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島由紀夫是二十世紀日本第一流的作家。他有一篇小說《牡丹》，在島內好評如潮。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孤僻的老翁，青年時代曾參加侵華戰爭。他除了培植數百株牡丹花以外別無所好。究其原因，每一株牡丹都象徵着一名當年初他所殺害的年輕美麗的中國姑娘。就是這樣一個變態的魔王，在三島筆下卻成為安享審美愉悅的藝術大師。縱觀人類數千個族群，唯有醜陋的日本人才能寧靜超然地欣賞這片醜陋的牡丹花。

在進化的鏈條上，大和民族進化的只有智力，他們的心靈比非洲的食人族還要野蠻和變態。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國記者愛潑斯坦在湖南常德目睹了日軍的暴行，他在給《時代》周刊的報道中憤怒地寫道“人們會問，日本農民在國內時視糧食為珍寶，十分珍惜自己的勞動成果，但為什麼到了中國後，他們不僅掠奪中國農民的大米，而且朝着運不走的糧食大小便?人們會問，是什麼原因，使得日本兵在進入孤兒院後，偷走孤兒的被褥，並不嫌其煩從樓下的院內搬來大塊石頭，將一所職業學校的紡織機械砸得粉碎?他們闖入學校，向牆上猛摔墨水瓶，從中又得到了什麼樂趣?”除了日本人自己，沒有哪個民族能回答這些問題。而日本文化的精髓，正在於這些匪夷所思的“樂趣”之中。

荷蘭作家布魯瑪在《恍惚有無前朝罪》一書中對比了德、日兩國對戰爭的不同態度。“德國總理勃蘭特跪在猶太紀念碑前，但沒有一個日本領導人有過這樣的舉動。在德國，否認戰爭罪行的是一小撮被警察追捕的極端主義光頭黨；在日本，卻是首相、國會議員、內閣大臣和歷史學家。”布魯瑪援引本尼迪克特提出的原罪文化恥辱文化的差別，認為對日本來說最重要的不是通過□悔獲得寬容，而是遮住罪過以免在世界面前丟臉。對於德國公眾，二戰中最突出的事件是屠殺猶太人的慘劇；而對日本人來說，涉及二戰他們只談廣島原子彈爆炸。於是，作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見了，只剩下作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為殺人如麻的劊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見了，只剩下沉醉在美麗中的種花老人。發明將強姦合法化、制度化、正當化的“慰安婦制度”的日本人軍國主義者不見了，只剩下一個在天皇領導下的“經濟強國”。他們修改着包括教科書在內的一切歷史紀錄，他們把戰爭販子的靈位放進讓民眾頂禮膜拜的靖國神社。這是一個從精神到社會政治上都還處在頑童階段的醜陋民族——他們在肆意地破壞之後，卻從不承認自己做了錯事。

在北大的校園裡，我最厭惡的便是日本留學生，他們那副飛揚撥扈的神情跟當年的侵略者沒有什麼兩樣，有一次，兩個日本留學生在教室里搶占座位，將中國學生放在桌上的筆記本扔到地上。中國學生彬彬有禮地解釋說，用筆記本占座是北大的規矩，小日本卻狂妄地回答道：“這是你們的規矩!”於是，遭到了我們針峰相對的回答：“在我們的土地上，就得守我們的規矩!”兩個傢伙在一致的譴責中灰溜溜地走了。他們實在頑劣得可笑：想在以反日為契機的“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京大學——張揚他們的“大和魂”，實在是找錯了地方。

這個民族的覺醒者實在少得可伶。一位真正具有反省精神的日本學者竹內好認為，日本法西斯主義是近代日本頹廢主義的一種反撥，在此意義上，“悲劇的主體在近代”。另一位日本學者伊藤虎丸發展了此觀點，進而指出：日本之所以發動侵略戰爭，不僅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錯誤，更根本原因在於明治以來總體的日本近代“文化”。而所謂的“文化”的觀點，是將“近代”看作歐洲這一“文化”的產物。這就必然地意味着把“亞洲的近代”看作“西方衝擊”。因此，日本人將西洋看作“先進國”來崇拜，而將中國看作“後進國”來蔑視。

兩位學者的反省已觸及了日本人的“奴隸”(同時也是“奴隸主”)的精神結構。但我認為，近代並不是日本人反省的起點，近代只是主幹，而日本文化的問題出在根部，僅從近代反省起仍然有避重就輕之嫌。我不否認日本文化中有不少健康、清新的成份，但我同時也看到，日本文化中包含了今人震驚的醜陋的一面：例如盛行日本的相撲運動，從這個運動中我就看出，日本民族的心理已變態到何種程度——把人像豬一樣餵成一堆肥肉，然後讓兩堆肥肉在舞台上翻滾擠壓，而日本國民無論男女老幼，全都看得津津有味（那些最美麗的少女還把相撲手當作心目中的英雄，以嫁給他們為人生最大的幸福。我百思不得其解：每天面對一堆肥肉如何生活？）。我為已淪為“非人”的相撲“運動員”感到悲哀。理解日本人何以喜歡相撲，就不難理解日本人為何製造南京大屠殺。讀日本作家的作品，我驚異於他們感覺的敏銳和精微，但同時也發現他們的感覺中有着一般陰森森的邪氣，從日本俳句到芥川龍之介，一直到二十世紀的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這種“邪氣”是日本文學的最大特質，也是日本人文化和精神的最大特質。日本人最懂得美，他們確實是牡丹的知音，日本人最不懂得美，面對一些醜陋的牡丹花，他們暴露出了精神深處令人作嘔的齷齪和醜惡。他們是一群帶着花崗岩腦袋去見天皇的頑童——連原子彈也把他們的花崗石腦袋炸不開一個縫隙來，看來只有十八級的地震才能令他們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