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餘名將官送走了，幾千名校尉軍官遣返了，還有萬餘名或傷或殘、或無家可歸的國民黨士兵，以及幾萬名血氣方剛、大多渴盼回家的軍內青年，他們都等待着“解放”。在這股潮流中，大多數“解放士兵”選擇了返回家鄉，回到自家茅草屋邊那片被重新分配的土地，然而，也有眾多青年留了下來，加入了人民解放軍。 　　俘虜了周福成的尖刀連連長黃達宣記得，11月2日，千餘名士兵已集結在“世合公”銀行大樓附近，他開始親自挑選“解放戰士”。和兩年前不同了，全國解放在即、同時解放軍兵員也已超過了國民黨，他為此挑肥揀瘦：沒有精氣神的不要，個頭沒他高的不要，沒有文化的不要……他口中念念有詞，看中一個就撥拉出一個；撥拉出80個的時候，他數着人頭，卻發現少了一個。他一眼就看到了俘虜堆里的那個大個子。 　　他問，“你怎麼又回去了”？大個子回答：“我想回家。”他說，“東北解放了，關內還沒解放呢”！說着說着，又把對方給撥拉了過來。 　　這個年僅17歲的大個子，就是後來的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徐惠滋上將。據說，二十多年以後，面對已成為他部下的黃達宣，徐惠滋說起了這段往事；而當黃達宣覺得不好意思，表示“軍長，你別說了”的時候，徐惠滋表示，“老連長，這是歷史呀” 　　對自己的“解放”同樣印象深刻的，還有離休幹部、某師副政委張天鑄。瀋陽解放時，他是“剿總”特務團2營6連的中士班長。他後來回憶，解放軍招募新兵時，“當時我就尋思，當兩年國軍，再當八路也好。……兵就是兵，別鬧那個景了”。而當募兵的指揮員嫌他身材太矮、僅僅“一米六零出點頭”時，他說，“個大割不去，個小還能長”。就這樣，他被分到了2縱5師13團的一個班。 　　下部隊那天，“班長樂壞了”。班長說：“這個新戰友是個大知識分子，今後就當我們的‘學習組長’，大家跟他好好學”；班長還說，學習組長，“就是平時教大家學文化，開會討論記個錄”。而當他問班長“甚麼叫‘討論’”時，班長得意地說，“你連這個也不懂呀”？ 　　張天鑄後來談到：“我高小畢業，是個‘知識分子’。現在講這個叫孩子們笑話，那時有這文化程度可就是個寶了。……那時可重視文化知識了，對解放戰士一點兒也不歧視。” 　　與徐惠滋、張天鑄一樣，被挑選入伍的“解放戰士”，大約有一兩萬人。然而，在一部分人入伍、大部分人遣散之際，解放軍面臨着一個撓頭的難題：那萬餘名或傷或殘、或無家可歸的國民黨官兵，該怎麼辦呢？ 　　不僅國民黨傷殘士兵。在東北各個城市，共產黨的榮復人員，也達到十幾萬之多，“到處都可以看見殘廢軍人”。農業部副部長、曾主管榮復軍人安置的劉培植後來回憶說，“相當的人帶着不滿情緒發牢騷，講怪話。他們講，‘動員時說得好聽，說是參軍光榮，現在打傷了、致殘了、復員了，沒有人管……’”；而1948年秋天的一個突發性事件，更讓他憂心忡忡：一群榮復軍人闖進了黑龍江省政府，挾持了正、副主席，而面對前來勸說的部隊首長，他們如同孩子一樣，一個個嚎啕大哭…… 　　在這個背景下，與入城儀式、秧歌隊、朱毛畫像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聲一樣，化劍為犁、拓荒屯墾，成為1949年浩大的“解放”交響的音符之一了：這一年3月，在傷殘軍官郝光濃的帶領下，28名榮軍開進黑龍江鎮賚縣的千年曠野，辦起了“東屏榮軍農場”；以此為先聲，新疆、甘肅、海南、黑龍江……一個個地廣人稀的省區，處處可見脫下軍裝的復轉軍人。在他們當中，也夾雜着萬餘名“解放官兵”的身影：1949年3月，“解放二團”在湯原縣香蘭建場，不久後又派出300餘人，創建了“通北農場”；當年9月，“解放三團”創辦了樺南縣孟家崗農場；這一年年底，在團長房定辰的率領下，“青干一團”也開進德都縣，創辦了二龍山農場……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裡，大約14，000名“解放官兵”創辦了七個農場。後來，有人以“種地犁後喘、開荒靠鎬刨”的詩句，描述了他們在千里凍原上的艱難狀況。 　　野狼、狍子、狐狸、野兔處處出沒；極目四野，只有星星點點的幾處農舍；大多數人沒有家小，前往集鎮，往往要跋涉一兩天……即使如此，他們大多沒有返回家鄉，終身留在了這片荒野之地。年復一年，他們漸漸地老去，而即使在“撥亂反正”的大潮中，一萬多名老人、中年人，也只有寥寥幾個獲得了“起義人員”的待遇。大多數人棲息着、沉默着，隨後一個接一個地死去了。直到今天，湯原縣香蘭農場僅存的幾個耄耋老人，領取着400餘元的退休金。 。。。。。。。。。。。。。。。。。。。