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標示應是公共性,猶其應彰顯其在公共領域的自由身影，並在公共政治、經濟和社會語言方面創出自己的有效空間，並保持自己的獨立思想，捍衛自己的人格價值時，知識人方才可稱為知識分子。

不僅北京知識界為房子而奮鬥從而退出公共領域,那些無此憂慮地方的知識分子,也基本喪失了其在公共方向上的自覺性,而轉入各種商業利益，在價值取向上不再由真理凝聚和發動。

這是社會的政治生態與文明價值相悖的結構發生了重大實際影響,而中國知識分子對此做出的是生存性反應和互動,其中有無奈的也有主動式的,但都在實踐中加劇了所謂資本話語的強勢,並促使它變出了攻擊性,使它輕易攻占無人堅守的公共話語陣地，從而使它得以大面積的將自己的利益觀念在社會中設置成主流價值，繼而操控並有效降低了全民的道德標準。

面對陣地喪失知識界不僅不能組織起反擊，反而為一些知識分子為退出公共領域時掀掉了道德約束，知識界自己為自己進行道德寬恕,還只是改革中期之事，到現，在中國大陸知識界許多人或成為權力附庸，或乾脆淪為資本奴隸。

公共領域先失聲，繼而公共精神荒蕪失地，社會人民面對選擇時，發現無人再堅持公平正義或良知道義時，社會便無可選擇地倒向了真理被肆意扭曲，謊言標準去四處通行的現狀，此危機之產生雖有制度體制架構制約，主要一個原因還在於知識界喪失了基本氣節和勇氣，使得自己這一道文明社會中的防火牆基本失效。

所以，探討中國大陸知識界如何輕易就丟掉了自己的公共屬性，如何自我異化，就是一個彼有學術價值的研究項目。

我認為,中國大陸知識界中的道德架構已經拆零，很快,知識分子將不存在,只存在學人,文化人,科學家（文理工）而已。知識分子不存在,公民社會也不會產生,只會有中產人,公共領域中將只有體制之聲或寡頭之聲,資本之聲和民粹之聲。此舉，不僅使民族智力無法提升，更讓國民氣質缺陷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