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國有全面入侵中國的心理準備和物質準備？

上世紀末，特別是步入新世紀後，隨着國際戰略形勢等的發展變化，我國安全所面臨的威脅與挑戰亦發生了很大變化。鑒此，實現國家安全戰略指導重心由着重維護國家生存利益向着重維護國家發展利益的轉變，是我們必須認真審視和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在我們國家的戰略籌謀中已不是什麼新問題；在現實的選擇和實踐中，至少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已在實行這個轉變。只是現在還沒有系統地進行理論概括，沒有明確提出要進行這個轉變罷了。
　　維護生存利益曾是重中之重

　　自近代以來，中國積貧積弱，迭遭列強瓜分，以致生靈塗炭，國破家亡，國不成國。及至上個世紀上半葉，日本軍國主義野蠻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幾乎完全覆亡於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之下。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始終面臨着生死存亡的威脅。這是人所共知的，也是比較清楚的。即使新中國成立後，在相當長時間內，中國的存亡問題也並沒有完全解決。先是上世紀50至60年代，以美國為首的軍事同盟集團，在中國東部構築新月形包圍圈，對中國實行重重包圍、封鎖和禁運。美軍還把戰火燃燒到鴨綠江邊，台灣當局在美國豢養下，也圖謀“反攻大陸”。中國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面臨被顛覆、新生的共和國面臨全面武裝入侵的現實危險。

　　上世紀70至80年代，東部威脅尚未解除，前蘇聯霸權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又在我東北、西北、華北等“三北”地區幾千公里的邊境線上陳兵百萬，試圖依仗其軍事優勢，對我發動高速度、大縱深、寬正面的閃電攻勢，一舉滅亡中國。而且無論是前一個時期，還是後一個時期，無論是當時的美國還是蘇聯當局，都曾多次密謀對中國實施核打擊。所以自建國以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新中國始終面臨外部勢力全面武裝入侵的嚴重威脅，存亡問題始終是中國國家安全的核心問題。在這種嚴峻形勢下，中國國家安全戰略指導的重心不能不長期放在維護國家的生存利益上。這是完全正確，也是非常必要的。

　　把重心轉到發展利益上

　　星轉斗移，時勢變遷。冷戰結束以來，至少說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面臨的安全環境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其中最明顯，也是最重大的，就是中國長期面臨的全面戰爭威脅明顯下降，由外部勢力武裝入侵而導致的存亡之憂已不再是迫在眉睫的問題。一方面，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結構解體，雅爾塔體制崩潰，國際戰略格局發生巨大的轉折性變化，中國長期面臨的危及國家生存的戰略壓力大大緩解。另一方面，中國經過幾十年的建設，包括國防實力在內的綜合國力有了長足進步，特別是中國建立了包括有效的戰略核防衛能力在內的獨立完整的國防體系。國際戰略力量對比亦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的分量越來越重，中國已有足夠的能力懾止和粉碎任何全面入侵中國的企圖。任何外部敵對勢力在入侵中國之前都得三思而行。可以說，入侵中國而不受懲罰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當今世界即使某些國家擁有對中國實行毀滅性打擊的能力，似乎也還沒有看到，那個國家與中國的矛盾已經尖銳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以致定下了要用武力摧毀中國的戰略決心；還沒有看到哪個國家做好了全面入侵中國的心理準備和物質準備。

　　可以說，至遲進入21世紀以來，由於外敵全面入侵而產生的生存危機已不是中國國家安全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只要我們工作做得好，針對中國的全面戰爭是有可能避免的。至少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尚不會發生。但另一方面，隨着國家生存危機的下降，國家發展利益受到的制約與威脅則相對上升。正如人們看到的，一些外部敵對勢力總是不情願看到中國的穩定、繁榮和壯大，不甘心在中國的特權地位的喪失。他們在無力剝奪中國的生存權的情況下，開始把對華政策的重心放到削弱乃至剝奪中國的發展權上。例如，儘可能壓縮中國的戰略空間，減少中國戰略選擇與迴旋的餘地；儘可能減少中國從世界市場上獲取國家發展所必需的戰略資源的份額；或明或暗地支持縱容“台獨”、“藏獨”、“東土獨”等分裂勢力，儘可能增加中國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成本；利用經濟技術優勢，操縱與擾亂中國正常的經濟、金融秩序，遲滯中國的發展步伐；千方百計阻塞中國從外部世界合法地獲取現代軍事技術的渠道，剝奪中國國防現代化的正當需求；非法擠占中國的海洋國土，掠奪中國的海洋資源，侵蝕中國的海洋權益，削弱中國發展的物質基礎；控制中國對外聯繫的交通樞紐與咽喉航道，扼制中國發展所需的生命線；對中國實行政治滲透與文化滲透，扶植各種反政府、反社會的政治勢力，破壞中國的社會穩定，等等。所有這些，雖然不像全面戰爭那樣立即帶來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但它也直接影響中國的安全質量，直接關繫到中國發展的態勢與前景，直接關係中國的盛衰榮辱。

　　應當說，發展問題實際上也包括了生存問題，兩者並無涇渭分明的分界限。說到底，沒有發展也就沒有生存。國家長期得不到發展，國力日益萎縮，最後也必然走向衰亡。與血腥的屠殺相比，這是一種軟性殺戮，或說是慢性謀殺。這種安全威脅具有更大的隱蔽性、欺騙性與危害性。而且，處理起來，難度更大，更為棘手。因為在生死存亡的威脅面前，比較容易動員與凝聚軍心民心，可以放手一搏，不怕打爛罈罈罐罐。此次戰役損失可以通過另一次戰役勝利彌補，可以以廣闊的空間換取時間。而發展利益所面臨的威脅則不同，它往往不是那樣黑白分明，邊界不是那樣清晰易見，不是人人都能即時直接地感受到它的嚴重性，各種利益縱橫交錯，各種矛盾相互糾纏，處理起來比較棘手，投鼠忌器的地方比較多。弄不好會顧此失彼，戰略風險相對較大。

　　安全環境的改變，必然要求國家安全戰略指導的重心適時相應地作出調整，也就是從過往的維護生存利益為主向維護發展利益為重轉變，這不僅是戰略指導者注意力和關注點的轉變，也是戰略指導藝術，戰略指導規律的轉變。後者與前者相比，戰略指導的難度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任務更艱巨、更複雜了，兩者的指導規律也是不完全相同的。例如，在以發展利益為重心的情況下，為保持戰略全局的穩定和國家建設大局不受重大衝擊，在軍事力量的使用上更優先強調的是軍事力量的威懾性使用，而不是實戰性使用；比以往更加強調預防戰爭和制止戰爭，儘可能消弭戰端，制止戰火於未燃；更加強調一旦戰爭不可避免，努力控制戰局的發展，避免不必要的戰爭縱向與橫向的升級與擴大；更加強調以小的代價實現戰爭目的，儘可能以有利方式結束戰爭，恢復和平，實行戰後重建；更加強調重視軍事外交的作用，重視以對話代替對抗，重視以相互安全與共同安全代替單方面安全等等。

　　需要把握的三個問題

　　新世紀新階段，要有效地維護國家發展利益，需要我們從國家利益的新現實出發，從當前國際戰略格局的新現實入手，精心籌劃，精心指導。為此，以下三個問題是特別值得重視的。

　　維護國家的發展利益，首先要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這是前提。物腐而後蟲生。發展的威脅雖然表現於外，但應對這種威脅的關節點則在於自身免疫力的強弱。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在發展安全問題上的重點在內不在外。只要我們自己不垮，誰也搞不垮我們。蘇聯、東歐一些政權的垮塌，首先和主要是他們自己把自己搞垮的。只要我們能妥善處理國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矛盾，始終保持政治清明、經濟健康、社會和諧、民族團結的局面，我們就不怕任何外部勢力的干擾和牽制。即使出現某種非常事態，我們也完全可以處置裕如。

　　維護國家發展利益需要國家具有更為堅強的實力，包括國家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歷史已經並將繼續證明，要預防戰爭、制止戰爭、保證國家發展環境不被破壞，沒有確保打贏戰爭的實力是做不到的。制止戰爭、預防戰爭不是一句空話，不是主觀願望，而是以堅強的實力為後盾的，它比打贏戰爭要求更高。在當今世界，強權政治不但遠未退出歷史舞台，而且還有新的發展。我們不能過於天真浪漫。只能以實力求和平，以備戰求避戰，以鬥爭求團結。在經濟條件許可的前提下，進一步建設相應的現代化國防力量，不僅是合理的、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緩的。越是想和平，越要加強國防建設。只有具備足夠的實力，才能有效排除各種非和平因素的干擾，中國的和平發展才有實現的可能。

　　要高度重視強化中華民族的主體意識、核心價值觀和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以往，在生存利益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比較容易喚起民族憂患意識，容易強化民族的凝聚力，大家同仇敵愾，共赴國難，“把我們的血肉築起新的長城”，民心可倚，民氣可用。而當生存危機緩解後，在新的環境下，人們則容易解除思想武裝。特別是近年來，在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下，隨着西方文化東侵，金錢掛帥，物慾橫流，容易導致人們心靈的迷失和核心價值觀的蛻變。中華民族有許多優秀文化傳統和代表人類先進文明的價值觀，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愛國情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氣節；仁者愛人、天下為公的博大胸懷；天人和諧，物我和諧，人與人和諧的社會哲學；重防禦、愛和平、求統一的政治理念，等等。這些都是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是中華民族得以屹立於世的精神脊梁。在新的形勢下，在新的環境中，我們不能在醉生夢死的頹廢文化、唯利是圖的金元文化、個人至上的利己主義文化、爾虞我詐的奸商文化中迷失自我，要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滌盪一切腐朽沒落文化的污泥濁水，牢固確立中華民族的主體意識和核心價值觀，充分展示東方優秀文明的無限生命力和時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