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引發歐洲地緣政治格局整體震盪之際，德國在自身國防和安全戰略上的遲疑與疲軟正逐漸暴露於聚光燈下。本篇文章所聚焦的，不僅是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Olaf Scholz）及其政府如何面對俄歐關係重回冷戰式對峙邊緣的風險，更折射出德國精英階層對現代戰爭形態和國防建設的整體性認知不足。從前線遭到巡航導彈、無人機精準打擊，到基礎設施面臨毀滅性破壞，再到社會層面的顛覆、滲透與恐慌……所有這些潛在場景都在警醒德國：若真有一天爆發與俄羅斯的高烈度衝突，短期內“空想和平”或外交妥協的路徑可能並不存在。

在國際關係理論的框架下，歐洲一體化與北約擴張曾被視為遏制大規模常規戰爭於門外的“雙保險”。然而，本篇文章點明了德國當前面對的現實困局：一方面，德國政府對“現代戰爭”的模式和節奏缺乏全面準備，僅僅在無人機等新型武器領域就存在投入滯後的問題；另一方面，軍備、兵源、後勤與基礎設施的整體建設不足，使德國極有可能在高強度對抗中成為北約最薄弱的一環。歷史上，德國在冷戰時期雖擁有可高達數百萬的預備役力量，但伴隨冷戰結束和國防理念的變遷，這一儲備能力已大幅下滑。文章強調了傳統“動員體系”在現代高強度戰爭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德國若要在歐俄對抗的可能升級中扮演有力角色，或許必須重新審視兵役制乃至整個軍事動員結構。

更為關鍵的是，在核武器威懾與全方位作戰能力此消彼長的當代，純粹的“反戰”或“和平”主張若缺乏足夠的威懾手段支撐，往往會導致更大的戰略風險。德國政治精英雖在道德與歷史維度上對戰爭心存顧慮，但對於“懾止”（Deterrence）在現實政治中的重要性仍需更加深入的反思。若德國僅以道義態度來對抗地緣政治博弈，其地位與影響恐怕會在歐洲戰略格局中趨於邊緣化，甚至可能成為下一個衝突熱點的可乘之機。

本篇文章因此對於德國的戰略困境與歐洲安全前景做出了犀利的剖析：面對顯性的俄烏戰火與潛在的外溢衝突，德國能否撥開內部紛擾，真正落實強有力的國防改革與社會動員機制，是決定歐陸安全的關鍵一環。在國際形勢加速演變的當下，閱讀並反思這篇文章或許能夠幫助我們更加冷靜地審視歐洲“後冷戰時代”隱而未發的巨大挑戰。

沒有什麼比德國政治體系對戰略和防務的輕視態度更能體現其缺乏嚴肅性的了，而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Olaf Scholz）的連任競選正是最典型的例證。他將自己塑造成一位“和平總理”（friedenskanzler），吹噓自己成功地讓德國置身於俄烏戰爭之外。為了強調這一和平形象，他在競選啟動後的一項重要舉措便是致電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這一行為令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以及德國的西方盟友大為不滿，這些盟友如今已開始在重要決策中將德國及其跛腳鴨總理排除在外。  

當然，與普京的通話毫無結果。戰爭爆發近三年，朔爾茨及其顧問團隊似乎仍不願正視一個簡單的事實：要想讓對方坐上談判桌，僅靠外交是不夠的，還需要武力威懾，也就是所謂的“胡蘿蔔加大棒”政策。然而，數十年來，德國的領導層、輿論塑造者及政策制定機構始終將安全政策局限在外交、對話和經濟交流的框架內。這一觀念已成為德國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因為它嚴重削弱了德國對歐洲戰爭回歸的應對能力——無論是俄羅斯當下對歐洲發動的混合戰爭，還是西方情報機構認為越來越有可能發生的全面熱戰。  

這種戰略上的被動應對，極有可能導致德國陷入自己最想避免的局面。通過迴避任何戰爭準備的跡象，德國事實上已經剝奪了自身的威懾能力，反而讓戰爭變得更可能發生，而非更不可能。朔爾茨及大部分德國精英似乎對未來與俄羅斯可能爆發的戰爭缺乏基本認知，他們既不了解戰爭可能的作戰方式，也沒有意識到國內防禦的重要性。這包括應對導彈和無人機襲擊、網絡攻擊、暗殺行動以及針對德國民用和軍用基礎設施的大規模破壞活動。  

更糟糕的是，他們似乎也未真正理解任何未來戰爭的毀滅性。比如，若俄羅斯對波羅的海國家或波蘭發動攻擊，戰爭的最初幾天可能就會造成數萬人的傷亡。而德國作為北約在東歐戰區的主要後勤樞紐和戰略縱深區域，一旦戰爭爆發，其海港、鐵路、電網及其他關鍵基礎設施很可能遭受毀滅性破壞。  

在軍事能力方面，德國領導層似乎沒有意識到現代戰爭性質的變化。例如，德國在經歷長達十多年的激烈公共辯論後，才終於開始認真發展無人機項目。而當今戰爭的特徵已經發生重大轉變，精確打擊武器——如巡航導彈、彈道導彈和無人機——的大規模應用，以及依託衛星和偵察無人機的情報、監視和偵察（ISR）能力的強化，都對作戰方式及威懾策略產生了深遠影響。  

德國國內圍繞美國在歐洲部署新型遠程打擊武器的爭論，充分暴露出這種戰略思維的混亂。朔爾茨所在的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D）內部許多高級成員本能地反對這些部署，擔憂德國可能捲入與擁有核武器的俄羅斯的正面衝突。這種擔憂雖然可以理解，但他們忽視了這些武器部署的更廣泛戰略目標：作為北約作戰概念的一部分，這些遠程精確打擊能力旨在削弱俄羅斯在高烈度戰爭中的進攻潛力。事實上，德國聯邦國防軍（Bundeswehr）未來也需要類似的遠程打擊能力，以有效威懾乃至在必要時擊敗俄羅斯。而真正的威懾需要一定程度的風險承擔，但這又意味着德國政界必須認真研究軍事戰略，並做好戰爭準備。  

從軍事力量的規模來看，德國政府在軍隊建設方面的態度同樣不夠嚴肅。根據聯邦國防軍的內部計算，德國需要至少27萬名現役軍人和約20萬名預備役人員，才能有效應對未來的安全挑戰。然而，按照目前的志願兵制度，德國永遠無法達到這一目標。到2024年底，德國聯邦國防軍的兵力可能已減少至18萬人以下。而大多數主要政治人物都不願認真考慮恢復義務兵役制，以快速建立一支能夠填補戰爭損耗的後備部隊。這些政治家仍未認識到，一旦與俄羅斯爆發直接戰爭，最終的勝負將取決於誰能更快動員和補充兵員——如果戰爭沒有升級到核衝突的話。

歷史上的對比進一步凸顯了德國在國防上的短板。冷戰時期，西德最多可動員230萬名預備役人員，而如今的德國聯邦國防軍（Bundeswehr）幾乎沒有足夠的即刻可部署後備力量來彌補戰損。如果德國遭遇類似烏克蘭的戰爭，它可能連幾天的持續作戰都難以支撐。德國或許可以借鑑瑞典的經驗，瑞典在2017年恢復徵兵制，不僅增強了國家防禦能力，還強化了全社會對軍事準備的認同感。  

然而，對於德國而言，建立徵兵制度以及可行的後備役體系，需要政治、社會、法律及基礎設施上的長期建設，並將帶來巨大的財政成本。但至今，德國在這方面幾乎毫無進展，儘管國防部長鮑里斯·皮斯托留斯（Boris Pistorius）已努力推動相關議題，但政府內部的共識仍然遙遙無期。面對這一挑戰，柏林的做法依然是迴避現實，不願直面問題。  

此外，即便在現有的軍事能力和兵力儲備方面，德國的戰備狀態仍然極為薄弱。例如，一旦戰爭爆發，德國需要向北約東翼（NATO’s eastern flank）部署部隊，但當前的軍事準備遠遠不足。雖然德國已不再像冷戰時期那樣位於前線，但在與俄羅斯的戰爭中，它仍然極易遭受精確空襲及其他形式的打擊。克里姆林宮很可能會重點攻擊德國的關鍵基礎設施，以破壞支撐北約在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行動的後勤網絡。  

在持續的精確打擊情景下，德國的機場、海港、鐵路樞紐以及能源基礎設施將成為主要目標。這些攻擊不會是單一或孤立的打擊，而可能是大規模的、反覆進行的、長時間持續的。與此同時，俄羅斯的特工或特種部隊可能在德國境內實施破壞行動，如破壞鐵路、摧毀彈藥工廠或切斷關鍵交通線路。此外，網絡戰可能癱瘓德國的動員系統，而俄羅斯的大規模虛假信息戰也可能撕裂德國社會，削弱公眾對政府和軍隊的信任。  

儘管如此，至少有一些改革正在推進。德國聯邦國防軍正在制定一項新的《德國作戰計劃》（Operations Plan Germany），其核心是建立國家整體防禦體系，並將重點放在國土安全上。該計劃目前仍在制定中，但其目標包括明確政府與民間機構在戰爭中的職責和協調機制，以保護德國領土和公民，維護關鍵基礎設施安全，並確保盟軍部隊能夠順利通過德國領土進行作戰。此外，該計劃還設想在2026年底前組建六個國土防禦團（homeland defense regiments），專門負責保護德國境內的重要國防基礎設施。  

然而，這仍然遠遠不夠。據德國高級軍官表示，六個國土防禦團根本無法在戰爭中有效保護德國的關鍵國防設施。目前，德國尚未加強針對國土防禦和民防體系的培訓，僅進行了一些小規模演習測試戰時應急能力，但尚未組織任何大規模演習，以模擬俄羅斯可能在多個德國聯邦州同時發動的複雜、多層次攻擊。  

要威懾俄羅斯對歐洲的攻擊，德國就必須做好迎戰的準備——這意味着提升軍事能力、兵力規模及戰備狀態。要實現這一目標，德國政界必須徹底重新審視與軍事力量的關係，並真正嚴肅地對待國防問題。這不僅包括如何降低戰爭升級的風險，還包括如何在必要時打贏戰爭。然而，在德國的政治文化中，這一思維仍然顯得格格不入，尤其是當一場大規模陸戰正在距離德國僅數百英里的地方肆虐時。  

德國社會整體上也普遍缺乏對戰爭可能性的思考，甚至在歐洲戰後安全秩序（post-1945 security order）正在逐漸瓦解的當下，這種現象仍然普遍存在。德國領導層似乎更願意充當被動的旁觀者，而不願採取主動行動。對於許多德國民眾而言，重新武裝是為了威懾戰爭，還是為了作戰，這一區別往往難以理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德國公眾的觀念似乎已經走在了政治精英的前面。根據2024年的多項民意調查，大多數德國人已支持加強軍備建設。  

德國政府在21世紀初曾主動削弱聯邦國防軍的常規陸戰能力，剝奪了其執行大規模陸地作戰所需的關鍵裝備、兵力和資源。然而，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仍在持續，並且不斷公開威脅東歐其他國家的背景下，柏林現在必須重新審視這一決定。如果德國領導層真心希望維護和平，那麼它必須大幅提升聯邦國防軍的戰鬥能力、兵力規模以及作戰準備水平，以應對可能與俄羅斯爆發的高烈度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