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一步評述毛澤東，就不能不觸及現在流行的一種觀點，那就是毛澤東乃至前蘇聯東歐都過於重軍工而輕民生，重武裝力量建設而輕自身制度革新，專制集權，以致東歐蘇聯的的黯然失敗，客觀上證明了毛澤東的治國實踐完全錯誤的，需要大力否定之批判之。

比方，極為典型的就是此前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先生在鳳凰衛視發表的一段論述。

在袁先生看來，中國目前不應過於關注軍事力量的發展，而應當注重內政建設，制度革新，創造一個開明和諧的內在社會制度。只要有了一個先進開明的社會制度，在當代國際化大潮拍打下，人人渴望和平，中國自然就安全了，崛起也有保障了。

應當講，袁教授同海外一些關注中國民主化的人士“英雄所見略同”。

那麼，中國積極建設軍事力量，保持強大武力，是不是象袁偉時先生認為的那樣，是用一種落後的世界觀的體現呢。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進一步評論前，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唐帝國安史之亂這個歷史轉折。歷經魏晉南北朝大分裂大融合，中華文明在唐經太宗高宗武后，到玄宗達到頂峰。唐成為各國“各族人民最嚮往的地方”。開元盛世的長安，來自西亞波斯的胡姬們載歌載舞，各國留學生則以學成任職唐帝國為榮。同李白交情深厚的阿貝仲麻呂同今天紮根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精英何其相似。太宗時，有番邦欲併入中華而不準的紀錄。然而，文化的優勢和萬民歸附並沒有保證唐帝國的長治久安。任用胡將領藩，輕視國防，最終引來安史之亂。儘管參與平叛的主要將領不少還是胡人，包括哥書翰，僕固懷恩和李光弼，但中原漢族和少數民族的融合進程被打亂，民族叛亂割據相互攻伐和嚴厲鎮壓此起彼伏。安史之亂不僅是唐帝國從頂峰跌落的轉折，也是中華民族主體轉入長達十二個世紀戰略守勢的轉折。安史之亂為中原王朝日後長期喪失燕雲十六州打下伏筆。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唐帝國後衰敗的中國還沒有象今天中國這樣列強環伺。此後入侵中國的主要少數民族多被漢化，體現出儘管漢民族軍事上弱勢，但是文化上保持強勢。五代十國時期，中原王朝控制的地區，北不過燕山，南不過江淮，西不達巴蜀。中國四分五裂得恐怕要讓曾竊據台灣的日諜岩里正男夢裡都笑出聲來。所幸沒有外國勢力大舉滲透而讓中國永久裂變成十多個國家。若十世紀有一個占據北極虎視眈眈的沙俄帝國，如果當時入侵中原的少數民族都熱衷於看韓劇，聽Ipod, 跟着卡拉Okay唱搖滾樂，大力考托考GRE，那今天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恐怕永遠不存在了。

僅靠文化和內部制度的先進真的能象袁偉時教授希望的那樣保障長治久安嗎？

袁教授們最熱心展現的實力就是美國，君不見美國雖沒有俄羅斯帝國幅員遼闊，靠着制度先進，成為全球霸主。君不見美國的文化制度優勢遠遠勝過雄兵百萬。每念及此，袁教授們就不免疾呼，勢易時移，過去的那種陳舊的世界觀應當讓位了。

談美國就不能談美國的歷史。談美國何以成為今天的美國。在美國光芒四射的民主自由理想下，美國人究竟做過那些現實的地緣政治選擇。

美國立國以後，僅僅占據新英格蘭為中心的十三州。疆域總規模大至相當於今天的伊朗。但是今天美國三大經濟中心，兩大曾屬墨西哥：德州和加州。美國通過同墨西哥的長年戰爭，奪取了包括德州，新墨西哥，亞利桑那，加州，內華達在內300萬平方公里土地。借法國大革命，買下了整個中西部。又從俄國手裡買下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推動西進浪潮占領北美西部最為富庶的；落基山以西太平洋沿岸各州。至此，美國在北美大陸已經沒有任何軍事威脅。美國攻打墨西哥恐怕不是袁教授講的先進制度對於落後制度的吞併。更確切的說，它是一種地緣政治貪婪現實的選擇。美國人自己也承認，這是一場赤裸裸的征服和入侵。是為了美國的資源和安全。這同中國大唐帝國鼎盛時期信任外族軍事將領為自己戍邊，最終導致幾乎帝國崩潰，是怎樣一種對比。

但是這樣一種通過入侵取得的安全環境卻使得美國可以用一種開放寬鬆的環境對待內政。 如果美國如同法國俄國等大陸國家一樣，時刻要提防來自陸地的敵人武裝干涉，時刻小心邊疆民族的反叛，時刻要擔心鄰國對自己無孔不入的滲透。美國人如果天天枕戈待旦，處處提防敵人在意識形態的顛覆破壞，是否會用如此寬容的心態去改造托拉斯，接納民權運動，廣泛允許包括伊斯蘭佛教在內的宗教自由，保障少數派的人權，時刻允許左中右對任何重大國策都來個大討論呢？

談到美國就不能不談中央集權，談美國的中央集權，就要談內戰。作為一個聯邦國家，美國的強大不僅取決於民主，而且取決於有力的中央集權。在中國，上海中院的經濟宣判到了陝西可以拒不執行。這在美國是不可想象的。建立統一大市場，首要的是法治政令的統一。有了這樣的統一，美國企業，才能夠從任何一個州成長成為縱橫世界的巨無霸。總部在紐約的花旗銀行需要擔心德州的農莊主欠款不還嗎？任何一個聯邦國家，強大的中央集權必須以強大的足以粉碎任何分裂勢力，抵禦外來干涉的聯邦軍事力量為後盾。司法警察就是以軍隊為代表的國家機器的延續。

美國在建立高度中央集權的道路上南北方曾經經過四年慘烈的內戰。從備戰到戰時，南方的棉花銷售，軍備採購都曾經得到英國大力的幫助。有人因此稱美國內戰為第三次獨立戰爭 （有別於獨立戰爭和1812 戰爭），沒有擊敗英國支持的訓練有素的南方軍的軍工實力，美國今天恐怕就是一個四分五裂類北方拉美，或者類似阿根廷的國家。

中國沒有美國那樣得天獨厚的條件，中國的陸地鄰邦，甚至包括歷史上的緬甸（南詔的一部）幾乎都有染指中國領土的歷史。中國也不可能同美國那樣，通過戰爭，低價購買，大規模吞併鄰邦國土來徹底削弱它們。中國只能夠在建立卓有成效的戰略威懾的條件下，保持長期的平衡。安全的價值，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無論如何評價都不會過分。

有一點居士是贊同袁教授的。那就是全球化的今天，中國的崛起必須靠和平條件下的不斷的技術創新，文化創新和制度創新。但是創新的保障是自主與和平。和平自主來自為和平不惜一戰的戰爭意志與足以吞沒對手的戰爭實力。一個強大，統一，足以毀滅所有來犯之敵的武裝力量和現代軍工體制，恰恰是毛澤東留給中國的最為珍貴的遺產。如果中國能夠藉助當今世界的大潮，扭轉中華民族自安史之亂開始的長達1300 年的戰略守勢，走向崛起，我們就必須客觀評價曾帶領這個民族為此艱難奠基的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