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美國的諸多對外軍事干預中，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是最不明不白、稀里糊塗的一次。

　　眾所周知，美國1990~1991年間已經打過一次海灣戰爭，當時多國聯軍以雷霆萬鈞之勢將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

　　不過在時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的建議下，老布什總統並沒有命令部隊開進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推翻薩達姆，而是在完成既定政治目標後選擇撤軍。

　　斯考克羅夫特認為，推翻薩達姆將讓華盛頓承擔治理伊拉克的責任，同時破壞伊拉克和伊朗之間微妙的力量平衡(薩達姆是反伊朗的)，無助於美國在中東的長期利益。

　　海灣戰爭一結束，美國主導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687號決議，命令伊拉克銷毀其所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指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學武器以及遠程彈道導彈)，並由核查人員定期檢查(1998年伊拉克中止與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的合作，2002年壓力之下又宣布恢復)。

　　此後十年間，美國從衛星、空中偵查、情報滲透等各個領域全方位監控伊拉克，時不時地發動空襲，打擊其境內一些重點軍事目標。

　　換句話說，如果1991年打海灣戰爭前美國心裡還有些沒底，那麼小布什時期薩達姆就有點“裸奔”的感覺，在五角大樓和中情局面前毫無秘密可言。

　　2001年，震驚世界的“911事件”爆發，小布什立即宣布向恐怖主義開戰。

　　他的思路十分激進，採用簡單粗暴的陣營劃分形式，誰不跟着我一起反恐，誰就是站在恐怖分子那一邊。

　　期間，美國將伊拉克等多個國家列入“邪惡軸心國”(Axis of Evil)——自蘇聯解體以來，美國人終於再次找到“目標”。

　　2003年1月27日、2月14日和3月7日，聯合國監核會和國際原子能機構向安理會提交三份針對伊拉克的核查報告，承認伊方提交了相當多的有關過去四年研發導彈和生物武器的材料，但在三個月突襲式核查期間，並未發現確切的核武器計劃或跡象。

　　即便如此，3月18日小布什總統還是發表電視講話，要求伊拉克境內的檢查團立即撤離。

　　包括中、俄、德、法、印、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國在內，絕大多數國家要求美方冷靜，給檢查團更多時間以核實情況，可小布什充耳不聞，於3月20日正式發起軍事作戰。

　　名義上共有三十個國家參與，但實際出兵的只有美國(30萬人)、英國(4.5萬人)、澳大利亞(2000人)和波蘭(200人)這四個國家，另有約7萬名庫爾德武裝——庫爾德武裝是伊拉克北部反對薩達姆的割據勢力，戰前美國曾許諾幫他們建國，戰後則採取設立高度自治區的折中做法。

　　按照時任美國防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講法，這場戰爭共有四個目標：

　　1、剷除薩達姆政權，建立新的自治政府;

　　2、發現並銷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3、結束制裁，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4、保護伊拉克的石油、天然氣等資源。

　　2003年央視伊拉克戰爭直播是“局座”張召忠名氣大噪的舞台。

　　3月20日戰爭打響，4月9日美軍占領巴格達。

　　至4月15日宣布主要軍事行動結束時，美軍死亡128人，英軍死亡31人，戰爭開銷約200億美元。

　　然而誰又能想到，局勢的發展很快超出美國人預料。

　　隨着薩達姆政權煙消雲散，伊拉克各地騷亂層出不窮，許多政府機構和公共設施遭洗劫，數十萬噸彈藥及武器裝備不翼而飛。

　　待到2011年核算整個伊拉克戰爭期間的傷亡數據時，美軍陣亡人數飆升至4491人(不包括黑水公司等僱傭軍)，受傷人數高達32226人，而美方苦心訓練的伊拉克安全部隊更是傷亡超過6萬人。

　　全美械裝備的伊拉克新軍。戰爭結束後，美國為組建伊拉克軍隊花費近300億美元，根據《華盛頓郵報》2014年的調查報道，伊軍方至少為5萬名“實際根本不存在”的士兵支付了薪水，伊國防部士兵花名冊上有成千上萬的“幽靈士兵”。

　　《“911”事件之後美國戰爭預算成本》，由布朗大學沃森研究所與波士頓大學帕迪中心合作的“戰爭成本”項目出版。戰爭支出中最昂貴的一項是為受傷退伍軍人提供的醫療福利，報告估計，到2050年這一福利支出總計將達2.2萬億美元。

　　按照原先設想，只要戰後一解除制裁，伊拉克便可通過石油出口等方式自給自足、恢復重建。

　　可實際情況是石油設施遭到嚴重破壞，經濟久久未能恢復正常，伊拉克上上下下失業人口龐大，幾乎全部依賴外界輸血。

　　後來有學者感慨道，美國根本不了解伊拉克社會，更無力處理其境內複雜的民族和宗教問題，僅僅一句“猶太人已買下大部分伊拉克土地”的謠言就足夠治理當局喝一壺的。

　　為了維繫華盛頓所宣傳的“中東樣板”，美國人強推庫爾德人擔任總統，總理和議長則分別由什葉派人士和遜尼派人士擔任。

　　這種頗具當地特色的“三權分立”並未帶來妥協共治，反而讓其進一步陷入族群對立、教派衝突不斷的亂局。

　　話說冷戰初期美國軍事占領德國和日本時，一來兩國社會結構比較單純、國民較為服從，二來有蘇聯的外部威脅在、容易對內凝聚，可這兩點伊拉克均不存在。

　　最終，伊拉克戰後維持秩序的傷亡與成本遠遠超過戰爭本身，這讓美國人始料未及。

　　今天的巴格達河畔公園。在經歷過ISIS風暴和庫爾德自治後，以巴格達為核心的中南部地區最近幾年有所恢復。根據伊拉克政府數據，2023年共出口原油12.3億桶，石油收入占到財政預算的96%。

　　拜登會見伊拉克總理穆罕默德·蘇達尼，2024年4月15日。目前美軍仍有2500人駐紮伊拉克，伊政府採取了在美國和伊朗之間相對平衡的外交政策。

　　一個國家應對外部威脅的方式有許多種，例如：遏制、競爭、接觸等。

　　像美蘇冷戰時期的柏林危機、北約/華約成立以及古巴導彈危機等事件，就屬於“遏制”的範疇，而新世紀以來中美關係的演化則是由“接觸”到“競爭”，離“遏制”尚有一段距離。

　　在“遏制”之上還有一種最激烈的應對方式——“預防性戰爭”，顧名思義，即針對目標對象採取先發制人的打擊，如1941年德國突襲蘇聯和日本偷襲珍珠港。

　　2003年美國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推翻薩達姆，是二戰結束以來十分罕見的“預防性戰爭”，讓許多國家不寒而慄，緬甸軍政府甚至嚇得遷都。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美國發動這場戰爭的背後，政治意義高於地緣意義(擴大在中東影響力或夾擊伊朗)和經濟意義(控制伊拉克石油)。

　　什麼政治意義呢?

　　簡而言之，美國對於捍衛霸權有着近乎痴狂的執着，“911事件”之後，它感到有必要重新確立自身不可挑戰的全球大國地位。

　　持該觀點的華盛頓政客們急需尋找一個對手，找來找去，覺得還是“中東毒瘤”薩達姆最合適。

　　在霸權遭到挑戰之際通過一場戰爭來捍衛/重塑霸權，這一邏輯放到今天美國援烏身上，其實同樣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