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最早研究日本的國家，甚至曾比日本還了解日本。《漢書》、《後漢書》與《三國志》中均有日本記述，至今是世界研究日本的珍籍。雖然如此，但慢慢地，中國的研究能力落後了。

19世紀後半葉日本的崛起是東亞的大事，但清廷卻無察覺。甲午之役前30年，日本頻繁派人考察中國，既與高官交遊，又深入市井。我們在日本面前，已然是裸體的巨人，而清廷對身邊這個國家，卻知之甚少，甚至無知。那時中國內亂頻頻，無暇矚目周邊動靜。自此，歷史上夷狄乘虛而入的歷史重演。

日本社會學家中根千枝說，即使在兩國未恢復關係前，日本投在中國研究的費用，也比在美國研究上的多。日本至今有世界最大的中國研究國的桂冠，中國問題研究者超萬名，另還有數百萬中文學習者。他們不僅研究歷史文化，也調查研究當代中國產業。明治時代的一位日本漢學家自稱十分鄙視中國，卻跑了大半個中國，那種入木三分的觀察讓我們今天的中國人都感到驚心動魄。

日本學者間有默契，分擔中國研究的各方面。反觀中國日本問題研究學者，不知有什麼樣的默契？日本公司機構人員每訪問中國，回去都撰寫詳盡的報告，而中國訪日人員是否有此研究能力與熱情呢？

中國的日本知識，在“中國文化是日本文化之母”、“日本文化屬中國文化末流”這個判斷下止步，放棄對日本的現實思考，不對日本民族特質深入考察，也忽視其中國觀的流變。這種思考的怠惰值得反思。因為，文化是一種生長的東西，是生存方式與思維方式。中土文化傳至日本，經異國風雨孵化早有嬗變而我們必須省察。

我們曾看輕日本，以為“蕞爾小國”無須認真研究。即使有些研究，也僅是皮毛，結果非常嚴重，近代中國外交失敗、軍事失敗乃至文化失敗就是證明。每念及此，不禁怵惕。今年，中日貿易將近2000億美元，但我們卻缺乏對日本產業與技術能力有精湛研究的學者。我們缺少日本經濟、政治問題專家，這很大程度在於中國學者經費不足，無法獲取日本資料，無法考察日本。一些中國日本研究者，為籌措研究經費，竟受日委託，搞中國研究。這是本末倒置。

日本研究者流失更是損失。旅日學人迫於生計，多治國學，這也加劇了危機。在日本講中國學，在中國則講日本學的人，很難把研究做精。如說中日友好是中國國策的話，那麼中國怎樣才能真正貫徹這項國策？我們500萬日語學習者，是要成為日本研究的龐大後備軍，或僅是跨國公司的廉價勞動力？

在今天，中日關係已經發展如此密切，日本研究已不是少數學者之事。我們必須改變中國的日本研究，要把日本研究從少數學者手中解放出來，交給所有對日本關心的中國研究者。我們的歐美研究已經向這方面努力了，大量歐美學術著作翻譯到中國。而對日本的名著卻很少有系統的譯介。現在，該是我們做出努力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