聲明發表的當天，蘇聯政府宣布赫魯曉夫準備訪問美國，並將同艾森豪威爾總統在戴維營進行會談。對於這一聲明，尼赫魯在9月11日表示：“考慮到方方面面，對蘇聯政府而言，這個聲明是公正的和不同尋常的。”因為這是蘇聯領導人第一次明確表示，要和平解決社會主義國家和非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糾紛。10月23日中印在拉達克再次發生邊界衝突後，《真理報》同時發表了中國和印度有關衝突的政策聲明。10月30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佐林(Valerine Zolin)在安理會會議上呼籲印度接受中國的三點建議；赫魯曉夫在10月30日 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對中印邊界衝突表示遺憾和痛心，希望尼赫魯接受停火，同中國談判和平解決問題。12月22日，蘇聯報紙打破慣例，第一次首先發表了印度對中國的照會，並沒有等中國方面做出相應的反應。

對塔斯社的聲明和蘇聯的立場，中共中央9月13日致函蘇共中央，批評蘇聯政府“在重要的原則問題上採取遷就和妥協的立場”，指出塔斯社的聲明向全世界表明中蘇兩國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的分歧，這就使得印度資產階級和英美帝國主義者感到興高采烈，因為他們正想方設法在中蘇兩國中間打入楔子。在致蘇共中央的另外一封信中，中共中央強調，尼赫魯政府的內外政策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我們相信，如果對尼赫魯和印度政府採取無原則的妥協和讓步，這不僅不能使他們的立場變得更好，相反，如果中國對他們日益進攻的立場不進行抵制並譴責他們，那只能鼓勵他們的暴行。那樣做不僅對中印友誼是不利的，同樣也不利於使尼赫魯和印度政府有所改進，只能進一步使他們倒向酉方。”中央的這封信還猛烈批評蘇聯對中印邊界衝突的政策，認為9月9日塔斯社的聲明是赫魯曉夫“偏袒印度反動派”，是“為了討好美帝國主義”而“送給艾森豪威爾的見面禮”。

中印邊界問題成為1959年10月赫魯曉夫訪華期間同中國領導人發生激烈爭論的一個主要問題，其結果對中蘇關係產生了嚴重的損害。從1959年年底到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爆發之前，中印邊界問題成為中蘇之間激烈爭論的一個關鍵問題，其中既包含國家利益的衝突，同時更體現了中蘇兩黨在涉及意識形態的重大問題上的根本分歧。

首先，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印邊界問題的癥結在於印度和尼赫魯的反動政策，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堅信自己對尼赫魯和印度外交的正確性。1960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同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S. Chervonenko)會談時突出表明了中方的立場變化。鄧強調，周最近對印度的訪問完全證實了 “我們先前對尼赫魯的看法和立場”。尼赫魯是印度反華陣營的核心人物，他並沒有處在右派和其他反動分子向他施加壓力的處境，他自己利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來達到他的目的。同時周恩來的訪問證實了尼赫魯不想解決邊界問題，他的行動是以對內和對外的利益作為基礎的。尼赫魯公開聲稱反對印度共產黨，解決同中國的邊界問題不能使他得到好處。從外交政策的角度看，解決邊界問題也不能使他得到好處。鄧小平強調指出，同這類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鬥爭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的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

其次，中國共產黨批評蘇聯的“中立”政策，反對蘇聯把中蘇分歧公之於世的做法。1959年12月10日,周和陳毅在接見契爾沃年科時指出，對尼赫魯無原則的讓步，只會使他更加向右轉。周強調，中蘇兩黨在某些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可以爭論，可以在內部交換意見，但不應該公開分歧，讓資產階級輿論抓住後大肆喧嚷，並加以利用，這無助於局勢的緩和。契爾沃年科認為，從赫魯曉夫的講話中不能得出支持印度的印象。1960年1月21日，契爾沃年科拜會陳毅，強調蘇共中央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將嚴守中立，反對第三國干預，他們一直堅持這種立場,今後也將堅持這種立場。

對蘇聯的上述立場，周和陳毅在1月26日接見契爾沃年科時表示驚訝。周申明， 在社會主義陣營里，一個兄弟國家在邊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家的欺侮，而另一個兄弟國家卻表示中立，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關係中是個新的現象，這實質上是替印度辯護，是支持民族主義國家的觀點。周強調：“蘇聯不應當公開表明我們兩黨之間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分歧。為了分清是非，我們不能不對蘇共中央的答覆做出全面的分析。”周還指出，不能用向尼赫魯讓步的辦法來防止尼赫魯向右轉。1月27日，應蘇聯大使的要求，周和陳毅同契爾沃年科會談。契爾沃年科解釋說，“中立”一詞是他口頭傳達時用詞的錯誤。周明確表示，取消“中立”一詞並不能改變昨日談話的實質，在中印邊界糾紛問題上，中蘇是有分歧的。1月30日，周和陳毅同契爾沃年科會談時再次指出，蘇共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偏袒印度是不正確的。在I960年9月20日同蘇共代表團的會談中，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團長鄧尖銳地責問道：我想問問你們，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你們究竟指望得到誰的幫助，是指望艾森豪威爾、尼赫魯，或者是類似的人物，還是指望社會主義的兄弟國家，指望中國？針對蘇方在會談中宣稱一旦中國遭到侵略，蘇聯“將會盡一切力量保衛中國”的說法，鄧小平指出當中印之間發生邊界衝突時，蘇聯並沒有採取行動；同時鄧公也不同意蘇聯所說的印度對中國沒有構成威脅。

此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已經相信，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分歧的公開化，起源於1959年9月戴維營會談和塔斯社對中印邊界爭執的聲明。潤之堅持認為蘇聯的行為就是反華，他在1960年7月18日北戴河會議上說，赫魯曉夫從去年以來反華就表面化了，就是9月9日塔斯社聲明發表以後就表面化了。依我看，越表面化越好，他放毒越多越好。多行不義必自斃，“多”是數量，“斃”是質量，到一定數量他就垮台了。

最後，由於中蘇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嚴重分歧，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蘇聯內外政策的看法發生根本變化，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對赫魯曉夫及其政策的評價。潤之在1959年12月的杭州會議上指出，赫魯曉夫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不大懂馬列主義，比較膚淺，不大懂階級分析的方法，有大國主義，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潤之感到不能理解的是，赫魯曉夫是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硬是迷信帝國主義。在國際問題上，赫魯曉夫不支持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不支持被壓迫民族及其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還幫助帝國主義進行恫嚇，說只要燃起一星火花， 就會引起世界大戰，必須馬上撲滅。他美化帝國主義，散布和平幻想，麻痹世界人民，實際上助長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政策。對“世界為什麼不和平？怎樣才能和平”的問題，“赫魯曉夫同我們的看法不一樣。對這樣的事情，我們不能再保持沉默”。在中國領導人看來，赫魯曉夫的這種思想體現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就是“不惜犧牲盟友的利益來討好一些民族資產階級”，在西藏事件和中印邊界問題上都是如此。

這樣，到1960年年中，中國領導人特別是潤之認為，“我們跟赫魯曉夫的分歧，根本問題是全世界除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問題，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的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繼續革命的問題。這是兩條路線分歧的根本問題。赫魯曉夫是代表老闆階級，代表資產階級，不要革命，不要繼續革命，不要共產主義。”到1961年，中國領導人對赫魯曉夫的評價更加明確。潤之在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指出，“我們同赫魯曉夫的鬥爭是階級鬥爭，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無產階級思想同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在國家關係上是國際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鬥爭。”中國領導人完全相信，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一套理論已經形成了。

而蘇聯在這一時期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的反應和批評，突出表現在1959年12月18日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蘇斯洛夫向蘇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有關蘇聯黨和政府代表團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報告》，報告全面而尖銳地批評了中國的內外政策，其中特別表明了蘇聯在西藏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上同中國的根本分歧。報告首先指出：“聯繫到中國領導人的言論，人們不得不感到驚訝的是：他們是如何理解有關和平共處的列寧主義原則的，他們是否把和平共處視為社會主義陣營外交政策的總路線，他們是不是認為有必要為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爭取持久和平而努力。”蘇斯洛夫強調：“我們正得出這樣的印象，即中國同志在贊同兩種不同制度之間和平共處的原則的同時，他們傾向於認為這個原則僅僅是暫時的策略手段。”

有關西藏問題，報告指出，帝國主義者的目的就是使西藏問題成為“中印兩國產生爭論的一個原因，使亞洲兩個大國相互爭鬥，惡化南亞地區的局勢，損害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陣營在那一地區的影響，削弱共產主義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地位”。報告指責中國沒有考慮帝國主義的上述策略，而對印度和尼赫魯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中國的這一政策"毫無疑問會不可避免地導致同印度關係的進一步的惡化”。有關中印邊界問題，報告認為，印度非常有影響的反華勢力力圖在這個問題上惡化同中國的關係，但“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同志的立場便於印度反動派動員國內的輿論反對中國，使印度的進步力量處於困惑不定的境地”。報告反對中國所釆取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強調中國的行動“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威信在亞洲的下降，削弱她在亞洲的地位，增加亞洲許多國家同西方強國、同美國結盟的趨勢”。

蘇聯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得出兩個極為重要的結論：第一，中國領導人既不能正確評價自己 在處理同印度關係上的錯誤，也不能正確評價蘇共中央在調解中印衝突方面所採取的措施；第二，中國領導人對印度局勢的估計以及對尼赫魯對衝突的反應的評價是錯誤的和武斷的。關於蘇聯的這一判斷，蘇聯駐華大使館在1959年的政治報告中也指出，在中印邊界問題上，蘇聯領導層一直試圖影響中國釆取更為溫和的立場並同意同印度達成妥協；但蘇聯官員相信，“只有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從總體上修正其外交政策立場的結果”，中國的行為才會發生變化，但“這在短時間內是絕對不可能的”。

蘇斯洛夫報告中所反映的蘇聯領導人對中國內外政策的看法，很快就體現在蘇聯對華政策以及整個蘇聯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蘇聯開始公開批評所謂的“左傾修正主義”、“教條主義” 和“宗派主義”，批評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大國沙文主義”。1960年2月，赫魯曉夫在華沙條約首腦會議上談到中印邊界問題時指出，中國的行為“違背社會主義陣營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中印邊界衝突“給印度共產黨造成困難，使得印度共產黨在喀拉拉邦競選失敗，又使尼赫魯更加右傾，使得南亞和東南亞各國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不信任。”2月5日，蘇共中央通過正在莫斯科參加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的中方代表康生向中共中央發出口頭通知，進一步批評中國共產黨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表現反映出“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情緒”，因為事實上無論 “過去和現在都不存在印度對人民中國的任何現實的軍事威脅”。1960年8月26日《真理報》發表文章，為蘇聯對民族國家的政策進行辯護，文章指出，儘管印度、印度尼西亞、阿聯和伊拉克等採取的“基本的民主措施”可能不是“社會主義的”，但是，以這些措施是民主的性質而 非社會主義的性質為理由，以教條主義的立場來低估和輕視這些進步措施的重要性，也是錯誤的。

對於赫魯曉夫上述講話以及赫魯曉夫隨後對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訪問，中國領導人認為 “是一個很重要的標誌”，說明他為與西方達成妥協，他要遷就西方，要以反對中國來討好西方， 同時他還要把中國的威信打下去，使中國不能夠反對他準備對西方所做的讓步。因此中共中央認為，要認真對待這個問題，對赫魯曉夫的反華也要準備必要的反擊。其結果就是為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在1960年4月連續發表的《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蘇聯方面很快做出了反擊，《蘇維埃俄國》1960年6月10日發表文章指出：“現代左傾分子把實現和平共處、停止軍備競賽及加強社會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人民友誼的政策看作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國際形勢的任何一點兒惡化都被他們用來證明他們觀點的正確性。”《共產黨人》6月23日發表文章聲稱：“有些政治領導人把和平共處政策、裁軍鬥爭看作是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傾向……對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關於在目前情況下防止新的戰爭政策的決議表示不信任的態度，這種願望只能被看作是錯誤的、教條的和左派的。”《真理報》也發表了相關的文章。中蘇公開論戰的帷幕由此拉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