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9-28

說起來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對日本人和日本軍國主義者都恨得牙根兒痒痒，反日的口號，就像包治百病的鴉片煙，時不時的就拿過來歇斯底里地吸上一口，過過乾癮。

其實要追尋一個二戰期間日本軍人的戰後下落，有時候並不需要大張旗鼓第喊口號，更不需要什麼特別神秘的檔案。一份地方政府留下的舊公報，就可能提供非常重要的線索。

最近我查到了鹿兒島縣《阿久根市報》，就是這樣一份材料。根據戰後日本阿久根市公開發行的昭和32年3月5日第111號《阿久根市報》：

在題為《新しい民生委員きまる》（新的民生委員確定）的報道中，公布了新任民生委員52人的名單。

名單中清楚出現了大川島 - 馬見塚 - 馬見塚八蔵這樣的報導。這裡的三個信息層次很清楚：大川島，是地區名；馬見塚，是村名；馬見塚八蔵，是完整的姓名。也就是說，在1957年3月，二戰結束十二年之後，馬見塚八蔵就已經出現在了阿久根市新任民生委員名單中，擔任大川島地區的民生委員。這條記錄的意義，在於它把一個戰爭時期的日本軍人，重新放回了戰後日本地方社會的具體生活之中。

此前能夠查到的資料顯示，馬見塚八蔵為日本鹿兒島縣人，曾任日本陸軍軍官，屬於皇道派，相信昭和維新。後來擔任獨立步兵第72大隊大隊長，軍銜少佐。1995年有關的中國資料又把他與所謂的107人斬聯繫在一起。但107人斬究竟是怎樣產生的數字，來自什麼原始材料，哪些屬於當時的戰時宣傳，哪些又屬於能夠由部隊檔案、報紙或其他一手資料相互印證，這些問題都還值得進一步的繼續查證。

• 馬見塚八藏為日本鹿兒島縣人，生卒年月不詳。1937年南京大屠殺時為日軍大尉，擔任第6師團步兵第23聯隊第11中隊長。1938年初調走，後任職務不詳。1944年1月15日就任獨立混成第1旅團獨立步兵第72大隊大隊長，時任日軍少佐。1945年9月於河北定縣投降，隨後就地警備等待國軍接收。1946年1月向第16軍繳械，前往天津收容所，1946年5月回到日本鹿兒島。

因此，與其急於給這個數字下結論，不如先把這個人的戰前、戰中和戰後經歷一段段接起來。而1957年的《阿久根市報》，就提供了一個非常具體的時間坐標：戰爭結束十二年以後，馬見塚八蔵還活着，而且已經回到了鹿兒島縣阿久根市，成為大川島地區的民生委員。《阿久根市報》這篇報道的標題也很有意思：新しい民生委員きまる（新任民生委員名單確定)。副標題則是：いっそう貧しい人の相談相手（成為貧困者的諮詢對象）。

一個曾經穿着日本陸軍軍服雙手沾滿國人鮮血的人，十二年後已經成為阿久根市大川島地區的民生委員。這樣一條地方記錄，比簡單知道他戰後回國更具體，也讓我們看到，一個戰爭人物如何重新進入戰後日本的地方社會。而這也給繼續追查提供了一個明確入口。以大川島—馬見塚—馬見塚八蔵這個組合為線索，繼續查找阿久根市的地方史料、民生委員名簿、復員資料以及鹿兒島縣保存的舊軍人資料，就有可能把他的戰後經歷進一步連接起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戰後有關復員軍人、引揚者以及軍人恩給的行政資料，或許還能夠提供他的軍歷和復員時間等信息；而地方戶籍及相關史料，則可能進一步確認他的出生、死亡和家庭情況。這樣追尋一個戰爭人物，意義也許比單純尋找一個百人斬的數字意義更大。因為戰爭史中的人物，不能永遠只是宣傳材料中的一個名字。他有出生地，有家庭，有軍籍，有部隊，有戰場，也有戰後的生活。而1957年的這一份報紙，至少讓我們看到了其中一小段：大川島 - 馬見塚 - 馬見塚八蔵。

從這樣一條不起眼的地方記錄出發，或許比重複一個早已流傳的戰爭數字，更接近我們真正想要知道的歷史和想要去伸張的正義。至於為什麼這樣一條已經留下了姓名、地區和職務的線索，幾十年來不但兩岸的朝廷和新聞媒體都視若罔聞，沒有鄭重其事大張旗鼓地去追責，卻也很少有國人繼續深究下去，非常值得我們自己去想一想。

於是，想起了六十五年前的那一天。1960年，以色列特工人員在阿根廷抓獲德國前納粹官員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 - 1962）。

一個曾經參與納粹大屠殺機器的人，在戰爭結束十五年以後，依然能夠隱姓埋名地生活在遙遠的阿根廷；而以色列特工最終找到了他，並將他帶回以色列接受審判。

這裡沒有漂亮的口號，是非常相似的故事，但是非常不一樣的結果。

我們的祖先，曾經信誓旦旦地標榜為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但是多年以後的我們，究竟是在認真追究日本軍國主義留下的歷史，還是只是偶爾把反日兩個字喊出來，應付一下差事，自欺欺人而已呢？

依我看，這也是馬馬虎虎的嘴上功夫，罪惡的平庸之一。

是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