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之初，現在的長春市叫寬城子，是一個破爛不堪的城鎮。寬城子北邊三十餘華里，有一個小集鎮，現在和過去都叫和龍鎮。鎮子西邊有一戶大約在十九世紀之初從山東逃荒來的人家，姓馮，人稱“山東馮家”。因年代久遠，又勤於持家，馮家家運亨通，遠近聞名。山東逃荒到這裡的老鄉都知道和龍鎮有一家廣行善事的“山東馮家”，陸續來投奔落腳，每逢年節總有數十口老鄉在馮家吃飯閒居，節後再各自謀生。 這個家族有弟兄四個，生了十幾個兒女。弟兄中的老大就是我的祖父。祖父是中醫，醫術高明，名聞遐邇。他尤其擅長針灸療法，就醫者絡繹不絕。祖父還開了一家私人診所，名號叫“至善堂”，我看見過名章。診所有三、四間房，十數排中藥櫃，一排排的抽屜塗着米黃色的亮漆，藥名是黑色楷字，藥品充足，設施齊備。 在我記憶里，祖父是一位和善的老人，一米八以上的身材，蓄着很長的白鬍鬚。他很有文化修養，藏書甚多，有木版刻印的《梅花易數》、《算法九章》、《唐詩合解》、小楷書寫的應試賦體文集、四書五經和大量的醫學專業書籍，如《金匱要略》、《黃帝內經》、精刻插圖的《本草綱目》等，此外還有新舊約全書。他信奉基督教，每次請外籍神父來家做彌撒，附近教友都來集會、祈禱。我四、五歲的時候，見到過來我家做彌撒的英國神父，他們言行彬彬有禮，並非像後來宣傳的那樣，是“帝國主義特務”。祖父的那些書我也翻着玩，還常到他的藥房偷吃桂圓肉。母親病了我去找爺爺要藥。這些陳年往事我都恍惚記得。 祖父個人的身份、職業，若在正常的社會裡大概就算是自由職業者。 祖父六個子女，四男二女，我父親是長子，名天祿，字國藩。按照大家庭的規矩，長子在家守業，其他弟妹們可到社會謀職。我的三位叔叔都在社會供職：二叔在吉林市當校長，約一九四0年去世 ；三叔能操流利英語同英國人對話，據說在哈爾濱郵政局當局長，“九一八事變”後撤到杭州；四叔去了蘇聯，不知所終。 大家族必定要解體。大約在二十年代中期，這個家族因衰敗而分家了。祖父這一支由長春市和龍鎮遷到松花江北肇源縣二站鎮。肇源縣地處黑龍江省西南端，西接內蒙，南鄰吉林，以松花江為界。二站鎮在縣城東三十里處。 名為家族的一支，其實就只有祖父和父親了。父親的三個弟弟在外供職，妹妹嫁出。那個時候，家裡人有我出生以前就去世了的哥哥、侄女和尚未出嫁的姐姐等。 遷到江北不久，我異母生的大哥病故，嫂子改嫁。父親五十多了，老年喪子，也是人生的不幸。心情和身體都令他無力耕作，只好把土地出租給有耕作能力的農戶，我家則以租糧維持僅夠溫飽的生活。那些租地種的農戶則有馬有車，一九四七年“土改”時都劃成“上中農”或“富農”，我家當然成了典型的“地主”。 一九三二年農曆十一月十八日午夜我來到世界上。 兒時，有父母的呵護，姐姐的照應，可謂無憂無慮。家庭啟蒙教育中，有時父親教珠算、“飛歸”（珠算中一種簡要的算法），有時爺爺教《千家詩》，也念念《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幼學瓊林》之類。父親也教我用古聲調吟詩，如兒讀泥音，斜讀霞音等。 我八歲時由一所臨街的住房搬入街北一個院落。這裡剛好是鎮公所後邊，它占地約兩千五百平方米，分前後院。三間住房在中間，還有一間東廂房用來儲物。前後院都可種蔬菜，如黃瓜、西紅柿、土豆等。鄉間的小鎮，靜謐溫馨，民風淳樸，生活像小溪的一灣清水，靜靜地流着，流着，甚至沒有一絲漣漪。 在這既是窮鄉僻壤又恬靜平和、充滿田園優雅氣氛的小鎮裡，我度過了童年和少年。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我讀小學時，正是祖國焦土抗戰年代。然而就局部而言，在我國的東北地區腹地，卻是一個和平環境。少年時期的我，不曾聞到硝煙，不曾聽到槍聲，不曾看到鐵和血。我悠然自得地接受着偉大的儒家傳統教育，同時也接受着奴化的小學教育。前者根深蒂固，使我嫉惡如仇，剛正率直，重義輕利；後者隨時間推移，知識增長，得到清除。 生活平靜得像一湖清水，我們學生天天讀書而已。 時間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祖國光復了。這時我剛讀初中（即四年制的國民高等學校）一年級。我不知道這一變化的歷史意義，只是看到學校把滿洲國國旗和日本國旗降下來，隨即宣布停課。我們住校學生難得輕鬆幾天。大家聽說這叫“八一五光復”，覺得這個詞挺新鮮，後來理解是抗戰勝利光榮收復失地的意思。 學校在當時形勢下，短時間沒有希望開課，學生們只好各自回家了。 翌年，春夏之交，鎮上突然來了帶槍的部隊，他們一批一批地走過。聽他們相互談話的口音，有的是山東味兒，有的是山西味兒，有的聽不太懂。 “這是由山東、山西、江蘇開過來的八路軍”，鎮上一位年長的人說。 “不，不，老鄉！是東北民主聯軍，我們不是八路軍”，走在隊伍旁邊的中年人向旁觀的人們解釋說。他操山西口音，挎着一隻短槍，顯然是一位軍官。 “你們看，這是一位長官……奇怪，明明是山西的八路軍嗎，怎麼改名了？”那位長者自言自語地念叨着。 縣裡發了布告，宣告“人民政府”成立。組織教師去培訓，學校也開課了。那時，社會上的知識青年都被吸收參加了工作。社會治安狀況亦見好轉。 我住家的二站鎮乃是區政府所在地，開始時叫“區公所”。一九四九年以前，G黨處於秘密狀態，不知道哪個人是G黨員。對老百姓公開的縣政府、區公所，實際就是縣黨委、區工委行使政府職能。 在中華大地上，政權歷來是由槍桿子造出來的，這一次又得到典型的證實：武裝部隊設置到區一級，即縣設民主聯軍的地方武裝大隊，區設中隊。當時我看到的區中隊也就是一個班，因為地處東蒙邊緣，所以全是騎兵。據說這支隊伍的前身是縣裡原維持會時期組織的騎馬隊，隊長是蒙古人，姓沙音，那支隊伍就叫“沙音騎馬隊”。G黨組織政府以後，把它改編了，組成縣大隊。地方政權和治安就依靠這支武裝來維持。畢竟是有了政府，老百姓的安全感增加了。 學校開學後我繼續讀書。這時我開始知道一些日本的侵華史，如何侵占大連，如何侵占東北三省，日俄戰爭為什麼到中國來打，祖國的歷史、地理、版圖等等，都知道一些了，也學了英語字母。 中 共的政府要組織財政收入，要進行全轄區稅務大調查。我們中學生就參加這些社會工作。名為讀書，實際上有一半的時間參加名目繁多的各種“社會運動”，諸如：三查、訴苦、二五減租、土地改革、發土地證、擴兵宣傳、支前等。 其中，以“土地改革”運動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打死人最多。 我國的東北地區人均耕地面積是較多的（我的家鄉人均達到九畝三分，再往北邊更多），所以，從二十世紀初開始，關內山東、河北、河南逃荒的人們都流落到東北，以山東人為最。由於有地廣人稀的客觀條件，加之氣候酷寒，農業只能粗放耕作，一年一熟，有的農家收割小麥後再種一季蕎麥。 人少地多，自然形成藉助畜力耕作。這樣的生產力水平，又必然出現自耕農。這種農民家庭耕種的土地很多，一般情況是每家有三五匹馬，兩三個勞動力，車、犁、石輥、石碾等常用工具一應具有。他們一般能耕種三百到四百畝地，大部分是承租他人的，少量是自己的。當時，在農村這些農戶耕種的土地占大多數，這樣的農戶構成了我國東北地區農業經濟的主體，是基本的農業生產力，糧食主要由這些農戶提供。 一九四七年北滿地區平分土地時，G黨給這樣的農家定階級成分叫富農、“上”中農或“下”中農（是上是下依其貧窮的程度來區分）。這樣三類農家似乎應該說是中國式的“家庭農場”——如果發展下去的話。可惜，十一年以後（一九五八年），中 共在農村推行了所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報刊上說那時東方地平線上建成了共產主義社會（是不是馬克思說的那個共產主義，不詳）。中國農民們就這樣紛紛過上了共產主義生活——但卻是極端貧困化喝“大鍋清水湯”的日子，這場在中華大地上飽含血淚的“滑稽戲”以餓死幾千萬人而告結束。 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學校例行放了寒假。學生則被編成工作組，組成土改工作隊，參加土地調查和“給農村居民定階級成分”的社會工作。我也被編在農村土改工作隊中。 土地改革就經濟內容而言特別簡單，特別原始，僅僅是按人頭平分土地而已，但是做得很細，分為下面七個階段：土地調查；土地評級；評定階級成分；挖財寶；流血鬥爭（後又叫刮骨鬥爭）；分浮財；分土地，發土地證。 第一階段土地調查。分為三個步驟：丈量、畫圖、計算。在東北地區，土地的計量比較特殊：松花江北每畝二百八十八平方弓，江南則是二百四十平方弓，江北比江南高出來百分之二十。一平方弓為二十五平方尺，一平方米為九平方尺。松花江南一畝土地是六千平方尺，剛好等於六百六十六平方米即公制一畝，十五畝即一萬平方米為一頃。江北每畝為八百平方米（七千二百平方尺），叫大畝。丈量土地的工具“弓”，樣子像是大圓規，約一米五高，分開兩個腿，兩腿間的距離為五市尺，人握住上端用弓的一腿觸地，另一腿往前翻倒丈量下去，人邊走邊丈量很方便。我就是用它丈量土地並畫出土地圖。我們一個村一個村地做，工作量很大。 我所在的工作隊，剛好負責我家土地所在的鄉。鄉政府設在寇家屯，管轄就近的四個屯子，其中一個叫雙廟子屯，因村頭有兩座廟而名之，我家的五十多垧田地就在這個屯——就是說，我要丈量並平分自家的土地給農民。 第二階段土地評級。我們用丈量土地的弓逐個地塊丈量，記下長寬和方位，畫出地塊圖，計算出每個地塊的畝數。然後，再由貧農團的人按土壤狀況對每個地塊評價，評出地塊的等級，並依土壤自然條件好壞，把土地共分為四個等級。 在這些工作中，我做得很出色，農會的人對我的勞作極其滿意，所以幾個月後當暴行來臨之際，我不僅沒有被打死，而且沒有受皮肉之苦。 甚至到八年之後，我叛變了地主家庭的“革命”行為還救了我，使我躲過成為反革命分子的災難。那是一九五五年，由於硬造出來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從而在全國掀起抓反革命分子的運動，只有二十二歲的我，成為倒霉的“肅反對象”。我家鄉的鄉政府給調查我“反革命事實”的人出了證明，肯定我在“土改運動”中積極工作，有過貢獻。旅大市沙河口黨委只好將此寫在對我的《肅反結論書》中，成為證明我“不是反革命分子”的“正面因素”。 言歸正傳。第三階段的工作是劃定農戶的階級成分。由貧農團逐家評定階級成分，我做筆錄。這一次我再努力工作也無濟於事了。我家依靠地租生活，是最典型的“剝削者”，只能定為地主成分。 記得那時劃分的階級成分有六種：地主（經營地主，破落地主）；富農；上中農；下中農；貧農；僱農，共六個“階級”。其中，經營地主是指有農具畜力，自家也有一、二人下地干農活，但主要是靠僱工耕種土地的農戶。無土地、無農具、甚至無住處，依靠打零工或常年固定給人打工的農戶，則是僱農（東北地區俗稱“扛長活”）。 我家本來在鎮上居住，因為是地主成分，早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就“淨身出戶”，“掃地出門”，被趕到雙廟子屯，全家住在一個小土棚子裡。在此一年前，六十三歲的父親摔壞了腿，成了依靠拐杖走路的殘疾人。他是拄着拐杖被淨身出戶的。 “淨身出戶”是指被趕出住房的居民，只允許穿着當季的衣服離開自己的家。這個家就再也不是他的家了，直到永遠。這在當時是普遍採用的方式，比十九年後“文革”中的抄家還要徹底。 此時，我在校讀書並參加“土改”工作隊。 第四階段開始了。運動中流行的口號是：“挖財寶，分土地”，“放手發動群眾”，“土地還家”，“農民翻身得解放”.…… 土地當然無法隱藏，財寶是可以隱藏的。不少地主家庭把金銀首飾都藏匿起來。既然藏匿就得“挖”，於是開始了第四階段的行動——挖財寶。怎麼挖法？“先挖人”——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毒打地主本人和他們的子女，毒打子女時還要讓地主親眼目睹。其次是“挖地”，當然要掘地五尺。這次毒打也有創造：先把地主們吊在屋梁上，其高度是腳趾剛好觸地，就像在跳芭蕾舞，人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倒下，晃來晃去。對他們的子女則是扒光了衣服把兩臂綁在扁擔上，用皮鞭猛烈抽打。一片嚎叫聲、呻吟聲撕人心肺！此法果然有效，收穫甚豐，絕大部分地主把財富的隱匿地點都招供出來。 我當然不能例外。在一個夜黑風高的時刻，我也和別的地主子弟一樣，雙臂被綁在扁擔上。但是，我受到了優待，因為我在土改工作隊中的成績得到公認。於是，把我拽入另一個房間，他們用皮帶往桌子上抽，叫我接着高聲哭叫，以便迫使我父母招供。噼啪噼啪抽打了一會，農會的頭兒說話了： “行啦！別打了。他家在鎮上淨身出戶到這兒的，沒有什麼油水！”那幫打手停下了手中的粗繩頭和皮帶，不做戲了。 “今天晚上就到這，把他們押回去，明天按他們說的地點去拿東西。”頭兒吩咐着。 第二天，民兵們威風凜凜，背着“套筒子”槍，跟着幾個農會積極分子，到各地主家去取東西（套筒子是一種最陳舊型號的步槍，俗名叫“燒火棍”）。通過這次聚斂財產，貧僱農積極分子（其中主要由地痞組成）拿到的有衣服、被褥、首飾、家具……一切雜物應有盡有，集中在農會的幾個房間裡，民兵看守着。當時，把這些日用品和貴重物品叫“浮財”，所以也叫“分浮財”。 我家淨身出戶在先，家中四口人棲身的小棚子，一進屋就是做飯的鍋台，連着鍋台是一個小炕——早就是家徒四壁了。無處隱匿任何物品，民兵自然是不來了。這個小棚子是金鳳鳴家的，金家被定為富農成分。他妻子比我年長十幾歲，我叫金三姐，是一位熱心腸的中年婦女。 民兵和農會在加緊深挖浮財的活動，無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牆…… 五、六天過去以後，就是第五階段：流血鬥爭（後來又叫刮骨鬥爭）。這才是奪人心魄血腥殘忍的暴行，報刊上宣傳說這就是“階級鬥爭”。 我的已成殘疾人的父親成了首選對象。 傍晚，天氣陰下來。北風悽厲地刮着，曠野，天地，一片漆黑。 那一天晚上像往常一樣，農會積極分子在富農金家開會，他家地方寬敞。已經到深夜了，金家三姐輕輕地敲我家屋門，媽媽起來給她開了門。這時我睡意朦朧，但聽見了她們的對話。她管我媽叫老姨，她說： “老姨，他們定下了！”她沒頭沒腦又慌慌張張很害怕地小聲說。 “定下什麼啦？”看她的奇怪表情，又不明白她的話，我媽媽反問她。 “他們開了半宿會，定了，明天要把寇玉銘和老姨夫打死！”她帶着傷感的語氣依然用很小的聲音說（寇當過原政權的村長）。 “啊？什麼？打死？”媽媽驚異得不知所措，聲音都變了。在這小村的夜靜更深時刻，我仿佛聽到了媽媽的心臟因恐懼而發出的咚咚聲！不，是我的心臟跳動聲。媽媽是佛門弟子，在她有生之年沒有經過血腥的場面。她顯然想象不出來人被活活打死是個什麼樣子！ 這時，父親在響着鼾聲。 “他們怎……麼……說？”媽媽的聲音顫抖着,問金三姐，一邊把她拽進屋裡。 事情過了五十八年，我已是七十四歲的人了，然而，那死寂的黑夜，那小棚子半掩着的草門，媽媽顫抖的聲音，父親的鼾聲，金三姐的傷感語氣相互交織着，這一切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媽媽驚魂未定，我早已睡意全消。金三姐說了下面的話： “那個'土改’工作隊的隊長是縣裡派下來的，姓胡。他召集那幫人開會，他先說，說縣裡的什麼頭，叫'樹吉’（書記）的人說了，這回一定要把貧僱農'鼓搗’（鼓動）起來，每個村得搞到底，把漢奸地主打死兩三個，說要把……叫什麼'几几豆正的火’（階級鬥爭的火）給點着。他說這幾個村子有六個漢奸和地主，得打死兩個。他說這是…….什麼'名’……噢，叫'個名’（革命）。他說，明天打死寇玉銘、馮天祿，一個漢奸，一個地主。趙二混子（作者註：此人僱農成份，有點文化）插話，說了一句'不打死行不行’。那個隊長急啦，說這是'個名’（革命），要把貧僱農'鼓搗’（鼓動）起來，說縣裡'樹吉’（書記）就這麼定的。沒有別的人再敢說什麼了”。 她的聲音裡帶着恐懼——那時通風報信也是大罪名啊！ “快想想辦法吧，老姨，我走了！”她哽咽着，躡手躡腳地走出了我們油燈也不敢點燃的小棚子。外面仍然是一片漆黑、死寂，風在颼颼作響。那邊名義上的貧僱農實則痞子們的殺人會還在開。 金三姐沒有文化，是土生土長的東北人。她自然聽不懂也說不明白那些詞彙，如書記（樹吉）、革命（個名）、鼓動（鼓搗）、階級鬥爭（几几豆正）的火等等，但是要活活打死人她聽懂了！ 剎那間，我腦子變成一片空白，我懵了。媽媽在抽泣。空氣凝固了。這是一個幽暗恐怖的世界！棚子外面的風，似乎在哀嚎着。 “媽，怎麼辦？我到鎮上去找滷水吧，免得硬是打死！”在那種情況下，這是我少年的腦海里唯一能想到的。 父親也醒了。他聽了母親的訴說，足有五分鐘未說話。他已經是六十五歲的人了，但腦力還健康。我無論如何也體驗不到，自己知道幾小時後將要死於野蠻暴行的人，是怎樣的思想感情。作為他的親人，我的精神已經支持不了，我木然的神經不會思考了。 “不會的，天底下哪會有這種事，把沒有罪的人隨便打死？”父親自信地以反問的口氣說。 “金三姐說他們定了。”我空白的腦海里機械地冒出來這一句。 “定了什麼？”父親問我。 “說要把你打死，孩子說給你找滷水去”，母親邊說邊抽泣。 “不用，不會有這種事。人命關天，××黨也得講法律。”父親這次以肯定的口氣自信地說。 我年紀小，除文化知識外不懂什麼。我相信了。我相信“××黨也得講法律”，猶如在茫茫大海中看到彼岸。壓在心底的鉛塊，重量似乎輕一些了。父親對法律熟悉一些，他們老一代人閒聊時，他常提到滿洲國時縣法院的陸承審如何公平辦案，父親也做過訴訟代理人。儘管如此，我仍在狐疑，按照父親說的“××黨也得講法律”的邏輯，怎麼去認識幾個月前的淨身出戶？ 難熬的夜晚終於過去了。東方天空掛着幾縷淡淡的白雲，冬日的太陽慘白而又暗淡，景物也隨着人的心緒在改變。 我站在村中的大道旁邊往西望去，從寇家屯方向來了一輛小毛驢車。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趕快跑回家去。不一會兒兩個民兵已經進院了，他們直奔我家住的小土棚子。 “走吧，貧僱農要鬥爭你，快上車！”說着，兩個民兵把我父親不由分說架上了車。“你也走，跟着走吧！”其中一個民兵對我吼叫着。 寇家屯是“鄉政府”所在地。把這一批地主和他們的家屬作為“革命鬥爭”的對象，集中到一級政府去鬥爭，大概目的在於證明政府是革命的，鬥爭是嚴肅的！我木然地跟在車後邊，猜測着命運的安排。不知道為什麼，已經麻木的大腦冒出八個字：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距離三華里的寇家屯轉眼即到。就在村東頭離車道左邊五、六米處，橫放着一具屍體，它血肉模糊，滿身流着血水，全身的皮膚沒有了，像被剝去一樣，露出殷紅的肉，斷了的肋骨裸露在外。一個蓬頭垢面的中年婦女和兩個女孩在撫屍大哭。如此血腥的場面我實在看不下去，扭過臉，望着右前方灰濛濛的天空，流下了眼淚。我的心像被刀扎一樣地難受…… “你看，把寇玉銘給蘸糖葫蘆啦！又紅又亮，挺好看的！”一個民兵輕鬆地說着俏皮話。面對悽愴血腥的場面說出這句話，其反差之大令我永遠記憶！野獸並不可怕，“人獸”，即具備獸性的人才可怕！ 現在，當我寫這幾行字時，回憶着當時的血腥場面，寫完後的那一個夜晚我無法入睡。一連幾天心緒不佳。 兩個民兵有說有笑地走着，就像什麼事也未發生一樣。我預感到父親將要被打死。淨身出戶使我懷疑父親所說的相信法律，眼前暴屍曠野的事實將使我的預感成為真實事件。 當那位婦女和兩個女孩的哭叫聲聽不見時，我們已經進了“鄉政府”的大院。一進房門往右拐，民兵拖着父親推着我進到內屋，我看到的情形至今記憶猶新：地主的家屬有十幾個人被綁着站在炕上。這個房間只有南炕，地下寬敞，有十五、六平方米。正中房梁上垂下兩根粗繩子，地下留着一灘一灘血跡，角落裡粗韁繩、馬轡子、皮鞭橫七豎八地堆放着，被血水染紅，抽打時粘下來的人皮碎屑，把它們的紋絡全給膩住了。 一望即知，這是一個典型的殺人現場！但它又是一級政府！歷史上鮮有這樣的事例：政府辦公室同時就是殺人現場！ 房間裡瀰漫着難聞的煙草味兒。那些用此法殺人的積極分子，眼睛裡充滿了血絲，他們使自己成了一個簡單的殺人工具。人們說，有一種被戰爭環境和氣氛造成的心理變態叫戰爭歇斯底里，把他們此刻的狀態叫“殺人歇斯底里”應該是最準確了。 進屋後我被推上了炕。這一次鬥爭會剛好和挖財寶那一次相反，那次是打家屬給地主看，這次是打死地主給家屬看。組織者如此安排，倒也算費盡心機——原來這是用獸性在檢驗人性！ “快，快！吊起來！”顯然，他們要殺人了.…… 他們把父親吊了起來。綁在炕上的所有家屬，都把頭轉過去，低頭到九十度以下。這時我聽到了像是粗繩頭抽打木板的聲音！父親的呻吟聲、叫聲, 撕人心肺。我的心隨着每次抽打聲在顫抖。 僅僅半個多小時，他們就完成了殺人使命！ 消滅一個活生生的人原來如此簡單，和殺一隻雞一樣。 接着就是暴屍田野。 父親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被活活打死，沒有宣布原因也沒有任何法律程序。 天空變得更加陰暗慘白了，似乎以此弔唁慘死的人們！ 傍晚，當媽媽找一個破櫃收屍時，我們給父親穿衣服（打死前被扒下來的），看到他身上的皮膚全被抽飛了，像是裹着一層紅布……我坐在他屍體前的血地上，默默地遙望陰暗的天邊，欲哭無淚。 就這樣，父親被“革命”了，時年六十五歲。如果他在天有靈，是不是還堅持認為“人命關天，G黨也得講法律”呢？！ 人們怎麼也不會想明白，為什麼有點土地就得搭上性命？為什麼有點錢就有了罪？ 在松花江北廣大地區按人口平分土地的運動中，獸性的暴行是普遍的。就我所知，肇源縣東部相鄰的幾個屯子，如東海豐屯盧家，打死兩個人；二站鎮尚家打死一個人，自殺一個人；南小城子屯邢家，打死兩個人，其中一人是用馬拖死的……被打死的人中，有的是地主本人，有的是被株連的家屬。把這些人不論用什麼方式弄死，照例是不需要任何手續的，只要土改工作隊長宣布一下“樹吉”（書記）講話就可以了。馬拉車用的粗麻繩、皮帶、皮鞭成了致人死命的兇器！子彈、刀斧、毒氣等殺人兇器相形見絀，前者更直接、更簡單、不用操作知識且殺人的成本低廉。 在日本統治者把東北變成“穩固治安區”以前，關東地區土匪橫行。聽年紀大的人說，土匪得不到錢時，它的殺人方法之一就是用馬把人活活拖死，若是得到錢是不殺人的。既殺人又要錢，雖土匪亦不為也！ 打死了多少？比例如何？以寇家屯鄉為例，六個打死兩個，比例為三分之一。全面的統計數字可能是千古之謎了（據黃仁宇著《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說，“專家估計：中國土地改革犧牲了三百萬至五百萬之人命”）。 小鎮裡的小工商業者照例受到打擊。二站鎮一家小鋪子（賣日用雜品的小商店），掌柜的叫馬少波，打了他，又游了街，他跳井自殺前，在井沿上留下數十個煙蒂——他是多麼地不願意去死啊！其實，他頂多算是一個小小業主！但那時候這個開小店鋪的人就成了鎮上的“資本家”、“資產階級分子”(聯繫到二十年後養一隻老母雞都產生“資本主義敵人”，他挨打、遊街、被迫致死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二站鎮僅有的小作坊，一個油坊、一個燒鍋（釀酒小作坊的俗名），停辦了。 我還要提一筆，至今令我傷心不已的是那場大規模瘋狂暴行的運動對文化的破壞：所有受到打擊的家庭，他們的藏書，包括相當珍貴的木版線裝本，全被貧僱農給當成捲菸紙了。我祖父的全部書籍，就這樣被燒掉！至於文化人，如教員和校長，其中，凡叫做“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當然在劫難逃，縣中學的兩屆校長都自殺了。 這就叫“運動”？這就叫“革命”？是的，革命首先是破壞，是不問青紅皂白地殺人！因為, “革命領袖”說了，革命不能溫良恭儉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那麼，革命理所當然地要殺人了！ 流血鬥爭，刮骨鬥爭，多麼名副其實啊！ 記得當時哈爾濱出版的《生活報》發表過文章，把松北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準確地概括為“獸性復發”。這份報紙的主編，就是《八月的鄉村》的作者蕭軍先生。這當然犯了“天條”，從此，蕭先生其人其書同其他眾多良知尚存的知識分子一樣，萬劫不復！ “均田畝”是千百年來農民的願望。從“不患寡，患不均”，“抑制豪強”，直到孫中山的“地價稅”思想，都是要改革土地制度，這本身無可非議。我從來認為是天經地義的。這次平分土地，這麼個作法，算不算“土地改革”？是不是真正的“解放”了農業生產力？在前面已經說過，東北地區的特點是由中農耕種的土地占絕大多數。平分土地後，其必然結果之一就是有耕作手段的農戶（中農）沒有地種，分到土地的農戶（貧、僱農）缺少耕作手段。中農的農具、畜力都無例外地被分掉，破壞了耕作手段的完整性。“侵犯中農利益”（見東北局東北地區土改總結）幾乎是普遍的，這種耕作手段與土地的分離形成了對農業生產力的破壞。從一九五三年開始糧食統購統銷，直到數十年的糧票制，是否與此有關？這一切應該是已有歷史的結論了。 一九四七年，我只是一個十五周歲的少年。對於叫做“土地改革”的既流血又刮骨的鬥爭，除了恐怖以外並無更多的看法。我的思維、語言、思想和知識對於當前的事件不具備認識、判斷和分析的能力。 童稚時期的教育，使我潛移默化地養成了一些品質：如主持公平、注重信義、不爭不貪……那時我想：G黨處事公平，地主也有一份土地，也給生活出路，無非是使地主參加勞動，不再“剝削”（那時我已學會了這個詞兒）。至於分掉我家土地、財產，我也想得開。因為孩提時期父親就不斷地說：“家裡這一點土地不算什麼，重要的是你要好好念書，到美國或日本去留學，自己學到真本領……”所以，對於土地被平分，對於淨身出戶，我本來就覺得無所謂，何況勝利後在中學裡經過G黨的二年教育，我已認識到不勞而獲的可恥。看過以致演過《白毛女》，恨黃世仁，恨世道不公。這都使我能夠接受這一切。 但父親的非正常死亡，那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可怕的殺人場面，像惡魔一樣折磨着我稚弱的心靈。那時我想了很多。 我出生時是滿洲國，是傀儡皇帝的臣民，當了十幾年亡國奴，又受了奴化教育。但難得的是生活平靜！光復了，據說成立了“人民政府”，反而不平靜了，說是要革命！我不反革命，我真心擁護革命。可難道用這種殘忍的手段鼓動一批人打死另一批人才算革命？革命是不是都這樣？若說地主階級，應該打倒他們，我贊成——莫非打倒就是打死？我怎麼也想不明白。想來想去想到，如果父親年輕時，確實幹過為富不仁的事，那麼，也該清算他，可就是為富不仁也不會是公然搶劫吧？自古以來搶劫就犯法啊！一轉念又想到，為什麼未看見宣布都有什麼罪狀呢？全部過程似乎是為打死而打死，猶如兒戲！若是不打死一定數量的居民難道就不算是革命？ 父親的死使我感到孤獨無依，就這樣，我和母親成了孤兒寡母。 但是，事情遠沒有結束。在我此後的生命旅程里，諸多倒霉的關繫到身家性命的事，比如：“混入革命隊伍”被另眼看待，被開除，成為肅反對象，劃為“右派”關進監獄，成為“刑事犯”等等，其中概有一個“理所當然”的原因——“此人系地主出身，有殺父之仇”也。殺人者不查自己非法的非人道的罪錯，反而以此為理由株連他們無辜的後代。實乃典型的強盜邏輯！ 在按照一個行政鄉至少打死一、兩個人的目標實現以後不久，“土改運動”即轉入平分浮財和土地的階段。請讀者記住，這種被分配的浮財和土地，當時叫“勝利果實”，下面行文就用這個詞。 “勝利果實”是勝利的一方用流血鬥爭、刮骨鬥爭手段得來的，來之比較簡單容易，但恐怖血腥的事件過去以後，我參加了他們的貧僱農大會。自然由那位姓胡的隊長主持開會。他的開場白我記得： “你們聽着，你們是窮人，是貧僱農，G黨領着你們把地主打倒的打倒，打死的打死，你們要感謝G黨。這就寺（是）個名（革命），寺（是）該幾都整（階級鬥爭）”——聽口音是江蘇人，他講得赤裸裸。貧僱農張着嘴仰着頭呆呆地聽，不知道他們明不明白什麼是“個名”、“該幾都整”——他接着說： “現在你們勝利了，要把土地浮財分給你們。浮財不要均分，土地要分等級。你們自己商量怎麼分……” 貧僱農的組織叫農會，它的頭頭叫農會主席。他接着向全體貧僱農宣布說，先散會，等待農會商量好辦法就給大家分浮財。散會後，農會留下六、七個有點頭腦的人商量給貧僱農分“勝利果實”的辦法。定下來先分浮財，然後再分土地。分浮財的辦法很難想出來，當天沒有想出什麼好辦法。散會時，農會主席也是村長（他叫李芳圃）對我說： “小馮，你是土改工作隊的人，回去想想辦法”——我注意到他的和藹目光——“你文化高，^_^你了”。 另一位負責人也示意地看着我。 “行，我考慮一下”，我未加思索地承擔下來。 我之所以承擔下來，應該說這裡多少有一些鄉土之情的因素。 為此，我有必要說說農村中的鄉土之情。 就主流而言，在農村由歷史的、傳統的、宗教的、道德的、文化的、人性的因素交織形成了人和人之間濃重的鄉土之情，它不是一年半載用什麼別的東西就能破壞得了的。儘管當時的政權宣傳黃世仁如何壞，但一個個現實中的人（地主）畢竟沒有逼死楊白勞，更沒有強姦喜兒。在具有數千年文明的人類社會，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不可能一下變成仇敵（被利用的痞子當然除外）。 下面的事例就說明了這種情形。 “土改運動”中進行流血鬥爭時，還有一個花樣——“串聯鬥爭”。所謂串聯鬥爭就是在一個區的範圍里各個鄉之間相互交換着鬥爭地主，即一個鄉的貧僱農可以到任何別的鄉去鬥爭那裡的地主。 五十年前的北滿地區要比現在冷得多，剛進入十一月，原野已是白雪皚皚了。一天早晨有人敲門，來的是農會幹部鍾義。 “你今天到前邊王家屯去躲躲吧，昨天海豐屯過來人說，他們今天來串聯鬥爭”，他一進屋門就對我說。沒等我反應過來，他看着我母親接着說： “大嬸也到村後黃大姨家去吧”。母親讓他坐下，他說有事要辦，轉身走了。 “媽，您快走吧！”我催促母親快走，以躲過這場災難。 母親走了，我隨後也出了家門，直奔屯子東南約二里地的土丘。這裡地勢較高，可以望到屯子裡的情況。 田野靜悄悄，凜冽的寒風呼叫着，大地覆蓋着厚厚的積雪。自從參加土改工作隊幾個月來，我未得一點空閒。苦悶、彷徨、恐怖、時而夾雜一點滿足感，占據了我整個心緒。今天藉助這個逃難的時間，來到這靜謐的空曠的雪原。 母親常念的一句詩又浮現出來：“又得浮生半日閒”。然而，哪兒會有世外仙境去“尋得桃園好避秦”呢！ 我仰望高聳的白楊樹迎着寒風，樹枝上掛滿冰雪傲然而立，看着乾枯的樹枝依然在寒風中搖曳。它像是我此刻的處境嗎？ 人喊馬嘶，一陣亂噪噪的聲音從屯子裡傳過來。我從高處望過去，只見有幾輛大車，一群一群的人亂嚷亂叫，我在遠處看不清什麼。事後我才知道，那一天很多人又被打了一頓。串聯鬥爭的心理作用是養成為所欲為折磨人的優越感，情緒上鼓舞“鬥志”（獸性）。除了這種精神的心理的滿足感以外，到別的村串聯鬥爭的貧僱農們得不到一點物質利益——本村的貧僱農對於浮財早已挖地五尺了。這樣的串聯鬥爭以後還有兩次，我藉助於和農會的關係和鄉土之情都躲了過去。 再說分浮財。 夫浮財者，人們全部生活用品之謂也！衣食住行所需之物品應有盡有，從吃飯用的竹筷子到箱子柜子大小不齊。 恐怖的血腥事件過後，就開始了第六階段：分浮財。我已受人之託，當完成承諾之事。我以當時的知識水平，想出一個方法，農會的人同意了。 第三天農會又開會，農會主席叫我說說。 我說，物品又多又雜，只能一樣一樣定出價錢，計算出總錢數。規定不平均分，就分開等級，比如分四個等級。最貧窮的僱農定一級，次貧窮的定二級，再次貧窮的定三級，把每家都定上等級。給每家按照等級分錢數，再按照先後順序去選自己想要的物品，選夠自己分得的錢數…… “我看這個辦法可以”，沒等我說完，村長兼農會主席李芳圃高興地搶着說。 我繼續說：“分幾個等級，等級之間的差別應該多麼大，給誰家定哪一級，怎麼定順序，定物品價錢，這些由農會決定，我管寫票。然後，將物品都擺放在院裡，每家按票上的錢數選取物品”。 “四個等級有多大差別？”鍾義（他是鄉農會副主席）像是對會場上的人提問，眼睛又看着我。會場沉默了一會。 “小馮，你認為等級差別多麼大合適？”李芳圃直率地問我，此刻，他大概認為是向土改工作隊員（而不是地主家子弟）徵求意見。 “這個問題得大家商量，等級之間不能差別太大”，我說。 “差別要有多麼大，你先說說”，李芳圃仍是直截了當地問我。 “我想每級之間差別為零點二倍左右合適”，我說。 他們大部分人不明白什麼是零點二倍。我只好向他們解釋，如果分四個等級，那就是一級一點六、二級一點四、三極一點二、四級一點零。如果定為四級的貧農家庭一人分十元，那麼，定為一級的僱農家庭一人分十六元。經過我的解釋和說明，開會的人都同意我提出的具體辦法。那個說話帶口音的土改工作隊長，從其他鄉回來以後，了解這種分浮財的辦法又稱讚又高興，帶到其他鄉去推廣。 我們這個鄉就按照定下來的這個辦法開始工作了。幾個自然屯共有六十八家貧僱農，其中最窮的僱農有六家；次窮的僱農二十家；比這二十六家日子過得稍好點的貧農有二十五家；再往後也是十七家貧農，屬於貧僱農中日子過得最好的人家，但比下中農要差。前已述及，中農在這次土改中普遍受到程度不同的洗劫，下中農不但分不到“勝利果實”，而且自家的畜力、工具也受到侵犯。 最令人感到有意思的是：整整二十年後，“貧下中農”這個詞不僅在生活中和報刊上使用頻率最高，同時它還是工農聯盟的一翼，其革命性正強，是響噹噹的革命派！如果說有變化的話，那麼二十年的變化是中農變得與貧農為伍！或者說當時的中農變成了後來的貧農。用馬克思的話：農民“絕對貧困化”了——這是一個多麼大的建設成績啊！ 農會把該做的工作做好了——給貧僱農定等級，給浮財定價錢——我把每家貧僱農應該分到的錢數也計算出來了。自然要選擇吉日瓜分“勝利果實”。這一天貧僱農們早早地就來到鄉政府大院，等着分東西。“勝利果實”擺得滿滿一個大院子。 貧僱農按照農會給的順序號排好了隊，一個一個地到我這裡領取應分到的錢數，然後，按順序到院裡選自己需要的物品。每件物品上都有價格標籤，若是遇到兩個人都選中了一件物品，自然調解一下分順序先後解決。 這一天是每家貧僱農享有“勝利果實”的大喜日子，院落里整天地人聲鼎沸，笑語喧譁。當夕陽的餘暉被冬日的涼氣侵襲殆盡時，堆滿物品的院落空空如也——那些日常生活用品被這種特殊形式的搶劫文明地搶走了。 在以後參加工作的數年間，對於這一段經歷我還有點自豪之感：“勝利果實”之一的浮財分配，是按照我策劃的方法實現的——我愛國，我革命了，我光榮地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階級！ 自從我想出辦法給農民分了地主浮財之後，土改工作隊和農會對我的印象極佳。 農民的“勝利果實”有二：浮財與土地。浮財已分完了，現在需要進行第七階段的事：分土地。 我幾個月前的工作成果——丈量並繪製的田畝方位圖，就是分土地的依據。 政策是全行政鄉土地“打亂平分”。寇家屯鄉平均每人九畝三分地。分土地的原則是每人數量平均，但質量不平均。所謂質量不平均，其內容就是：最窮的僱農要分給土壤最好的土地；次窮的分給次等級的，依此類推。地主、富農、上下中農當然是依次分給土壤不好的土地。在我製成的土地方位圖上，每塊地邊界、長寬弓數、等級都標註得很清楚。 農會決定用三個晚上把土地分下去。頭一天晚上，依順序先由排在前面的僱農、最貧農、次貧農……來選最好的土地。每家選完了地就可以回去了。我隨時把每家計算出來的寬度標註在地圖上。村西頭最好的土地快分配完了，大約還剩下十五畝左右，農會主席對我說： “把這一塊地留下，先不分了，再來人分別的地塊”。 我當然只能照辦。以後幾天排到中農、富農、地主分土地了。這時好地早已分配完了，剩下的地塊都是土壤貧瘠的沙地。依次分下去，最後是幾家地主分那些次地。等到該我家分地時，農會主席說： “我們農會決定了，你家該分二十七畝九分地，村西頭的十五畝好地分給你，剩下的再分這邊的。” 我當時年輕，不懂什麼，反正照做就是了。這樣，我家土改中分到的土地有一半是好地，幾乎和貧僱農分到的一樣。 土地分配完以後，最後一道程序就是“發土地證”，印得花花綠綠，寫上姓名、地段、畝數和座落，四周鄰居。按照地圖上標註的長寬到現場釘木樁子，是為每家的地界樁。 到了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松北地區“土地改革”運動算是基本結束。 當“土地改革”還在進行的時候，另一個運動已經開始了——“擴兵支前運動”。不知為什麼，那時不叫參軍，也不叫徵兵，卻叫“擴兵”。 為了戰爭，必須要大規模擴充軍隊，找到儘可能多的士兵，以滿足前線之需。顯然，這是頭等重要的大事。於是，由縣裡直接派出擴兵工作隊。他們到了寇家屯鄉政府，先給鄉政府里人開會，講解擴兵的目標和做法。接着就召開全鄉貧僱農大會，進行擴兵的動員報告。 一九四八年的春節剛剛過去，這一天氣候暖和，比往年同期少有。上午十點左右，各屯子的人都來了。縣裡擴兵工作隊帶隊的人（隊長）看上去四十幾歲，從言談舉止判斷是一個當兵多年的農民。他的擴兵動員講話直截了當，我的印象深極了，他說了很長時間，語氣有些焦急。特別引起我注意的內容，記得是： “現在人民解放戰爭形勢很緊，前線需要人。今天開會是為了擴兵支前，支前就是支援前方打勝仗。大家都來了，我先給你們講一講，為什麼要擴兵？道理講清楚了，咱們就報名。擴兵就是擴大部隊作戰的士兵。有了拿槍的兵，才能打倒國民黨反動派。G黨來了，你們翻身得解放……G黨的恩情說不完……你們要用實際行動報答G黨毛主席……” 他講了很多很多，農民們傻呆呆地聽着。看樣子有些詞彙農民們根本聽不懂。 “什麼叫反動派？是一個人嗎？是不是地主老財？不是已經打倒了嗎？”我聽見一個農民對旁邊的那一個小聲嘀咕。我暗自好笑。 “大家報名，快點！”…….“本人去也行，孩子去也行”。那個擴兵工作隊隊長着急地催促着，詢問着，焦躁之情溢於言表。 實在是出乎我的預料，農民們竟然以沉默和不理睬作了回答！會場出奇的靜，難耐的靜！好像是一種交易談不成出現的尷尬場面。我看出這位隊長臉上掠過一絲難堪的表情。我再看看會場，農民們大部分人低着頭，個別的人在小聲嘀咕。農民們此刻沒有了分土地分浮財時的那種近乎瘋狂的興奮情緒。 快到中午有些起風，似乎不那麼暖和了，抑或是會議氣氛所致。 會場仍是鴉雀無聲，看來這位隊長的擴兵任務實在難以完成。這時又聽到了他嘶啞的喊叫聲： “我告訴你們，'勝利果實’你們已經拿到手了，你們要不要拿起槍來保衛這些'勝利果實’，你們自己想一想……國民黨來了你們怎麼辦？……” 這位隊長不顧失態，他在吼叫着，聲調里飽含威脅口氣。接着他赤裸地說： “你們分了人家財產，分了人家土地，打死了人家的人，你們得了這麼大的好……你們不去當兵？你們說，誰去！你們等着地主家的人回來反攻倒算殺你們！……” 他說得如此直截了當，如此露骨而又真實，沒有一點迂迴——也是難得的“誠實”！我離講話的人四米左右，向他望去，只見他橫眉立目滿臉通紅，聲音有些顫抖，嘴角上因說話的時間長而泛起白沫。 “看來，這位隊長惱羞成怒了……”我思索着。 擴兵動員會已經開到過午了，鄉里的幹部就直接點名道姓地動員，有目標有對象的一家一家地談。 最後只好宣布暫時散會。告訴他們回家商量一下，工作隊到家去談。後來，經過逐家訪問動員，全鄉有七個人被“擴兵”了。 “擴兵支前運動”一直持續到春耕開始之前。主要的就是動員農民出人、出錢、出糧，打勝這一次全國範圍的奪權戰爭。 農民們真是萬幸，他們“翻身”了，“救星”把他們救出了苦海！ 一九五零年，我在長春市公安局工作時，看到一本小冊子《中 共中央東北局關於東北地區土地改革運動的總結》。其中，對於一九四七年東北地區，主要是北滿土改中發生的暴行，以“亂打亂殺”、“侵犯中農利益”的字樣輕輕帶過。 再過幾年到了一九五五年，上面說話了，說農村來了“農業社會主義建設高潮”，據說農民要求參加“高級生產合作社”……土地歸社所有。再轉為“國有”——據說那是“社會主義革命”了。這是後話。 作者簡介： 馮志軒，1932年生於黑龍江省肇源縣，1947年參加松花江北地區本縣本鄉土改工作隊。1949年2月考入長春市公安幹部學校，實務訓練後，在長春市公安局工作。因“散布反動言論”被開除公職（1981年由長春市公安局撤銷處分）。1952年在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工作，1953年調入部屬大連第十九廠。1955年又因言論成為“肅反對象”批判鬥爭四個多月。1956年調入第一機械工業部。1957年整風中因“黨應該健全法制，以法治國，不要搞運動”等言論，成為“極右分子”，1958年2月被關入北京一監，其後關押勞改22年，1979年8月從河北省第一監獄放出來，平反後，回機械部工作。1993年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